1. 在过渡时期，部分法国骑士贵族与日益崛起的资产阶级分子混合，变成宫廷—贵族社会的贵族，在消灭贵族的早期阶段，人们已经可以观察到许多有时归结为工业化和工业城市化的过程最近发展的现象。在工业城市化的过程中，独立的小手工业者的企业失去其意义；许多人不断相互依赖的工厂企业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农民和农场主的儿子迁移到城市。有一段时间，对于一些阶层来说，只能在回忆里美化着手工业和农业，认为它们是过去的更美好时代的象征，或者更自由的自然生活的象征，把它们看作是与城市的种种强制和工业的相互依赖对立的。
类似的感受，也出现在宫廷化过程中，而且后来一再出现。如果人们想了解路易十四时代宫廷社会贵族的情况，就必须记住这类贵族的结构、组织、生活方式是一个发展过程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宫廷里的一部分老贵族面临着抉择，要么受到限制并且通常是在贫穷的状态下继续生活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还要受到宫廷贵族的蔑视，被视为不折不扣的乡村贵族和乡巴佬，要么陷入宫廷生活的种种束缚和纠结中，成为它的牺牲品。
然而，那些被卷入这些巨大变化的洪流中的人并不把他们的命运视为一种长期社会进程的结果。（社会）形态演变的巨大力量关乎每个个体的权力，甚至涉及一位国王或国内那些最强势的精英分子的权力，这种看法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即使在今天，人们还经常谈论“专制时代”，仿佛每个国家的中央统治者手中的权力都越来越大，首先必须从某些国王或王公的丰功伟绩来进行解释；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里，整个社会的转型或早或晚地把各种巨大的权力机会交到中央统治者手里，要探索这种转型的本质，只要总体上能清楚而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那么相比那些涉及特别有名的大人物的贡献的问题，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还处在背景位置、比较无关紧要的问题。这并不奇怪，在国家之中，紧张关系平衡和整体相互依存的重心转移对那些在宫廷化过程中受到最大约束的贵族是不利的，这是某些个人和群体的计划和行动的结果。如果人们设身处地感受他们的境况，就不应该把自己对命运的理解强加于他们。
武士贵族作为欧洲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已在其他地方得到了比较细致的论述(1)，武士贵族的宫廷化是逐渐疏远粮食的生产地、农业和畜牧业地区的动力之一，今天人们也许会把这种疏远，浪漫地称为“连根拔起”或者“异化”。宫廷贵族本身在处理这种经历时，这些浪漫色彩仍然余音缭绕。
在过渡时期里，那些还在他们父辈的庄园里成长的贵族不得不习惯于那种更复杂、更多样化、更丰富多彩的关系，但因此也向往更大的自我克制的宫廷生活。在这几代人的乡村生活中，一个人自己青年时代的乡村景色对于宫廷男女们而言，往往早已成为忧伤的思乡情怀。后来，当贵族宫廷化既成事实，宫廷贵族毫不掩饰对乡村贵族的鄙视，指责他们举止粗俗不文明，但乡村生活仍然是渴望的对象。往昔具有一种梦幻景象的特征。乡村生活成为失去纯真、无拘无束的简朴和自然本性的象征，成为宫廷—城市生活的对立面，后一种生活对个人具有更大的束缚、更复杂的等级制约因素，对个人的自我克制也有更高的要求。
当然，在17世纪，部分法国贵族的宫廷化已经走得很远，因此宫廷里的女士和男士们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他们实际上被迫返回他们的先辈那种相对粗野、朴实无华、不太优雅和安逸的乡村生活。然而在他们的社交对话中，在他们著书立说和进行娱乐消遣时，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并不是真正的乡村生活、“自然生活”。根据他们的社会习俗，这种生活似乎被包裹在一个理想化的伪装中，例如牧羊人和牧羊女的生活，几乎与牧民艰辛的、往往也是贫困的真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恰如此前塞万提斯曾试图借助其擅长的讽刺手法来结束16世纪流行的骑士小说的浪潮一样，这也是日益增长的武士宫廷化的一种象征。阿马迪斯(2)的形象和整个骑士浪漫主义——从那以后，“中世纪散文”“奇闻趣事”“长篇小说”和“浪漫主义”的概念才分道扬镳——展示了追求更自由的骑士生活的余晖，在国家日益中央集权化、军队因而也日益中央集权化的过程中，中世纪骄傲的武士阶层的骑士生活已经逐渐走上穷途末路。同样，牧羊人的浪漫主义早已成了各种骑士小说里的点缀，这种浪漫主义或多或少地表现了宫廷贵族和贵妇们向往的乡村生活，在一种疏远的表象下，这种生活得到了美化。他们展示了贵族宫廷化的“自我”和“我们”的视角。这种视角揭示了贵族们的感受，随着国家日益强烈的整合状态，他们被卷入一种密集的争斗中，要求他们在相互依存中自我克制，更加循规蹈矩，而后来的人则一出生就落入了这种争斗。
2. 在这里，在审视这类宫廷浪漫主义的种种动力时，人们会遇到用“浪漫”这个流行词语来形容行为举止和经验形式的核心问题。浪漫主义运动有多种表达方式，但缺乏一种关键性的核心理论，能对这类运动共同的结构性特征进行规范化的加工整理，从而使它在数代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到检验，在每一次扩展之后得到修订、改进，甚至完全被另一种更适合的关键性核心理论取代。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总是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的历史传统，人们可以根据这种传统来描绘某些群体的共同理念和它们的发展，而没有描述对这些群体的结构、所处形势、经验所作的系统研究。总之，没有系统的社会学研究，仿佛这些群体是独立于人群，飘浮在空中的，这种传统赋予“浪漫”这一术语一种相当模糊、不确定、往往是随心所欲的分类的特性。人们断定某些人群的艺术作品和其他的文化产品是“浪漫的”，仿佛这些“浪漫”行为是风带来的，随后又会被吹走一样，只要有风。人们把它们描写为无结构的情绪和思维方式，在某些时代里，这些情绪和思维方式无缘无故地进入人类群体。人们满足于描述，仿佛这些推动力既不可能也不需要进行阐释。
前面提到的宫廷化过程，随着职能分工的增加和相互依存的链条的延伸而形成的更大、更牢固的一体化国家的日益增长的种种强制——特别是自我约束(3)——是解释这种现象的关键。宫廷的浪漫潮流是日益加强的国家一体化和城市化较为早期的推动力，城市化是国家一体化的核心之一。当然，这些潮流具有某些特征，有别于后来更多是职业资产阶级的浪漫潮流的特征，但是缺乏共同的结构上的固有特征，即作为人的整个（社会）形态的同一种长期转变的表现的固有特征。它们能够在某一特定的、具有类似的或者反复出现的基本形态的方向上表明各种不同阶段。这些反复出现的基本形态之一，就是与“浪漫”概念有关的行为和经验类型。宫廷的浪漫主义潮流，表明的是在发展的较早阶段上的这种行为举止和这种类型的经验，而职业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潮流，则表明的是较晚阶段上的这种行为举止和这种类型的经验。
同时，这个题材也有某种持续性。骑士的浪漫主义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但是，真正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是某些社会阶层的相同方向的推动力和结构相似的情况。总体上反复出现的越来越大的、更加分化的人的结合体的日益相互依存的共同方向，产生了这种反复出现的推动力和局面。而更高的中央集权化和职能分工的国家以及更大的王公宫廷的发展，或者在后期越来越大、越来越全面的政府和行政机关的发展，首府和商业城市的成长，日益货币化、商业化和工业化，这一切都只是同一个社会整体转型的不同方面。
然而，在研究武士贵族宫廷化的过程中已经廓清的人类共同生活的这种长期演变的一种关键结构特征，往往仍然缺乏精确的概念。这就是在整个过程中不断上升和下降、整合和解体、改革和衰退的相互依赖。当前，人们经常采取太过简化的方式来研究这种长期的社会转型。对各种社会阶层的主流的社会学分类，仍然远远落后于我们所拥有的经验知识，部分原因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分开工作，各行其是。因为历史学家不足以澄清他们的理论和概念上的机制，无法使其清晰、明确，而社会学家不足以对历史发掘出的认识进行理论和概念上的加工。
比如，人们在研究社会分层的发展时，还满足于研究社会分层的基本材料，它仅仅给研究者提供了3个——充其量是4个——概念，即贵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如果把农民作为一个特殊阶层的话，那就有4个概念可以考察。在此基础之上，社会发展的起伏呈现出一种极为简单的形式。于是，人们看到，当“资产阶级”上升时，贵族就下降；工人阶级上升时，资产阶级就下降。采取这种方式，人们只能根据这些名称下已知的社会形态之一，从其实际或假想的消失来处理当前观察的材料。
同一名称通常涵盖不同类型的社会形态，换言之，涵盖整体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后一种类型的相同名称的阶层的成员，就是前一种类型的相同名称的阶层的成员后代。如上所述，16、17世纪法国宫廷—贵族政体中的贵族，部分是非贵族家庭的后裔。而且，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即在相同的阶级名称下，众所周知，一个新阶段在结构和职能上相似的各种阶层，与先前阶段相似的各阶层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精英阶层，比如资产阶级的城市贵族，可能与各贵族阶层在结构上有着明显的相似，工人国家的精英阶层可能与资产阶级的精英们在结构上也有明显的相似；用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传统概念的僵化、无差别、情感负担，会使我们很难在研究中满足于搞清楚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
因此，记录在此的分析过程往往仍然是不准确的。特定社会阶层——在这个案例里是一个贵族群体——的一个新类型的崛起，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可能与同一阶层——或者至少是使用相同概念的一个阶层——的一个旧类型的没落是齐头并进的，而人们并不总是能在名称相同的阶层的崛起类型和没落类型之间进行清楚的区分。中央统治者及其代表作为一种自成一格的社会群体，在与相同发展阶段的其他子系统的社会群体的长期斗争中崛起，通常在这种传统的公式里找不到位置。各种相互依存的社会阶层一起组成的整个形态的发展，以及作为这些社会阶层的最高协调机构的中央统治者和各类政府，在一个国家社会的相互依存的各个阶层和群体的紧张关系的平衡中，各有自己固有的重要意义，整个（社会）形态的发展蕴藏在一些被应用的概念——比如“国家的发展”——的背后，而在各种社会阶层与他们共同组成的整个机制的发展的相互关系上，人们并没有弄清楚各种紧张关系和权力转移的关系。
事实证明，中世纪末期，在法国各领导阶层与新的宫廷—贵族政体的贵族团队的不断发展的关系中，权力转移的大的脉络是比较清晰的。老的封建领主武士贵族的一部分人在国家集权和一体化的过程中没落了，同时部分的老贵族和资产阶级家庭的后裔将宫廷贵族不断发展成为一个特殊的阵营，甚至设置越来越多的障碍来对付非宫廷贵族。
在其他国家，这种发展路线往往要复杂得多。比如在早期的德意志帝国，有利于资产阶级或贵族阶层的权力平衡的波动相当暴力和极端。在中世纪城市的崛起中，一个法人公会和商人市民阶层应运而生，这个阶层不仅在很多情况下家道殷实，甚至大富大贵，而且在与王公和周围乡村贵族的关系上，往往拥有某种程度上的政治自治和独立。这种情况在欧洲其他地方也有，如果人们把一半还属于瑞士、一半还属于尼德兰的边界地区也包括在内的话；至少意大利就有。换言之，这是中世纪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权力分配的发展的特点。
然而，与此同时，在中世纪晚期，德国领土上的武士贵族有相当一部分日益贫穷。武士们经常以武力夺取他们无法获得的东西，因此作为“强盗骑士”被载入史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城市市民和乡村贵族之间经常发生自卫战，前者对后者的没落代表们冷嘲热讽，贵族男子对形式上地位低于他们的市民的傲慢愤愤不平。
城市和乡村、市民阶层和乡村贵族的这种特别尖锐的社会隔阂，在德国很多地区——即便并非在所有地区——长时间存在。在很多领土的统治者进一步发展国家一体化的过程中，其他贵族群体和其他的资产阶级群体之间的不稳定的权力平衡出现很久之后，情况又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利于前者，即有利于宫廷贵族，或者更普遍地有利于官僚贵族和军人贵族；却会有损于现在往往变得贫穷，当然在政治上相对处于弱势、不能独立自主的手工业者阶层和商人阶层——他们的顶层现在还不能形成像福格尔家族(4)那样的大供应商和批发商，而是形成资产阶级的国家官员和部分宫廷的国家官员的群体，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城乡之间尖锐的社会隔阂始终存在。
然而，不同国家的贵族群体、资产阶级群体以及王公群体的形成之间的多极化的紧张关系平衡的发展，不管在细节上多么不同，这一长期进程的大的路线和人的整个形态的转移，以及针对某个统治领域的某种更高、更丰富的职能分化和相应更高、更稳固的国家协调和一体化方向是清晰可辨的。但是，从各个不同方面看这条路线，似乎显得很容易，好像它是一个完全单线的、毫无冲突的过程。只有当人们考虑到大的发展路线的连续性和许多的非连续性，考虑到一体化和非一体化、上升和没落、胜利和失败经常同时发生，才能更加真实地了解这一过程。
在这种人类相互依赖的转变过程中，旧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地位一次又一次失去了它们的社会职能。那些已经习惯于它们的人，要么失去了他们的社会生存，失去了很多在他们眼里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而变得贫穷；要么他们适应各种新的、上升的方阵的形成和社会地位。但后者通常会比那些垂死挣扎的、门衰祚薄的人更习惯于被编织到一种更广泛、更密集的相互依存的机制里。与较早阶段的人相比，随后崛起的各种人群大多数会被置于更大的人的组织里，其中会有更多的、更形形色色的和更动荡不安的冲突。因此，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人群组织的这种依附，不仅数量上会更多，形态也会更丰富。
与此前的垂死挣扎的和门衰祚薄的那些人群相比，各种崛起的人群相应地也会要求其相关人员有一种更全面、更有区别的自我控制，为保护提高的社会地位，这种自我控制是必要的。比如，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宫廷的贵族甚至宫廷的国王采取专制的宫廷形式，与其他人一起组成了一个更大、更牢固的一体化形态，与某个可以相提并论的统治机制下的中世纪骑士或中世纪统治者相比，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与更多人的相互依存之中。与封建领主相比，这也适用于在国王的军队和军团框架内的贵族军官；封建领主拥有自己的军队，用自己购买的装备来武装，他要遵从他的上级领主的召唤，奔赴战场，如果他觉得征战时间太长或超过预计的时间，他往往会开小差，偷偷溜回去经营他的家园。
在另一个层面上，这也适用于商人，他们在一个现代贸易和工业化国家日益稳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网里从事他们的商业活动。取代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所有者的位置的，是相对较依赖于他人的那些企业界主要代表的大企业董事和管理者。与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相比，这也适用于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和职员。如果留意一下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权力分配，似乎这种权力分配是完全自行存在的，那么人们会很容易得出结论，工业革命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他们的小企业里受到的相互依存的约束，会大于大型工业企业的工人和职员所受到的约束。但是，要理解这里所谈的长期过程，仅仅观察这种统治方面的相互依存的约束是不够的。
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语境下，重要的是人们在此前每个发展阶段上形成的、总的相互依赖的关系链，相比随后各阶段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的各种关系链，不仅更短，数量也更少，而且往往更不稳定，更少形成牢固的环环相扣。从一定的发展阶段开始，从相互依赖的关系链的一定长度、密度和强度开始，人们相互施加的约束方式开始以特定方式发生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特征是外部的强制转化为自我约束的过程明显增强。在各种浪漫主义运动的形成过程中，正是这种转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 至少可以暂时指出，在这里，人们会遇到一些社会发展的标准，这些标准在未来可以作为比较不同发展阶段的基础，从而可以确定各种发展方向，以及相应的衡量标准。这些标准可以借助数字系列和形态系列实现各种衡量目标。在这些标准中，最简单的标准之一是不同阶层、年龄或性别的群体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与另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相比的常规接触的次数。它们包括与之前或之后的发展阶段相比，个体在特定发展阶段的连续时间和空间内，与其他一些个体组成的相互依赖的关系链的数量、长度、密度和稳定性。它们还包括一些标准尺度，这些标准尺度能让人比现在更好地校准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处于中心位置的紧张关系的平衡：权力中心的数量随着职能分化的增加而增加；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并没有消失——也在减少。它们最终还包括在社会上的人的三种基本控制水平——对非人类的自然事件的控制水平，人们相互控制的水平和每个个体自我控制的水平。即使并非仅仅在简单的增加或减少的意义上发生改变，它们也以特有的方式从一个阶段变为另一个阶段。
人们对彼此和对自己施加的各种约束——在这里仅提及这些——的结构变化，可以从最近欧洲社会的发展上观察到，如果人们在不断进步的城市化、工业化和国家一体化的过程中，对法国中世纪晚期贵族的状态与宫廷贵族的状态进行比较，或者对工业革命前德意志的行会资产阶级的状态与同一国家的职业资产阶级的状态进行比较，就能打开一扇门，理解由后来的发展阶段的代表产生的，职能正在退化或者已经颠覆的社会形态的浪漫化现象。人们往往可能习惯于把浪漫化的这些推动力局限在某些上升阶层，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分子身上，尽管他们的地位较高，但他们真正的权力要求基本上没有实现——这些上升阶层比从前的那些团体受到了更强的相互依赖的约束和更强的文明的自我约束，因此对于较早发展阶段的代表来说，就变成一种更自由、更简单、更自然或者至少是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的一些象征，变成人们渴望的但在当前和未来的社会生活里实现无望的各种理想的代表。
在贵族的宫廷化过程中，对流浪骑士的颂扬或者——以个体的形式——对自由的、自治的、中世纪的行会资产阶级和对中世纪的骑士阶层在瓦格纳歌剧作品里的赞美，这些恰恰是德国资产阶级希望能更大规模地参与统治的种种希望化为泡影，而国家一体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种种限制结合起来并日益加剧的例证。换句话说，浪漫主义的态度和理想的重要象征以及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都心怀美好的过往，把当前视为对过去的恶化，今不如昔，而未来——如果他们心中还有未来——只是恢复那种更美好、更纯正、更理想化的过往。
如果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这类浪漫主义群体的目光是向后看的，为什么他们要回到社会发展的过去阶段，认为这个阶段是一幅浪漫的与当下现实无涉的景象，可以以此缓解他们当前的艰难困顿，那么人们会遇到一种特定的冲突，它可以被称为浪漫主义经验形式的基本冲突。对于人的行为举止和文化产品的浪漫主义特性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各种高等阶层虽然在其相互之间的链条上受到震撼，但他们不能在同一时间摆脱保障他们高高在上的特权地位的整个社会秩序，也就是说，不能同时甩掉他们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和所赋予的意义，这种困境通常会让人孤注一掷。
当然，通常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摆脱这种困境。在法国的宫廷社会里，特别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国王能够牢牢掌控权力，浪漫主义潮流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时代——就可以观察到的情况而言——是比较微不足道的。在其他时代，统治者并没有那么强大，他们对手中权力的掌控有所松动，尽管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各种神秘的宗教潮流也具有类似的作用。认同“压迫者”的可能性以及这种认同在国王伟大、其王国强大的时期所给予的情感上的奖赏，可能会让宫廷化的统治和文明的约束变得容易承受一些，让各种矛盾感受的负面因素变得弱一些。
无论如何，在这里必须充分概述这一基本冲突的结构。它是一种冲突，表达了特定社会形态下的人的基本矛盾心理。有了正面的情感并以自己的社会优势为荣，比如更大的自制力、更好的举止教养、更好的家庭、更好的教育背景；负面的感受就与现有社会秩序联系在了一起，特别是对统治压迫的不满，这当然是情绪上的，或者说如果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无力而且无法摆脱，这种感觉非常强烈，通过一种支离破碎的不适、一种浪漫主义的悲观形式并且通常也以对文明带来的自我约束的负面感受表达出来。这些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负面感受本身并不会进入清晰的意识里。它们在社会上是危险的，倘若它们针对的是那些地位更高、更有权势的个体或群体，倘若它们针对的是各种自我约束、那些内置于个人身上的社会规范，它们是无法充分施展力量的，这些自我约束采取礼貌、规范、价值观、理想或者良知的形式，同时高度重视个人和社会都不可或缺的“自我”及“自尊”组成部分。它们可以在一些形式里找到的象征性表达之一，就是把自己的各种理想投射到过去时代更美好、更自由、更自然的梦想生活场景中。
过去被笼罩在特殊的浪漫之光中，是一种无法实现的渴望的光芒，一种无法达到的理想的光芒，一种无法得到满足的爱的光芒，这种真正浪漫之光是我们已经谈论过的冲突的反映，是那些无法摧毁他们所受约束的痛苦的人的冲突的反映。不管是统治的强制也好，文明的制约也好，抑或二者的结合也好，如果不同时摧毁他们高等级的社会地位的基础和标志，不同时摧毁在他们看来赋予他们的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东西，不同时摧毁他们自己，这些强制都是无法摧毁的。
通过这种特定形式的经验和体验人的特定形态之间的关系的实验模型，人们肯定只能解开一部分在浪漫主义推动的社会起源中发挥作用的实际关联。然而，即使是这种有限的模型，也可能有助于将法国宫廷贵族的浪漫暗流分离出来，并通过与另一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中结构相似的暗流进行比较，让法国宫廷社会的暗流得到更加明确的阐释。
不妨想一想德皇威廉时代的资产阶级。在那里，人们也遇到了相当明显的浪漫主义暗流。犹如在日益商业化和宫廷化过程中的法兰西贵族，自19世纪以来，在日益商业化、日益工业化和最后国家日益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的资产阶级也相当明显地卷入一种运动之中，此时，相关参与者的相互依存逐渐扩大，也越来越紧密，社会压力日益增强，明显地推动个人形成更稳定、更均衡、更全面和更分化有别的自我控制。这两个阶层在很多方面肯定是极为不同的。然而，无论他们作为整体来观察是多么不同，他们被置于他们的国家社会的整体形态的方式却显示出某些结构相似的特征。
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探讨的两个上层阶级，他们的骄傲和对声望的渴望与政府最高职能和相关的国家决策的广泛排斥密切相关。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模棱两可的统治要求和权力要求与一种公开而尖锐的被征服的角色齐头并进，并使人们深深陷入自己的肉体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涉及一些阶层，其中每个阶层的每个个体都被置于一种持续的、尖锐的和不可避免的竞争之中，这种竞争在排除有形的暴力手段之后——仅仅因为这个原因，必须极其谨慎地进行斗争——必然不断地以自我控制情绪来决定胜负。在这种竞争中，那些没有参与竞争或者失去自我控制、在激烈的情绪压力下行为冲动的人，必然要有所准备，准备面对社会失败，没有成就，而且往往会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
即使在这些职业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里，尤其是在它们的艺术和学术精英中，也不乏浪漫主义倾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喜爱更美好的往昔和渴望恢复某种历史感是结合在一起的。与后来的、更多是职业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的推动力不同的是，宫廷贵族的各种推动力仍然缺乏与丰富的历史知识宝库和相应的时代意识的结合。
将无法实现的渴望从统治的、文明的和其他的相互依存的东西投射到属于更早期、更简单、更少差异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群的形象中，虽然这些不同的人群似乎体现着崇高的价值，但在当前却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个发展阶段上还无力与当前拉开距离，无法允许那些社会条件和个人形象充当他们独特渴望的容器，在某种程度上明确地定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比如，把中世纪骑士或手工业大师的形象放到19世纪。在宫廷化过程中，法国贵族梦中的阿马迪斯小说中的骑士或者后来的牧羊人、牧羊女，是穿着另一种服装的当代人理想的人物形象。
然而，无论是否具有历史视角，这些浪漫情节的共同特性是特定情感需求的一种表现，再加上这类情感需求向一种更全面、更具有差异化的相互依存的过渡，正如我所说的，相应地区分了统治的制约和自我约束。由于这些强制，情绪失控，不受控制的情绪引发的行为对于行为人本身变得越来越危险，即会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失败、国家惩罚和良知自责的威胁。人们忧心忡忡地祈求摆脱这类束缚的压迫，试图在过去时代的人的梦想图景里寻求对受压抑的心灵的拯救，这些图景让人们感到他们仍然可以更自由、更简单、更自然地生活，总之，更少受到他们今天所感受到的种种束缚的压迫。
在这些强制的压力下，人们从过去时代的人梦想的图景中以受压抑待拯救的心灵看待这里或那里。在这些人的梦中，人们感到他们仍然更为自由、简单、自然，简而言之，更少受到各种限制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人可以忍受自己的生活。因此，浪漫感知的某种平衡的倾向对于这样的攻击是相同的：有浪漫倾向的人，那些被负面评价的特征在他们渴望摆脱的自己当下的印象里被置于前景，并极度放大；而与早期阶段相比，他们从自己所处的时代得到的东西在自己的印象里被置于背景，并极度缩小。相反，他们把自己的渴望投射到早期发展阶段理想化的群体形象中，他们所渴望的一切，他们所认为的与自己的社会不受欢迎的特征对立的一切都站到了前景中，而一切不受他们欢迎的东西，如果他们注意到的话，则在背景的一片黑暗中消失了。
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宫廷社会里，乡村生活的各种理想画面所扮演的角色，把失去的从前时代的这种功能描述为自己所处时代的种种约束和缺陷的对立面。简单的乡村生活的想法，往往与曾经存在、现在已经消失的自由和不受束缚的梦想景象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动机，特别是农村经历过的对大自然的理想化，首先在宫廷—贵族的各阶层里以及在18世纪的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英身上，反映出了在社会日益分化和整合的过程中各种相互依存的加深。在19世纪，这些思想动机作为职业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渊源的常设主题，仍在发挥作用。
“自然”概念在卢梭思想中扮演的角色，有时被简单地解释为资产阶级浪漫主义的序曲，因为卢梭本人也是资产阶级出身。然而，他的声名和理念的广泛流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思想在宫廷—贵族的圈子里，在高等贵族“大世界”里得到的共鸣；如果不考虑到自然的理想化及其对宫廷和社会文明的种种约束的对应，这种共鸣很难被理解。而这些约束在宫廷—贵族的各阶层的传统里，属于经常性主题。
如果人们把对农业社会及其经常存在的各种人物形象——武士、牧羊人或农民——的浪漫化，与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过程中日益拉开的城乡距离以及整个复杂变化——城市化也属于这个变化——联系起来，那么，不要忘了，武士的宫廷化形成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王侯宫廷，逐步融入不断推进的国家整合之中，形成越来越大的统治区域，城市化之前阶段和早期阶段与此也是息息相关的。尽管存在不连续性，但也有一些线索将宫廷贵族对乡村生活和“自然”的浪漫化，与城市—职业资产阶级对乡村生活和“自然”的浪漫化联系起来。
倘若对精英阶层从很久以前到最近的时代，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可以观察到的解决与乡村生活日益疏离的问题的非浪漫形式加以补充说明，也许将有助于理解这类问题。登山、滑雪等体育和休闲活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化阶层的定期度假旅行，都与此有关。恰如当年宫廷里的绅士和女士们把他们的宫廷印记带到他们的牧羊游戏中一样，如今较发达的工业社会的人也把他们的城市印记带到山里，带去海边，带进乡村。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不再伪装自己，不再梦想进入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这种“回归自然”缺少怀旧和向往的曲调，它不能代替遭受挫折的政治活动，不能作为摆脱令人压抑的统治强制的安全出路，不能作为那些在最高统治权被垄断后无法享有政治权力者的避难所。
在法国专制主义的宫廷社会里，对“自然”的态度和人们从“自然”上形成的观念，往往是对那些难以摆脱的国王统治和国王宫廷的种种强制的象征性反对的表达——这种反对在路易十四时代，包括后来，人们往往只能窃窃私语，并在象征性的伪装中表现出来，不敢公然反对。
圣－西门在描绘他称之为索然无味的凡尔赛宫那些御花园时，有一次提出一种看法，对于这类关联是富有启发性的。他写道：
“在那里，对于国王来说，消遣娱乐是一种对大自然施加的暴政，借助提供艺术作品和耗费金钱来束缚大自然。……由于处处都在强制大自然，人们深感厌恶。”(5)
圣－西门几乎不属于宫廷社会有浪漫主义情绪的圈子。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只要在一种贵族执政的宫廷框架内，他就会玩弄那种通常相当大胆，基本上是徒劳的，但总是目的极为明确的政治游戏。此外，在最初撰写秘密回忆录时，他找到了一个出路来排解由于国王大权在握和国王宫廷的种种强制而遭受的挫折。在《回忆录》里，他以自己的方式把国王和宫廷放到一面镜子前，说出了很多他在这位伟大的国王在世时不能大声说出来的事。上面所引述的这段评论可以小见大；它一方面揭示了统治结构的相互关联，另一方面表现了花园建筑学及其对自然的感知。他自己狭隘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敏感性使他对这类联系的看法更加敏锐。
他在国王的喜好里，即在国王及其代理人设计花园和公园的方式上以及国王对待贵族和他的臣民的态度上，看到了相同的倾向。当圣－西门为后者辩护时，他也反对前者。与国王的整体喜好相适应的是，在他的御花园里，树木和其他植物的布局都要以清晰的易于统观全局的形式进行编排组合，就像宫廷人士举行仪式时那样等级分明、秩序井然。大树的树冠和各种灌木必须修剪，以消除任何生长无序和不受控制的痕迹。御花园里的道路和花坛的设计，必须使花园的结构显示出与国王的宫殿建筑结构同样的清晰和雅致。在这里，在建筑物和花园建筑中，在材料的完美采用上，在对臣服的东西的绝对可见性和布局上，在所有局部的完美和谐上，在活动装饰的优雅所对应的国王和宫廷男女的活动的优雅上，在建筑物和御花园的规模延伸上，除了所有的实用目的都有助于王权的自我表现之外，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更完美的方法来实现国王的理想而不是他对人的控制和驯服。
圣－西门是一位公爵，法国高等贵族的一员，倘若可以相信他本人说的话，他永远不会甘心或多或少像一个臣民，像其他所有人那样被对待。他厌恶国王的御花园建筑，厌恶这种对自然的施暴，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他更喜欢英国的花园建筑设计，英国的建筑形态为各种灌木、树木和花卉的自我生长留下了更大的空间，而且也符合一个社会的上层阶层的喜好，在这个社会中，国王及其代表不可能长期居于贵族政体或专制主义统治之上。
4. 从16世纪开始，法国贵族的发展就可以很清晰地描述出人的形态与他们对自然的感受之间的联系。在宫廷化早期，将自己与乡村生活隔离，脱离土地和向往那个消失的世界的感觉，往往与真实体验是相适应的：
“啊，在一条不知名的河流的岸边，
我们度过一生，
不幸同时使我们唱出这些悲伤的诗句……”
这些诗句出自16世纪上半叶法国一位伟大的诗人约阿希姆·杜贝莱（1522—1560）。在宫廷化过程中，这种从土地上“连根拔起”所引起的忧郁更清楚地表现在杜贝莱的以下作品中，以他自己的语言来讲可以更美：
“什么时候我才能从我的小村庄，
再次看到炊烟袅袅，
什么季节我才能看见我那可怜的宅邸？
“我的屋子是先辈所建，比罗马宫殿更让我感到心情舒畅……
我喜欢高卢人的卢瓦河更甚于拉丁人的台伯河，
我喜欢我的小小的七弦琴更甚于帕拉丁山，
精细的石板比坚硬的大理石更让我悠然自在，
温和的安茹家族比罗马的空气更能温暖我的心怀。”(6)
人们可以从中听到这位注定生活在首都的贵族的抱怨，逐渐学会把这种出自受压抑的心灵的向往理解为浪漫主义的渴望。这是一种无法得到满足的向往。对生活在首都这个大世界而言，变得越来越不可或缺。这种生活的约束令人沮丧，然而即使笼子敞开，人也无法逃脱；因为把宫廷人士囚禁在这个大世界里的各种束缚，正是生活的一部分。他可以返回他的祖屋，不过他在那里不可能找到他想寻找的东西。童年时代自由自在的乡村生活已成为一种梦想，就像他自己的童年一样。16世纪这群诗人中最杰出的龙萨（1524—1585），作为宫廷人士，他已经非常了解如何在宫廷里生活，而且是非常崇尚君主政体的，他是著名的“七星诗社”的中心人物，在描述他的青春期时他写道：
“十五的青春妙龄，
我就喜欢高山、森林、涓涓的小河，
胜过国王的宫廷！”(7)
这种对失去的乡村田园和“自然”家园的向往，与城市宫廷的生活的种种强制形成鲜明对比，从此成为一个常设的主题。在龙萨之后，有了比他更激烈的音调，下一代中的一位成员德波特（Desportes）在他的诗作《羊圈》里唱道：
“啊，多么赏心悦目的田野，
啊，多么快乐圣洁的生活，
凡坦诚相待的地方，我们不必担心会被压抑，
我们雄心勃勃，荣耀和善良，
我们感觉靠近天堂。
“啊，生活在乡村的人们，你们多么幸福，美好，
你们不必羡慕城市人，自负、傲慢、自豪。”(8)
当一个人不得不离开乡村生活时，他对失去的东西的抱怨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城乡对立会变得越来越明确。尽管如此，城市化和个体化，出生在农村的人不断进入“繁华都市”（pompeuses citez），其数量增长目前尚未达到顶点。(9)不过人们已然可以看出人的处境的形成有多缓慢，这种状态随后并不总是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但始终是整个古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宫廷人士、宫廷风格的形成和经历共同决定的，从整个亨利四世到路易十四时代甚至更远的时代一直如此。在这里，人们用自己的不自由和宫廷的荣耀换来了对辉煌的厌倦；而从中产生的理想，强化了简单自然的生活的美好形象，人们为此徒劳地伸出双臂。这种向往一再在一个新平台上创造出一个新局面，仿佛这种新生状态（in statu nascendi）日益成形，由此，人们可以看到形态的变化和组成它们的人的经验之间的种种关联变得尤为清晰。
我们所经历的“自然”的人类形象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一个方面。在这里，人们看到一个片段。大量的中世纪武士和领主还生活在田园、农场、村庄、河流、山丘和森林之中，还没有脱离大自然。这一切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还没有从一个或多或少远离“大自然”、跟“风景”无关的地方来体验这一切。只有在被驱逐和城市化的过程中，田野和村庄、草地和山丘才形成了一幅相反的图景，远远就可以看到。专制的宫廷越是稳固，自然的形象就越强大，也越能在呈现自然景观的特征的同时反映出社会景观的特征。在宫廷绘画的演变中——比如从普桑（Poussin）到华托（Watteau）——人们可以追循这一角色的轨迹，自然在塑造景观并且往往甚至作为人类的助手方面做得相当不错，而这里的人类其作用是作为宫廷社会状况的反面和镜像。
宫廷生活所引发的一切态度和情绪，比如举动本来的含义和人为赋予的东西，要求在这个社会发挥作用，浮夸的英雄气概或者随意的优雅，这一切从现在开始都进入乡村自然的画面，构成了景观。在宫廷画家的手中，大自然——作为被向往塑造的宫廷生活的背景——先是以古典主义绘画来表现，然后是巴洛克，最后是洛可可，以此与宫廷以及宫廷社会本身的发展并行。
在16世纪，宫廷化的不可避免仍然值得怀疑。宫廷机制的突破似乎还是可能的。但即便在这里，对于很多人来说，宫廷生活也不再只是一件外部强加的戏服，人可以通过乡村生活来解脱它；甚至在这里，假面具已经深入很多人的血肉之中，成为他们的自尊、骄傲、满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冲突——对宫廷生活的矛盾态度——才是表面上的。这一点，你可以从德波特的诗里感受到。比如，当他唱诵这样一个人：
“不要出卖他的自由换取
王子和国王的热情……
他的雄心不会动摇；
他不喜欢他的灵魂藏在欺骗的表情下，
他不喜欢违背他的信仰；
大领主的耳朵他从不放在心上，
只要能生活在幸福之中，
他就是他的宫廷，他的恩惠，他的王。”(10)
5. 到了亨利四世时代，再也无法摆脱了。一篇讽刺诗歌的主人公问宫廷人士费奈斯特男爵（Baron de Foeneste）：“今天在宫廷里该如何穿戴？”他答道，第一件事是你必须按照三四位绅士的风格来定下基调。随后他十分详细地讲述了如何穿戴：
“您需要一件紧身短上衣，四五层塔夫绸叠在一起的那种；裤子，就像您看到的，是有饰带、猩红色的，至少用8尺长的布料做成；您的靴子是用粗毛皮做的，鞋跟很高，当然还有同样很高的绵羊皮靴子，很宽的靴面和靴垫，直至靴子的穗子……必须是金的……当您这副打扮到达卢浮宫——当然，在警卫前必须下车——遇到第一个人时，开始对他微笑。您问候第一个人，而且问候其他人，说好听的话，致以良好的祝词：‘我的兄弟，你多么勇敢，你会像玫瑰那样欣欣向荣，繁花似锦；你的爱人会对你很好；这个冷酷、桀骜的女人，一旦看到你高高的前额和美丽的胡子，怎会不激情难抑、缴械投降呢？然后，勾起她的下巴，说：“简直是美死了。”’这一切您都必须说，同时您还要张开双臂，挺起身子，稳健地一步步往前迈，用一只手抚摸胡子而不是头发。”(11)
即使在今天，人们有时也会使用“一个男人应该怎样怎样”的表达方式。在这里，你会看到它在宫廷社会里的源头。为了在宫廷的激烈竞争中保住其地位，为了免遭嘲笑、蔑视，为了不身败名裂，人们不得不让自己的外表和态度服从宫廷社会不断变换的各种规范，这些规范则日益突显属于宫廷社会的人士的特殊性、差异性和优越性。人们必须穿着某些特定材料的衣服和鞋子，行为举止必须采取特定的、在宫廷人士身上十分典型的方式，甚至连微笑的样子都必须根据宫廷的习惯来塑造。
这种“必须”，越来越多地涉及宫廷人士在宫廷里的全部生活，它最为生动地展示了生活在宫廷里以及在宫廷里生活的人所受束缚的机制及其强度。当然，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比如对中世纪的武士贵族而言，特别是在前几个世纪的割据领主的宫廷和国王宫廷里，某种行为往往具有足够的约束力。然而，就像这些早期阶层的整个组织，早期阶段的这些宫廷的束缚尚未如此牢固地建立起来，它们还不是那么不可避免。
6. 倘若与各种长期的发展过程相关，没有什么会比试图确定某个特定的开端更徒劳无益。倘若人们将历史作为著书立说的精英的想法的一根链条，像今天依然能见到的那样，那就会很容易——并且肯定会十分有趣——变成一种学者的社会游戏，玩这种游戏时，那个在一本书中找到一处引用的人会得到奖赏，因为这处引用可以证明有一个想法要比其他玩家在他们著作中引用的书籍更早想到。于是，较早的这本书被理解为这种观念的“开端”，而它的作者被理解为这种观念的真正创始人。
如果人们把相互依存的人的形象的演变作为历史进程的支柱和中心来关注，那么更容易理解寻找绝对的开端，包括记载在书本里的各种理念的发端，都是徒劳的。在群体生活中相互联系的个体中，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事物——无论是人的特定群体、特定形态，还是人的某些思想和其他个人产物——是绝对的开端，就像某种从无到有的东西，或者个体的某种无法理解的创造力一样。相反，也许可以观察到的证据确凿的是人的群体化及其种种产物的长期演变，它往往是渐进的，同时也是持续性演变之中一些相对而言的开端，即一些莫名的跳跃和非连续性。
法国王室和宫廷人士的形态的发展，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探讨这类问题的实验模型，正是因为宫廷人士在功能上与整个统治机构的形态密切相关，而王侯宫廷或多或少属于中央机构。在亨利四世的统治下，法国王室宫廷是一个长期持续发展的结果，中间包括许多局部跳跃，许多个别统治者从他们相对短期的视角出发进行改革和重组。在某种意义上，宫廷人士的形象，他们所在的相互依赖的结构，他们所受的各种限制，是从此前阶段的形态、相互依赖和强制结构中不断突显出来的。
然而，我们的语言工具是如此笨拙，我们往往无能为力，只能用一些对比来表达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人们在分类、经验和行为上的各种差异，比如“更多”或“更少”，因而造成的印象是仿佛它们只是数量上的差异。马克思——在黑格尔之后——曾试图用诸如“量变到质变”的表达方式来解决这类问题。无疑，这在当时是一个概念上重要的突破。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概念性表述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旨在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概念工具，以便更清晰、更精确地概念性地理解实际观察到的人类群体转变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们现在和今后都将永远停留在他们制定的实验模型里。这些模型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推论性的。与今天可用于构建这类模型的经验知识相比，它们在一个多世纪前发展起来的经验基础是狭隘的和不确定的。知识的差距越小，与大量经验知识本身密切接触，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越大。
法国宫廷和宫廷社会在其境内的发展十分适合作为完成这一任务的经验材料。之所以如此，部分是因为这种发展与我们自己时代的种种激烈斗争几乎没有直接关系，也因为人们没有情感因素的束缚，可以更容易地看待这种发展。在这里，在法国宫廷社会的发展中，人们必须处理一个单一的，但同时也是一个特定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的至关重要的中心线索。与后者一样，宫廷的发展如果从足够远的距离来观察，例如从瓦卢瓦时代到路易十四时代，可以证明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几个世纪以来，王室的家政和随从人员的职能越来越分化有别。家政职能和政府职能起初并没有严格区分，是由相同人员从事，后来才慢慢分离，成为不同类型的职能机构。职位等级本身变得越来越复杂，层层叠叠。职位的数量越来越多。有一些倒退；不过，大的发展方向在经历了一些短期波动之后，直至17世纪都行进在一个方向上。在这个意义上，发展过程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可能尝试通过比较来再现这种发展方向。然而比较容易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它们仿佛只是与数量有关的相对变化，与别的事情毫无关系。这种印象具有欺骗性。它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的语言和思维的相对不发达。人们真正要处理的是一群人在宫廷里的逐步改变，或者换句话说，是宫廷结构的逐步转变。尽管我们的语言和思维目前是被这样设置的，为了在语言上表达形成宫廷人士的形象的变化，有必要抽象出这种形式的人际关系的某些方面，而这些方面是可以通过比较来表达的，因而似乎可以将其表达为纯粹的量的界定，但我们目前的表达方式的这种局限性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抽象的概念上的定义过程，实际上是由人们共同组成的（社会）形态的变化，是人类以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形式形成的变化。
但是人们只能在概念上把握这种形态的变化。无论人们可能从这种形态上抽象出多少单一的“或多或少”的方面，如果没有对这种形态的变化作出清楚和正确的科学界定，就仍然会有很多“或多或少”的方面可以在概念上对形态变化进行界定，虽然在今天的发展阶段上，它们仍然是一些不可或缺的方面，但只是暂时接近事实。因此，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的想法是基于一种误解：只要根据现有语言工具和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在长期发展中出现的似乎只是一种“更多一些的”东西，一种量的积累，而且总是某种不同于数量的变化的东西，即结构变化，一种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变化，因而也是整体形态的张力结构内的力量平衡的一种变化。
王室群体与其他贵族之间权力分配的转变有利于前者，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多一些”或“少一些”的界定，诸如“王权的增加”或者“货币化进程”等表达方式构成了表达变革的连续性的辅助性结构。不过，在亨利四世时代经过多次反复之后，最初只能简单地代表国王的权力机会的进一步增加，同时被证明是“向另一种类型过渡”（Metabasis eis allo genos）：从（社会）形态潮流的演变中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形态。
因此，从量变到质变的表达指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对于细致的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来说，这个问题是很有价值的。对于它的理论意义，在此只能顺便一提。但人们不能完全绕开这个问题。如果没有指出这种情况，对法国宫廷社会的研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17世纪法国宫廷社会的发展是前几个世纪持续发展的延续。尽管有这种连续性，但在17世纪，宫廷里的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行为及其特征也是某种新东西。问题是如何使这种“向另一种类型过渡”，这种过渡到另一种属性，能够表达这种社会学的突变过程，既没有助长数量上的绝对连续性的任何概念，也没有对发展的绝对非连续性的概念推波助澜，人们如何能在知识发展的某一阶段上表达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在这个阶段上，对这类过程进行概括的理论模型还远远落后于这类过程的尚未进行概括的个别知识的发展。
每当遇到这类问题，只能依靠其他相对简单的主题的隐喻的帮助，并通过社会应用本身发展其字面意义，直至它们逐渐丧失与起源区域甚至与主题特征相关的联系，人们把隐喻应用到各种客观事实上，它们会更准确地适合这些客观事实，而且最终变成表达这些客观事实的专门术语。发展本身的概念，就是将最初用于隐喻意义的词语转换为一个专业概念的例子。与这个词的应用相关的回忆几乎完全消失了。例如，当提到替婴儿解开襁褓时，当谈到护士给病人解开绷带时，人们还会遇到“解开”这个概念所发出的回音；“发展”这个词的另一个起初是隐喻，然后是专业化的分支引领我们进入摄影领域，在那里，“冲洗照片”的做法已经变得很流行。但是，人们几乎不会遇到特殊用途的字面意义的相对不足。专业用语“冲洗”已变成日常用语，已经变得相当普遍和独立，不会再联想到“发展”的含义上。
在社会发展领域，人们往往通过隐喻性地使用一些词语来表达向另一种属性的过渡，如同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上升到一个新的平面。只要人们记住，这些都是在对我们的观察进行处理时对各种专业概念的打磨推敲，是一种长期手工劳动的第一步，这类比喻就不会造成伤害。它们会让人想起登山者的一些经验，他们在攀登山脉时，到达一个具有特定视野的平台，并从那里出发，穿过森林，到达下一个更高的、提供不同视野的平台。登山者越登越高，总是在登高的量方面有一些差别，“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
站在较高的平台与站在较低的平台，视野是不同的，从较高的平台上看，各种相互关联是可以认识的，从较低的平台上看，这些相互关联仍被掩盖，无法看见，这就是在一种可以通过比较来表达“更高”和“更低”的变化以及整体变化，即整体形态变化之间的区别的例子，也是一种表达它们之间的关系——登山者、平台和视角的关系——的例子。较高的平台可能是一个迄今尚未被攀登的领域，其视角可以让人看到迄今尚不得而知的各种相互关联，无论如何，使用隐喻诸如“较高阶段”或者“新的平台”这类概念，可以很容易地让其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它们不仅能表达数量上的连续性，而且能表达形态的相对非连续性，表达在社会学方面的突变特性，表达向另一种（社会）形态属性的过渡。
倘若人们在谈论武士的宫廷化过程，他们所说的这种过渡——一个长期的过程，11和12世纪的一些相对较小的地区宫廷已经属于这个过程的一些早期阶段——在17世纪表现为作为最高等贵族形成的宫廷贵族最终取代了骑士的贵族地位。那么这样一来，国家中央机关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平台。在这里，各种比较级和其他数量表达方式已无法再满足需求。在这里，在国王宫廷和整个社会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相对较新的形态，即宫廷贵族，而整个社会的中心机构就是宫廷。
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国家社会的多极紧张关系的平衡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和各种王室阶层之间波动摇摆。在漫长的内战结束之际，在亨利四世即位之后，情况表明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尤其是采取两种中央垄断的形式，即中央对赋税的垄断以及警察和军队的垄断——把各种权力机会赋予了国王宝座的持有者和代表，使他们具有了旁人难以企及的优势，可以击垮其统治领域里的任何其他团体，只要后者不搁置他们之间的冲突，并形成相当长久的共同战线来对抗王室，前者就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紧张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国王的方向转移，可以被隐喻地描述为过渡到法国社会的一种新属性，或者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种重要现象当然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这些陈述被理解为关于“某些开端”或“某些原因”的阐述，那就被误解了。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既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因。人们必须寻找其他的语言工具及思维方式来检验和阐释在社会的持续性整体发展中出现的相对较新的形态。而这正是眼下的问题。法国社会的持续性整体变化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即在经历了许多摇摆动荡之后，紧张关系的中心轴转向了有利于中央统治者的社会地位的一边。随着中央统治者地位的变化，贵族和资产阶级精英群体的地位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资产阶级的精英群体不在本书的研究范围之内。贵族的一部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他们所生存的宫廷里的中央统治者。可以说，在他们身后，一道门正在关闭；而在他们面前，新的大门正在敞开。他们日渐被隔绝在乡村生活之外。
7. 在触手可及或者遥远的未来——究竟会有多久？——人们或许可以看到这种长期的呼唤和城市化过程的细节，以及对非宫廷的乡村生活的渴望在其细节和阶段上逐渐增加，直至达到一个平稳状态，在此，区别变得牢不可破和不可逆转，变得更有迹可循。就像了解欧洲社会形成过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了解各种战争与和平条约的重要意义一样，人们可以设想，学生在学校里已经学会把这个过程与其他长期发展路线放在一起来认识和理解，这样一来，他们就会了解他们自己。
当然，并不缺乏证据。这里，只需提取一个15世纪的证据。菲利普·德·维特里（Philippe de Vitry），即莫城（Meaux）的主教，在他的诗里抱怨说：“住所选在农村地区的人是多么幸福啊！”“乡村生活和宫廷生活的区别太大了。”(12)16世纪“七星诗社”诗人的见证，有些在上面的例子中引用过。今天，人们在相关语境下往往说这是某种“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在提到“异化”的概念时不是经常强调其浪漫主义价值；如果人们在使用它时，不是更关注对“异化”的抱怨，而是探讨与其价值无关的社会性质及其解释，那么这个概念是恰当的。
17世纪，宫廷—城市的形成与农村的形成之间的日渐分化在法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造成宫廷和农村、宫廷贵族和乡村贵族之间社会差距日渐扩大的动力如此之大，因此在路易十四时期，与乡村贵族相比，宫廷贵族已经具有一种几乎——即使并非永远——完全封闭的、特殊社会团体的性质。甚至在此之前，武士和封建领主也经常生活在王侯或国王的宫廷里。然而，过去几个世纪里，在宫廷社会的群体和非宫廷—乡村的群体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利益、特征、依附和强制，尚未像17世纪那样不同，17世纪时，相比所有其他社会群体的形态，王室地位上升，最终获得了相对较大的权力。如今，在大部分社会网络相互交织的情况下，王室成为一个组织，与当时其他次级社会组织相比，与农业群体的领主庄园、村庄和其他组织相比，它不仅是一个新的数量级的组织，而且体现了一个新的“复杂秩序”（order of complexity），复杂程度也更高，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
最重要的是宫廷和乡村的社会差距这一方面，宫廷生活相对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圆滑世故与乡村群体相对简单的生活之间的差距，这使得宫廷人士当中产生对乡村生活、简单生活的向往和渴望，简而言之，是对梦寐以求的乡村生活的理想化，正因为它是梦想中的画面，所以这与蔑视乡村贵族和农民，以及某种程度上——恰如实际发生的那样——厌恶农村生活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致的。
而且，在国王的宫廷里，对所有人际关系的复杂性都有一种相对较高的标准，人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它要求宫廷人士能自律。国王的权力机会远远大于任何一个宫廷贵族的权力机会，或者超过宫廷贵族群体中的任何一个，国王的宫廷要求始终自我克制、高度差异化——恰如我们在圣－西门的评论里看到的那样——准确地反映出了与同级别或者更高级别人士的所有关系中的策略。
相当一部分宫廷贵族的收入来源取决于国王及其亲信的恩惠。他们作为在宫廷里任职的人，作为国王的私人金库，作为拿年金的居于军事职位的人，或者无论他们是什么；国王的嫌弃，在宫廷派系斗争中走错一步，国王的某个宠臣、情妇、大臣的敌意，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威胁一位宫廷人士的收入，威胁他家族的生存以及他在宫廷社会中的威望、“市场价值”，还有他的前程和希望。即使对于那些拥有丰厚的家庭收入的宫廷人士来说，国王恩宠的减少或削弱也都意味着某种难以承受的危险。被国王嫌弃，被逐出宫廷，如上所述，对一位宫廷人士而言，或多或少意味着他的社会生存的终结。
但是，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发展时期的贵族作为封建领地的主人，最终还是拥有某种能保障他们获得相对较高的独立性的财富，无论如何，当封建领地掌握在他们手中时，这种财富就会大大减少他们对封建领主封臣的依赖。另一方面，国王对于贵族的服务和功绩以金钱形式提供奖励，并以一定的时间间隔来支付薪酬或年金，从而造成贵族对他的永久依赖。最重要的是，较小的或者中级的宫廷贵族，也包括很多高级和最高级的贵族，他们从国王的私人金库里获得收入，以这种方式生活在宫廷的组织框架中，尽管存在各种明显区别，但这种方式还是让人想起大型工业企业里的工人和职员。
除此之外，法国宫廷贵族几乎别无选择。这些贵族至少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如果他们变更自己的住处，其社会地位几乎不可能不受影响。大部分宫廷贵族都生活在种种依附里，相应地，也屈服于所受的种种限制，这些依附和限制几乎完全不可回避，清楚地表明了它们与自然和乡村生活是对立的。前面已经指出，甚至国王及王室，尤其是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晚期，也会受制于这些相互依赖的关系，并指出他们为什么会受制于此。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乡村生活的功能，并将其作为受到诸多限制的宫廷生活种种的对立面，比如，玛丽·安托瓦内特和她的宫廷贵妇们将自己打扮成挤奶女工。在17世纪初内战结束之际，可以观察到一种朝着这个方向推进的特别强大的动力，当时，许多宫廷人士也许才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处境是无法摆脱的。
然而，如果仅仅把宫廷理解为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机制，那么就无法理解在宫廷的各种圈子里经常弥漫的向往大自然和乡村生活画面的那种独特的浪漫主义色彩。人们借助特定的浪漫感觉，梦想能过上纯朴自然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已成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对于这种感觉至关重要的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宫廷中的相互依赖的特殊性：宫廷人士之间的相互约束是一种社会性的约束行为，它对属于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施加了高度的自我强制，实际上，这是已经完全分化的和相对全面的自我强制。
最后，比如在内战之后，宫廷化越来越多地包括和平以及加强对军人的各种习惯和享乐的控制，而这反过来又促使每个宫廷人士都更加严格地自我克制，从而更加稳定地对攻击性冲动进行自我控制。在贵族决斗时，亨利四世还能相对宽容。黎塞留和路易十四作为有形暴力垄断的守护者，当贵族按照旧的武士习俗决斗时，他们已经相当不能容忍了。很长一段时间里，决斗都具有飞地的特征，贵族和后来的其他阶层在国家里保留这种飞地——往往置国王或国家其他权威机构于不顾——作为个人自由的象征，如同在武士传统中理解的那样，即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互相伤害或者相残。特别是在内战之后，在许多反复出现的（对决斗现象）推波助澜的事件中，这是精英阶层反抗日益增强的国家控制的一种象征，国家控制越来越倾向于让所有公民受到同样的法律制约。当黎塞留下令公开处决出身高级贵族的主要决斗者之一时，一股巨大的决斗浪潮中断了。人们必须自我克制。不能再让愤怒和敌意再次占上风。
人际交往中，克制自己，心平气和，经常以唇枪舌剑取代兵戎相见。此外，在宫廷社会里，需要特别老练和复杂的自我克制，因为在这个人员众多的社会，每个个体都需要与属于不同等级和拥有不同权力的人接触，其行为必须相应地分门别类，以便区别对待不同的接触对象。宫廷人士必须了解如何精确地调整他们的面部表情、言谈话语、行为举止，以面对他们遇到的各种人、各种场合。在宫廷里，不仅那些由其他人所体现的相互依赖是相对不可避免的，而且人们必须根据这种相互依赖相适应，学会对自己施加种种强制。人们用“异化”“陌生化”“浪漫”等词语来解释的各种现象，其结构仍是难以理解的，只要人们不把它们与具体的自我约束机制的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人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这些术语的理论基础。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宫廷人士的生活中，微笑的细微差别，良好礼仪的分级，与不同社交对象的社会等级和地位相适应的行为的整体复杂雕琢，原本只是一种通过有意识的练习学会的掩饰本领。但是，有意识地养成的自我教育、自我塑造的能力，在各种社会都在发展，而具体的社会结构使得那些一时的情绪冲动得到较高和较稳定、均衡的伪装掩饰，作为维系社会生存和取得社会成就的手段，作为个人人格结构的特性，它是必要的。
当一个成年的宫廷人士观察镜中的自己时，他就会发现起初也许只是刻意安排的伪装掩饰，现在已经成为他脸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自发性的冲动加以掩饰，对基本情感的包装和改变，在宫廷社会的框架内肯定不会与已经变得平和的中产阶级具有相同的形态和结构，中产阶级受到的教育是要通过劳动赚取生活费用；也肯定不会与工业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相同的形态，工业社会的成员要与他们的各种工作和职业限制协调一致。
在宫廷社会，面具伪装不会像在各种劳动社会里那样广泛和自然而然，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较大的不平等，等级较低的，尤其是较贫困阶层的服从和依附，对于宫廷人士来说，在他们面前总是敞开了一个较大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任何形式的情绪冲动都可以相对公开地表达和发泄，却不会在社会上受到失败或者惩罚的威胁。而在宫廷社会，只能在相应较小的程度上，要求形成和发展自我约束与自我克制。正因如此，宫廷贵族的面具伪装基本上还是比较宽松的。宫廷贵族往往非常清楚，他们在与其他宫廷人士交往时，要戴上面具，即便他们并非总能意识到，戴上面具或者操控好面具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
在16和17世纪之交，即16世纪的最后10年和17世纪的最初10年里，人们可以相对清楚地观察到，在法国，随着国家控制的更果断更集中，随着行为日益变得更平和，随着——亨利四世胜利后——首都—大宫廷的贵族与乡村—地方贵族或者省级—小宫廷的贵族之间越来越无法挽回的分道扬镳，在某种程度上，一个新的平台已然形成。最重要的是，在那些变成大宫廷贵族的人的身后，一扇门关闭了，而在他们的面前，一扇新的大门敞开了。对自我强制的更严厉要求给他们带来了新的乐趣和享受，新的财富和优雅，总之，获得了新的价值，同时也面临新的排挤和危险。无论如何，自我强制对他们而言具有很高的个人价值。那种建立在已成为他们第二天性的各种自我强制之上的具体宫廷礼仪，属于宫廷贵族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是在他们面前，他们能感受到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自我强制是无法挣脱的。
随着国王宫廷里一切控制权和权力手段的集中化，仍然留存下来的地方贵族——从乡村绅士到小规模的农村贵族群体——越来越丧失其社会重要性。法国社会并不是唯一一个，当然也不是第一个正在经历这种结构转变的欧洲社会。中央统治者及其代表拥有支配和分配货币的种种机会，与此息息相关的是中央集权化和宫廷化的种种推动力，此前已在其他社会中得到体现，尤其是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然而，在17世纪的法国中央集权化的推动下，当时形成了欧洲最大、人数最多的宫廷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中央控制有效地发挥作用。以法国为例，可以很好地研究这一发展平台的某些结构特征。
8. 也许“疏远”一词的隐喻，最能说明这些结构特征。这个词以前曾用于城市宫廷生活和乡村生活之间更大差异的语境下。城市化、货币化、商业化和翻新改造是一个全面转变的过程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人们体验到越来越多的“自然”，将其作为景观，作为“物”的世界，作为可以认知的对象。总结一下这里的不同线索也许会走得太远。无论如何，这种过程的作用与将观察和反思与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的能力的日益增强一样重要。所有这些都是特定距离的方方面面，与今天人们通常称为“自然”或者“客观事物”的东西拉开距离的方方面面。它清楚地表现在把自然作为景观来描绘的绘画作品中，表现在对自然现象的科学探索中，或者表现在这样的哲学问题上，即人们能否以及如何从根本上认识各种“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这些“客观事物”是否确实“存在”。
这些和其他一些把自己与“大自然”拉开距离的象征，或多或少同时作为社会上升到一个新平台的证据，出现在一个我们仍然以有点过时的概念称之为“文艺复兴”的阶段里。你可以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上升到一个新平台”的隐喻所指为何。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仍然支持这种类型的疏远。在此基础上可以观察到的各种问题正以各种方式得到阐释和拓展。但在“文艺复兴”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与他们所谓的“大自然”的体验的那种疏远，是以“主体”和“客体”等概念来体现的，这种拉开距离的方式整体上仍然存在于当代，大致上是同一个。目前可以在绘画里清楚地看到上升到另一个平台的迹象，显然，绘画在努力表达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不仅是表现那些对观众而言处在三维空间的“物体”。不过，如果人们意识到文艺复兴时期对那种拉开距离的推波助澜，在人们学习把握物理事件的多样性并将其作为“大自然”的过程中只是一个全面推动力的局部，那么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身处其中的过程。
对一个宫廷社会的考察，特别清楚地显示了这种全面拉开距离的推动力的其他一些方面。各种自我约束的伪装、虚假面具，宫廷精英分子的所有个体现在比以前更大程度地将其发展为自己乃至个人人格的一部分，这也使得人们彼此之间的距离比以前更大。与过去的时代相比，现在宫廷——当然不仅是在宫廷里——的人际交往中各种自发的情感冲动在更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种种反思，对形势和行动方向的迅速分析盘点，现在自动地或多或少地转移到更有情感、更自发的冲动和实际行动之间。通常情况下，人们在这个反思平台上会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面具是他们的乔装的一部分。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他们或者以“理智”或“理性”的名义对它们进行积极的评价，或者将其作为一种情感的束缚、一种干扰现象、一种人性的堕落进行浪漫的、负面的评价——然而，不管他们如何评价它，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自我强制，他们的盔甲、面具及其与他们自身拉开距离的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象征，而是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人性的永恒特征。
对于时间和永恒而言，面对“大自然”，面对“客观物体”的世界，无论何时，人似乎永远是“主体”。有关人类社会的各种理论，要么基于一种假设，即人类之中的任何一个，某种程度上都是存在于他的面具后面的，在他的盔甲下作为孤立的个体存在着，只是后来才逐渐开始相互接触；要么把“社会”和“大自然”统一成超越所有个体的东西。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从特定距离的平台发出的特定距离的推力获得的视野，被认为是永恒的、无时间性的、不可改变的“人的条件”；而这个平台在当时的种种状况和条件下，是可以从经验上考察和相当精确地阐释的。据说，各种反思或多或少是由这个平台上的习惯和教育自动控制的，这个平台又慢慢进入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自动控制比之前欧洲历史上的任何时刻的范围更广，它不仅存在于人和“自然事物”之间，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
这尤其适用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在这里——首先是在某些精英身上——即使是身体更为强壮的男性，在国家组织的逐步集中化过程中，自发性和情感冲动的空间也在变小。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在宫廷里拥有比这个社会的任何其他群体更大的权力。不仅是面具，也包括扇子，都是她们的伪装的象征。就男女关系而言，在自我约束、自发性降低、拉开距离以及文明的发展中，这种巨大推动力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浪漫情爱的发展是一种真实发生的事件，甚而可能更像是一种狂热的偶像崇拜和理想。
无论其他因素在起什么作用，利用自我约束的伪装来弥补性别的距离，这种约束很快就会以良好的举止出现，有时候是以心地善良或者深思熟虑的形式出现，简而言之，延迟了渴望已久的情爱欢愉以及痛苦愉悦的满足，它们很快变得更加强烈，构成了时而强调、时而不那么强调的浪漫爱情的复杂情感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标志着从相对简单、纯洁的感情，过渡到更复杂、通常是方方面面混合在一起的感情，人们也许可以很好地把从相对单纯的颜色到使用更复杂且经常混合的颜色的过渡一起使用，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来形象地加以表达。
最后，作为人类相互依赖关系变化的总体背景下的一个基本的子过程，还有另一种拉开距离的推动力。从中世纪末开始，欧洲社会的人逐步登上的新平台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种不断提高的自我疏远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结构上与个体更强大的伪装的形成密切相关，这些个体有时积极、有时不积极地自发进行控制自我。这种能力最初在较小的精英阶层，随后几个世纪里在人类相互依存的日益复杂化和有组织化过程中，可以从越来越多的阶层里观察到。
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他的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已经注意到了在作为人类一员的个体更高的自我意识的方向上的这种推动力，人们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观察到它。而且，他也已经以自己的方式指出了国家形成过程之间的关联，以及国家日益中央集权化的推动力和剧增的个人化的推动力之间的关联。不过，他使用的理论模型——就像每个历史学家一样，他也使用了特定的理论模型——在选择上仍然是有点随意的。他相信以艺术作品作为模型可以使这些发展得到最好的理解；他设想了意大利各州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实现了这种发展的时代的人们的想法，这种发展体现在艺术作品风格的形成之中。
并且，与艺术作品的模式类似，他也将那些或许可以被称为“个体化推动力”、人的意识的新状态，视为自我意识达到的一个新层面。这种以艺术作品来作比较，也许还表达了人们对国家形态的更深刻的认识，或者更现实地表明人们对各种具有决定性的国家权力手段的集中化和个人的自我塑造已有较深刻的认识，这种自我塑造是以更大的自我疏远能力为前提的。然而，它也给人一种和谐的印象；它混淆了人类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各种理想之间的区别，这些理想已在当时在书籍里有所记载。
在雅各布·布克哈特之后是一些混合陈述，把当时一些名著中出现的思想和理想混在一起，把构成人的各种形象和构成这些形象的人的整体发展混在一起，这种对于思想和理想的发展的混合陈述只是在理想情况下作为一种局部现象被人们听说，却往往觉得更加清晰明了。在这种语境下，似乎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在此已经尝试过——厘清这种混乱。之前所提到的那些变化，并不仅仅是人们在他们的书上记录下来的各种观念的演变，而且也是人们在他们共同形成的不断变化的各种形态中的人的转变。当人们谈论更大的个性化、假面具的更深刻影响，谈到与大自然、他人、自己更加疏远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变化时，所谈的就是人类的这些转变。在贵族化和宫廷化的过程中，不仅这种理念在变化，而且贵族人士的整个外部特征都在变化。
人们今天在使用“历史”这个词时，并不总是十分清楚，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人本身也可能在以特殊方式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现有语言工具将难以满足这类考察的需求。在这里，有必要仔细寻找新的隐喻，这些新的隐喻似乎应比通常的概念更适合在概念上把握这类改变。通常的概念大部分已成为固定的形式，仿佛历史的发展总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发生的。虽然人们也在谈论各种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人们借助这种隐喻所指出的情况，即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却很少被清楚地呈现出来。在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观察到的自我疏远的增加，有可能澄清通常不言而喻的某些阶段形成的某些方面。与此同时，这种观察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来理解这一点，以及为什么尽管使用了比较，社会发展只能作为增加或减少，而不是更多或更少的过程来把握。通常，人们只有把具体的变化纳入分析中时，才能适应这些发展。在16和17世纪，自我疏远的推动力就是一个范例。线性的和平面的隐喻已不再能够适应这种推动力，人们需要时空的隐喻，或者换言之，需要四维的隐喻才能对这类发展的方方面面作出恰当的表达。
人们在这里观察到一种非常合适的隐喻的表达，是螺旋式上升或下降的图像，即一种多维模型。一个人在一座螺旋式的高塔里，从一层爬上另一层。到达那里后，他不仅在螺旋式高塔里看到了不同的风景，还看到自己站在前面那一层上面，而他就是从那里上来的。这大致是人们在早期的自我疏远的提升中可以观察到的：人们能够从比以前更高的层次上观察自己；但他们还不能把自己作为人类的观察对象来观察。后面这种情况只有在上升到更高的平台，一个与自我拉开更大距离的平台，才能做到。这个更高的平台提供了与出发时的那个平台极为不同的视野。这就是我们当前身处其中的进一步提升。我们现在已经能够与中世纪那种拉开距离的推动力保持距离，能够反观它，从而能够在上升时观察前面那个平台，并且同时以这种方式为我们自己创造一条更好的途径，了解我们自己可以继续前进的方向。这就是这里发生的情况。
9. 宫廷并不是唯一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中，构成宫廷的人们发展出了不断加深的自我控制，并由此更加远离自然，疏远彼此乃至自己。但它们在影响所达到的最广泛的范围内，确实是第一批形态之一，并且在一段时期内是这些形态的最有力的一种。在这里，给出一个暗示就足以找出一些例子来阐释人类这种全面的变化中的至少某些象征。
在17世纪的前20年里，一部浩繁卷帙的长篇小说在法国逐章发表，在正在形成的宫廷社会的圈子里得到巨大的反响和认可。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某种偶像崇拜、社交娱乐、晚会游戏和言谈对话的文学中心。今天，它仍然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著名文学里程碑之一。今天，人们不能再像当年那个时代的人那样阅读它了，不能像那样感受到阅读它的乐趣。但这恰恰就是过去时代的一种挑战，是曾经名声大噪并且很时尚的文学上的见证向我们提出的挑战。如果人们不再仅仅把这样的书视为一本书和一部文学作品，如果人们同时把它看作天性的证明，那些人在特定的选择中展现了他们的喜好、感受、经历和习性，那么人们会找到理解自己的更好的途径。
奥诺雷·杜尔菲的小说《阿斯特蕾》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当时，那些在较为独立的武士和封建领主贵族的传统里成长起来的贵族代表们也慢慢开始明白，权力平衡的转移有利于登上国王宝座的人及其代表，换句话说，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牺牲了以前更为独立的区域性或地方性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是不可改变的。在内战中，奥诺雷·杜尔菲与天主教阵营并肩作战，反对纳瓦拉的亨利（即后来的亨利四世）所领导的新教军队。他一度被俘，又被释放和囚禁，最终被流放了一段时间。他来自一个富裕的并且在当地有较高地位的地方乡村贵族家族，这个家族与意大利、萨沃依（Savoyen）的宫廷、高级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受到了意大利和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精神的滋养，虽非宫廷人士，但受的是宫廷教育。他属于战败者的阵营，现在他与国王讲和，国王终于给被内战搞得筋疲力尽的人们带来了和平。
他把他的《阿斯特蕾》献给国王，他写道：“陛下，请您接待她，不是把她当作一个普通的牧羊女，而是作为一个您自己创作的作品。事实上，可以说，尊敬的陛下才是创作者，因为整个欧洲要把安宁与和平归功于您。”(13)
由此可见，通往宫殿的一扇门关闭将意味着什么。在漫长的过程中，主要基于自然经济的武士贵族和领主贵族被作为顶层阶层的、主要基于货币经济的宫廷贵族取代，进入突破到一个新平台的阶段，或者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一个新局面出现了。根据语言手段当前的发展水平，人们可以而且可能必须借助比较来表达这样一种突破到新阶段的人的形态。不过，人们可以而且必须同时把这种突破作为一种不能归结为量变的形态来加以分析，处于这种演变的中心点上的是人与人之间权力分配的某种可以确定的转变。概念上的区别，比如此前确定的“武士贵族”和“贵族”之间的区分，表明了群体和个人的这种形态变化。但是，在运用像“封建贵族”和“贵族”之类的概念时，通常仍然缺少社会学理论的支撑，社会学理论可以清晰地将人们可能观察到的贵族群体的各种类型，置于一种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整个社会的结构变化的明确联系上。
《阿斯特蕾》打开了一扇窗，通过它可以理解贵族人士的处境以及处在这种地位所应经历的东西，尽管他们已在他们自己人的身上体现了从旧贵族类型向新贵族类型的过渡，但同时也在很多方面认同旧日的价值观和理想，因此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奋起反抗统治权力的日益集中化，反抗权力落入国王手中，反抗与此密切结合的贵族的日益宫廷化，即便他们已经不再采取行动——他们是败军而且已经厌倦战争——但仍在他们白日梦里时揭竿而起。艺术经常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或者脱离政治的人的社会飞地，在这里，人们仍然可以通过白日梦的方式追逐自己的理想，哪怕残酷的现实会阻止他们获胜。
杜尔菲本人已经在很高程度上体现了更完善的文明浪潮，在个人层面上，是自我控制能力的增强和文明化伪装的加强，在人们共同组成的形态的层面上，是货币收入支撑的国家控制日益集权化。深刻的个人冲突的一个方面贯穿于他的思想和感受，也表现在他小说的一些宫廷的浪漫主义特征中，被刻画为“小说式的多愁善感”，打上他自己的印记，这就是肯定文明的完善和自我克制，与否定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否定统治控制的日益集中化——之间的冲突，从长远看，这是发展和维持这种改进与自律的条件之一。
把这部小说献给亨利四世摆出的是一种骑士姿态，即承认国王是胜者，是被征服者的主人和领袖。同时，这也是一种灰心丧气、听天由命的姿态。甚至乡村的地方贵族的领导者现在不得不接受权力中心转移到宫廷的高级领主和贵妇们那里。小说主人公阿斯特蕾表现出了这种已经一半是宫廷的、一半是不情愿被招安的贵族转型时期的可能反应之一，当宫廷的牢笼大门缓缓关闭，有关人士感到大门将永远关闭而自己几乎无力反抗之时，作为一个法国贵族，基本上别无选择：要么在金笼子里分享它的辉煌，要么黯然生活在笼子外的阴影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贵族朝思暮想回到正在消失的世界里，在那里，他们曾拥有现在已经失去的自由。杜尔菲的阿斯特蕾以她自己的方式表达这种渴望和怀想。这部小说揭示了越来越贵族政体化与越来越宫廷化的贵族的乌托邦。人们把剑搁在一旁，建立了一个自己创造的游戏世界，一个模拟现实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乔装成牧羊人和牧羊女，可以没有约束地进行无关政治的冒险，尤其是享尽爱情的痛苦和喜悦，又不会与强硬的、模拟现实的世界的戒律发生冲突。
正如我们所说，困难之处在于像杜尔菲这样的人已经接纳了来自模拟现实的世界的特定价值观、戒律和禁令。它们再次出现在了他们自己创造的模拟现实的世界里。即使在牧羊人小说的镜子里，社会仍然保留着那些属于宫廷人士的结构特征，以及他们那个世界的自然禀赋，当然也包括他们梦寐以求的任何世界的自然禀赋。人的社会等级差异，贵族生存情况的浪漫转变，在小说中以绅士和贵妇或上层阶层的人的形象被保存了下来。
后来的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文学作品，顺应个人的特定资产阶级的个性化和个人的理想化，往往表现出各种个体的社会特征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等级差异，只是半遮半掩地并且经常以某种方式，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作者并未意识到它们是社会现状的指示灯。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只能通过后门悄悄进入他们模拟现实的世界。因为尤其是在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中，作者首先关注的是人类个体的灵魂的命运，这些人某种程度上在一个非社会空间里自在而为，不受相互依赖的多重链条的束缚，不受权力和等级差异以及统治关系的约束。
杜尔菲把非模拟的世界的各种等级差异和等级制度几乎原样地注入他的模拟现实的世界里。他和他的读者感兴趣什么，他就把什么放进去。他的世界是由贵族组成的。除了那些侍从——他们也是他所描绘的美好社会的不言而喻的人物——之外，非贵族在他的世界里不扮演任何角色。不过，贵族之间的等级差异并不仅仅被视为这部小说的游戏世界的背景。它们在这个游戏世界里具有完全相同的作用和形态，一如其中所反映的非模拟的社交世界。
在法国高等贵族的社会里，尤其是在国王宫廷崛起的社会里，不同等级的贵族群体以及不同等级的个体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而在这当中，等级差异不会有丝毫的混淆。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谁来自比自己等级高的群体，谁来自比自己等级低的群体。属于一个明确的等级群体，也就是说，在杜尔菲所处的时代，通常是由血统遗传或者继承而来的等级，是每个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阿斯特蕾》的最终版本里，尽管显然并不总是在保留下来的那些篇幅里，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等级的贵族经常以某些特定的很容易辨认的装扮出现，亨利四世获胜之后，杜尔菲显然特别忙于描绘这两个等级的关系。其中有骑士、王子和国王，有巫师、术士，他们也许代表的是教会贵族。最重要的是一些仙女，她们被非常明确地刻画为宫廷里的伟大女性。在仙女当中，有一位迦乐蒂，她是个关键人物，是以亨利四世的第一任妻子为原型塑造的。
另一方面，牧羊人和牧羊女代表了等级较低的下层贵族。他们对应于杜尔菲本人所属的贵族阶层，对应于省级贵族和乡村贵族中半乡村半宫廷的精英。但他们作为牧羊人和牧羊女的有趣装扮，在这部小说中，以一种浪漫的理想化形式出现。没什么比这种装扮更重要了。就连中低阶层的贵族的一部分也已在某种程度上文明化，彬彬有礼，一副贵族做派、城里人做派，他们已进入货币链的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之中，而且他们与乡村生活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已经如此遥不可及，因此牧羊人和牧羊女的装扮以及与他们的羊群生活的简陋小屋，非常适合表达他们对更简单、更自由的生活的向往。
无疑，正是这种明显低级的贵族阶层在杜尔菲的模拟现实的世界里扮演着主要角色。属于这个阶层的还有牧羊人塞拉东，他与美丽的牧羊女阿斯特蕾的爱情是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一。
杜尔菲在书中从牧羊人和牧羊女这个较低阶层的角度出发，展开了一场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争论，反抗较高阶层，反抗代表高级宫廷贵族的仙女和其他人物，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作为这些人物的对照，他展示了充满真诚和纯真的简朴乡村生活的理想，就像牧羊人和牧羊女过的那样。这个话题并不新鲜。早在16世纪初，桑纳扎罗（Sannazaro）就在他的诗作《阿卡迪亚》（Arcadia）——部分肯定受到古代榜样的影响——中，以牧羊人和牧羊女的形象反衬和映照那不勒斯的宫廷。其他一系列田园小说和牧人游戏在16世纪延续了这一传统。借助这些作品去探询宫廷的“异化”，以及在异化过程中宫廷与土地的疏远，将是一项有益的任务。
10. 从某些方面看，《阿斯特蕾》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拉开距离和意识提升——即在意识的螺旋阶梯上上升到一个新高度——之间的联系，在阿斯特蕾这个人物身上，总是让人回想起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之一（这些问题具有从文艺复兴时期直到今天所达到的意识水平的特征），这就是现实和幻想之间关系的问题。它是这整个时代的大悖论之一，在这个时代的进程里，人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程度地扩大他们控制自己所处的世界的范围，特别是他们所谓的大自然，而且也扩大对人类世界和他们自己的支配。与此同时，总是以各种形式作为整个时代的指导主题，并一再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真真切切的、现实的、客观的，或者其他你想到的；究竟什么是人类的思想、艺术作品、幻象，总之，什么是“主观的”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不真实的。
实际上，整个问题的提出都与深植于人的自我控制的特定演变发展有关，伪装让他们觉得自己被一层外壳保护着，也就是说，与世界的其余部分保持距离，因此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说通过他们的外壳传递到他们身上的东西不是幻觉，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或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不真实的。只有上升到意识的更高层次上，就像这里所暗示的那样，人们才会学着了解自己的伪装以及伪装的性质，这种伪装是在之前阶段形成的；才有可能理解这个问题反映出的局限性并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里，指出在杜尔菲的小说中是如何表现上升到“文艺复兴”的平台的便已足矣。这是高级贵族过渡到法国顶级贵族这一阶段的特殊经历的一个例子，其中包括了他自己的经验和所有贵族的经验。如果没有意识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作为现实体验的经历是以某种可以精确判定的方式发生变化的，那么就无法完全理解他们的经验类型，就无法在我们称为“中世纪”的时期转变为我们称为“近代”的变革中观察到对“真实”和“不真实”的新概念的明显推动。在前一个意识层面，即被认为是真实的社会基础和个人基础，一如在人类进化的所有早期阶段里，仍然是相对未经反映的情感基础。与对情感做出有力反应的人的情绪需求相对应的一些想法，是根据他们引发的情感的强弱来判断的，这些情感被认为是对某些真实存在的事物的见解。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普通人对于他们的假面具的态度。在适当的社交场合，比如在某次盛宴期间，人们会感受到面具具有一种让人害怕的强大精神力量，或者也许某人试图通过某种仪式，让他在情感上变得宽厚善良。很可能在宴会结束时，这个面具将被毫不留情地扔进废物箱或垃圾堆。对此有时可以这样解释，即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经离面具而去。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是参与体验的人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了情感。这一物品究竟是什么并不在于其首先作为物品的特征的这个层面，而在于与物品相关的情感想法的特征。当情感强烈时，物体就会被人们视为强大的，而人们判定某物“真实”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并且依然是力量的这一元素。那些物体，参与体验的人群并没有期待它们对自己产生任何影响，于是在这个发展阶段那些物体对他们是毫无意义的，因此也就不是真实的。
从中世纪末开始，人们可以观察到一种强大的推动力，推动人们认可客观物体也可以具有同一性、真实性和有效性这一观点，而且它们并不依赖于在这里、现在参与体验的人群依据他们的传统和各人自身的情况所拥有的想法。这种推动力促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与体验者有关的经验的自主性，以及“主体”经验中“客体”的更大的自主性，与自我保护的盔甲的升级密切相关。它的形成或多或少都是深层次的，是对各种情感冲动及其针对的各种客体之间的一种内置的自我审查机制。
这一推动力使人们能在他们生活的某些领域里寻找有关他们的世界的更广泛的知识时，对他们获知的东西更有把握，对概念图像的主题有更接近其本来面目的认识，同时更大程度地控制这些对象。获取知识的途径从神学向科学的过渡，就是在这种推动力的方向上发生的。传统社会观念的情感内容仍然主要被视为所呈现现实的保证，从这个层面出发，人们可以达到一个普遍认为有价值的平台，在发生自然事件的范围内制定出这些事件的内在规律，相对独立于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直接感知。这样一来，相对可靠的知识基础就明显增加了。
人类获得了更有把握地了解各种事件相互关联的能力，然而，在这种新能力的层面上，同时也打开了非常具体的不确定性的源泉。只要人的意识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阶段，在无数变化里随着有把握的知识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这种特定的不确定性就会一再重复出现。在某些领域里，尤其是在“大自然”中，人们使用的各种概念和思维方式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可以观察到的事实，而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各种事件的相互关联的图景变得更接近现实，更可靠。与此同时，人们无法确信他们对这个“现实”的所有想法都只是思想，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简而言之，都是幻想。
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对现实与幻想之间关系的怀疑，贯穿于整个时期。某种意义上，在绘画中过渡到对所见事物的更真实的表达，反映了现实和幻想的特殊震荡和结合。通过尝试在二维平面上描绘三维的空间现象，人们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真实、更接近现实的艺术创作方法，而这实际上就是人们在这个阶段上设定的目标。但是人们投射到画布上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三维空间的幻想。它是一种假象。这种赋予幻觉现实形式的愿望，对应的是关于现实看起来是不是幻觉的哲学不安，即“究竟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觉？”这个问题困扰着在这个意识水平上的人，令他们忙碌于此。
如果一个人能够上升到随后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意识阶段，从更远的距离上思考那些从中世纪末慢慢升上来的意识阶段，那么这些问题无法解决的原因就会相对容易确定。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你就能看到“现实”意味着什么的不确定性，以及是否对人们所谓的一切“事实”的东西的判断都是人类思想的产物，这种不确定性和反复怀疑最终基于这样的事实：文艺复兴阶段的人们对情绪的约束与他们的所思所想有关，最初是情感距离物化使之与具体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区分开来。
这种行为，在这里被形象地称为一种拉开距离的行为，一种疏远，他们在对此进行思考时，就会将它们看作自己与他们思考的对象之间的实际距离。或多或少深度内置的自我控制的盔甲，在他们看来是一道实际存在的围墙，横在自己和自己所思考的对象之间。有关“现实”的性质的不确定性，导致笛卡尔得出结论，认为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思维本身，人类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构特征，是符合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这是把情感概念加以物化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通过科学反思人们思考的东西、观察人们观察的东西时，人们感到被一条鸿沟隔开的感觉可能也是完全真实的。然而，这道鸿沟其实也是不存在的——它充其量不过是种感觉，而不是现实，就像一群普通人自发地感觉到一个假面具所具有的力量时赋予它幽灵般的力量。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文明的情感伪装已经比前一种情况明显更坚固、更稳定、更通用。
因此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欧洲社会的人——粗略地说——从15世纪开始，达到当时的新的自我意识水平时，科学知识是这个新阶段的象征，恰如笛卡尔的基本立场和后来唯名论的基本立场亦是这个新阶段的象征，他们在思考他们的思想时，在意识到他们的意识时，在思想上努力理解他们的思想时，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虽然科学地运用他们的思维能力培养了一种稳定增加的知识，这种知识却总是想成为某种真正存在的东西，而人们在思考自己的科学工作时却无法说服自己相信，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即某种“现实之物”，与这种通过系统的思考和观察相结合而形成的知识是相适应的。以知觉的“主体”和被认识的“客体”之间的分裂和差距来看，现实这个概念本身似乎是可疑幼稚的。
不过，也许并非所有知识所揭示的东西，最终只不过是人类思想的发明或者一幅受到人类感官影响的画面？难道在参与体验的人之外发生的事件，通过思维或感觉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以至于似乎存在于外壳“之内”的自我根本不能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来认识它们，而只能在由思维或感官所引起的变化或者伪装中认识它们？在这种自我意识水平上，人们已经能够让自己充分远离自己的思维过程，在思考他们的思维方式时把对象视为独立于他们自己，特别是独立于他们感情的东西，并且在这个意义上是自主的。但是，在这个自我意识水平上，如果人们不能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思维方式保持足够的距离，以便把这种拉开距离的结构作为主客体关系的概念图中的基本元素，那么这些问题最终仍是无法解决的。
因此，在这种意识水平上，一方面，总是一再出现“主观性与客观性”“意识与存在”“幻想和现实”的关系问题，出现人们典型地借助一种空间范畴作为固有的“内在”来体验以及在其文明的外壳下“真正内在的自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出现了这个外壳之外存在的东西，即“外部世界”的问题。笛卡尔对在自己思维之外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现实性”的怀疑，向绘画的幻想类型过渡，在教会建筑和住房建筑的风格上强调建筑物的外立面，它们和很多类似的革新都是社会结构和组成社会的人的结构发生变化的表现。它们是表征，表明人们在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更大的情感约束的基础上，不再只是在世界和人当中作为造物之一的人类来体验自己，而是越来越多地作为个体，每个个体都存在于他的外壳之内，面对所有其他生物和事物，面对自己外壳之外存在的东西，包括所有其他人，面对通过这个外壳与自己的“内在”分隔开的事物。
这种自我意识的结构当时是新的，并且现在早已不言而喻，这种自我意识的结构不仅包括已经谈及的对“现实”本质的具体的不确定性，而且包括对现实和幻想的有意识地操控，从一个到另一个快速变化、过渡或者将二者的混合，从现在起，艺术和文学遇到这两种情况就会有新变种。《阿斯特蕾》就是一个例子。这部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不仅根据作者赋予他们的个人角色，以高度的意识和审慎思考来约束、遏制他们的情感和激情，还经常故意乔装打扮；于是，往往显得他们似乎有一段时间完全在扮演其他角色，有着全然不同的生活；他们看起来是那么不同，不像是他们“真实”的样子。
倘若人们想一想《阿斯特蕾》所处的社会，并据此思考在它所描述的社会里，什么东西被视为不容置疑的真切存在的东西，那么在这里也会像在很多其他情况下一样，遇到“存在”和“应然”、“事实”和“社会规范”的特殊混合物。作为“一个人‘确实’是什么”的绝对毋庸置疑和不容置疑的基础，在这部小说里，似乎是他的血统以及由特定的族谱确定的社会等级。这恰好与社会中出现的情况完全一致，因为《阿斯特蕾》中呈现的东西主要是作为人类现实中不可动摇且几乎未被反思的组成部分。只有当人们知道一个人的出身、血统，并因此知道一个人的社会等级时，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确实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一点上，怀疑和反思止步了；人们的思维不会超越这个点。人们不能也不需要超越这个点去思考，因为血统和社会地位是贵族的社会生存的基石。
《阿斯特蕾》是一部贵族小说，为贵族观众提供了许多经过伪装的贵族形象。曾经——现在也是——贵族们如果遇到另一个贵族的话，感兴趣的首要问题是“他或者她出身什么样的家族或家庭”。这样一来，人们就能对其按照社会地位来区别对待。这部小说表明，在这里，人们已经卷入一个较为广阔的流动性的贵族社会网络。在通往大宫廷贵族政体的道路上，人们在这种政体的架构里相互接触，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并非像更狭窄的贵族圈子那样，从孩童时代就相互认识。《阿斯特蕾》反映出了一个社会，其中成员通常最初并不知道他们所遇到的另一个人是谁，不知道这个人的“真实”情况。因此，就有可能以各种外表上的（甚至有时是等级上的）伪装和改变示人。
在这当中，阿斯特蕾所体现出的意识水平的特征是，在这里，人们不仅仅在穿着打扮上伪装、行为做作或假装自己是什么人，在做什么，有什么感觉，而这些都是与“实际”不相符的——这种情况通常也出现在前一时期的文学作品里，而且人的衣着伪装和行为做作同时也是反思的对象。“现实”与“面具遮掩”之间的关系通常是漫无边际的闲谈中人们讨论和争论的问题。人们十分有意识地玩这种乔装打扮、装模作样的可能性的游戏。人们思考着从中产生的这类问题，即人们能够给自己戴上面具，乔装打扮；人们能够给他们的思想和感觉戴上面具，乔装打扮。简而言之，《阿斯特蕾》是一个例子和象征，表明已经上升到一种具有特定的新结构特征的社会情境，并且作为其维度之一，具有了一种意识状态。
其中一个特征是在这里已经达到对人进行反思的阶段，或者换言之，达到自我疏远的阶段。与早期相似类型的小说相比，《阿斯特蕾》——当然不仅仅是《阿斯特蕾》——代表了一个阶段，人们在这个阶段上已经能够更大程度上地与自己拉开距离，甚至站到自己的对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上升到意识的螺旋阶梯的更高台阶。由此，他们可以看到自己在前一个台阶的活动，甚至观察和审视自己与其他人的交往。
在这里所遇到的爱情类型，本身就是这种更强的控制情绪能力的展示，拉开与其他相关的人的距离以及与自我的距离的能力，而这种自我疏远与在国家权力日益集中化和贵族精英的日益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人的前面已经描述过的形态变化，尤其是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变化，是相适应的。同时，在《阿斯特蕾》里处于中心的爱情关系的理想，并不代表最高和最强大的宫廷贵族的理想，倒是体现了贵族中间阶层的理想，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杜尔菲有意识地将这种理想与牧羊人和牧羊女的更高尚、更纯洁、更文明的爱情伦理进行对比，因为这些贵族是社会等级较低的阶层的代表，所以同时也是与占统治地位的宫廷贵族的较为宽松和感官享受的爱情伦理相对照。
人们很容易生出这样的印象，即《阿斯特蕾》是一部完全不过问政治的“纯文学”作品。爱情问题是这部小说的核心。然而，尽管杜尔菲像内战中的很多人一样，曾经徒劳地反对那个现在已登上国王宝座、处于宫廷中心的人，而且某种程度上也反对过日益增长的国王的权力，现在却把刀剑放在一旁，为那些厌倦战争的人创造一幅平和、简朴的牧羊人生活的梦想画面；而在思想层面，他又拿起意识形态的武器，借助他的小说继续战斗。地位较低的牧羊人和牧羊女的简朴、美好、自由的生活，总是与高等的宫廷老爷和夫人——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实际的习俗习惯格格不入。反复强调这两个群体的爱情态度上的差异，表明战斗在另一个领域里还在继续，即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辩论，作为对越来越无法摆脱的宫廷化的抗议，对占统治地位的宫廷贵族制度的半遮半掩的论战还在继续。
《阿斯特蕾》以一种早期但高度范式化的形式展示了强大的文明推动的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它可以在大约15世纪以来的欧洲社会或迟或早地观察到；这两个方面之间的联系更广泛地将外部强制转变为自我约束，强化良知的形成，一方面是以“精神”或“道德”的形式实现社会强制的所谓“内化”，一方面旨在逃避文明社会的文明约束的逼近，半玩笑、半认真地退回到更简单的——大多数是乡村——生活的飞地中，即撤到一个梦想世界里。
在这里，人们已经可以看出，为什么这种文明的辩证法往往是良知的形成、我们对各种强制的道德化、文明约束的“内化”以及试图或梦想摆脱文明约束的产物，它最常在各中间阶层观察到，在那些两面受敌的阶层观察到；相反，在那些至高无上、大权在握的统治阶层则几乎不见踪影。不仅在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发展中，而且在《阿斯特蕾》所描绘的贵族中间阶层的爱情伦理里，都揭示了这种矛盾。
11. 今天使用的“爱情”一词经常会让我们忘记，在欧洲的传统里，在一再被视为真正的爱情关系的典范的爱情理想中，关系到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规范和个人准则决定的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塑造。在《阿斯特蕾》里，人们遇到的这种情感模式，是贵族体制下一个半宫廷化的中间阶层的理想。小说男主人公塞拉东对女主人公阿斯特蕾的爱，并不单单是一个男人想拥有某个女人的那种激情。在一个贵族的故事里，人们在这里发现一种爱情关系的形式，它与后来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浪漫爱情理想密切相关。
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未婚的年轻男子和一个未婚的年轻女子的充满激情的感情承诺，只有这两人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才能得到满足，这是非常具有排他性的。也就是说，这个男人想得到这个女人，而不是任何其他女人；反之，这个女人要得到这个男人，而不是任何其他男人。因此，这种爱情理想是以一种高度的个性化为前提的，它排除了这对伴侣中的任何一位与第三人的任何——哪怕是短暂的——爱情关系。不过，因为这两个人具有高度个性化的自我评估、高度差异化的外壳，所以交往策略比从前更加困难和旷日持久。
在这里，年轻人在社交上已经独立，因此即使父母反对他们所选择的对象，想反对通过爱情结合的强大力量，也很少会收效。正因如此，求婚就更加困难并充满危险。这两人必须相互考验。他们的爱情游戏不仅受到他们半无意识、半随意的情绪伪装的强大力量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意识到要思考以及如何伪装掩饰的影响。在爱情伴侣的面具背后，究竟发生了呢？对方的感情怎样才是真实的、可靠的？在缺乏个性化、比较狭隘的群体里，通常有传统的家庭控制和仪式，某种家庭观点认为，他们想要成婚或者应该结婚。而在这里，年轻女子和年轻男子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和自己的感觉。仅仅基于这种原因，这种爱情关系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个人考验之后，只有在克服很多部分由自己造成、部分由他人导致的误解和考验，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求爱的困难——往往是冒险——和无论如何延迟爱情成真的策略占据了这部小说的很大一部分，它们反映出了日渐拉大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正如《阿斯特蕾》中所描述的，主要人物的这种爱情关系是一种理想。它是一种欲望冲动和良知的复杂混合体。这种爱情复合体的明显特征是，更强大的文明外壳不仅可以长时间遏制人类激情的比较自发的动物性表现，而且同时在文明进程的这个阶段上，可以延缓人类的快感，一个人在自己的爱情挫折里苦中求乐，在没有得到满足时的那种紧张心情，也是一种次要的收获。它们赋予这种爱情结合以浪漫的特性。
爱情游戏的这种延长，以及从未能满足的欲望的紧张中获得的次要快感，不仅与某种特定的爱情伦理密切相关，也与爱侣们严格服从的社会既定规范密切相关，这些规范把它们固有的良知强加于他们。规范之一是恋人们首先彼此要忠贞不二，尤其是男性一方要始终如一地忠于心爱的妻子。无论误解和诱惑有多大，根据杜尔菲在他的《阿斯特蕾》里向我们展示的爱情关系的理想画面，绝对的始终不渝的忠诚是男性一方的责任和荣誉。杜尔菲正是把这种爱情伦理作为牧羊人和牧羊女的伦理，即贵族的一个中间阶层的伦理，反对宫廷化和日益增长的文明的强制，反对占据统治地位的宫廷贵族的更自由放纵的爱情习俗，尽管牧羊人和牧羊女这个中间阶层本身已经走上了宫廷化之路，而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向了文明。
一个简短的场景可以让这种情况变得直观(14)：
迦乐蒂是小说里的一位仙女，一位高级宫廷贵妇的化身，可能是以瓦卢瓦的玛格丽特(15)为原型。她指责朴实的牧羊人塞拉东，即指责社会地位较低的贵族的一位代表人物，说他不知感恩戴德，对她很冷漠。塞拉东答道，她所指的不知感恩戴德，不啻为在说这是他的义务。贵妇回答：“你这样说，仅仅表示你的爱是针对别人的，因此你的信念让你有服从的义务。”
“但是，”她继续说道，“自然法则规定了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它要求人们关注自己的福祉，而对于你的福祉而言，难道会有比我的友谊更好的事吗？在这方面，还有其他人能像我这样为你做这么多事吗？坚持这种荒谬的忠诚和坚贞不渝，塞拉东，不过是些愚蠢的笑话。这是一些老妪和怨妇发明的废话，她们想通过这道围栏把一些人与自己牢牢地绑在一起，而她们的老脸会把这些人吓跑，跑得无影无踪。有人说，所有的美德都在各种链条上。如果没有世俗的智慧，坚贞不渝、始终如一是不可能存在的。但为了摆脱那种朝三暮四的人的呼唤而忽视某种善意是明智的吗？”
塞拉东反驳道：“夫人，世俗的智慧不会教导我们以应受谴责的手段去寻求某种好处。在没有牢固基础的情况下，大自然不会以其规律命令我们建造建筑物。难道还有比不守诺言更可耻的事吗？一个灵魂像蜜蜂那样，被甜蜜吸引，从一朵花扑到另一朵花上，喜新厌旧，难道还有比这个灵魂更轻浮的吗？夫人，倘若没有忠诚，我能把您的友谊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因为如若您自己遵守您所说的律法，这种幸福之花还能对我绽放多久呢？”
人们看到，这位牧羊人同这位高级宫廷贵妇一样精通宫廷的唇枪舌剑艺术，在贵族的宫廷化和文明化的过程中，宫廷的唇枪舌剑部分地取代了骑士以兵器和血肉之躯进行的斗争。在这场简短的对话中，人们还看到正在宫廷化的贵族对大宫廷的伦理的反抗。贵族的一个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体现了一种爱情伦理，这种爱情伦理先入为主地代表了各资产阶级中间阶层的一种广泛的理想。恰如杜尔菲所看到的那样，这位高贵的夫人代表着世俗智慧中的大宫廷的伦理。很多人认为，她所说的话十分接近她所处的占统治地位的宫廷上层的思想和行为的真实标准。
瓦卢瓦的玛格丽特自己也写了一个短篇小说(16)，展示了一位高级贵妇和一个普通骑士之间极为类似的关系；当然，在这篇小说里，对贵妇而言，这种关系最终以幸福收场。在这个宫廷上层阶层的伦理框架内，已经先入为主地对自然法则进行了阐释，后来，尤其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哲学和经济哲学，接受了这种阐释并进一步地系统发展，把对自然法则的阐释作为一种要求个人实施的规范，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要求个人按这种准则行事，这并不无趣。牧羊人塞拉东代表了一种与占统治地位的宫廷社会精英对抗的理想。就像牧羊人的浪漫一样，作为深受宫廷统治强制和文明强制之苦的人的相反理想，它长期存在，生机勃勃。
这同样适用于杜尔菲所描述的牧羊人向往大自然的理想。在这里，就像爱情理想的情况一样，人们会遇到通过向往过去来美化的那些渐行渐远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会与简单的乡村生活越来越疏远。
塞拉东告诉仙女希尔薇（Silvie），没有人知道牧羊人希尔瓦德雷（Silvadre）是谁，也就是说，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家庭和出身。塞拉东说，他几年前出现在这里；由于他非常了解草原上的牧草和我们的牲口，所以人人都给予他帮助。
塞拉东说：“今天，他生活得非常舒适，而且可以认为自己很富有。哦，仙女，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太多东西，大自然本身就是以很少的东西感到满足的，而我们只是希望像大自然那样生活，然后很快变得富裕起来，心满意足……”
仙女回答道：“是的，您比我们更幸福。”(17)
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这部小说的意识形态上的特征。宫廷上层阶层的矫揉造作的生活，与牧羊人简单自然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但在这里，田园生活已经成为渴望一种无法实现的生活的象征。这是一些“内心”分裂的人的向往追求：他们也许仍然记得自己年轻时在乡村里的生活。杜尔菲自己非常有意识地把小说的主要情节移植到他度过青春时代的法国的那个地区。但同时这些人也已经深深卷入贵族政体化的过程，而且由于宫廷文明的影响，他们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真正的乡村生活已经太过陌生，在农民和牧民中过一种简朴生活，他们是不会感到满意的。
杜尔菲可能非常清楚这种情况，返回他青年时代的乡村，现在他与那些打扮成牧羊人的宫廷贵族一起生活在乡村是一个梦，一个游戏。只有对它的渴望是非常真实的，只有反对爱情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斗争、人为的变革形式以及宫廷的整个生活方式是非常真实的。不过，自我疏远和反思的能力在此已经达到一个阶段，人们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牧羊人和牧羊女虽然象征了一种真正的向往，但他们只是在着装打扮上是牧羊人，一种乌托邦的象征，而不是真正的牧羊人。正如我们所说，在这个阶段，虽然人们已与自己拉开足够的距离，以便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现实，什么是幻想？但人们无法真正地回答这个问题。通常情况下，只能玩一种可能性的游戏：作为幻想出现的东西可能是真实的，而作为真实出现的东西却可能是幻想。
在小说里，杜尔菲首先对牧羊女阿斯特蕾这个人物进行了描绘，他写道：
“如果有人指责你没有说乡下的语言，你和你的羊群身上也没有散发出绵羊和山羊的气味，我的牧羊女啊，那你就这样回答他们……你本人和那些追随你的人都不是把羊群赶去牧场、需要以此谋生的贫穷牧民，但是你们都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为了更温柔地生活，不为人所迫（悠闲自在的生活，没有约束）。请你回答他们，如果你的想法和话语与普通牧人的想法和话语真的相同，那么他们听你们说话没有多少乐趣可言；而如果你们是在重复他们的想法和话语，那么你们会感到羞愧难言。”(18)
在这里，杜尔菲用“悠闲自在的生活，没有约束”这句话表达了中世纪末的伟大文明推动的早期的愿望，作为一种可复制的结构特征，总是一再出现在很多浪漫的对抗运动里，这些对抗运动始于这种伟大的文明动力的固有特征。如上所述，作为宫廷人士对于田园浪漫的早期形式的一种可能类型的体验的例子体现在了《阿斯特蕾》中，从中某种程度上可以窥见这类浪漫主义推动力的社会结构。人们早晚可能在更广泛的文明理论的框架里对许多浪漫主义运动进行理论上的澄清，正如我们所说，这些浪漫主义运动属于文明进程的常见现象。在这里，人们看出某些端倪。
《阿斯特蕾》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其中人们对自己行使的自愿或非自愿的情感控制形式的文明约束，以礼貌、良知和许多其他形式明显增加。社会化过程，以及社会普遍存在的情感控制的日益提高的标准下的年轻人的转变，变得更加困难。各方面的能力和拉开距离的习惯都在自己加强，比如与“客体”的关系、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虽然与此同时反思能力也在增强，但在文明进程的这个阶段上，受人类制约的文明转型的性质，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隐藏在正在变化的人身上。他们感受到种种强制的压力，尤其是感受到他们所受到的情感约束的压力，但对这些约束并不理解。
来来去去的浪漫主义运动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达了对乌托邦形式的——也就是说，无法实现的形式，并且经常能隐约意识到是不切实际的——这些约束的渴望，使得某些社会结构、某些群体的人的具体情况有利于各种承诺会将人们从他们受到的约束中解放出来的运动和理想的出现；同时，有时也很有可能把他们从文明和统治的强制中解放出来，通过撤回到一种更简单的社会生活的飞地，或者重建过去那种更简单、更纯洁、感觉更美好的生活。
杜尔菲写作《阿斯特蕾》时的条件，揭示了某些社会结构与上面提到的特定冲突之间的某些联系，这些都是浪漫主义的产物和运动的典型特征。只有通过进一步研究，人们才能发现，在其他情况下，思想和理想的浪漫主义结构与特定社会结构之间的这种解释性联系，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重复出现。在《阿斯特蕾》里，人们所看到的对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的渴望，是一个高级阶层的要求，这个高级阶层自认为仅次于一个更高阶层，并受其统治，而且同时强调和意识到自己作为高级的、享有特权的阶层居于那些较低阶层之上。
在处于这种情况下的资产阶级各阶层的案例里，通常会谈到“中产阶级”。当人们谈及贵族时，会对这个词的使用犹豫不决。最能够表达这个阶层的共性的说法是受到两面夹击的阶层，他们面临来自上面的压力，那些群体拥有比他们更大的权力、更大的统治机会、权威和威望，也受到来自下面的压力，那些群体虽然在社会等级、权威和威望方面处于劣势，但仍然在整个社会的相互依存中作为一种权力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自己很可能会遇到他们所感受到的种种强制，并将其视为他们要面临的限制，因为那些在社会地位上优于他们的人，即第一等级的人，比他们握有更大的权力机会。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杜尔菲在他的《阿斯特蕾》里反对宫廷统治阶级、反对宫廷贵族的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宫廷贵族上层主宰的宫廷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适合作为攻击的目标，这在描写牧羊人的简单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了体现。当杜尔菲谈及他的牧羊人只是在寻找一种没有强制的舒适生活时，那么他就会意识到那些强制便发端于强大的国王和他的宫廷。
他并没有意识到，他和他所在阶层的人们所承受的强制，同时也是他们给自己施加的强迫行为，为的是在自己身上培养和保留那些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单独处理的特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他们崇高社会地位的象征，以此表明他们比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拥有的社会优势和权威。甚至通过精致的爱情游戏、高度紧张的严肃的爱情伦理，让人们将自己与非贵族阶层那种“不讲究的”两性关系区别开来。与此同时，人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及其象征，看似自由的田园生活以及精致的爱情伦理的种种约束，其实是种悖论。
在近代社会的较长时期，受到两面夹击的各中间阶层，无论是贵族还是资产阶级，经常受到种种咄咄逼人的强制，包括文明的自我约束(19)，正是因为它们生活在两条战线上，处于不断紧张和频繁的压力之下。顶级阶层感到自己的上头不存在任何人，只须抵御来自下面的压力，补偿性社会奖赏是拒绝给予他们的。他们想摆脱统治和文明的强制，这被认为是消极的，同时又想保留自己的文明的积极方面，这些是他们与众不同的特征，他们崇高社会地位的标志，这些对他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他们的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的核心。在杜尔菲的论证中，这种冲突表现得一清二楚。他的牧羊人想摆脱宫廷—贵族社会的强制，又不想丧失他们所拥有的特权和优越感，特别是在他们的文明背景下，这种特权和优越感让他们有别于那些粗野的、浑身散发着山羊和绵羊气味的不文明的人，有别于真正的农民和牧羊人。
这样一来，人们仍然可以比从前更加清楚地看到冲突的性质，这种冲突负责让这种创作放射出特别的浪漫主义曙光，让真正的渴望变得清晰，让虚幻的表象、乌托邦式幻想中的真实需要更加明显，人们往往隐约意识到这类幻想，也就可能更顽固地坚持，因为人们害怕充分意识到这是虚假表象。处在高层的受到两面夹击的阶层的更明显的冲突在于：他们有可能破坏保护他们抵抗来自下面的压力的城墙，破坏确保各较高等级和更强大阶层的特权地位的城墙。不质疑他们自己对其他阶层的权威地位，他们就不能从对其他阶层的至高无上的限制中抽身出来。
然而这只是更深层的冲突的一个方面。面对两条战线的各阶层的冲突不仅涉及权力和权力的等级分配所产生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说，在杜尔菲的例子里，不仅是服从胜利的国王和宫廷上层的种种强制，而且涉及文明的种种情感强制，它是人们强加于自己的，并且是自己个人形象的一部分。田园乌托邦的虚幻性，最终建立在此之上：其代表人物希望过一种与宫廷贵族的生活相反的、简单而自然的田园生活，但同时又想保留所有人际交往方面的文明，尤其是爱情方面的，这些让他们作为受到文明教化的贵族，与那些粗野的、不文明的牧羊人区别开来。不仅对于浪漫主义的这种表现形式，而且对于很多其他的表现形式来说，其特征在于人们试图在其框架之内摆脱文明的限制，但又无法办到，因为这些强制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
在一些受到两面夹击的阶层里，文明的约束——无论是对社交礼仪的改进还是对两性关系的改进；无论是良知还是道德的——都特别紧迫。因为它们已经卷入了相互依存的网络，经常与两条战线上的种种紧张关系和冲突息息相关。无论从哪方面看，总是可以在面临两条战线的各阶层里，在各种浪漫浪潮的根源上，观察到个人冲突。从统治的强制或文明的约束来看，这种冲突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权力分配的相对较大的不平等以及有关社会的文明程度制约的。人们想保留自己拥有的优势、特权以及与自己的文明息息相关的独特价值，无论人们在概念上如何理解这种区别，即独特的教育、培养、教化或文明；与此同时，希望让自己远离各种强制，人们至少因为不平等的文明及其带来的各种优势、优越地位和区别而屈服于这些强制。
12. 有趣的是，杜尔菲在他的田园小说里用“悠闲自在的生活，没有约束”这句话语来阐述问题和目标，自他那个时代以来，这种问题和目标已经在新的运动中出现。甚至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无政府主义和充满幻觉的愿望里，也能听到它的回声。这句话的浪漫主义—乌托邦性质，部分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这里，人们想摆脱人类自身通过相互依赖而施加的约束的痛苦，而且试图逃避这些约束，或者在没有明确了解这些强制的情况下打破其结构。
“悠闲自在的生活”这句法文并不容易翻译成德文，人的一种比较平静友好的、舒适顺畅的共同生活，这是迄今存在的译法之一。不管如何翻译，这样一种目标肯定存在于其中。与此相反，一种没有约束的社会的共同生活是不可能和不可想象的。但这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强制必然具有它们迄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结构，这种结构总是导致乌托邦式的努力，并因此也在其固有的目标的意义上，从一开始就被指为必败无疑。
无论人们是相互施加强制，比如作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还是施加自我约束，即使在研究这类强制的早期阶段也已经可以看到，迄今很多强制的形式，包括不断重复出现的浪漫主义—乌托邦运动中发现的其表现形式的强制的形式，与迄今各种相互依存的特定结构特征相关，这些特征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文明程度的巨大差异，无疑是导致各种强制——包括文明的自我约束——的强大因素。一般而言，人们对于各种强制的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特殊效应普遍还知之甚少，在相互依存的网络中，很少意识到权力大的群体对权力小的群体，较文明的群体对较不文明的群体施加的强制的效果。人们往往会视而不见这样的事实：权力上较强的群体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权力上弱势的群体施加强制，而这种强制最终会成为自我约束，回到权力较大的群体身上。
用诸如“统治”或“权威”这类词作为社会学术语时，也可能妨碍对人类相互依赖的网络中强制和反强制之间关系的理解。这类词通常只显示自上而下的强制，但不显示自下而上的约束。它们使我们很容易忘记每一种形式的“统治”——例如对于路易十四的“统治”的研究所表明的——都或多或少存在不稳定的平衡，尤其是权力的平衡。作为一种更全面的分析工具，“强制”的概念是更可取的，如果用于人与人之间相互施加的但并不一定相等的强制，在相互依赖性分析的背景下一种强制形态的意义上，而不是看似在人类之外的规范和原则的强制的意义上。
可以理解的是，迄今人们往往只探讨了权力上弱势的群体所受到的强制，这样的话只能获得片面的认识。正是因为在每个社会、每个相互依存的网络中都存在一种强制的循环，群体对群体施加强制，个人对个人施加强制，如果不同时研究处在上方的有关阶层受到的强制，就不可能理解处在下方的有关阶层受到的强制。
以此为出发点的对宫廷社会的研究，是向着这个方向上迈出的一步。从在权力上处于比较弱势的群体看，王公和各贵族阶层都很容易被认为是这样的人，他们似乎过着一种自由自在的不受强制的生活。在这里，进一步的研究就会清楚地显示出，各上层阶层，包括它们最有权力的成员，即专制的国王，都要服从一些强制。人们已经看到，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要不断自律，服从各种强制，这正是因为他们明白要保持他们的高级地位、高贵、对其他阶层所具有的优势，这已经成为他们整个生存的目的。
杜尔菲展示了一个相对简单，实际上是简化的画面，描述了贵族在宫廷化和贵族体制化过程中所受到的强制。他的小说的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在贵族群体身上，资产阶级群体几乎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在意识形态的简化中，一边站着牧羊人和牧羊女打扮的贵族老爷及贵妇，他们来自同一社会等级；另一边站着等级更高的人，其中很多人代表宫廷贵族的上层。早在亨利四世时期，法国权威的精英阶层的划分就已经变得复杂得多，相应地，它们之间紧张关系的平衡也变得更加复杂。但是，非精英阶层的压力主要仍然是在农民阶层，包括在许多城市里几乎不会读书写字的下等阶层以及这些人之上的行会和担任行政职务的资产阶级群体，他们权威性的精英阶层及其在社会方面的强大势力和权力机会所施加的压力，相比对集中在中央的精英所施加的压力，仍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无视当地集中的大都市居民的话。仅仅是后者一个个聚集起来，就对宫廷精英构成了一定的危险，因此——作为一种可能性——也是他们的社会力量、潜在实力的一个因素，路易十四后来试图通过把王宫搬到凡尔赛来减少这种因素带来的压力。
(1) 参见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97年，第1卷，第1章，第362页等。
(2) 欧洲中世纪封建骑士的理想形象，在16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对骑士小说尤其是《堂吉诃德》都有很大影响。——译者
(3) 参见N.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第2卷，第2章，第323页。
(4) 福格尔家族是14至16世纪奥格斯堡的早期资本主义大商家，曾经建立当时欧洲最大的商行和银行。——译者
(5) 圣－西门：《回忆录》（德文版），罗泰森译，柏林／斯图加特1815年，第2卷，第89页。
(6) H.莱蒙尼尔：《亨利二世时期的法兰西》（《法兰西历史》第6卷），巴黎1905年，第294页。
(7) H.莱蒙尼尔：《亨利二世时期的法兰西》，第295页。
(8) 菲利普·德波特：《德波特文集》，出版人：A.米歇尔（A. Michieles），1858年，第435—437页。
(9) 德瓦西雷（De Vaissière）：《法兰西王政时期的乡村贵族》（第2版），巴黎1925年，第175页。在那里，有一系列的例子说明贵族厌恶“城市居住地的生活习惯”，而且表明上升的城市市民最初是如何做出一种截然相反的举动，因为他们为了过一种“高尚的”生活，为了不再与“城市市民”的身份沾边而生活在乡村，部分人再次变穷，并作为贫穷的贵族出现在宫廷里。
(10) 菲利普·德波特：《德波特文集》，第431页。
(11) 阿格里帕·费奈斯特：《费奈斯特男爵的古怪行为》（全集），出版人：雷奥姆（Réaume）和高萨德（Caussade），巴黎1877年，第395—396页。
(12) 《菲利普·德·维特里文集》（Les Ouvres de Ph. Vitry），出版人：塔贝（G. P. Tarbé），兰斯1850年。
(13) 奥诺雷·杜尔菲：《阿斯特蕾》，新版，里昂1925年，第4页。
(14) 杜尔菲：《阿斯特蕾》，里昂1925年，第438—439页。
(15) 即著名的玛戈王后，法国瓦卢瓦王朝的国王亨利二世之女。——译者
(16) 《瓦卢瓦的玛格丽特全集》，出版人：M. F.古萨德（F. M. Guessard），巴黎1842年，第56页。
(17) 杜尔菲：《阿斯特蕾》，第1卷，第389页。
(18) 杜尔菲：《阿斯特蕾》，第7页。
(19) 在W.莱布尼兹（W. Lepenies）的《忧郁与社会》（Melancholie und Gesellschaft，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69年版）里，可以从某些方面（遁世、忧郁、无聊、逃进大自然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熟虑和更详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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