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宫廷——通过礼仪礼节和威望机会与国王产生密切联系

历史大观园列国史志 2020-07-17 16:44:49 0

1. 初看起来，如果说人们喜欢通过指出贵族依附于王公来回答礼仪礼节的社会学问题，那么只要进一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种更错综复杂的客观事实。贵族不再扩大自己的需求与贵族失去生存勇气、自暴自弃是一致的，贵族需要彰显自己，以卓尔不群来迎合国王的各种统治需求。受到威胁的精英群体的这种与他人拉开距离的要求，是国王可能设置的借以驯服贵族的攻击点。贵族自我保护的倾向和国王的统治任务，宛若一条绑在贵族身上的铁链，环环相扣。

倘若一位宫廷人士说：我对“卓越”“敬意”“身家”“幸福”或者任何富有典型特征的威望和拉开距离的象征根本不感兴趣，那么这个链条就会被打断。

但它们仍然彼此交织在一起，环环相扣：国王本身（基于很多有待逐一阐述的原因）对于维持贵族作为一个显贵优雅的、脱离（下层）群众的阶层，是感兴趣的。也许首先指出这一点就已足矣：他自视为“高雅贵族”“首席贵族”。人们在偶尔谈到宫廷里的某人时会说：“他是个疯子，或者国王不是高雅贵族。”如果让贵族没落消亡，对于国王而言，也就意味着他自己家族的没落消亡。作为贵族的统治者，他在面对贵族时要拉开彼此距离，但他同时也属于贵族，这种拉开距离和份属同类的同时出现，在礼仪礼节里对于国王的地位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恰如从国王的角度看，礼仪礼节本身具有重大意义一样。

从贵族的角度可以在礼仪礼节上看见的东西，如果从国王的角度来检验，就会愈发明显，即拉开距离作为目的本身，被看作是理性的，事事都要细致入微、注重细节变化而且被看作是对情绪的控制；然而，如果从国王的角度看，这一切还具有一种不同于上面所表述的意义。礼仪礼节对于国王来说，不仅是拉开距离的手段，也是统治的工具。路易十四在其回忆录（第2卷，第15章）中说：

“那些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纯粹的习俗仪式的人大错特错了。我们统治的人民，并不能认识到这种事物的深刻意涵，因此，他们仅仅根据他们所看到的做出自己的判断，仅仅根据表面现象和社会等级来决定自己该如何尊重别人、顺从别人。因为除此之外，对于公众来说，只让唯一的一个人来执政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强调这种统治职能超过其他所有职能，谁也不许对此心生疑虑，或者用拥有这种职能的人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同样十分重要。就此而言，绝不允许夺去国家元首身上各种威严的标志，正是这些标志把他与他的臣民区别开来，且并不因此给国家的一切法人造成不公和损害。”⁽¹⁾

也就是说，对于路易十四本人来说，这就是礼仪礼节的意义。这里所指的不仅是一种习俗仪式，还是一种统治臣民的工具。对于一种虽然存在，但并不从当权者本人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权力，人民大众是不相信的。他们必须亲眼看见，才会相信⁽²⁾。一位王侯与自己的臣民之间的距离越大，民众对他就越尊敬。

宫廷贵族不再拥有统治职能，在他们身上，（与较低阶层）保持距离本身就是全部目的；在国王身上，保持距离亦是如此，因为他完全把他和他的存在看作是国家，是国家存在的意义——“朕即国家”。

有一位反对派说过⁽³⁾：“从前，人们只谈论国家利益、国家需求，要保家卫国。今天如果这样说，就是对陛下的侮辱。国王取代了国家的位置，国王就是一切，国家变得什么都不是。他现在是受崇拜的偶像，人们把各个省份、各个城市、各种财务、大人物和小人物，总而言之一切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偶像。”

对于路易十四来说，他自己作为国王的存在，其本身就是目的，恰如对于贵族而言，其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一样。而垄断统治（权力）作为他的各种标志之一，亦属于这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国王基于他的统治目的从某个方面看待礼仪礼节，那么，统治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他自己以及他的存在、他的荣耀、他的名誉。要把统治（权力）完全调整到适合国王的个人形象、他个人的高人一等或者卓尔不群，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礼仪礼节。

2. 不观察为此而形成的空间的建筑结构以及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条件，就不可能理解这样一种统治手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便产生了一项独特任务：把宫廷作为统治机制加以研究，这种统治机制像其他任何统治机制一样，为想在其中或以之为出发点进行统治的人规定了一些十分特殊的途径或手段，由此达到统治目的。无疑，宫廷仅仅构成了国王所拥有的从更大的统治领域分割出来的一部分。它并不完全（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统治机制的核心形态，国王借由这种核心形态对更广阔的统治领域发号施令。

也就是说，首要任务是让国王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能被理解为在其结构上的统治机制。其次，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与更广阔的统治领域相关的情况下，宫廷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总是一再重建宫廷？

就像自然科学家界定特殊的分子结构一样，人们几乎可以明确地界定作为某些相互依存的人的（社会）形态的某种特定类型的统治机制。不过，不应就此认为，在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社会学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某种实体论方面的同一性。这个问题在此不作探讨。在这里，这种对比只能将萦绕在社会学家面前的理念塑造得更牢靠一些，更形象直观一些。任何一个统治领域都可以表现为相互依存的人与他们的群体的短兵相接，一场战役，他们在某一特定方向上一起行动或互相对抗。恰如还将表明的那样，可以在一个统治领域的不同群体彼此施压的方向上，按照所有组成这种统治机制的人和他们的群体的相互依存的方式及强度来区分各类统治领域。那么，作为国王的统治范围的宫廷，与人们的各种相互依存基于何种关系呢？

在宫廷之内，国王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这里的其他任何人都受到来自下面的、周遭的和上面的压力，只有国王不会感到来自上面的压力，他在所有人之上。然而，在他之下的各等级的人对他施加的压力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倘若所有在他之下的社会群体，哪怕只是宫廷里的所有群体，都从同一个方向以同样的力度反对他，那么这种压力将是无法承受的，会把他甩到一边，让他靠边站，一事无成。

不过，这些人的方向是不同的：他统治的人具有的由他们的相互依存决定的某种潜在力量，有很大一部分是敌对的，因而在对国王发挥作用时相互抵消。这在某种广义上（这里暂且不谈广义的问题）适用于整个统治领域，在狭义上则直接适用于作为国王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和统治领域的宫廷。在这里，不仅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个体相互竞争社会等级机会，而且不同群体也在你争我夺，相互较量；正牌的王子和公主们与国王的合法私生子们进行竞争，“大贵族们”、公爵和勋贵们也在同国王的非婚生子女们争权夺利。出身市民阶层、往往是从穿长袍的神父、法官晋升而来的大臣们，其本身亦是作为群体存在的。他们也完全属于宫廷；倘若他们不能理解宫廷生活的那些不成文的规则，就难以守住自己的阵地。

但是，所有这些群体以及存在于这里的其他一些群体，其自身同时也在发生分裂。不同群体和社会等级的人相互结合在一起。某些公爵、大臣和王子们互相结盟，有一部分得到他们夫人的支持，以对抗其他公爵、大臣和王子们。王位继承者以及贵妇们时而插手这边，时而干预那边，在动荡不安的、人头众多的紧张平衡之中摇来摆去。

3. 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对于国王来说，就产生出一种十分特殊的统治任务：他必须经常保持头脑清醒，让宫廷人士争权夺利的对抗倾向按照他的意思正确地进行：

圣－西门曾经说过：“国王利用很多节庆、散步和郊游，以请谁参加和不请谁参加作为赏罚手段。因为他看到，他无法以足够（实惠）的恩赐来进行赏赐，无法不断塑造良好的印象，所以他以一些虚幻的奖赏替代一些实实在在的奖赏，以激起猜忌嫉妒、各种日常的小恩小惠、宠信偏爱来代替实惠的奖励。他在这方面的发明创造任何人都望尘莫及，没人能比他更有作为。”⁽⁴⁾

国王以这种方式“进行分配（奖赏或惩罚）并进行统治”。他不仅予以奖惩，在他身上还可以看出，他那宫廷里存在着某种对各种实力的强弱关系很精确的权衡，在宫廷之内对紧张关系的压力和反压力精心平衡，使（各派实力）达到某种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在这里，只需指出这种策略的一条具体线索：他宠爱、提携一些人，这同时意味着他总是最毫无顾忌地与一些人结盟，这些人的一切都归功于他，没有他，他们就一无所有。奥尔良公爵是他的外甥，后来的摄政王，或者他的孙子作为王位继承者，这些人哪怕在他那里，并不特别受宠，也总还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是潜在的竞争者。提一提另外一个例子，圣－西门，在路易十四那里他并不失宠，但是，也从没有真正受宠，他作为公爵和勋贵，在宫廷的角力游戏里总是扮演着某种角色。他非常有意识地与某位王位继承人结盟，如果这位继承人死了，他就在下一位继承人身上寻求支持。“由于殿下的去世，在宫廷发生变化之后（也就是说，宫廷形势发生动荡，即宫廷紧张关系的平衡和宫廷人士的整个等级制度发生动摇），我为形势所迫，改变了对新的王位继承人的态度。”⁽⁵⁾

这就是他⁽⁶⁾的策略。有些高等贵族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国王，当然，这种独立从没有被允许变为某种公开的不服从、违抗。所以，路易十四后来更加依仗一类人，这类人在宫廷里的地位由他决定，只由他决定，如果他让他们倒台，他们就会一无所有，而他首先是依赖贵妇们、大臣们⁽⁷⁾和非婚生子们。如果他提拔非婚生子，尤其会惹恼贵族。

这就是国王用来阻止宫廷社会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办法之一，借由这些办法，他推动和维持着他所期望的紧张关系的平衡，以及维护他统治的前提条件。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统治领域，因而也是很独特的统治形式，它在这里首先表明与宫廷相关的方面，在专制国王的更广阔的统治范围内也将有类似的表现。这种统治范围内的富有特征的一点是利用被统治者之间的种种敌对关系来减少他们对专制统治者（即国王）的敌对，增强在他们关系里对专制统治者（即国王）的依附。

4. 也有一些完全不同结构的、相应地也是不同类型的统治领域。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在他提出的统治形式的各种类型里，谈到了另一种他称为“魅力型”的统治形式⁽⁸⁾，与等级的世袭领主制度的统治形式形成对比，法兰西的专制国王体制便属于后者。倘若以这种方式来观察宫廷社会在其中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人们会看到以下情况：在一个更广阔的统治范围内，统治者是有一个最初发挥作用的领域的，至少在西方国家出现了这种形式，并且倾向于实行政治上的统治。独裁统治者、一个精英核心群体或者诸多核心群体以及更广阔的统治领域的相互关系，这三大因素对于魅力型统治的结构和命运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意义。

首先也许可以说，从总体上讲，在更广泛的统治领域内，阶层变化的各种过程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深刻变化，而现存的紧张关系的平衡发生改变或消失，构成了建立某种魅力型统治的前提条件。这种改变和失衡为随后作为魅力载体出现的人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机会；也赋予他的崛起一种马克斯·韦伯十分强调的性质，即“日常事物之外的超凡性质”⁽⁹⁾。魅力型统治危机四伏，是一种危机型统治，它并不具有稳固的持久性，除非危机、战争和暴动成为一个社会长期存在的正常现象。若以一种特定社会统治组织的传统日常事务和各种升迁形式来衡量，这种魅力型统治的崛起就是超常的、非凡的；这种统治组织从内部爆发出隐蔽的或者公开的破裂，通常也会在有些人身上产生结构性的震撼，于是，这些人随后就会属于魅力型的核心群体，让他们对此有所准备。

然而，未来进行统治的代表人物在这里发现的任务，这种他要完成、他要解决的任务，他必须验证的东西，恰恰是马克斯·韦伯称为“魅力”的东西，这种任务是十分特殊的，明显有别于赋予专制统治代表人物的任务：只要他和他的人还必须为了上升而斗争，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把所有最终构成他的统治的核心群体的人的奋斗目标引往一个方向，在一个进一步松懈的和失去平衡的社会领域把一定数目的人牢牢团结在一起，让他们的社会压力沿着相同的方向一致对外，即进入更广阔的领域发挥作用。

包围着专制主义统治的代表人物的也是一个核心群体，即宫廷，而他借助宫廷这个中介来统治，恰如魅力型统治的代表人物借助他的核心群体的中介来统治。然而，当前者作为统治者时，他所面对的任务是在一个社会领域，为这个领域的实际结构提供巨大的机会去操控各种紧张关系的平衡，既要保持这种紧张，也要保持其相对平衡，或者一再重新制造这种紧张和平衡。这适用于他的更广阔的统治领域，但也适用于他的核心群体。如上所述，他必须小心谨慎地操控各种紧张关系，培养各种嫉妒和争风吃醋，小心谨慎地在各种群体中、在他们的目标内（因而也在他们的压力之中）维持其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状态；他必须在极大程度上让压力和反压力互相得到满足，并把各种紧张关系玩弄于股掌，操控其平衡；无论如何，极度自私自利地精心算计亦包含在这个（策略）之中。

独裁的统治者，即社会阶层的一种深刻演变或者群体演变的实施者，一个魅力型统治的代表人物，则迥然不同。倘若人们首先观察在上升时期的魅力型统治的代表人物，就会看到如下情况：在这里，核心群体之内产生的嫉妒、对抗竞争和紧张关系是富有危险性的。无疑，它们总是存在的。但是，它们的出现不应太过强烈；它们必须受到压制。因为如前所述，至关重要的是，把这个群体里面所有联合在一起的人的力量、目标以及压力引向对外施展，亦即去对抗等级森严的礼仪礼节制度被动摇的社会领域，对付应该征服的更广阔的统治领域。马克斯·韦伯称为魅力型的那种领导形式和统治形式的独特秘密，是建立在能够胜任这种任务之上的。首先必须在统治者和统治者的核心群体——用社会其他领域的大小来衡量相对有限的核心群体——之间形成尽可能广泛的一致利益和同样的压力方向，因此，被领导者当中任何一人的手臂在行动中就会如同统治者的手臂延长了一样来发挥作用。

在一位魅力型统治的候选人所处的位置，首先因为可预见性比在专制统治领域里小一些，所以可谋划算计的可能性也就小了一些。在社会领域内，某一特定结构和某一特定紧张平衡保持得越稳定，对于行为人来说，在各种人的事物和社会事物里，某些事物的可预见性就会越强烈。与此相反，魅力型统治的候选人是当一个社会领域的某种紧张关系的平衡变得动荡不定、汹涌澎湃甚而全面震撼时被推到风口浪尖的，这种情形让他出类拔萃，他恰恰就是那种新人（即使并非总是新人），相对于迄今以来他的社会领域的统治者，他是作为社会新秀登上舞台的，他会许诺要打破迄今一直占支配地位的、习以为常的和看得见的各种姿态与动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支持他的核心集团。二者加在一起必然会勇于冒险，直奔某些他们作为始作俑者比较无法预见的事情。因此，他们的目标容易带上“宗教信仰的”性质。他们必须利用这类尚未检验过的手段，利用这类状态或者行为方式。如果仔细研究，也许可以确定他们是如何以及在哪里让他们的各种行为方式和目标与已经存在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无论如何，在这些情况下，他们的举动的不可预计的风险也属于其结构的特征。他们想通过他们的领导者、统治的候选人的恩惠及“魅力”来掩盖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大小，如果能够充分认清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大小，那也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在这当中，打破很多习以为常的准则、规章和行为方式，即迄今为止的统治者借助这些准则、规章和行为方式在不同层级操控被统治者。这让魅力型群体面临着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在这里，或许不能再首先通过一些受过检验的、相对固定的途径，从上到下地由领导者来领导，而是仅仅通过领导者或少数下层领导者不断更新个人承诺——即通过在统治者和核心集团人员之间建立某种或多或少个人的和尽可能直接的关系——来领导。

所有以这种方式团结在一起的人，也许都具有他们出身的那个阶层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总是会进入个人的性格之中。不过，在核心群体之中，人的关系、人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人的飞黄腾达，首先并非由迄今在较广阔的统治领域里一直适用的等级制度以及个人从那里得到的社会名望来决定，而是大体上由单个人的某些特定品质决定，这些品质与核心群体的任务和情况是相适应的。拥有这类品质，对于选择统治者或领导者而言，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拥有这类品质，比起某种继承而来的或者此前获得的社会等级，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与核心群体其他成员的关系。

在魅力型的核心群体里，建立了一种人类特有的核心群体的等级制度。它虽然也在不同程度上以必须征服和渗透的更广阔的统治领域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阶层分化为前提，但在这种核心群体的等级制度内的选择是按照一种不同的规律并采取不同形式实现的，迥异于在这个统治领域里的选择。换言之，魅力型的核心群体提供了某些极为特殊的升迁机会⁽¹⁰⁾。在这里，人们能够发号施令；在那里，什么命令也下达不了。不仅只属于这类核心群体本身，对于从其周围环境涌入的人来说，即使是在最低的位置上，也是一种升迁。他们从广阔的统治领域的日常生活和人民大众之中脱颖而出，进入群体之中的一个小圈子，即一个感到自己有些特殊的群体的精英圈子。

与作为升迁机制的魅力型核心群体的这种职能相比，宫廷的核心群体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维持和捍卫精英分子的机制。而与前一种职能息息相关的，是同时实现以这种方式升迁的人在立场上和性格上的重大转变：个人与他出身的、较广阔的统治领域里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的一致性变弱了，甚至消失了，无论这种社会阶层或群体是乡村、城市、部落，抑或职业群体、等级群体，都是如此。相比之下，一种新的与魅力型核心群体的同一化取而代之并走上前台。于是，就身处其中的人的感受而言，这一群体具有了一种社会家园的功能。

让自己疏离原有的基础群体——这种疏离当然程度会十分不同——而与一种社会产物同一化，对于所有的参加者来说，这种社会产物又会在不同的意义和规模上具有某种升迁途径的功能，疏离和同一化最后具有共同的兴趣，那就是要实现自己群体的征服任务、完成使命和升迁任务，并且必须保证具有精英分子的特性，也就是说，面对周遭的各种力量必须保障和实现部分已经完成、部分还需去完成的升迁。这些（功能和使命）构成了实现那种结构的前提，通过那种结构，魅力型的核心群体以明显有别于宫廷的核心群体的方式构成了内部紧张关系的缓解——即便不会完全消失——的前提，构成了其中成员的压力方向一致对外的前提，只要尚未成功地上升到统治地位，压力的方向就会直指必须渗透的空间。如果目标已经达到，统治已经实现，各种紧张关系通常会变得更激烈。⁽¹¹⁾

此外，与统治地位已经牢固的某种当权派不同，魅力型当权派在其核心群体之外一般并没有牢固的权力结构和行政机构可以利用。因此，他的个人权力、个人优势首先在核心群体内使用，一向是这种机制发挥功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过，这样一来，统治的代表人物可能和必须采用的统治框架也就同时确定了下来。无论如何，在这里，与整个社会领域的结构和态势在功能上息息相关的核心群体的结构，也会对统治者产生反作用。如果认为这位统治的代表人物或领袖将会引领大家实现共同的目标，或者维护和保障在通往目标的道路上已经达到的位置，那么，只要这种信赖、希望和信念依然生机勃勃，被束缚在这个群体之内的大多数人总是会把他作为这个群体的活生生的化身，认为他就等同于这个群体。

恰如宫廷的统治者对其核心群体中人进行掌控、驱驰，是基于后者对于拉开距离以及与此息息相关的争得威望和恩宠的期望；魅力型统治者在崛起时，尽管会掩盖风险，并且往往激起令人晕眩地对升迁的恐惧，但也会根据升迁的需求来操控他的核心群体。也就是说，这两类统治者为了完成他的操控任务，需要完全不同的品质。前者可能创造一种机制，从而大大降低他的风险，并且不得不非同寻常地投入个人的力量。与此相反，后者则要在行动中持久和直接地经受考验，并且要对付某种不断产生的无法预计的投入的风险。在魅力型核心群体内，没有任何地位（也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没有任何等级制度，没有任何礼仪礼节，没有任何习俗仪式，地位不是由其针对的群体的共同目标决定的，因而在目标所指的各种行动来回摆动时是不会受伤和改变的。

魅力型领袖操控群体的一切辅助性机制，首先从那里感受到其意义。尽管肯定必须对核心群体的不同派别和人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加以操控，使之达到平衡，但在某个贵族政体的国王稳固其独裁统治时，这种必要性是首当其冲的，而在不牢固的魅力型独裁统治下，这种必要性并非完全没有，只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必要性仅仅起着某种次要作用。与整个（社会）形态相适应，这里并不存在稳定持久、年复一年地保持平衡的群体；在这里，待人接物的某种仔细权衡、长久适用的战略的灵活技巧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至少比起得心应手地操控无法预计的冒险，比起重新跳进黑暗的感觉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种待人接物的方式又会感到绝对有把握，即相信最终会跳进光明，前途会一片灿烂。

实际上，人们可以说，要坚信自己的天赋，相信自己总能在混乱不堪的各种社会状况以及普遍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做出最终会被证明是正确的、卓有成效的决定，即便没有任何理性依据支持这种坚信，或者似乎根本无需任何理由地坚信不疑。做出这种决定属于魅力型领导者的决定性的基本态度，但这些基本态度尚需仔细研究。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一位骑马飞越博登湖⁽¹²⁾的骑手。他跃过薄薄的冰层，飞马扬鞭，直达彼岸，于是，某些历史学家便根据广泛传播的他的个人喜好，将其成就归功于个人的伟大，轻率地称其具有某种异乎寻常的聪明才智，总能在各种困难的形势下做正确的事；如果他踏破冰层掉进湖里，与他的随从一起淹死了，那么他也许会作为一个一无所获的冒险家载入历史。

这样的人的一种才能，这种毫不动摇地坚信自己的天赋，总能做出一些正确的、成效可以期许的决定，并把这种天赋传给他人。这种才能如同黏合剂，能让他的核心群体超越一切竞争和利害冲突，保持一致，牢牢团结在一起。这种才能和信念就是相信他的魅力与生俱来的实质。它在克服某些难以预计的或者几乎无法预计的危局中成就卓著，使得魅力型当权者在核心群体和更广阔的统治领域的被统治者眼里极富魅力。他本身的和他追随者的“魅力型”性格，只能在不断重现这类局面或者诱发这类局面时保持。如果它们没有出现，如果为了贯彻实现某种稳固统治的各项任务，要求有其他的聪明才智提供完成任务的一些不同（于在通往稳定的道路上所采用的）形式，那么人们往往会尝试诱发它们，会无事生非、制造乱局，创造自我表现的平台。

也就是说，如若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他的基本实力，那么统治的载体即领导者就必须完成他所处的形势一直带给他的各种新任务。一旦遇到他的核心群体的哪怕最微不足道之人的对抗，对他来说，都可能变成考验。没有任何礼仪礼节，没有任何社会名望，没有任何机制，可能保护或者帮助他。他的个人力量，他个人的灵活应变，在遭遇任何这类情况时总是不得不重新让他成为有优势者，以经受考验，这样他作为统治者的身份才能合法化。

5. 路易十四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可以作为一个持之以恒型统治者的突出榜样，与一跃而成的独裁统治者形成鲜明对照。路易十四其风格肯定属于西方历史上的“伟人”，属于影响巨大且异乎寻常的长远的人物。然而，他的个人根基，他的聪明才智，根本没有那么出类拔萃。他与其说天赋非凡、超群出众，不如说极其平庸。这种一目了然的自相矛盾将引领我们进入问题的核心。

我们所称的“伟人”，简单地说，就是这样一些人，由于他们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他们的社会环境带来的某些特定任务，它们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深远，不管是短暂地轰轰烈烈，还是贯穿他一生中的某一阶段；不管是贯穿他一生，还是在他去世后才发挥影响，他们都是“伟人”。长远影响大多——并非总是——既是地域空间意义上的，也是时间—历史意义上的；而且其影响越大，我们就越觉得造成这种影响的人物伟大。

刚刚谈及的路易十四的“伟大”的矛盾之处，反映出一种独特的客观事实：有些形势下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任务，恰恰不可能由一些我们浪漫地认为具有创造性或者基本创造力的人来解决，也不可能由明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冲击力和主动性的人来解决，而是由一些平静的四平八稳的中庸之辈来解决的。路易十四的情况就是如此。他的统治任务前面已经描述过：与崛起的魅力型统治者相反，在他的统治下，被统治者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其中精英的社会压力不可能被引导到同一个方向上。

6. 年轻时，路易十四亲历过一个曾试图推翻现存制度的时代——这实际上对他的家族是不利的——那就是“投石党运动”时代。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朝着同一个方向进攻，都直指国王体制的代表人物。这种团结一致很快又土崩瓦解，变为一盘散沙。当路易十四成年并登上王位后，王室已经重新夺回统治权，由作为继承人的路易十四执掌。他因登基而肩负的统治任务，并不在于征服（对手）或者重新创立（王朝）、夺取政权，而是在于确保稳定、巩固政权，总之在业已形成的统治机制之上扩大并保持稳定和牢固。在紧张关系的较量上，各种等级和阶层相互对立，虎视眈眈，他必须小心谨慎地监视这个战场，密切注视其动向。一位天才的革新者也许会被这项任务弄得粉身碎骨，也许会错误地驾驭这台机器，破坏对他有利的（社会）形态。但路易十四并非革新者，他也不必成为这种革新者。

“如果他（路易十四）不宽容，而且还很争强好斗、咄咄逼人，那么机构内部的各种冲突可能会把君主政体搞得混乱不堪，陷入无政府状态，如同在之后那个世纪发生的情况。如果他是一位天才的好斗的人，那么这种缓慢的错综复杂的机制就会把他弄得烦躁不安，他就有可能打碎这台机器。但他很平静，处事井然有序，而且因为他本身并不十分聪明，他需要求助于别人为他出谋划策。”⁽¹³⁾

按照圣－西门的看法，他的智力在中等水平之下。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他的智力肯定不会超出中等水平，更不会出类拔萃。

此外，他的整个教育，包括知识方面的教育都被极大地忽视了。在他青春期时，正好处在动荡时代，这使得他的家庭教师，包括（尤其是）红衣主教马扎林⁽¹⁴⁾，无法在他身上倾注很多精力，关注他的培养教育。“人们经常听到他痛苦地谈及这个时代；是的，他甚至说过，有一天晚上，人们在宫廷御花园里找到他，他正好刚刚掉到了水池里。几乎没人教他读书写字，因此他一直很无知，甚至连历史上那些极其著名的事件都一无所知。”⁽¹⁵⁾

路易十四本人曾说过：“每当意识到自己不知道那些其他人都知道、人人都了如指掌的事，他就会感到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¹⁶⁾

然而，毫无疑问，他是西方最伟大的国王之一，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对于他的特殊任务，即他作为王位继承人，必须捍卫和扩大他所继承的这个十分重要的统治地位的任务，他不仅胜任，得心应手，而且宛若他被（上帝）创造出来，就是为处理这种任务似的。他解决得非常完美，同时也是根据所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参与他的整个统治的人的意思采取行动的，哪怕他们本身在很多方面也同时受到这种任务的压力：

“路易十四的大权在握和他的权威，源于他本身的人格与他的时代精神相一致。”⁽¹⁷⁾

有趣的是，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表述赋予他的任务（即他作为统治者的这种任务）与他自己的种种需求爱好是分毫不差地一致、完全不谋而合的：

有一次，他对他的儿子说：“你不要相信国家的事就像科学领域那些棘手和神秘莫测的疑难问题一样，科学疑难也许会让你感到乏味。国王的任务主要在于玩弄“常理”的感觉，会感到“好玩”，这种感觉会不由自主、毫不费力地活跃起来……对于完成这项任务而言最必不可少的一切东西，亦是令人心情愉悦的东西；总而言之，我的孩子，这一切就在于要放眼世界，从所有的地方省份和所有的国家不断获得各种新奇的东西，了解所有的宫廷秘密，了解所有的王子和所有的外交大臣的脾气与弱点，知悉无穷无尽的事件的消息，而人们会以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事。同样，要观察我们的周围，看看人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对我们掩藏了什么，他们有什么秘密。最后，要发现我们自己的宫廷人士的看法和立场。”⁽¹⁸⁾

换言之，这位统治者对他周围或大或小的环境里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会感到好奇，沉迷不已。把他们隐藏的各种动力加以体验，对他来说，意味着一种“体育运动”，同时给予他一种异乎寻常的满足。不过，这同时也是赋予他作为统治者的社会职能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此外，人们在此还发现，从这位统治者的视角看，整个世界好似一个放大的宫廷，即可以按照宫廷的方式来引导和操控。

“统治”是一项综合性工作，对人的控制，是这种名为统治的多功能体的最重要功能，这在前面已经强调过。对人的操控作为关键功能，既存在于魅力型统治里，也存在于征服型统治里，恰如既存在于路易十四的捍卫（权力）式统治里，也存在于他的维系（权力）式统治里。

因此，操控方式在这二者间是十分不同的。路易十四对他儿子所说的话已有所暗示，这位捍卫（权力）式和维系（权力）式的统治者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手段来操控的，他是通过精确预计所有人的激情、弱点、错误、秘密和兴趣。从人的方面来思考，当然，是从“处于某种地位的人”的方面来思考，这在前面谈到整个宫廷人士的典型特征时已经引述过，如今在这里又发现，这种思维方式也存在于国王身上。倘若对于那些受到某种来自所有方面的压力的宫廷人士而言，在争夺威望的过程中，“谁若心怀大志、雄心勃勃，就必须消息灵通”⁽¹⁹⁾这种思维具有斗争工具的意义，可以自卫和提高自己；那么，在只受到自下而上的压力的国王身上，这种思维无疑具有一种对下的斗争工具的意义，可视为一种统治工具。

征服型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信赖他的核心集团成员的真挚的、发自内心的忠诚。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在极大程度上与他的利益是吻合的。必要时，他对他们施加的压力会让他感到轻松，会减轻他的压力，实现他的意向和目的，在更广阔的统治范围采取的行动中获得的成就要让每个被统治者都能看见。

路易十四早就看到一种由下而上的威胁，他生活在由下而上的可能的威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维系（权力）型统治者永远不可能信心百倍地预计、期待被统治者会真心实意地发自内心地对他表示忠诚。因为他为了维系自己的统治所施加的压力，不可能在某种共同的对外行动中得到缓解，也不可能会有所减轻，至少在他尚未卷入战争时不可能如此。也就是说，观察和监视他人对他来说，不啻为一种用于统治的不可或缺的手段。路易十四全力以赴地完成这任务，这与他在做这件事时获得的满足是相适应的。这种情况已经列入他的信条。在他的实践中还会更清楚地反映出这种强制和观察人的倾向，对于宫廷贵族和国王来说，是多么富有典型特征，国王直接对贵族施加强制，以便约束贵族：

“国王十分好奇，想知道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事，这种好奇心越来越强烈；他授权他的首席宫廷侍卫和凡尔赛宫总管征召大量的瑞士人来服役。后者穿上国王侍卫的制服，只听命于刚刚谈到的那两个人，受其指挥，他们接到秘密任务，日日夜夜、从早到晚地四处巡逻，穿过过道和走廊、庭院和御花园，四处躲藏，偷偷观察和跟踪人，看他们到哪里去，何时回来，偷听他们的谈话，还要给出详细的报告。”⁽²⁰⁾

在这种普遍进行的监视下，对于处在路易十四的位置的一位要保住权力地位的国王而言，观察人们的种种紧张关系和反目有着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用。考虑到迄今已有必须保障权力安全可靠的统治结构的论述，此处就不再强调了。保持被统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国王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往往会威胁他的生存。无论如何，看看他是如何有意识地理解这项任务，如何支持甚至制造人们之间大大小小的分裂和紧张，是令人感兴趣的。

他对他的儿子说：“你必须挑拨一些人之间的相互信赖。对一个人的妒忌，能刺激其他人的雄心抱负，会让他们野心勃勃。然而，尽管他们相互憎恨，但为了蒙骗他们的主子，他们也会有一些共同的利益或兴趣，也会相互谅解。因此，主人在其参政议政的狭隘圈子外，也需要各种信息，要与这些支配着国家的种种重要信息的人保持某种持久的关系。”⁽²¹⁾

7. 这就是这位统治者为保障自己的全部任务，而迫使他采取行动的某种独特形式。如果以征服型统治者和魅力型统治者的那种更为积极的态度来衡量，可以将他的这种态度称为“被动的”；然而，面对分化的社会现实，“主动的”和“被动的”是一些较为模糊的概念，太不讲究细微差别。征服型独裁统治者会自己推动其核心集团采取行动。而如果缺少了他，他的集团的主动性往往会被摧毁。保守型独裁统治者某种程度上是靠他的职能所创造的社会领域的相互嫉妒和各种对立、紧张关系来支撑及维持他的地位的；他只需有针对性地干预这些紧张关系，创造一些能保持这类紧张关系与差别并统观它们的组织结构便足矣。

这样一种调节、保障和监控机制，从国王的角度看，其中之一就是宫廷和礼仪礼节。这恰恰是上面所谈到的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一种社会永动机。与征服型—魅力型统治相比，人们再一次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征服型统治者的核心群体中的紧张关系越严重，核心群体就越是支离破碎，因为此时，面对它的任务，它必然会在更大程度上不听使唤，无能为力。

内部防御型统治的核心群体并非旨在通过共同行动来征服，而是旨在进行共同防卫和其他阶层拉开距离，只要国王能够控制住、压制住被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一再重新借助被统治者针锋相对的志向、野心，这种核心群体就能自我保护和重现活力，不断地重获新生；同时也能保住国王的广阔的决策空间。如果可以说得极端一些，那么此时可能会有人从争夺威望的圈子里跳出来，跟国王耳语，说些诋毁他人的话，随后又跳出一人，报告一些诋毁前面那个人的事；接下来，这种事就在这个圈子里层出不穷。不过，做决定的始终是国王，他在决定处置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时，只要不触及各阶层和整个体系共同的生存基础，某种程度上所有人就会成为他的盟友，站在他一边。

也就是说，在这里，并非需要具有某种突发奇想的智慧才能施政。这种体系一旦建立，路易十四自己称为“常理”的东西就足以对它进行调控，让它保持平衡。不过，在这样安排社会机制时，对于统治的代表人物来说，极有可能投入较少的力量，就会获得较大的效应。在由竞争驱动的永动机里，自动产生各种能量——用这位国王自己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嫉妒，会牵制另一个人的野心”，而国王只需挥动他的指挥棒。这种机制就像一个动力观测站那样发挥作用，在动力观测站里，操作者压下杠杆所激发的力量，是他所用力量的数倍。

在这些方面，魅力型统治者总是会自己走近人群煽风点火，积极投身其中，贯彻实现他的各种理念。而人们总是走近像路易十四这样的统治者，带给他某些东西或向他请求某些事情，当他从那些努力谋求他恩宠的不同的人嘴里听到赞成和反对后，他就做出决定。各种能量在某种程度上会推动他有所行动；而他会保持克制，巧妙利用这些能量。他不需要有很多伟大的理念，何况他也并没有这种理念；其他人的种种理念会涌到他那里，他只需善加利用：

“谁也不会像他那么善于兜售他的言辞，他的微笑，甚至他的眼神。他的一切都十分宝贵，因为他区别对待，也因为他的沉默寡言和言简意赅，他为自己赢得了威严和崇高。如果他转向某个人，向其提出一个问题，发出一个无足轻重的提示，那么此时所有在场的人的目光都会投到那个人身上。这就是人们所谈论的奖赏之一，一种向来会提高人的名望的奖赏。”……“从本质上讲，没有哪个人会像他那样客气，那样看重年龄、等级和功勋的不同，不管是在他的回答里（如果他不只说‘我将会去看看’，甚至说得比这句话还要多一些），还是在他的行为举止里，皆是如此。”⁽²²⁾

在国王的周围，妒忌的漩涡汹涌澎湃，此起彼伏，这样才能保持社会的平衡。国王在这里表演，宛若一个艺术家。在这当中，除了一般的保持稳定外，他最首要的兴趣是能够统观他指挥的人的机制，毫无疑问，这种机制本身蕴藏着大量的爆炸性材料。国王玩弄人的机制的能量，让自己的统治机制发挥作用，影响到达远方，让自己的统治机制随时随地都看得见和可以预计，这些倾向对于维系型和捍卫型统治形式来说是极富典型特征的。魅力型统治者在无法预计的东西面前不能保护自己，而路易十四的整个生活是这样安排的，如果可能的话，不要有任何新的和不可预见的东西，除了疾病和死亡外，不要有任何东西靠近国王。整个（社会）形态的这种差异并非人们指出的某些人的某种特性，如果人们谈到这种专制的独裁统治的“理性”和魅力型独裁统治的“非理性”的话。

“带一本历书和一个钟表，即使去到300英里之外，人们也能准确说出他在做什么。”圣－西门在谈到路易十四时说。⁽²³⁾

无论是国王采取的任何步骤，还是他周围人员采取的任何步骤，都是预先确定的。一个人的任何行动都会牵涉到另一些人的行动。

8. 在相互依存的各种链条中，每个人都依赖于其他人准时依照规定完成交付给他们的各种步骤，并且出于名望的考虑也乐于对此加以监视。因此，在这种（社会）形态的架构中，每个人都自动地控制着其他人。任何人“离开队伍、出格地起舞”都会伤害其他人，都是对其他人的轻视。因此，对于单个人而言，要有所突破是极为困难的，如果不说它是不可能的。倘若不存在这类机构组织、礼仪礼节、仪式规矩，单个人就可能随心所欲地长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就会给他自己的衡量尺度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然而，宫廷的礼仪礼节和仪式规矩的机制不仅让每个人的一切步骤在很大程度上都服从独裁统治者的控制；同时也让数百人变得明显可见，它在某种程度上像一台信号装置那样发挥作用，在这种信号装置的作用下，一个人的任何任性固执、任何情绪冲动、任何错误都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会公之于众，因为这或多或少会妨碍其他人，伤害其他人的威望权益，并且通过整个一系列中间环节，消息还会传到国王那里。

正如人们再次看到的那样，对于结构上的这种“符合目的性”“符合价值理性”和“符合目的理性”的区分就失去了明确界限。礼仪礼节这种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维持和保障国王的统治是“符合目的性”的。在此意义上，它也是一种“符合目的理性”的组织安排，无论如何，其“符合目的理性”的方面并不亚于那些统治工具，那种为了赚钱机会和职业机会而竞争的社会所产生的工具。在那里也好，在这里也好——哪怕在那里⁽²⁴⁾更不加掩饰一些，“统治”对于其载体即其代表人物而言就是目的本身，同时也是价值所在，至少是以某些似乎无需进一步解释的价值为取向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效力于保障“统治”的工具，既是“符合目的理性”的，也是“符合价值理性”的。

像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社会领域形成的那种国王地位，以独特的方式让其拥有者的各种力量释放出来。涌到王位拥有者身上的不仅仅是货币（比如，以赋税和卖官鬻爵的收入的形式出现的金钱），他本身也不必通过某种职业性的旨在赚钱的活动一再重新开放各种相应的机会，而且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各种社会能量，以他能够支配的各种非物质化的人力形式涌向他。他拥有支配这些人力的权力，不仅是（但基本上是）因为社会的各种相互依存的结构把这种支配权赋予他，因为与被卷入这些相互依存的人及其群体的需求相适应，国王的社会地位是这样安排的，在小得多的规模上，国王通过他自己的主动性从社会领域把这种地位攫为己有。此外，因为国王能够支配的所有这些人的潜在能量在同时代的人所称的“机器”（lamécanique）⁽²⁵⁾里是这样安排的，即让它像一台增强国王的各种能量的放大器那样发挥作用，换言之，哪怕国王仅仅动一根手指，仅仅说一句话，就会在社会领域里动员起比他所用的力量要大得多的种种能量，因此，国王的各种能量不管是大是小，实际上都在很大程度上释放了出来。

9. 路易十四是在十分安全可靠的状态下继承了统治的遗产，他不用再亲身经历统治受到威胁的时代，不必再看到为维系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因此，他缺少他前任在统治期间面临的那种总是充满紧张感的形势，在他身上，这些被释放出来的能量大部分都倾注于追求享受和快乐上，他的能力比较自由地释放出它所产生的享受和快乐。对于（宫廷）顶端各阶层的第二代来说，往往应该克服那些漫无目的穷极无聊的生活。

与此相反，对于路易十四来说，统治、维持统治和统治的安全依然是一项任务。把他作为国王与其他人拉开距离造成的实际威胁，在他执政过程中虽然越来越小（在他登基执政之前，胜负基本上就已真正地定了，威胁已基本解决）；但因为他作为年轻人还是经历过威胁、危险的，所以保护和捍卫他作为统治者的职能对他来说，还是更为直接的目标和任务，完全不同于路易十五。

上面有关宫廷人士以及除此之外还包括各个保守阶层的理念世界和目标方向的论述，在他身上也可以找到特别深刻的烙印：他有一个目标，但这并非一个在他之外的目标，也并非一个未来的目标。在一种较为特殊的相关情境下，他曾经写道：“（一个领导者）总是在一些希望中掂量自己，思前顾后、摇摆不定的就是个糟糕的领导者。”⁽²⁶⁾这基本上也适用于更广阔的相关语境：他是一个立于巅峰之上的人物，他所拥有的地位已经高得不能再高。他通过他的地位而获得的他的能力，其目标是确保、捍卫尤其是首先美化、神化他当前的存在：

“也就是说，路易十四把自己——这从他最初的几句话和行动中就可以看出——视为万物之源和目标……如果他说出‘朕即国家’，那么他真正的意思就是：‘我，路易本人，正在跟你们说话。’”⁽²⁷⁾

如果说人们把路易十四说成现代国家的开创者之一，那么，倘若不应被这种观点完全引入迷途，至少就必须知道，在他自己的动机里国家作为目的本身，实际上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他的工作在比较严格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意义上对法兰西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做出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如何，在与此相关的语境下，已经指出了上面引用的P.朱里厄的那段话：“国王取代了国家的位置，国王就是一切，国家什么也不是。”⁽²⁸⁾圣－西门有时会谈到他自己身上有一个“辉格党”，总之他是一个秘密的反对派，他曾经颇为激动地谈到在一次激烈辩论中，王位继承者反对路易十四的态度：

“一条伟大而崇高的原则是：应该说国王是为人民大众创造的，而不是人民大众是为国王创造的，或者人民大众是属于国王的。这（原则）直达他的灵魂深处，在那里灼烧，因此对他来说，骄奢淫逸和战争同样可恨。”⁽²⁹⁾

国家作为目的本身，在这里完完全全是一种反对派的理念。与这种理念相对立的是国王本身的威望要求，作为路易十四的动机以及因而也作为在他统治下的法兰西的政策和各种行动的决定性动力，不仅要拥有和行使支配他人的权力，而且要经常看到这种权力得到所有其他人的承认——语言和姿态的公开承认，使权力因此得到双重保障。在路易十四身上，人们早已发现，对他而言，权力的公开展现和象征化反过来变成了目的本身。这样一来，权力的各种象征就获得一种自己固有的生命，并且具有威望崇拜的性质。威望崇拜极好地表达了国王存在的价值，威望崇拜就是“荣誉”观念。

岁月如梭，世易时移，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威望崇拜对于法兰西的政治来说依然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它已经转移到将其作为自身价值的民族身上，转移到那些认为自己代表着民族的人身上。此外，它还与经济功利的各种动机密切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反，对于路易十四本人而言，基于已经表述过的种种原因，威望动机绝对优先于各种其他性质的动机。他并非总是知道和注意到经济上的种种困惑必然会影响他的行动方向。然而，如若人们没有注意到，这种社会结构就很容易促使当权派把各种威望的要求置于大大超出各种财务要求的位置上，并且把后者视为前者的附属，那将很难理解各种事件发生的过程。

倘若不重视在他的自我形象（即他自己的形象和他作为最终价值的“荣誉”的形象）的结构与他作为这种地位的结构，以及他的统治领域的结构之间的关联，那么路易十四的外交政策也好，内政政策也好，都是无法理解的。在这方面，他的地位的各种机会和任务以及他个人的各种倾向和喜好，都密切地相互发挥着影响。他的地位给他提供的各种机会——尤需强调的是，在国王即他自己身上的荣誉和威望——得以施展，而他个人的各种倾向、喜好的重点都处在相同的方向上，这便是人们所谓的他作为国王的伟大的决定性条件。他并不是以他的聪明才智、奇思妙想、浮想联翩和富有创造力著称，而是由于他的严肃认真闻名，他试图将这种严肃认真通过他的行为举止来贯穿自己的一生，不管采取任何步骤都要展现他自己的有关法兰西国王的伟大、尊严和光荣的理想。

他掌握王位是在法兰西社会发展阶段，后者允许他异乎寻常地表达他个人对“声望”和“荣誉”的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力量的角逐游戏中，人数最多的他的臣民、社会精英人士、上层人士们自己的威望要求也被极大地动员起来，投入到展现他们国王的伟大形象上，而这又促进了他们自身的威望要求，尽管是在比较小的程度上。

他们理解他；并且他们——至少一部分人，至少有段时间——与他的统治散发出的光辉是一致的、相互映照的，还可以感到通过他的威望，他们的威望也得到了提高。

10. 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在做与路易十四的君主政体相关的论述时说，在法兰西的眼里，“专制的君主政体不仅解决了谋求建立最好的政府的问题，它也是一种恩赐，一种天意的加持：自我理想化和自我祈求对于国王的威严而言，是一种迫切的需求。在宣誓绝对效忠之后，通过某种普遍的共识，现在国王体制实际上仍然是这个民族长期的基本政治信条　”⁽³⁰⁾。

无疑，这是把一种极为局部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一方面，只有在看得见的成就可以清晰地表明困顿苦难的压力不太沉重时，臣民与国王的这种一致性才能得以保持。然而，通过这种理想化的表述，很多被统治者在对待国王的态度上富有典型特征的矛盾心理就被掩盖了。对于这个社会领域的结构来说，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几乎所有被统治者的群体尽管一方面与国王一致，在与其他群体的斗争中把国王视为盟友和支持者，但另一方面，他们总是生活在与国王的紧张关系之中，不管他们有没有表达出来；他们的态度总是与国王对立、对抗的。

不过，在做出这种郑重其事的限制的情况下，上面提到的国王个人和各高等阶层所确立的目标之间的一致性根植于主要动机，即源自威望的相同动机。要理解这种理据形式的全部意义，就必须听一听国王自己是怎么说的：

“喜欢荣耀、热衷名望在我内心肯定占据着首要位置。……当年的青春激情和我对提高个人良好声望的强烈要求，曾使我身上洋溢着热情并投入行动，但是到了此时，同样的温柔情感与——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同样的谨慎矜持以及平和得多的热情，仍会唤起我对荣誉和名望的热爱。……我几乎既感受到一种唯一的渴望荣誉的抑制，也感到对荣誉的渴望在驱使我。”⁽³¹⁾

他之所以率领军队征战，因为征服者的等级地位是所有头衔中“最尊贵”和“最崇高”的，因为一位国王在某些程度上必须依照他的职能、他的决定来领导战争。如果他创建和平，路易十四就会自豪地说，他对他臣民慈父般的爱占了上风，盖过了他自身追求荣耀的雄心。

对于贵族是荣誉的事，对于国王来说亦是“荣耀”的事。然而，他的社会生存的自我美化、神化和他的威望要求，就其规模和强度而言，就其权力超过他国家里所有人的程度而言，超过了所有其他人的社会生存的自我美化、神化和威望要求。国王不仅需要行使他的权力，而且要不断地（部分是通过某些象征性的行动）显示、证明他的权力，在战胜和征服其他人的过程中看到这种权力的反射（这恰恰就是“荣耀”），显示出其背后的紧张关系的强烈程度，而他必须遏制和极为警惕地操控这些紧张关系，如果他想行使和维持这种权力的话。

11. 作为国王，对威望有着强烈的要求，对自己的生存有进行美化、神化的需求，他的生存显然超过所有其他人，从所有其他人当中突显出来，出类拔萃。与此同时，这种要求和需求又给国王缠上了种种链条，把他牢牢捆绑，毫不留情地把他纳入社会的运转机制里。上面已经提出问题：为什么国王不仅把贵族，而且也把他自己编织进礼仪礼节和习俗仪式的机制里？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国王的理想是自己不仅要进行统治，同时也要将自己作为统治者所采取的任何做法表现出来，借助每一种活动来体现出他就是统治者，以符合其社会等级。总之，借助他所属的宫廷社会的各种理想来理解他的自我克制的各种条件，理解他也需要威望和个人表现来渗透他的思想和感觉，就能最终找到上面所提的问题的答案：国王为什么会让自己也进入这种机制？因为他不能只让别人服从那些作为他的统治手段的礼仪礼节和用于体现社会地位的强迫性机制，而他自己却置身事外，不必服从这些手段。

人的各种相互依存，以及迫使他们相互依存的各种强制，总是能在人的某些特定的打上社会烙印的需求和理想里找到其诸多出发点之一。根据其被打上社会烙印的、针对他人的并且依附于他人的需求方式的不同，编织到这种机制里的方式也是不同的。

上面已经指出，贵族对威望和拉开距离的需求如何给国王提供理据，把贵族紧紧束缚在宫廷机制上。现在则想指出，这种机制的强制性是如何对国王产生反作用的：红衣主教马扎林死后，他想自己执政，想把所有的统治线索都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不想与其他任何人分享统治者的荣誉和威望。比如，他的态度受到他前任的状况的影响有多大，可以从下面的情况看出，他终其一生都坚信不疑，永远不要让一个神职人员进入他的议政咨询机构里。他不会让任何人有成为第二个黎塞留的可能。也许在他自己看来，那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马扎林死后，他声明自己将不再任命新“首相”，从现在开始，他自己掌政。后来，他谈到自己登基成为国王的首次亮相：

“毫无疑问，我想获得一种极其崇高的名望，这种名望超越一切，甚至高过我的生命，但同时我也理解，我最初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脚步，或许为此奠定了基础，或许把对此抱有的希望毁灭殆尽，使之荡然无存。”⁽³²⁾

不过，在他走出这一步之后，作为国王的他就成了这种国王地位的囚徒，他不仅是在统治，更是在操持政务，他要服从这项他为了自己“极其崇高的名望”而揽下的任务对他的强制。从现在开始，不允许任何人有其他的作为，也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他们只能帮助他操控和监视周围的人。他自己再也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再也不能有一些偶然的相会、交际。为了把他的国家牢牢掌握在手中，他必须把自己与它绑在一起加以组织安排。他以某种可以尽可能统观全貌的、可预计的组织形式来扩张他的国家，尤其是扩张他的核心群体（即宫廷）；相应地，他就必须使自己的全部生活，他的整个一生，都服从于一种经过精心计算的可以统观全貌的制度，对之俯首听命。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就无法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后者，前者就根本毫无意义。

倘若国家是作为一种具有自己固有的意义和自我价值的社会组织机构来面对国王，那么对他来说，也许还有可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把投入到国家层面的活动与仅仅事关他本人的活动区分开来。然而，因为对他来说，国家本身并不具有自己固有的意义和自我价值⁽³³⁾，因为与这种社会的驱动装置里的威望动机相适应，一切实际上都旨在对作为真正的自我价值的国王的生存进行美化、神化，因为一切的一切，人民、宫廷甚至家族、家庭，最终都是为抬高国王（的地位和威望）服务的，所以在国王的生活中，在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区别。他是统帅，发号施令的主宰，因而集万事万物于一身，他作为家长在国家实行统治，作为国父在家里进行统治。国王的手势、表情，需要甚而必须展现国王和他的尊严，如上所述，这些都渗透着他最为私人的日常事务。他的起床，他的就寝，他的爱，都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精心安排的行动，完全如同签署一项国家条约；它们都在同等程度上为维护他个人的统治和他的“名望”服务。

12. 他的权力范围越大，宫廷人士越直接依附于他，簇拥在他身边围着他转的人就越多。他喜欢人们的这种簇拥，他期望着这样的簇拥；因为人们在簇拥时也美化、神化他的存在。不过，如果他未能组织安排这种簇拥，他就是失败的。他的任何手势、话语，所走的任何一步，作为提高威望的机会，对于这些追随他的簇拥者来说都具有极大意义；无穷无尽的竞争者都在努力追求获得和提升个人威望的各种机会，他作为各种机会的垄断者必须保留对这些机会的分配权，对他来说，机会的施舍同时也具有发挥威望功能和统治功能的作用，如果他不想输掉对这种驱动装置的统治，就要借助这些功能，让这些机会是可以预计的，并且是精心安排的。

倘若他的统治区域变得小一些，如同中世纪法兰西国王们的统治区域那么大，那么，他的权益要求也就会变得小一些。那些中世纪法兰西国王把广大领域里的统治权交给领主封臣们，然而也因此把他们的自主权和声望交给了领主封臣们。一个小区域可以比较容易地让人持续统观全貌，从这个区域来的带着各种请求和决定去求助统治者的人永远不可能太多。统治区域越大，依附他的人、簇拥他的人，他作为个人所要面对的数量、区域统治者的压力以及因此对统治者权益要求的压力也就越大。然而根据传统，统治者还试图以治理较小区域的方式来掌控这个较大的区域，就作为整个国家的家长、他自己以及唯一一个有权这么做的人来掌控这个比较大的区域。

在感受到这种压力的同时，压力也在增大，紧张关系更会越来越严重，他必须缓解这类紧张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他的职能向他提出的，也是他自己向自己提出的各种要求。国家越大，统治者的“威望”也越大；然而，对统治者保持这种威望的要求越高，他因此受到的种种强制也会越大。他的每一步都受到礼仪礼节和习俗仪式的约束，在他周围人的虎视眈眈和压力之下，必须通过礼仪礼节清晰明确地界定出他与他们以及他们与他必须表现出的距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礼仪礼节和习俗仪式就是统治工具，而且是统治对统治的代表人物所施加的强制的表现形式。

拉布吕耶尔说过：“国王什么也不缺，除了缺乏私人生活的舒适外，他要什么有什么。”⁽³⁴⁾除了他的地位的种种权力机会必须保持不得减少外，首先不能减少的是这种追求“荣誉”的需求、威望的要求。基于这种要求，他的统治的强制性迫使他必须彻底进行精心安排，亦迫使他投入他的整个生活、他的一生。根据那种旧传统，在国王身上，家族、家庭主人和国家主人的职能尚未明确地严格区分，与此相适应，在为了统治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强制性的驱使下，路易十四作为国王，也许彻底接受了这样的状况，即他的整个生存都被置于（私人生活和国家事务的）纠缠不清的死结上。

本书这一章的种种思考是以他卧室的布局和功能为出发点的，他卧室的布局和功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象征。这位国王在凡尔赛宫几乎没有什么可以称为“私人住宅”的房间。当他想摆脱在凡尔赛宫中必须服服帖帖地遵守的礼仪礼节时，他就去马尔利行宫，或者其他的乡村地区行宫，在那些地方，礼仪礼节和习俗仪式的压力比在凡尔赛宫小一些——不过，无论如何，以我们的概念来衡量，总是处处都压力重重。

与此相反，路易十五——遵照其经常提及的轻松活泼的性格——离开了路易十四原来的卧室，让人在大理石宫殿的立面建筑群里安排一个住处，布置一些与他那（继承下来的、正式的）“私人住宅”相比较为私密、较少用于对外应酬接待的房间。于是，国家和国王逐渐区分开来，这种分化的最终结果是作为目的本身的国家或人民，与作为某种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履职者、它们的最高领导者，开始显露出其分化的迹象。

13. 作为国王的路易十四的地位，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是两种现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绝佳范例。在与可以观察到的各种现象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即从哲学角度观察，这两种现象一般是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出现的：他的决策回旋余地的大小——往往被设想为“个人的自由”——和他受其他人约束、依附于其他人的程度，总之他不得不屈服、不得不强加于自己身上的种种强制，在他的个案里就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

基于他的地位，可供他支配的大量权力机会只有通过对在他的较大和较小的统治领域的错综复杂的多极性紧张关系的平衡，进行精心细致和精确算计的控制，才能保持、维系。礼仪礼节和习俗仪式属于组织工具，他可以借此来维系宫廷社会的所有群体和所有人员——他自己也包括在其中——之间的距离，并因此保持他统治的精英核心群体内的所有集团和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的平衡。它们肯定不是他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可以支配的唯一工具。倘若没有其他权力手段（这在其他地方有更为详细的论述）⁽³⁵⁾，没有支配军队和整个国家收入的权力，借助礼仪礼节来控制宫廷社会，还有与此密切结合的对其中所有人员和等级的监视，乃至玩弄他们于股掌使他们势不两立、相互嫉恨，那么，对宫廷的控制几乎就不能长久。然而，如果不能灵活操控这些宫廷的统治手段，国王就很容易陷入那些相互竞争的群体和人员中任何一方的控制之下，进而丧失他对有形的权力和税收进行垄断的部分支配权。

在一个大型组织的最高领导位置上，对相对最为自由、最有权力的人员加以约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只不过当前人们谈论大型组织机构时，通常会很容易将仅仅是工业方面的大型组织与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却忘了在国家“概念”所涉及的种种（社会）形态下，在国家若干组织机构的框架下产生工业方面的大型组织之前，就已经存在整个这一系列大型组织了。当前在（拙著）有关组织机构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里，国家的组织机构问题所扮演的角色，远比工业上的组织机构问题小得多，这也许部分与这两种问题不同的概念上的等级划分息息相关。

各种“国家”是作为政治现象被构想出来的，有别于各种工业企业，后者是被纳入经济现象的等级之中的。在研究政治现象及历史现象时，研究各种组织类型在当前还起着某种较为微不足道的作用。这总是一些原因造成的。如果人们把国家类型简单地视为一些组织机构，尝试理解这些组织机构的结构和发挥功能的方式的话，可能就会了解到一大堆有关国家的不同类型。

在提出这类问题时，也许会更清楚一些地看到路易十四发现他自己所面临的麻烦。这是处于任何组织的领导岗位的人都要专心致志进行研究的问题：个人如何让自己对人数众多的整个大型组织的监控保持得长久一些？在当前社会发展的状态下，即便是少数大型组织，比如大型工业性质的组织中，对其最高层的监控实际上是由一个人来实施的，因而有大量不靠人员进行的监控方法可供领导者使用。各种骨干队伍的权限、等级、发号施令的权力，部分采取的是一些普遍的规定和规则，并用书面形式确定下来。各种书面文件——完全撇开它们的其他功能不讲——同时也有种种监督功能；因为它们让人有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在某种特定情况下进行检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以及是谁在做决定？此外，在大多数的大型组织里都有监督专家，他们主要监督组织里发生的事，并且以这种方式减轻最高层监督的负担。

尽管在路易十四的国家组织里，建立在形式上、书面契约上和资料基础之上的组织框架起初还残缺不全，仅仅部分地得到发展，但在今天，很多大型组织里，甚至工商业机构里也仍然存在等级地位的争斗，存在各种局部之间紧张关系的起伏不定、难以平衡，存在上级人员利用内部竞争和一些在研究宫廷里相互交织的密切关系时所看到的现象。然而在大型组织机构里，人际关系的调节在最大程度上采取非人员性质的方式得以确定后，这类现象今天一般具有某种或多或少非正式的和不具形式的性质。与此相适应的是，人们还能十分明显地大规模地发现宫廷社会的某些现象，只不过今天它们往往要隐蔽得多，被很好地掩盖在高度官僚体制化的组织结构之下。

14. 如果不再追述几句话说明这类研究在原则上的意义，对于像路易十四这样一位大权在握的统治者身上存在的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就难以告一段落。在一般的日常思维里，往往似乎只是被统治者依附于统治者，而不是统治者同样依附于被统治者。不太容易阐明一个问题，即一位统治者——比如国王——的社会地位，能在相同意义上从一个社会由职能构成的种种各自有别的相互依存上突显出来，犹如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医生所处的社会地位，敏锐的观察家（比如路易十四的例子中，像圣－西门那样的一位来自与统治者关系比较密切的圈子的观察家）往往能够从各种依附关系上充分看出他的决心和决策的影响。不过，较为宏观地来看，统治者往往是作为其种种决策和行动的首创者出现的，他是独立自主的创始者，做出决策和采取这些行动是自由的。在历史书写中，这种臆想虚构的观念也表现在一种广泛传播的倾向里，即乐于利用像路易十四或者腓特烈大帝、俾斯麦这样一些统治者来对各种历史进程做最终解释，但又没有——像在这里，在比较有限的规模上发生在路易十四身上的情况那样——展现出在依附方面短兵相接的战斗画面，这种短兵相接的战斗构成了他们各种决策的框架，给他们唯一的独特性以回旋余地。于是，被统治者往往会以这种方式想象他们的统治者或者也包括一些小的权力精英就是个人自由的象征，会觉得历史本身就是这类个人的行动的集合。

在社会学中，类似的观念当前往往体现在行为理论或者互动理论里，这些理论——或默认或明确强调——建立在这样的观念上，即对于所有的社会方面的研究来说，其出发点都是一些自由决策的个人，他们都是他们自己行为的绝对独立的主宰和大师，他们也是作为这种人物来“互动”和相互影响的。倘若从这种行动理论出发不能很好地解决各种社会学问题，人们就会以某种系统理论进行补充。在一个社会系统之外，个体的观念一般是以一种社会学的行动理论为基础的，而系统理论则一般建立在各种个体之外的一种社会系统的观念之上。

上述对于有关宫廷的研究，尤其是对单独一个个体（即国王）的地位的研究，若尝试这类与经验毫无关系的理论问题，也许能够缓解人们所面对的各种概念上的难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理论上的观念都可能联系到某些特定经验的既定事实上。

一个宫廷，一个宫廷社会，是由很多单一个体组成的。人们当然可以把这样一种产物称为“体系”。但是，要把（体系）这个词与社会学研究领域各种相关现象密切联系起来，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人们谈论这样一种“人的体系”，会显得有些不搭调，不合拍。因此在这里，取而代之的是（人的）（社会）形态的概念。人们可以说，宫廷是一些单一个人组成的一种（社会）形态，这样就不会给（宫廷）这个词抹上暴力色彩，以致这个词陷入窘境。这样一来，实际上就使以下的困难有所缓解：一些理论家想借助迄今社会学领域的某种规律性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各种个人，另一些理论家则想把注意力引向社会。这种困难总是让这两派纠缠在胜负难分中，不断对抗和博弈。

此外，（人的）（社会）形态的概念亦有其优点，即它有别于“体系的概念”，既不会唤起某种在很大程度上闭关自守的封闭观念，也不会唤起某种内在固有的和谐观念。（人的）（社会）形态的概念是中立的。它可以针对人的各种和谐、平和、友好的关系，也可以涉及各种不友好的、充满紧张感的关系。宫廷社会充满紧张关系，却并没有破坏其作为人的特殊（社会）形态的特性。

那么，这样一来，单个人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就接近解决了吗？显然，还需再走几步，才能至少看到解决问题的端倪。恰如（拙著）开始时就已暗示过的，人组成的各种（社会）形态具有独特性质，它们可以继续存在，不会有多少偏离，即使组成它们的人已经故去，由其他的个体取而代之，它们也依然存在。因此，既有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宫廷，也有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法兰西宫廷。后者是由其他一些个人组成，不同于前者。然而，在宫廷中人不断来来去去的情况下，一种（社会）形态转入另一种（社会）形态。在此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所涉及的是一种可以将特殊的相同概念用到其身上的（社会）形态，即一个“宫廷”和一个“宫廷社会”的形态吗？尽管那些共同组成这种（社会）形态的单一个人有所变换，尽管宫廷发展的“概念”所指明的（社会）形态也发生了某些特定变化，是什么让人有理由在这两种情况下仍然谈论一种宫廷和一种宫廷社会呢？在此情况下，尽管发生这种变化，仍然保持不变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乍看起来，人们或许会对如下的回答感到满意：虽然一个个的个人会发生变化，但是人际间的各种关系却不会发生变化。然而，这种回答仍是一知半解的，令人摸不着头脑。关系的概念还很容易解释为某种仅仅依附于这个单一个人或那个单一个人的事。不过，宫廷人士之间的关系或者国王与不同等级的宫廷人士之间的关系——尽管各种个人的变化可能极其丰富多彩——最终是由某些特殊条件决定的，而这些特殊条件对于各种个人——包括国王在内——来说，则是不会改变的。

这里所遇到的困难在于，人们在概念上往往把这些条件理解为某种存在于这些单一个人之外的东西，比如在谈论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的”条件时便是如此。如果进一步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某种特定形态下，把人相互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他们结合的状态（往往历经数代人）——其中包含某些发展中的变化——以及赋予他们的结合形态以持久性的东西，就是各种个人相互依附的特殊方式，或者用专业术语讲，就是一些特殊的相互依存。同时，前面对相互依存的分析表明，这类约束不只具有和谐、平和的性质。人们同样可能依附于竞争者和敌对者，一如依附于朋友和盟友。在研究宫廷社会时所发现的多极化的紧张关系的各种平衡，对于很多类型的相互依存来说，都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它们存在于所有分化了的社会。多种相互依存的长期演变和它们（在某些情况下）的突破，即一种传统的紧张关系平衡的崩溃和一种新的紧张关系平衡的产生，都可以进行细致的分析。

这就是人们通过使用这类毫无批判性的词语——比如“社会条件”“时代精神”“周围环境”和一些类似词汇——来伪装、扭曲的客观事实。“互动”的概念在其当前所理解的含义里，对于各种可以观察到的客观事实也是不适用的。同样，对于像“行动”或“行为”这种社会学的概念来说，“互动”的概念也并不像初看起来那么不言而喻和毫不含糊。正如前者容易导致这样的猜想——行为的性质和方向只能从行为者个人的主动性来解释；后者也容易导致这样的猜想——行为的性质和方向只能源自两个原先独立的个人——一个是“自我”（拉丁文：Ego）和一个是“另一个人”（拉丁文：Alter）；一个是“我自己”和一个是“其他人”——的主动性，或者源自很多原先独立的人的聚集。

当下的各种研究清楚地表明，为什么行动理论和互动理论不太能够促进经验社会学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以相同的人的观念为基础的，这种相同的人的观念——没有言明——也在很多历史研究里扮演着教父的角色，起着主导的作用，诸多单一个人的观念，最后就是其中每个人都绝对独立于所有其他人——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被闭锁个性的人”，一个“囚徒”。

在当下的一些研究里，社会学的相互依存的理论是作为主导思想的，而且通过这类研究，反过来又得到细致而清晰的表达，这种相互依存的理论更加贴近事实。它以这样的观察为出发点，即每个人从儿童时期开始就属于相互依存的众多人群之列。在他生于其中的相互依存的战场上，他的相对的自主，即作为一个能自己做出决定的个人——在不同程度上、依照不同的榜样——发展着，不断经受考验。如果在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在思考各种个人的此类行为和决定时，仍然认为它们仿佛与对有关个人的依附没有什么关系，与他们以及他们同其他人共同组成的相互依存的网络没有什么关系，即便如此，也能让人理解，那么这正好掩饰那些构成他们“互动”的牢固框架的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

像路易十四那样手握大权的国王所面对的既短兵相接又相互依附的战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在分析相互依存时变得很有把握。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不妨重复一下——一个能够经受检验而且也需要检验的相互依附战场的模式。凭借这样一种对相互依存的分析，就能把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研究引向可能使研究具有很大持续性的轨道上。这里表现出来的各种相互关联，并非由研究者的先入为主的理想决定。为了意识到它们，为了清楚明确地强调它们，人们往往必须撇开自己的各种理想，并且不予考虑。倘若不是涉及有关人的事情，也许可以说：在这里，人们正在逼近客观事实本身。一位国王或者他的宫廷人士的相互依存，是可能发现、找到的既定事实，但不可能是发明创造出的既定事实。

指出人的相互依存，就会因此在思想上剥夺他们的“自由”吗？

如果没有更好地理解人们对彼此的种种强制，尤其是理解让人们相互依附的各种打上深深的社会烙印的需求，就不可能知道“自由”这个词在普遍使用上意味着什么。当前供我们探讨这类问题所使用的概念，特别是“自由”的概念，还是太不够细化，不足以清楚明确地表述进入我们视线的东西，假如我们在人们的交际中观察鲜活的人——即我们自己——的话。

因为握有强权的国王依仗他的各种权力机会，拥有了比他的任何臣民都要大的决策回旋余地。在此意义上，也许可以说，他比他的任何一个臣民都“更加自由”。当下的研究清楚地表明，在此意义上，虽然也许可以称一位握有大权的统治者“更加自由”，但是，如果“自由”与“独立于其他人”的含义是相同的，那么，可以肯定的是，他也是不“自由”的。对于人的相互依存的问题而言，没有任何东西比如下的事实更加富有特征，即一位统治者的任何行动也许最贴近一个人基于自由决定的行为的理想观念，因为这种行动是针对他人的，虽然统治者的行动也是要让被统治者依附于他，但他们可能会奋起反抗或者不以统治者期待的方式接受其行动。这就是相互依存的概念所表达的意思：如同下棋，一个人的任何独立决定的行为却是社会大棋盘上的一步棋，是唤起和促使另一个人（对手）——或者实际上往往是很多人（对手）——对抗的一步棋；对手的一步棋既会限制这个人的独立自主，也会显示出他自己的依附性。两个棋手都不是绝对自由、绝对独立自主的，他们都是相互依附、相互依存的。

从根本上讲，任何活着的和一定程度上精神健康的人，包括奴隶和戴上手铐脚镣的囚犯、俘虏，都有某种程度上的自主，或者换句更富戏剧性的话说，就是都拥有某种自由的表演场所、自由的回旋余地。囚徒和俘虏也有某种程度的自主，这种情况有时被浪漫地加以美化、神化，从形而上学角度看，视为人的自由的证明。然而，单一个人在受到其他人约束之外的某种绝对自由的这种构想，其意义也许首先在于，它是在迎合人的感觉。倘若想让所有关于“自由的问题”，在形而上学或哲学上的、不用与各种可以研究和可以观察到的现象联系起来就能证明和证实的推论都搁置一旁，不予理睬，那么人们就会发现自己面对这样的事实：虽然可以观察到人们的独立和依附的不同程度，或者换言之，在其相互关系上观察到人们拥有权力的不同程度，但是不会观察到一些人或另一些人的自由处于绝对的零点，他们的权力绝对为零。

此外，一般情况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相对独立的行动会让其他人的相对独立性成为问题，会改变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动荡不定的紧张关系的平衡，会让紧张关系本来就不稳定的平衡状态发生变化。可以相当有把握地预言，在下一个发展阶段上，善于思维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将会越来越拒绝使用像“自由”和“确定”（或“被限定”）这类绝对和僵化的两极化概念，并转而探讨平衡的种种问题。

不过这样一来，已经超出这里所确定的框架，迈向其他问题的范围。首先，前面的论述足以表明，如果像在传统的、围绕这种非此即彼的辩论所使用的“自由”和“确定”（或“被限定”）的概念那样，这两个概念就太过粗糙，太忽略细微差别了，在研究可以观察到的人类现象时，它们还不能更长久地具有其价值。主宰这些辩论的传统，坚持的是一种高度人为虚构的，因此不能加以利用的问题的出发点。它把一个被单一化的人置于各种问题的中心点上，这种被单一化的人完全自立，似乎绝对独立于其他所有人。人类幻想出的这种人造产物的“自由”或“确定”（或“被限定”），就是人们正在讨论的“自由”或“确定”（或“被限定”）。只有当人们把各种研究和讨论置于社会学基础上，换言之，只有当人们不把一个单一的、绝对独立自主的人确定为研究和讨论的出发点，而是切实地把可以观察到的东西，亦即相互依存的人的多样性，比如构成宫廷的那些特殊（社会）形态，确定为研究和讨论的出发点，才能带领这些研究和讨论走出这类集体幻想。

如果是这样来确定问题的起点，那么今天探讨理论问题和各种实际问题时往往割裂开的高大屏障就会消失。如同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对一个社会进行局部、细致的探讨研究，就会提供材料，以便人们探讨研究在其相互关系中各种个人的相对依附和相对独立的普遍问题，即理论问题；反过来，后者也有助于厘清前者。在对一位手握大权的统治者进行社会学研究时所反映出的种种问题，在这种相互关联上特别富有启发性。如果不是把两个针锋相对的概念，如“自由”和“确定”（或“被限定”），而是把（相互依存的）程度和（关系的）平衡推到观察的中心点上，那么，就会表明，在比平常表现得更为密切的相互关联上，自由问题和人们实际的权力分配问题是并立的。

(1)　转引自E.拉维斯（E. Lavisse）：《路易十四》，载《法兰西历史》，第7卷，第1章，巴黎1905年，第125页。

(2)　在此，只是顺便一提这种态度的普遍性，就像宫廷礼仪和教会礼仪之间肯定不是无关宏旨的种种关系，也不能在与这项研究相关的情况下有所涉及一样。

(3)　P.朱里厄（P. Jurieu）：《法兰西奴仆的叹息》（Soupirs de la France esclave），1691年，转引自M.马里翁：《17世纪和18世纪社会制度词典》，巴黎1923年，第215页。

(4)　圣－西门：《回忆录》，F.罗泰森译，柏林／斯图加特1815年，第2卷，第84页。

(5)　圣－西门：《回忆录》（法文版），巴黎1840/1841年，第18卷，第3页。

(6)　即路易十四。——译者

(7)　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某位大臣的状况，同时也可以证明以下的描述：人们是多么精心考量和观察每个人的权力状况（圣－西门：《回忆录》［法文版］，第13卷，第234章，第111页）。同时，人们也注意到，在这里，这些相互关联的语境下的关于“信誉”的概念在宫廷里是如何用于表达对一个人的“重视”的。圣－西门描述各个宫廷集团反对国王的大臣沙米亚尔（Chamillart）的斗争：“他——即沙米亚尔——从没有关心殿下（王位继承人）。王子非常小心谨慎，他活在父亲的压力下，深受其苦，父亲极端嫉妒，不许他有任何的得意洋洋，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喜悦都要不得。沙米亚尔误以为他得到国王和曼特农夫人的恩惠，便可以放弃其他任何支持，并且担心如果他使殿下产生最微小的惬意（因为后者与国王关系不好），将会危及自身甚至引起国王怀疑，怀疑他与殿下狼狈为奸。因此，他不会满足殿下的哪怕不足挂齿的愿望。这位大臣依仗国王和曼特农夫人，认为不必“谨慎地对待”（这是一个无法翻译的宫廷词语）这位王位继承人，尤其是国王并不很爱他——如果从努力培养一个继任者的角度看，国王根本不爱他。

(8)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3章，第9节，第138页。

(9)　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第142页：“在其原始形式里，魅力型统治特别具有‘日常事物之外的超凡性质’。”

(10)　在这当中，升迁可能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更为普遍的社会学现象，比一般仅限于职业资产阶级各个领域里的升迁产生的表象更普遍。拯救一个正在没落的阶层的某一特定群体或某些特定群体，使之获得一个新的不再走下坡路的位置，也是一种“升迁”，而且还借助一些特殊的变化产生出对于升迁者来说非常典型的一些特征。同时，以他们的出发点来衡量，升迁意味着在某一社会领域里的任何变化能给升迁者和参与者带去提高社会威望及自我意识的机会。

(11)　参见附录一。

(12)　博登湖在德国南部与奥地利和瑞士交界处，面积538.5平方公里。——译者

(13)　E.拉维斯：《路易十四》，第157页。

(14)　J.马扎林（Jules Mazarin，1602—1661），也是路易十四的首相。——译者

(15)　圣－西门：《回忆录》，罗泰森译，第2卷，第69页。

(16)　E.拉维斯：《路易十四》，第125页。

(17)　E.拉维斯：《路易十四》，第134页。

(18)　E.拉维斯：《路易十四》，第130页。

(19)　圣－西门：《回忆录》，罗泰森译，第2卷，第156页。

(20)　圣－西门：《回忆录》，罗泰森译，第1卷，第167页。

(21)　转引自E.拉维斯：《路易十四》，第158页。

(22)　转引自圣－西门：《回忆录》，罗泰森译，第2卷，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