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为了理解独特的宫廷贵族的行为举止以及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上流社会宫廷贵族的伦理，需要有一幅宫廷建筑结构的画面。不过，上流社会与宫廷的关系却并不总是相同的。
18世纪高尚社会的“大世界”，用我们今天的社会关系来衡量的话，就是一种极为牢固、彼此密切相关的产物。然而，与17世纪高尚社会的“大世界”相比，尤其是与路易十四时代的上流社会相比，却是比较松懈的。因为在这里，宫廷不仅是路易十四时代基本的和权威的中央，而且路易十四基于以后还要谈到的种种理由，不愿看到在宫廷周围的社交活动支离破碎、不愿看到形成若干个社交圈，即便这类社交圈并不能完全避免；所以，社交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法兰西）宫廷里面。(1)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去世之后，牢固的圈子开始松散下来。(2)首先，社交需要一些最优雅的地方，诸如王宫——君主就住在那里；或者寺院——路易十四生前在那里居住，当然1706年至1714年被火灾焚毁，大修道院院长旺多姆（der Groß-Prior von Vendôme）即亨利四世一个私生子的后代也在那里居住，在他之后，康提（Conti）公爵在那里居住，而梅尹（Maine）公爵也住一处宫殿——他是路易十四最有权势的私生子之一，路易十四死后，他先与奥尔良公爵争权，后又与他来自孔代家族的妻子争权，她作为正统的公主，在等级上还高出她的丈夫。所有这些社交圈无异于一个个小宫廷。(3)
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社交的重点有部分从各个宫殿转移到了各种府邸、官邸，即转移到非王子出身的宫廷贵族的宅第里去了。而与此同时，国王的宫廷本身绝不会因此丧失其作为中心（中央）的重要意义。社会的一切线索最终会在这里交汇，如同过去一样，宫廷人士的等级、名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收入，都取决于这里。这个宫廷仅仅在其作为社交载体、作为社交文化教导者的意义上，从现在开始，越来越多地与贵族的社交圈共享。社交和社交文化慢慢地非中央集权化，社交文化从宫廷贵族的府邸延伸到赋税承包人员的府邸。在此过程中，高级贵族的“大世界”绽放出了闻名于世的沙龙文化的鲜花来。
在软弱的路易十六政府的治理下，作为社会中心的宫廷进一步丧失了它的重要意义。(4)上流社会还在进一步松散，不过，它与向下的阶层的界限并未因此变得模糊不清。只不过对于考察者而言，这些界限越来越难以把握，(5)直至革命风暴最终摧毁整个等级结构。取代宫廷的是最后在帝国里形成一个新的上流社会，它的中心起初是在拿破仑的宫廷里，它的生存应归功于变化了的各种条件，而恰恰因为条件的变化，在生活的精雕细琢上、在生活方式的认真谨慎和温文尔雅上，它从未达到旧的上流社会的水平。从这时开始，从18世纪继承而来的社交和审美鉴赏的文化逐渐消耗殆尽。现在，那些需要掌握的新任务存在于其他方面。
看一看这些线索就知道了：18世纪贵族的沙龙以及财政巨头、金融巨头的沙龙，源自17世纪后半叶国王的沙龙。在路易十四的宫廷里，形成和造就了一种新的独一无二的宫廷社会。在这里，终于结束了一个已经准备了很长时间的过程；在这里，骑士和骑士阶层的宫廷追随者，终于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宫廷人士，他们的社会生存，尤其是他们的收入，依附于他们在宫廷和在宫廷社会里的威望与评价。
2. 住宅等级的金字塔结构象征了社会等级的金字塔结构，上文从出租房屋到各种官邸、府邸都已经分别进行了观察。因此，现在要谈一谈整个等级金字塔最顶端的形态，即国王的宫殿，宫廷和宫廷社会的真正中心，同时也会谈到那座建筑物，首先，其他的宫廷人士都会感觉到这座建筑物是整个欧洲宫廷社会的标准结构。
对于国王的宫殿，有一个建筑物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那就是凡尔赛宫。也就是说，在路易十四统治下，在各种官邸、府邸成为宫廷生活一些比较不集中的中心点之前，它们仅仅是国王宫殿的一些附属建筑，必须根据它们来阐述一下这个运动的出发点，即凡尔赛宫本身。至少在几个方面需从社会学角度加以说明。
对于这座建筑物，首先一眼就能看到的是某种很独特的东西。人们看到一个错综复杂的建筑物，它可以容纳几千人居住。从数目上看，这是一座城市可能拥有的人口。然而，这几千人并非以城市市民的方式一起居住在此；并非像市民那样，由一个个家庭组成一些社会单位，依照这些单位的需要和界限来塑造房屋住宅的空间单位。市民的住宅空间单位是相互封闭隔绝的，而凡尔赛宫是个建筑物复合体，既是国王的房屋，也是整个宫廷社会的留宿地，即便只是临时性的。至少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总是能在这里，在这座国王的房屋里，分配到一处住所。路易十四很乐意看到他的贵族住在他的房子里，不管他们多么频繁地在宫廷里留宿，只要有人请求他在凡尔赛宫为其安排一处住所，他就会非常高兴。(6)首先是高级贵族，他们遵从国王的愿望，几乎经常在宫廷里逗留，甚而每天都从自己住的城市府邸来到这里，比如：“我几乎不再离开宫廷，”圣－西门说，“我夫人也如此。”(7)人们必须知道，圣－西门没有担任任何宫廷官职，而实质上官职才会更直接地把他与宫廷捆绑在一起。
在凡尔赛宫居住过或者可能居住过的准确人数，很难调查清楚。不过无论如何，有报道向我们显示，1744年，包括侍从仆役人员在内，大约有10 000人居住在凡尔赛宫；(8)这大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恢弘的画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从房屋的地下室到顶层都会住满了人。
与宫廷贵族里的各种住宅需求和生活习惯相适应的是，所有府邸、官邸具有的典型特征也存在于国王的宫殿里。不过，恰如这些特征在经过简化之后也出现在市民的房屋里一样，在宫殿里，它们仿佛以极大潜力加以扩大，不仅源于实际的需求，而且还与另外一些需求息息相关，即它要同时作为国王权力地位的指针和威望的载体。首先，宫殿前面的庭院就是这样的。诚然，国王的庭院比他王国里所有人的庭院都要大，要成为马车站，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会来到这里，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马车停在这里。然而，类似于在商品流通中，与流通中介的意义和目的、商品、货币价值的当量相比，一块地产的价值、直接意义和目的退到次要地位一样，宫廷的直接有用的价值在此一如其他任何用品的实物价值，都被宫廷的社会威望价值盖过了。
宫廷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大的官邸。在描述宫廷时，《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9)：这里是在勾勒宫廷里的画面，“通过它的外表，应该反映出屋里所居住的人的社会等级”，当人们穿过进入凡尔赛宫的道路时，就必然会唤起自己经过入口庭院的回忆。一个庭院不足以表现国王的威严和等级，因而首先是一个宽敞的前院，这是从西面步行或乘马车穿过的必经之地，它更像一个露天广场，而不是某种确切意义上的庭院，其两侧有两条大道通往宫殿，每条大道都有一排长长延伸着的东西向的侧翼建筑围绕着，大道优先供首相和大臣们使用。随后就到达了真正的宫殿。庭院的范围变窄了。人们穿过一个正方形的大院，接着转入一个较小的庭院，这两个庭院构成了“国王的宫廷”，最后到达第三个更窄的庭院，一个大理石庭院，它的三面都被宫殿围着。
中间这部分是很大的，在它的内部又建有四个小庭院，左右各二。国王和王后及其宫廷社会就在这里生活，在中间宫殿的第二层。“国王的宫廷”的最大的部分由中间宫殿的两个狭窄的出口廊道所组成，紧挨着的是宫殿的南边和北边两个很大、很长的侧翼建筑物。北面的建筑里包括祈祷室，由一个小庭院隔开，还有唱诗班的房间；南面的建筑里包括王子们和国王兄弟们的住所。整个建筑包括它的各种侧翼建筑和庭院、几百个套房、几千间房屋，以及大大小小、时而昏暗时而明亮的走廊过道，也就是说，它（至少在路易十四时代）构成了宫廷和宫廷社会的独特外观。
3. 这就是人们特别着重强调的，要赋予房屋什么样的居住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包含的意义。因为人们让自己房屋中心点上的那个房间或若干房间具有想赋予它的这种功能和作用，这首先特别适用于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那时，上层（首先是国王）并没有后来才租用的或者后来住满的已经存在的、通过合理预算有所限制的房屋空间，反倒首先是居住的需求，尤其是威望的需求，决定着建筑的开支和房屋的形态。
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如果人们看到，建筑物二层中间的房间是给国王作卧室用的，站在窗边可以一览无遗整个出入口通道、大理石庭院、国王宫殿以及宽阔的前院，并不会令人感到无趣。
这种布局首先表现出了高等领主的农村庄园里常常出现的一种类似习惯。这些领主也乐于将建筑物二层中间的房间作为卧室(10)，也就是说，宫殿里的这种布局可以视为一种表示，即国王在这里觉得自己是一家之主(11)，国王的职能和一家之主的职能在路易十四身上是高度融合在一起的，对我们来说，这种高度融合几乎不可想象。国王统治范围的大小，在其房屋形态上充分地反映了出来。国王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国家的家长，而在似乎最为私人的住所里，他还是国家的主人。国王的卧室，一个不仅用于睡觉的房间的形态与这种客观事实处于最密切的联系之中。显然，这个房间是一种独特的礼仪礼俗的表演场所，就国家礼仪的隆重庄严而言，几乎是不容怠慢的。在这个房间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统治者作为家长和作为国王的特征相互融合在了一起。
路易十四卧室里的礼仪礼节已经被充分提及。然而，在这种语境下，就像在一个历史博物馆看一件满是灰尘的陈列品一样，来观察这些礼仪礼节是不够的，这种落满灰尘的东西会让观众感到某种稀奇和陌生；而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一步步将这些礼仪礼节带到生活方面，从而有可能在它们身上理解宫廷（社会）形态——尽管仅仅是这种（社会）形态的一个切面——的结构和发挥功能的方式，同时也能理解人们一起构成的这种（社会）形态，并被这种（社会）形态打上深深烙印的人的各种特性和风度。
也正是在这里，把宫廷生活的结构、技术和培养教育作为一个例子。首先是礼仪礼节，卧室是国王各种礼仪礼节的表演场所，这些礼仪礼节从狭义上讲，会让国王卧室的重要意义得以阐明；从广义上讲，会让这种统治类型得以阐明。对国王卧室的礼俗必须详细地、一步步地加以表述，要像人们描述今天某个工厂里的工作过程、某个机关里的审理过程或者某个原始部落的酋长礼仪一样来描述国王的“起床”（仪式），表述一下他的起床（仪式的程序）(12)。
4. 一般来说，早晨8点要叫醒国王，无论如何，起床时间是他钦定的。由第一宫廷侍从去叫他，他就睡在国王的床脚。房门对侍从们是敞开的。(13)他们当中的一人在此期间已经告知“大管家”和侍从总管(14)，第二侍从通知宫廷厨房(15)准备早餐，第三侍从在国王卧室门外站岗，只允许享有特权的先生们进入卧室。
这种特权的等级划分十分细致。有六种不同的群体是允许依次进入卧室的，人们称为不同级别的“准入”。首先是“家庭成员准入”，尤其是国王的一部分合法的儿孙［国王（与王后所生）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们］、正统的王子和公主、首席医生、首席外科医生、首席侍从总管和管家。
随后是“大人物准入”，包括宫廷侍从和卫队的主管(16)以及国王认可享有这种荣誉的贵族领主。紧接着“首批准入”的是文书阅读官员、负责娱乐和庆典的高级官员以及其他高官。接下来是第四批的“卧室侍从准入”，包括所有的其他“卧室侍从主管人员”，此外，还有“大牧师”、大臣和国务秘书、“国务参事”、贴身卫队军官、法兰西的将军们，等等。第五批准入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首席宫廷侍从的善意，当然，也取决于国王的恩赐。属于第五批准入的，还有得到宫廷侍从主管恩准的贵族和贵族夫人；他们因此而享有比其他人更容易接近国王的优先权。
最后，还有第六批准入。这是所有的准入当中最令人渴求、最难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从卧室正门进入，而是从后门；这种准入为国王的孩子们（包括非正统、非婚生的王子）开放，包括他们的家庭和他们的女婿，此外，还有握有大权的“整座建筑物的监管”。身在这个群体意味着享有一种崇高恩惠；因为其中的人随时可以进入国王的内阁办公场地，如果国王表示正在议事或者刚开始与他的某位大臣商讨某件要事的话，他们可以一直留在房间里，直至国王去做弥撒，甚至国王病了他们都可以留在那里。
人们看到，这一切都有周密的规定。前面那两组人，如果国王还在床上，他们也可以进去。国王总是戴着小的假发套，即便在床上睡觉也不会不戴。当他起床后，大总管与第一个侍从主管接过王袍放到他的房间里，接下来唤下一组人，即首批准入人员。如果国王已经穿上鞋子，他就要求卧室侍从主管人员为下一批准入人员开门。国王接过他的王袍，首批侍从主管从右臂，卧室第一侍从从左臂给他脱下睡衣；首批侍从主管或者正好在场的王子之一送来白天穿的衬衫，第一侍从主管扶着右手，卧室第一侍从扶着左手，帮忙穿衬衣。国王穿上衬衣后，就从他的靠背椅站起来，卧室侍从主管帮他把鞋子系紧，把军刀挂在一侧，给他穿上王袍，如此等等。国王穿完衣裳后会祷告片刻，这时大牧师会轻声念一段祷文，如果大牧师缺席就由其他某个神职人员来念。在此期间，整个宫廷（人员）都已经在花园后面的大回廊上，即国王卧室的后面，宫殿第二层的十分宽广的中间建筑物(17)里等候觐见。这就是国王的“起床”（仪式的）程序。
在这当中，最引人瞩目的首先是安排得令人尴尬的细致入微、繁文缛节。然而，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这里反映出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某种合理的组织安排，即事先精心地规定好任何一个具体“过程”；而是反映出一种组织类型，其间的任何行动都具有一种威望性，这种性质与这种类型结合在一起，成为其权力的象征。在当前社会结构框架中，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具有次要功能的东西，在那里广泛具有主要功能。国王利用他最为私人的方式制造等级差别和奖赏，以证明他的恩惠，并相应地表明他的反感、不满。这已然表明：在这种社会和这种政府形式的结构里，礼仪礼节具有一种意义重大的象征性功能。必须更进一步审视宫廷生活的反复循环，才能看清楚这种功能，这种功能包括其作为国王职能的不同，也包括其作为贵族职能的差异。
5. 上面那种看得见的、与住宅建筑的等级金字塔结构有关的行为举止，在这里更加突显。在这里，即在与这种国家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因素的相互关联上，在与国王的相互关联上，人们看到它发挥作用的地方，至少在轮廓上，十分清楚地表现出各种社会的强制，强迫人们培养这种行为举止，使之变成必需。国王脱掉睡衣，穿上白天的衬衫，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日常事务。然而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在社会的相互关联上，它立即被赋予了一种奇特的意义；国王从中为有关的贵族造成一种特权，这是它所表现出的优于他人的特权。宫廷侍从主管享有这种优先权，可以从旁协助（国王穿衣），根据详细的规定，如有必要他只能把这种特权转给一位王子，不能让给任何其他人(18)，允许或者有权准入国王卧室的情况完全应该参照这个来安排。
这种参与和这种权利并不会让我们有兴趣追问其实用目的。然而，仪式过程中的任何一种活动都具有某种详细划分等级的威望价值，要告知参加活动者得到的威望价值和那种活动的威望价值，给国王穿衣的威望价值，获得首批准入的威望价值、第二批准入的威望价值或者第三批准入的威望价值，如此等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各自独立的。这类似于上文中简述过的有关国王宫殿和贵族房屋的装饰，成了一种威望崇拜。仪式中的任一活动作为指针，在宫廷人士之间，在由国王操控的、极为动荡不定的权力平衡之内，服务于（获得或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蕴藏在所有这些行为当中的使用价值，即直接的使用价值，或多或少地退居次要，或者无论如何是无关宏旨的。赋予这些活动以重大、严肃和隆重意义的东西，仅仅发挥一种效应，也就是它们在宫廷社会内要传递给参与活动者的，即表示比较重要的权力地位、社会等级和威严。
礼仪礼节方面一切活动的这种偶像崇拜特征，虽然在路易十四时代已经足够清楚地形成，但是在他那里，总是一直会察觉到这种与某些特定的主要基本功能的结合。他足够强大，随时都能出手干预，阻止礼仪礼节的某种空转，阻止一些次要功能压倒基本功能。(19)
不过在后来，这种结合在很多方面松散了，礼仪行为的特征作为对威望的崇拜，赤裸裸地毫不掩饰地突显出来。随后，赋予礼仪以生命的驱动装置在这里、在这个社会一再重生，特别容易从某个特定的方面公之于众：一旦在礼仪礼节内创造出一种特权的等级金字塔之后，只要人们卷入这种机制，想通过这种机制享受特权，可以理解地想保留任何哪怕只是小小的特权和保留深深扎根于这种特权的种种权力机会，这种竞争就会让这座等级金字塔保留下来，并且以某种地地道道的幽灵般的方式，由自身出发，继续紧锣密鼓地扩张，恰如某种脱离其供应目的的经济那样蔓延。
在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时代，人们大体上还生活在相同的礼仪礼节之下，恰如在路易十四统治下那样。所有的参与者，从国王和王后开始，各种不同等级的贵族都在忍受，虽然早就反感，但也仅仅是在内心里反感而已。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上面谈到的那个松散的过程中，它是如何丧失整个威严的。尽管如此，直至大革命前，它还以完整的规模继续存在着；因为放弃它，就意味着从国王到宫廷侍从放弃了种种特权，丢弃了种种权力机会和威望价值。正如礼仪礼节完全变成空转一样，卷入其中的种种次要权力和威望功能，最后是如何战胜那些披上次要功能外衣的基本功能，在下面的例子中表现得清清楚楚(20)：
王后起床（仪式）的程序，类似于国王起床（仪式）的程序。宫廷仆妇的女主管在王后穿衣时，把衬衫递给王后，宫廷仆妇给王后穿上裙子和上衣。当偶尔有国王家庭的一位公主参加这个过程时，她有权给王后披上衬衫。有一次，王后让宫廷仆妇脱光了衣服，一丝不挂。宫廷仆妇的女主管拿着衬衫，正在递给宫廷仆妇时，奥尔良公爵夫人进来了。宫廷仆妇把衬衫递回给女主管，而她正好想把衬衫交给公爵夫人。此时，普罗旺斯伯爵夫人进来。于是，衬衫又回到女主管手里；这时，王后才终于从普罗旺斯夫人手中接过衬衫。这整段时间里，她不得不像上帝创造她时那样，一丝不挂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些宫廷仆妇和贵妇们如何拿着她的衬衫，客客气气地互相说着恭维的话，传过来，递过去。路易十四肯定无法永远容忍礼仪礼节这样压倒主要目的。然而，早在他的时代到来前，就已经可以看到最终产生这种空转的社会结构和心灵结构。
6. 值得对这种结构详加探究；因为恰恰是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语境下有一些这种强制的固有特性，那些相互依存的人在他们的（社会）形态里相互施加强制，恰如人们也在很多其他社会里发现的这类强制一样。如同前面那个例子所表明的那样，礼仪礼节和风俗习惯越来越成为一种幽灵似的永动机，这种永动机完全独立，无视任何直接的实用价值而继续存在，继续运转，它像一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发动机，在其相互关系里以及与被排除在外的大众的关系里，卷入其中的人争夺着等级地位和权力机会，被他们所需要的某种明确划分等级的威望一直不停地驱动着。
权力、等级地位和社会威望的机会不断受到威胁，毫无疑问，为了保持和争取这类机会而进行斗争的强制性，最终将成为支配性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这种等级金字塔式的统治结构内所有的参与者相互判决，都命定必须去履行已经成为负担的礼仪礼节。构成这种（社会）形态的人，没有哪个有可能引领对传统进行的某种改革。任何（哪怕是最小的）对那种十分棘手的紧张关系的结构进行改革、改变的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各种个人和家庭的某些特定的威望与特权的动摇、减少，或者甚至是废除。触动这类权力机会，或者甚至废除这类权力机会，在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一种禁忌。这种尝试将招致其他享有特权的阶层的反对，引火烧身，这些阶层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即倘若人们触动传统秩序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那么，赋予它们特权的整个统治结构将会受到威胁，或者彻底崩溃。于是（不可进行变革），一切便依然故我。
诚然，礼仪礼节对于所有有关的参与者都是一种或大或小的负担。18世纪晚期，让丽丝伯爵夫人曾说：“人们只能心怀厌恶地到宫廷里去。如果不得不去，他们会无休止地大声抱怨。”(21)但是，人们还是照去不误。当国王脱靴子时，路易十五的女儿们必须出席国王的就寝仪式，给国王脱靴子。为此，她们得飞快地在居家紧身外衣上披一件大的绣金丝的钟式裙，在腰间系上规定必须系带的、很长的宫廷曳地长裙，把其余的东西藏在大塔夫绸外衣下，她们生怕迟到，就与宫女们、宫廷侍从们、举着火把的男仆们一起迅速穿过宫殿的长廊，跑到国王那里去，一刻钟之后又飞快返回，就像去野外打猎一样。(22)人们心存反感地容忍礼仪礼节，但是，不能从内部加以突破，不仅因为国王要求保留这些礼仪礼节，还因为卷入其中的人的社会生存本身也受它们的约束。
当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开始动摇这些传统的礼仪礼节规则时，奋起反抗的是高级贵族，实际上，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迄今为止，只有公爵夫人们才享有坐在王后面前的特权，这意味着如果她们不得不目睹那些级别较低的夫人现在也获准坐在王后面前，对于公爵夫人们是一种深深的伤害。黎塞留老公爵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行将灭亡之时，曾对国王说(23)：“在路易十四治下，人们沉默不语；在路易十五治下，人们敢于窃窃私语；现在在您治下，人们大声嚷嚷，无所畏惧。”他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赞同这种事态的发展，而是要斥责，表达他对此的不满。各种礼俗枷锁被打破，对宫廷贵族来说意味着它们作为贵族政体的特性被粉碎了。诚然，也许有人会说“我再也不用去参加那种仪式了”，而个别的一些贵族也许也如此行事。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放弃各种特权，意味着丧失掌握权力的各种机会，意味着与其他人相比自己正在没落、边缘化。总之，意味着灰心丧气，在某种程度上自暴自弃，除非有关人士自己具有和在其他人身上找到其他源泉可以为他的价值、他的骄傲、他的自卫和他的乐于标新立异不愿随波逐流进行辩护。
在宫廷机构内，一部分人的社会等级要求也会让另一部分人的社会等级要求不得不保持清醒。一旦各种特权的某种特定的、达到平衡的体系稳定之后，享有特权的人谁也不能去打破它，因为一旦打破，他自己的这些特权就不可能不被触动，那么他整个个人的和社会的生存基础就岌岌可危了。
这些相互有关联的享有特权者，在这种情形下，某种程度上会抱成团，紧紧抓住不放，即便他们对这种情况只能带着厌恶地忍受。社会等级较低的阶层和较少享有特权的阶层都会对社会等级较高的阶层、享有较多特权的阶层施压，要求保持他们的特权；反之，来自上面的压力会驱使因此而受拖累的阶层，努力争取给自己减压，做着与前者相同的事情，换言之，这种压力催促它们加入社会地位等级的竞争。谁若享有特权，能够参与“首批准入”，参加国王的起床仪式或者给国王递衬衫，他就看不起那种仅仅享有特权、获得第三批“准入”国王起床仪式的人，不想降贵纡尊；王子对公爵、公爵对侯爵都不想降贵纡尊，作为“贵族”，这些人都不想，也不能给那些没有贵族称号和必须缴纳赋税的人让步。
这种态度催生出另一种态度，于是，在压力和反压力的作用下，社会的运行维持着飘忽不定的某种特定的平衡状态，并稳定下来。礼仪礼节里表现出来的这种平衡状态，是人人都看得到的。对于受其约束的任何人而言，礼仪礼节意味着他的详细划分等级的社会存在及其威望的某种安全保障，当然，不过是一种很脆弱的保障；因为这种社会运行充斥着种种紧张，又依靠这类紧张来维系，在这种紧张状态下，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不断遭受各种冲击，所以等级较低的人或者类似等级的人和竞争者们，不管是基于某些功劳也好，基于国王的恩典也好，还是仅仅基于某种灵活机智的策略也好，都会试图在礼仪礼节方面进而在等级制度方面推动某些改变。
在这里，等级制度里的变动无不表现为礼仪礼节的变动。反之，在礼仪礼节上，人的社会地位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变化，都意味着在宫廷和宫廷社会的等级制度里的某种变化。有鉴于此，任何个人对于在这种机制运行当中的最微小变化都是极为敏感的，会警惕地注意最细小的变化，会保持等级平衡的现存状态，如果不是正好涉及他，就想变得对他有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宫廷的运作像一台罕见的永动机，它受到种种威望的需求和争夺威望的紧张关系的滋养，持续不断地运转着，这些需求和价值一旦存在，就会通过它具有的竞争价值一再滋生出新的需求和价值。
7. 无疑，并不是路易十四创建了礼仪礼节的机制。然而，他基于自己的社会职能的种种机会，利用、巩固和扩大了这种机制，而且是从一种视野出发，这种视野与卷入其中的贵族要保留的视野是明显不同的。这方面有个关于礼仪礼节在他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例子，可以作为上面对某种特定礼仪礼节的一般性描述的补充，这个例子可能将它对国王的重要意义直观地呈现出来。(24)
圣－西门放弃军职的事，与某种特定的（贵族）等级争端颇有关系。他禀告国王，出于健康考虑，他遗憾不能再继续为国王效劳了。国王并不喜欢他这样。后来，圣－西门私下里得知，国王在接见官员时说：“又有一个人离开我们了。”
不久之后，圣－西门再去参加国王的就寝仪式。此时，屋内虽然很亮，但总有一个神职人员拿着一支特殊的枝形烛台。国王指定出席此次仪式者中的一位，即正在履职的神职人员把枝形烛台交给他。这是一种表彰、奖赏。仪式如何进行，有详细的规定。圣－西门说：“人们脱下手套，向前一步，国王在躺下的瞬间还执着枝形烛台，随后递还首席宫廷侍从。”不难理解，圣－西门感到很惊讶，尽管他已经放弃军职，国王在这晚还点名让他掌灯（以此奖赏他）。
“国王，”圣－西门又补充道，“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对我很恼怒，又不想让人觉察。不过，这就是我在三年内得到的全部恩赐。这段时间，他利用任何微小的机会向我表明他难以宽恕。他不跟我说话，只是偶尔看我一眼，不跟我提任何有关我从军队退役的事。”
在这件事上，路易十四的态度是极为独特的：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礼仪礼节并非一台不再由任何人操控的、幽灵般的永动机，恰恰相反，在国王看来，某种特定目的清清楚楚地与之结合在一起。他不单单是坚持传承下来的等级制度；礼仪礼节处处都有回旋空间，他随心所欲、任意专断地利用这些空间，后者哪怕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也在决定着宫廷里面的人的声望。他利用与金字塔式的贵族政体的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心灵结构，利用宫廷人士对威望和恩惠的争夺，通过将在他那里他的每个臣下所享有的恩惠进行详细的等级划分，从而让宫廷社会内的人的等级制度和声望，按照他的统治目的发生变化，同时也让这个社会内的种种紧张关系按照他的需要以平稳的方式发生转移和变化。礼仪礼节的机制并未僵化，而是成了国王手中一个极为灵活的统治工具。
上文在考察宫廷住宅建筑的构想时，已经清楚表明人们是多么细致入微、多么有意识地怀着独特的对社会威望的衡量来谋划，让住房空间的形态和装饰截然不同、各有千秋、各得其所。如同圣－西门描述的那样，国王就寝仪式的场面显示出在另一种不同语境下的某种类似态度。同时，它也更加清楚地表明，在宫廷社会内一切外在表现的这种小心谨慎的区分和细致入微的色彩变化的功能：国王感到有些委屈，但他并没有暴跳如雷、大声叱骂，并没有直接放纵自己的情绪、发泄愤怒，而是自我克制，通过一种极为精心权衡的态度来表达他与圣－西门的关系，这种态度直至细微的色彩变化都准确地反映出国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所要表达的不悦的理想程度。这种小小的表彰与在其他情况下对圣－西门的不器重结合在一起，便从不同层次回应了圣－西门（放弃军职）的行为。这种斟酌权衡，这种仔细计算对别人的态度，这种富有特征的情绪克制，总的来说，对国王和宫廷人士而言是很典型的。
8. 这种态度是如何产生的呢？让我们先来审视一下，这种对态度的斟酌权衡和仔细计算，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的观察，对于大多数宫廷人士来说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所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取决于国王个人的决断。也就是说，国王对他们态度的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对他们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他们与国王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宫廷社会内的地位的可见标志、指针。不过，这种依附状态同时也通过很多中间媒介对宫廷人士彼此间的行为举止产生影响。
在宫廷社会内，他们的等级制度首先肯定是由他们的家族或家庭的等级、他们的正式头衔或称号决定的。而与此同时，这种等级制度彻底发挥作用并有所变化、修正，在宫廷社会内还是一种与分化远远不同的、尚未受到制度认可的和迅速变换的、现实的等级安排，这种等级安排是由一个人在国王那里得到的恩惠，以及在宫廷的紧张关系中他的权力和重要性决定的。比如，公爵之间有一种机制方面的等级制度，基本上是由他们的家族源自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特性决定的。这种等级制度在法律上有准确而详细的规定。
同时，在现实中，也许有个比较年轻的家族的公爵，因其与国王或王室女主人（王后）的关系，或某个其他有权势的集团的关系，所以其威望比一位较古老的家族的公爵更高。在宫廷社会的角逐中，一个人的实际地位总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即正式的等级和现实的权力地位，不过，后面这种（权力地位）因素在宫廷人士对他的态度上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此，一个人在宫廷等级制度里所占有的地位是极为不稳定的，一个人所获得的实际声望，直接催逼着他，要求他提高正式的等级。任何人的等级提高都必然意味着压制了其他人的等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会引发斗争，撇开报效国王的战争行动不讲，而是只有宫廷贵族才有可能进行的那种在宫廷社会等级制度内争夺地位的斗争。
最引人注目的这类斗争之一，是卢森堡公爵与16位等级较高的公爵和法兰西勋贵大臣的对抗。圣－西门以下面的话详细描述了这种争端，刻画了上面提到过的宫廷等级制度的两个方面及其相互影响的方式：
“卢森堡先生为他的成就，以及他的胜利在高级贵族中获得的喝彩感到骄傲，他相信自己有权按照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大贵族当中的做法，从第十八位晋升至第二位，即紧跟在于泽公爵（d'Uzès）之后。”(25)
9. 在宫廷社会内，现实的等级制度并不稳定，一直在摇来晃去，时而是小的、几乎不会被人觉察到的动摇，时而是大的、十分引人瞩目的震撼，不断改变着其中的人的地位和差距。对于宫廷人士来说，密切注视这些震撼在持久发生时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是生命攸关的。因为如果对一位在宫廷里扶摇直上的人不友好，那是很危险的；而对一位在等级制度下日益没落甚至近乎失宠的人太过友好，其危险性也不会比前者小；如果人们刻意这样做，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他们是另有所图的。因此，对于宫廷里的任何人，持久地精心考察其行为举止的细微变化是不可或缺的。宫廷人士认为，对待任何其他人合适的行为举止，对后者本身而言，如同对所有的观察者一样，是（行情表上的）一个准确的指针、标志，表明根据当前的社会舆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行情。因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行情，与他在社会方面的生存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交际的各种细微变化——人们在其中相互表达有关行情的看法——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
这整个运作与股票市场有着某种相似之处。在运作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在当前的现实社会里变幻不定的、有关各种价值的看法。然而，股市上体现的是有关货币投资者对各家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的意见；宫廷里则是关于所属人士的价值的各种看法：在前者那里，任何（哪怕是最小的）震荡都可以用数字来表示，在后者这里，一个人的价值，可能首先表现在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社交的各种细微变化里。《百科全书》所说的与房屋所有者的社会等级地位相适应的房屋装饰的细微变化，人们只能从高级贵族社会的交际中获知，这种房屋装饰的细微变化还很粗略，这种粗略，恰如等级划分是相对的。因此，若是要求房屋装饰必须精准反映宫廷之内鲜活的、现实的等级制度的细微变化，那么其色彩变化显然还很粗略，不细致。
从这类相互关联上，人们学会理解宫廷社会的圈子里形成的理性的特殊类型。它如同理性的任何类型一样，也是与特定的种种强制——强制自己控制情绪——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在一种社会形态内，在较高的程度上把外来的各种强制变成一些自我强制，(26)这种（社会）形态是产生各种行为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条件，人们试图通过“理性”的概念，指出这些形式的截然有别的各种特征、标志。于是，“理性”和“非理性”概念的错综复杂性关系到个人行为举止的操控，可以观察到现实的种种相互关联的短时间情绪冲动和比较从长计议的思维模式之间的比例关系。在行为举止里的短时间情绪冲动的指针和比较从长计议的、倾向于现实的指针之间，在紧张的平衡动荡不定时，后者的分量越大，行为举止就越理性。前提是情绪控制的指针不要走得太远，因为这种控制的压力和满足，本身就是人的整体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
各种倾向于现实的思想模式参与对人的行为举止的操控，根据社会现实的不同结构，这些思维模式的类型也是不同的。与此相适应，宫廷人士的“理性”亦不同于职业资产阶级人士的“理性”。进一步研究将会发现，从发展上看，前者是后者的一些前期阶段和条件。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领域和状态下，在行为举止的控制上，在波浪起伏的紧张关系的平衡中，长期的、趋于现实的种种考虑占有某种优势，会压制住瞬间的情绪冲动。然而，在控制行为举止的职业资产阶级人士那里，当算计财力机会的赢亏时，这种类型所固有的“理性”扮演着首要的角色；而在宫廷贵族那里，在算计获得和丧失权力的威望以及等级地位的各种权力机会上扮演着首要的角色。
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在宫廷的各种阶层里，获得提高威望和等级地位的机会有时是以丧失各种财务上的赢利机会换来的，是花钱买来的。与此相适应，在宫廷社会的意义上似乎“理性的”和“理性主义的”事，在职业资产阶级的意义上却是“非理性的”和“非理性主义的”。二者的共同之处是，操控行为举止时，瞄准各种能够获得的实力或权力的机会，恰如人们理解的那样，即依据这些人各自所处的（社会）形态来操控自己的行为举止。
人们不得不满足于揭示一下这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指出（“理性”和“非理性”）两极之间的一种简单的、绝对的、概念上的二律背反是多么不够，这种二律背反没有给处于假设的绝对“理性”和绝对“非理性”之间的发展状况留下任何可以回旋的空间，以便作出某种明确的概念上的界定。显而易见，为了符合客观事实，需要一些极为精细的截然不同的概念，但是，这类概念我们现在手头并没有。
宫廷的理性——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自有其特殊性，它既不像科学理性那样，主要建立在力求认识和控制人类之外的大自然的种种内在联系上，亦不像职业资产阶级的理性那样，在争取各种经济实力的机会的竞争中，主要建立在对自己的行为举止的战略进行权衡规划的基础上；而是恰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面对着不断争夺社会地位和以威望来竞争权力机会的压力，瞄准了这类机会可能会获得或丧失，主要建立在精心算计、规划自己的战略之上。
在很多社会的人群里，可以观察到为争取社会威望和等级地位进行的种种竞争；可能在很多社会的人群里，都能找到（或发现）这类竞争。人们在这里，即在宫廷社会里看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是具有典型特征的。它把注意力引向一种社会形态，那里吸引着构成这种社会形态的个人投入一种特殊的、旨在争取社会等级地位和威望这类权力机会的竞争中。
面对这类现象，人们往往满足于从个人心理上做出一些解释，比如说某某有某种特别强烈的虚荣心，沽名钓誉。不过，在这个案例里，这类解释是不够充分的。人们基于这类解释认为，恰恰是在这个社会里，偶尔会有很多个体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基于特别强烈的虚荣心或者一些不自主、他治的个人特征，而这些个人特征的特殊性可以解释宫廷的等级地位和威望竞争的特性。这种假设就是众多尝试之一，即试图通过无法解释的东西来解释无法解释的东西。
倘若不从很多单一的个人出发，而是从这些个人相互间组成的（社会）形态出发，这将是一个比较可靠的基础。从这种（社会）形态出发进行观察，就不难理解对于（待人待己的）态度的精心权衡，对各种表情姿态的准确算计，对言语总要精细区分，总之，要理解理性的特殊形式（而这种特殊形式成为这个社会中成员的第二本性，他们都善于毫不费力地、风度翩翩地驾驭它），实际上，这种操控要求人比如特别能控制情绪，作为在这个社会里不断竞争等级地位和威望的手段，是不可或缺的。
10. 今天，人们喜欢问：面对各种外在的琐碎小事，那么缺乏主见；而面对他们认为是其他人的“错误的行为”、某种外在特权受到的最小的损害或威胁，以及我们今天轻易就能视为无关紧要的各种小事，为什么这些人会那么敏感呢？然而这个问题，这种把宫廷人士自认为命运攸关的大事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已然源于社会生存的某种特定结构。
今天，我们还能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比较不明显地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现实的社会分歧，或者至少保持模棱两可，因为以赚钱和职业方面的各种机会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和与此相关的人们的分歧，依然是现实的、有效发挥作用的，哪怕在面向公众的公开场合它们并不会明确地表现出来。
首先，一个人可支配的各种赚钱机会的大小，在今天的社会结构里不必或者不允许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在职能的民主化过程中，没有什么财产的各阶层的权力与路易十四时代的相应的权力分配相比，已经有所增长。不过，在前者那里，恰如在宫廷社会里一样，这个人所在的社会和高高在上的国王同意给一个人等级和声望上的社会现实；一个人在社会舆论里得不到关注或者得到近乎微不足道的关注，导致其思想意识也或多或少地丧失或下降；走在别人前面在别人前面坐下的可能性；根本不是无关紧要的外在琐事。此外，接受别人的亲切问候，受到别人的友好接待，等等，也根本不是无关紧要的外在琐事，只有在货币的功能或者职业的功能作为社会生存现实的东西发挥作用的地方，这才是无关紧要的外在琐事。不仅不是无关紧要的外在琐事，反而是直接记载着社会生存，即人们当前在宫廷等级制度里所占位置的大事。等级制度里的升迁和贬谪，对于宫廷人士至关重要，恰如做生意时赚钱还是亏损对于商人至关重要一样。宫廷人士会因为社会等级和威望有可能降低而烦躁不安，这并不亚于当商人得知资本有可能损失时出现的烦躁不安，也不亚于一位经理或者官员在得知有可能失去升迁发迹的机会时会产生的烦躁不安。
11. 如果再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以下各种相互关联：在一个社会领域，社会生存建立在赚钱机会和各种职业功能之上，已经变成了主宰生存基础的形式，在那里，对于个人来说，他的现实社会是比较易变的。他在职业上与其他人打交道，后者当前对他的重视和评价，当然总是起着或多或少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总是能摆脱这种重视和评价。职业和金钱是导致比较动荡不安的生存的原因。它们（至少在职业资产阶级社会里）时而移到这里，时而移到那里，而非无条件地受到某一特定部分的约束。
宫廷的生存基础则迥然而异。那些对于任何“高雅社会”直至某种程度上都富有典型性的固有特质，在这里已经达到极为完美的程度。在任何“高雅社会”或者说在倾向于从周围的社会环境中分离和突显出来的社会里，比如，在任何贵族政体的社会和任何城市贵族社会里，这种极为卓越超群的“高雅社会”属性本身如同社会的生存一样，属于个人人格的认同和社会存在的基础。由于一个“高雅社会”有其稳固的连贯性，这种情况会逐渐有所不同。如果是一个从职业资产阶级领域突显出来的“高雅社会”，其约束力就会小一些，如果涉及的是一个宫廷贵族政体的社会，其约束力就会强一些。
然而，“高雅社会”结构的规律性，即一种“等级伦理”的形成，因此而不同，而且在形形色色的各种偏离中，这种规律性都是可以感觉到的。倘若人们为了清晰明确地了解这一点而观察一种贵族的“高雅社会”，那么立即会看到：在这里，一个人是在多大程度上依附于属于这个社会的其他人的意见、舆论。只要其他人这样认为，即把他看做属于他们所在的社会的人，只要他不有损于自己的贵族称号，实际上就能长期属于有关的“高雅社会”。换言之，社会舆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和功能，不同于广大的职业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任何社会舆论，它为生存奠定了基础。在任何“高雅社会”里，社会舆论的这种意义和功能的一种明显表征就是“荣誉”，以及这个概念的衍生词。今天，在职业资产阶级社会里，荣誉顺应这个社会的各种条件，广泛地变换形式，改头换面，用新的内容来填充它。
无论如何，“荣誉”起初是属于一个贵族社会的表征。只要人们按照有关社会的舆论——因而也是对于自己的思想意识来说——被视为这个社会的所属成员，那就享有荣誉。丧失荣誉，就意味着丧失他的“高雅社会”的归属感。在这些自己所属的、一般相当封闭的社会圈子里，通过社会舆论这个法官的宣判，名誉就会丧失殆尽，而且有时还会通过这些圈子特别授权的代表们，采取名誉法庭的形式进行宣判。他们在一种特殊的贵族伦理的意义上进行宣判，处在贵族伦理的中心的是在传统上确保与地位较低的各阶层拉开距离的一切东西，也是在维护和保存贵族的生存，将其作为一种自我价值。
倘若这样一种“高雅社会”拒绝承认一个成员属于其中，那他就丧失了他的“荣誉”，进而也丧失了他的个人人格的同一性结构的一部分。实际上，往往有贵族为了他的“荣誉”，不惜孤注一掷，宁愿丧失生命，也不愿丧失他属于这个社会的资格，也就是说，不愿在丧失这个资格的同时失去他超越周围大众的伟大形象，只要特权社会的权力仍然未被触动，对他来说，一旦失去这种高高在上、卓越超群，生命就毫无意义。
也就是说，在这里往往不用采取其他的权力手段——比如剥夺一个人的等级地位、将其从所在等级驱逐、抵制一个人得到其等级地位——其他人对个别人的“意见”“看法”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成员们对某一个别成员的看法达成共识，那么这种意见就具有一种直接作用，并会付诸“实践”，进而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这里涉及的被称为社会“现实”的东西是另一种类型，它不同于在职业资产阶级社会里的那种“现实”类型。虽然在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高雅社会”里，用剥夺或者解除等级资格来对其中成员进行威胁，也并非毫无效力，但在这里，资本的拥有作为生存基础和“现实”或者各种职业上的功能，或者职业上的各种赚钱机会，这一切最终仍会保留，哪怕个别成员会被排挤出职业资产阶级的“高雅社会”，也不会对他的生死存亡产生决定性影响。
此外，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各种会社里，对于个人而言，具有各种回避的可能性，可以大大减少来自某一地区性的、城市的、高雅社会的社会控制的威胁和束缚，而在流动性较少的农村社会圈子里，或者在一个专制国家的完全不可回避的、宫廷的最上层社会里，高雅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威胁和约束(27)：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宫廷贵族的评价上，资本的拥有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其所具有的意义首先是作为保持某种社会“现实”的条件，是必须从人民大众当中突显出来，鹤立鸡群，高人一等，是作为一个享有特权的社会成员的等级地位，而在一切生存状态下，都强调要有卓越超群的行为举止。总之，把显赫高贵作为自我价值，这些生存状态构成了社会“现实”的核心。
不过，因为在宫廷社会里，拥有财富的各种机会其本身尚未构成一种社会的、独立于他人意见的“现实”；因为通过他人意见承认（自己的社会）归属性，其本身对于这种归属性具有建设性意义；所以，在这种“高雅社会”里，人们相互之间的看法及其表达，在彼此的行为举止里作为一种培养教育和控制的工具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位成员能够摆脱舆论的压力，或者能够不把他的归属感、他优秀的同一性、他个人的骄傲和荣誉的核心孤注一掷。
这在极高程度上适用于一个“高雅社会”的成员们在区域里联合在一起的地方，比如，适用于法兰西宫廷贵族——有别于在深山老林里的乡村贵族，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在法兰西的宫廷社会里，情况亦然，法兰西贵族汇聚在巴黎，在凡尔赛宫，即总是汇聚在国王居住的地方。
在某些限制之下，它也适用于英国的“高雅社会”，其中的家族、贵族的“高雅家族”和比较富裕的资产阶级“绅士”，虽然他们每年一般都会有部分时间在他们遍布全国的农庄里消磨时光，但是，自从17世纪早期，他们的家庭成员就比较动荡不定地、断断续续地在首都，在伦敦的城市住宅里居住，而18世纪更是有规律地，即通常有几个月时间，在“旺季”时到首都，到伦敦的城市住宅里居住。在这里，由于人员大量地接触，他们的住所就形成了国家的“高雅社会”，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流社会”，成了“舆论市场”。他们在此相互评价，相互蔑视，因此在经常性的社交圈子里的种种娱乐享受过程中，掺杂着各种政治的—议会的党派斗争，这是与“高雅社会”的这种共同的、不成文的惯例相适应的；在个人身上，它会提高、降低或使他们丧失自身的“市场价值”、名声、威望，总之，会提高、降低或使他们丧失个人在社会上的权力机会。与英国社会的权力分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宫廷和宫廷社会并非构成“高雅社会”的中心，而充其量只是构成它的诸多中心之一。其他大贵族家族作为“上流社会”的各种政治—社交的中心，往往会冲击、破坏它们的社会等级，让它们一落千丈。作为社会精英的执政机构，在这种统治结构的框架里，议会和议会里各个党派的争斗起着决定性作用。
统治结构和贵族社会的、进而也是“高雅社会”的结构之间的各种关联，在德国同样十分清晰明显，而且并不亚于英法两国。德国的权力转移不利于皇帝这个中央统治者，而有利于称霸一方的各位诸侯，德国的贵族既非法兰西意义上的统一发号施令的宫廷社会，亦非英格兰意义上的“上流社会”。至少截至1871年，甚至基本上到1918年，在德意志的领土上，各种贵族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的“上流社会”，一部分组成了区域性的宫廷，一部分在农业地区组成地方封建领主的社交圈，它们作为个人行为举止、社会归属感和名誉的监控机制，在以军官团为首的统治者的协会里以及在社会方面占领导地位的大学生联合会里，扮演着十分显著的角色。
不过，尽管与法兰西的贵族社会或者英国的上流社会相比，德意志的贵族社会结构层次要多得多，也更色彩斑斓，但是，在帝国本身的贵族家族中，其成员的各自有别的归属性，以及在社会地位价值和威望价值上互相蔑视的思想意识却从未完全消失过。它们缺乏法兰西宫廷社会或者英格兰上流社会的某种中央政府的社会精英分子组成的群体，这类群体作为每个个体行为举止的统一培训场所，作为公众舆论对其中各个成员的“价值”的评价交流场所，能够通过面对面地考验个人品质，在高级贵族之外，提供这种服务，因为在区域和领土界限之外，高级贵族的个人接触仍然很少，并且这类群体还会相当有规律地向其成员们提供个人接触的机会。在德国则会首先通过书面形式比较严格地控制成员的家族出身和社会归属资格的清单（即族谱），即通过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让每代人都能从社会等级的视野和区域性舆论出发进行观察，都能准确地把握在形形色色的等级金字塔结构中的家族出身、社会等级。最后，通过各种比较牢固的区域性社会之间的无数非正式的交叉和横向的结合，来取代英法贵族社会的精英分子群体。
此外，很多德意志贵族群体的排他性，有别于巴黎的宫廷社会或者伦敦的上流社会的各种贵族群体的排他性，它并不简单地表现在严格观察各种等级的区别上，而往往表现在“自己完全身处其中”，没有跳出贵族群体。他们或多或少地把资产阶级排除在正常的社会交际之外，德国贵族群体的排他性的各种特殊形式旨在阻止各种资产阶级阶层效仿贵族的行为举止对他们进行广泛的渗透，人们可以观察到在法国和英国，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存在这种渗透。只有在比较狭隘的领域里，各种跃升了的德国资产阶级阶层才会接受他们那里贵族的行为举止的价值，比如在军官和大学生那里会接受“荣誉”的一种特殊概念；传统的对于经商赚钱的藐视，有部分也通过贵族中现存的俗语传播到职业资产阶级身上；此外还有对城市生活的藐视，甚至当古老城市的市民使用“城市化”之类的概念时，这种蔑视仍然残留。
最终，这表明在德意志精英多姿多彩的“高雅社会”和在城市市民的“高雅社会”之中，缺乏一种相对比较统一的社会等级和地位的制度。在德国，曾经有过而且现在仍有很多这类高雅社会群体。甚至随着柏林成为帝国首都，也根本没有一个城市的“高雅社会群体”能作为榜样确立起来，获得压倒其他社会群体的优势，给予其所属成员以某种特殊的威望。柏林的上流社会从未像伦敦的上流社会那样，具有比所有地方性的“高雅社会”更清晰明确和更大的优势，在伦敦的上流社会里，乡村贵族、宫廷贵族和领主的市民以及城市资产阶级的市民，各类人都汇聚在这里——在伦敦的高雅社会群体里。
几乎所有比较大的德国城市都发展出它们自己的资产阶级的“高雅社会群体”，时至今日，依然存在。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的社会等级和地位的金字塔结构。一个家庭试图从一个社会群体转入另一个社会群体是可能的，比如从明斯特的“上流社会”转入结构完全不同的汉堡的“上流社会”。然而，直至最近，恰恰是在成员资格这方面似乎可以改变的时候，新转入的人往往要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能被接受。无论如何，他们的级别一般要低于“上流社会的那些老牌家族”。因为作为上流社会成员的资格的年限长短以及作为受尊敬的、有名望的家族其知名度持续的时间，即历史悠久的程度，在任何“高雅社会”里都是一种功绩，一种贡献，一种威望价值，这种威望价值对于把一个家族归入一个“上流社会”内部的金字塔等级结构的某个位置是极其重要、极有分量的。
不过，如果说在德国，各种不同的“高雅社会”的特性和结构是变化不定的，而且往往是极为不同的，那么，还是有——或者直到不久前仍有——一些特定的、统一的归属资格的标准的。这些标准当中最有特点的一个，在德国曾经——也许今天还是——可以通过决斗要求对方道歉赔罪。个人荣誉的概念首先是在各种贵族圈子里借助强大的军人传统发展起来的，面对相同阶层的其他成员必须拿起武器捍卫个人荣誉，而对于其他阶层的成员则嗤之以鼻、置之不理，要么像伏尔泰那样，受到贵族的侮辱后要求这个贵族与他决斗，或者让他的仆人去揍对方一顿，亲自动手则会有损个人声誉。这种观念在德国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军官和文人阶层里，广泛传播。
所有的德国男性，从高等贵族成员，到资产阶级大学生和军官团的旧封建领主，以及大学生社团和会社所接受的各种协会，乃至商人，都被认为有能力通过决斗要求对方道歉赔罪，只要他们是预备役军官，都会要求决斗。如果他们受到侮辱，就一定要求通过武力决斗来获得道歉，绝不能放弃，不管他们来自德国的哪个地区。身为高雅社会成员的资格，在贵族那里比较容易掌控，但对于资产阶级人士而言，这种归属资格则要通过属于某一特定团体或某一协会来证明，后面这种归属性证明往往也决定着决斗时对助手或证人的选择。也就是说，很多“高雅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这里被抵消了，因为它们叠加在一起，某种程度上通过各种比较知名的协会和团体所组成的一个网络，构成有能力要求通过决斗获得道歉赔罪的一个社团。这个社团向下是封闭隔绝的，即不必对下面的大众通过决斗进行道歉赔罪。
12. 为了给“高雅社会”即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宫廷社会的研究提供一个比较广泛的范围，对于各国“高雅社会”之间的差别作这样简短的插叙，在这种框架下可能已足矣。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关键并不是人们是否认为“高雅社会”是好的，或者认为某个“高雅社会”比另一个“高雅社会”更好。这类价值判断只能扰乱视线，不能准确建构出这类现象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后面的问题，正是此处所探讨的。
此外，这类比较更容易让人理解，为什么宫廷人士面对在他们的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舆论，其处境是无法回避的。在其他某些“高雅社会”，某种程度上或许是能够避开社会压力及其舆论的；而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宫廷社会却让其成员根本没有任何回避的可能性。因为它在威望方面以及作为其成员的威望的给予者，与其成员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对于法兰西王政时期的宫廷人士来说，根本没有换地方的可能性，他们不可能离开巴黎和凡尔赛宫，但是通过转入其他价值相当的社会，并作为等级相当的人继续其生活，在他们的意识里并没有威望上的损失，并且认为生活还是同样很有价值和意义。在这样一种宫廷社会里，身处其中的人能够把在他们看来赋予他们的生活以意义的东西——即他们作为宫廷人士的社会生存——与其他一切东西保持距离，把他们的威望包括他们自己的形象（即他们人格的同一性）都保留下来。
他们到宫廷里去，不仅因为他们依附于国王，并仍然一直依附于国王，还因为只有通过到宫廷去和在宫廷社会里生活，他们才能与所有的其他（非贵族的）人保持距离，他们灵魂的救赎，他们作为贵族的威望，总而言之，他们在社会上的生存和他们个体人格的同一性，都有赖于这种（与非贵族的大众）拉开距离。如若对他们来说，主要是考虑到一些营利机会，那么，通过商人或者赋税承包商的某种活动，可能会比在宫廷里更能达到他们的目的。然而，因为他们的目的主要是保留他们在宫廷社会里的精英性质和社会等级，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奔走于宫廷，并且不能摆脱对国王的直接依附。与此相应的是，他们也不能避开宫廷舆论的压力。恰恰是因为只要他们不甘心放弃作为贵族的社会生存，就得在完全不可能回避这种压力的情况下接受这个社会的约束，所以对他们来说，其他宫廷人士的舆论以及他们对舆论施加压力的行为，就具有在此谈到的极端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对外必须保持距离的这种必要性，把每个宫廷人士都与宫廷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迫使他进入宫廷的运转之中，那么在宫廷社会内部，竞争的激烈程度总会驱使他不断前进。从宫廷社会的决定性动机上看，这里涉及威望的竞争，但并非对一般威望的竞争。因为与这个社会的等级金字塔结构相适应，获得各种威望的机会也仔细地划分了等级，所以人们为了争取划分为各种等级的威望机会，或者换言之，为了争取划分为各种等级的权力机会，而相互竞争。因为一个人在他与其他人组成的（社会）形态里所拥有的较高或较低的威望，他在其他人当中的“市场价值”，在他所处的（社会）形态的多极性紧张关系的平衡里，是他的分量的表现；他的重要性的表现，是他获得较大或较小的、不得不对其他人施加影响或受他人的影响的机会的表现。
不过，在这个社会里、在这个人际关系里发挥作用的一切东西，都会变成获得或提高威望的机会；社会等级、“家族”世袭职位和年代的久远，也会成为获得或提高威望的机会；人们拥有的或者得到的钱财，同样会变成获得或提高威望的机会。此外，国王的恩惠，在宫廷贵妇或大臣们那里的影响，从属于一个特殊的集团，作为军事统帅所做的贡献，乃至聪明才智、优异的行为举止、漂亮的脸蛋，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会变成获得或提高威望的机会，它们在每个个体的身上结合在一起，决定着他在宫廷社会所固有的等级制度里的地位。
13. 在这里表现出了宫廷人士所固有的一种价值评判态度和行为举止的方式，圣－西门对此作了如下描述(28)：在宫廷里，重要的永远不是事物本身，而是这种事物在与某些特定人员的关系上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再次表明，对于宫廷贵族而言，礼仪礼节和习俗仪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很容易认为这种机制毫无意义，一如我们往往也喜欢从每个人的客观实际职能来观察一个人，我们疏于将其与客观事实相联系，即找不到某种在它之外却又与它有关的益处或目的。然而，正如人们观察到的那样，宫廷社会所强调的重点正好完全相反。我们乐于把要求有关人员做到的事客观化和物化，而宫廷人士则喜欢把客观事物加以人格化；因为他们觉得，人以及人们相互之间所持的立场总是排在首要位置。也就是说，在礼仪礼节的框架内，他们并非“为了某种事情”而一起合作。他们的生存，他们威望的展示，与较低阶层的人保持距离，承认较高阶层的人与自己保持距离，所有这一切对他们而言，本身就是目的。
然而，正是在礼仪礼节方面，这种拉开距离作为目的本身具有十分完美的意义。它成为宫廷社会的一种行动，在这种行动之中，划分等级的种种获得威望的机会按顺序排列起来。每个实践者在实践之中都表明是这些获得威望的机会的载体，这样一来，他们就让彼此拉开距离的关系变得明显可见，这种关系同时又把他们相互结合在一起，让他们相互陪衬，并且在自己的行为里检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等级制度，检验他们相互承认的宫廷的“市场价值”，即检验他们的威望价值。
换句话说，付诸实践的礼仪礼节是宫廷社会的一种自我表现。在这当中，每个人——国王首当其冲——都会感到其威望及其比较重要的权力地位，都要通过其他人来证明和表现。社会舆论建构着个人的威望，在一种按照某些特定规则共同进行的行动中，通过个人之间的行为来展示社会舆论，也就是说，在这种共同行动中，同时可以直接看到宫廷人士个人受到现存社会的约束。他的威望如果没有经受这种行为举止的考验，就会虚无缥缈，空空如也。人们高度重视展现威望以及遵守和维护礼仪礼节，这并非注重“各种表面上的事”，对于宫廷人士的个人身份认同而言，这是性命攸关的事。
不过，因为任何社会总会极其精细和多样地对它最为性命攸关的领域彻底分化，使之色彩纷呈，所以，我们正好在宫廷社会里找到等级划分和色彩微妙变化的精巧细致，职业资产阶级对此则是陌生的，它习惯于在一些完全不同的领域里谨小慎微地加以区分。在宫廷社会，人们精心组织每一次风俗仪式、每一次礼节活动，细致入微地感受和算计任何一个步骤的威望价值，这与礼仪礼节和人们相互间的行为举止对于宫廷人士所具有的生命攸关的重要性是相适应的。
下一节将会表明，为什么国王不仅要让贵族遵守礼仪礼节，而且他自己也遵守礼仪礼节。在这里，首先应该理解各种动机和强制，基于它们，宫廷贵族认为自己在礼仪礼节方面受到约束，也就是说，同时在宫廷里受到约束。首当其冲的强制并非源自各种统治功能的实行；因为所有这类政治上的功能是封闭隔绝的，在很大程度上，与法兰西的宫廷贵族没有干系。他们也不是以能从宫廷里得到多少赚钱机会为出发点，因为通过其他途径，会有更好的赚钱机会。而主要的强制的出发点是，这些人士自己作为宫廷贵族，既要在面对受歧视的农村贵族时突显自己，高人一筹，也要在面对官员贵族和人民大众时维护自己，保持或扩大已经得到的威望。一个小小的例子，或可让这种想法生动起来。
英国国王、西班牙大公和法兰西王子同在一处军营里。法兰西王子对于西班牙人与英国国王交往时的不拘小节极为不满，便决定给他们上一堂课。于是，他邀请西班牙人和英国国王来做客。当这些人一起进入房间时，客人们惊讶地发现，只有一张通常只容得下一人就座的放着饭菜的桌子，靠背椅也只有一张。法兰西王子请英国国王就座，其余的客人只能站着。法兰西王子站到（英国）国王背后，开始伺候国王。而这是符合法兰西的礼仪习俗的，即只有国王可以坐下，高级贵族们要伺候他；其余的人必须站着，保持适当的距离。对此，英国国王表示抗议，西班牙人更是觉得受到侮辱，暴跳如雷。而主人保证，在国王就餐之后，也会像款待国王那样款待其余的客人，他们会在另一房间里享受丰盛的宴会。人们明白：这位王子想要强制推行礼仪礼节；他对国王降贵纡尊，与国王保持距离，尽管（英国）国王根本不要求这样做，但对法国人来说，这种屈尊和保持距离是他作为王子的社会存在的一种考验。他期望保持礼仪礼节，即使在这里并没有这种要求，他仍希望如此，因为如果他忽视了与国王保持距离，那么他底下的人一旦也忽视与他保持距离，就会有损于他的地位。
14. 这样一来，宫廷人士所生活的人与社会交织在一起的某个特定层次就会被铲除。显而易见，这还不是一些此处涉及的专门化的、经济上的盘根错节、相互依存，虽然经济上的各种强制对宫廷生活的干预和塑造是不言而喻。对于保持距离和威望的要求，在这里不能以对各种经济机会的某种要求来解释，哪怕借由所处的某种特定经济环境可能出现这种要求。宫廷人士的等级伦理并非一种精心装扮过的经济伦理，而是一种结构上不同于经济伦理的东西。在拉开等级距离和威望的光鲜外表下的生存，也就是说，宫廷人士的生存对于宫廷人士而言，完全就是目的。
这里表现出一种行为态度，对这种态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意义超出直接的题材。对于任何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稳定的、精英的，或者说出类拔萃的群体、社会等级或社会阶层（往往既处于由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下，也处于由上而下的社会压力下）来说，这都是适用的，哪怕这里着重指出的是这类统一体（单位）的结构的规律性。因为对于它们以及其中成员而言，它们纯粹作为一个精英社会统一体成员的生存，部分来讲，绝对就是其价值本身和目的本身。于是，保持距离就成了他们行为举止的决定性因素或者塑形机。这种生存的价值对于其中成员而言，无需任何理由——尤其无需用某种实惠——来解释。人们不会逾越这种生存，去探寻某种俗世里的意义。若在一个社会里，仅仅存在各种精英的倾向，也会表现出同样的现象。
这类精英的统一体的概念机制，整个思维，是由这种结构规律性、纯粹社会生存的目的本身、不作任何思考的存在主义决定的。这类社会统一体在一些象征和理念里表达其行为举止的目的或动机，因此，这些象征和理念总是具有某种威望崇拜的特征；它们本身仿佛被实体化或者被聚集在一起，包含着整个威望，而这种社会本身基于其作为精英分子的存在，要求具有这整个威望。
在这种相互关联的语境下再次指出作为行为动机的“荣誉”的象征，可能已足矣。以荣誉为出发点的强制，就是强行保持其载体的生存——即作为一种在社会上拉开距离的生存。荣誉巍然屹立，它的载体容光焕发，光芒四射，既无需也不可能通过荣誉之外的某种东西作进一步阐述。然而在这里，在与宫廷人士相互关联的情况下，用“荣誉”或“威望”来列举某种动机的等级伦理，与职业资产阶级各个阶层及其各种等级的经济伦理是有差异的，后者以获得实惠为动机，但是等级伦理的各种要素也渗透到它身上，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与它相互交融。
一旦在职业资产阶级各个阶层里出现各种固步自封的倾向，即精英分子的倾向，这些倾向瞄准维护、保留那种固步自封的群体——作为某种拉开距离的群体——的生存，同时直指对这种生存的美化、神化。这些倾向也会表现在各种威望的象征里，而这种生存借助其威望的灵光，表现为目的本身，虽然在这里，即在资产阶级各阶层里，各种获益的实惠、各种经济利益总是同时与各种威望的价值直接混杂在一起，但恰恰是在与此有关的语境下，研究宫廷社会的结构和盘根错节会令人产生兴趣。因为在今天，在其他情况下作为一种动机——而且往往又不是作为主要动机——出现的东西并非源自威望，一如人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这里，在宫廷社会里，源于威望的等级仍然完完全全不受限制地独占鳌头；在这里，等级伦理与职业资产阶级各阶层的经济伦理依然有着明显的差异。
也就是说，人们必须从这些相互关联出发来理解礼仪礼节，而不需要从某种获益的实惠来进行阐释。在这些礼仪礼节中，宫廷社会自身得以表现，每个人都被其他人衬托着，在面对非其成员时，大家就相互衬托，一起考验作为价值本身的他们的生存。(29)
15. “宫廷生活是一场严肃而忧伤的演出，它就像某种布局：人们必须安排其中的各种人物和身份地位，必须有一种策略可以据此与对手抗衡，有时要把他自己的幸福孤注一掷，要敢冒被迫出局的风险；在经历所有这一切幻想和阴谋诡计之后，人们终于能在棋盘上‘将别人军’，有时也会被人‘将军’。”(30)
宫廷社会里的生活并非一种和平的生活。持久地、不可避免地被束缚在一个圈子里的人数量很多，他们相互施压，为争夺威望机会、争夺他们在宫廷威望的等级制度里的位置而争斗不息。纠纷丑闻、阴谋诡计、等级争斗和争宠夺爱从不间断，没完没了。每个人都依附于其他人，所有人都依附于国王。每个人都可能会伤害其他任何人。每个可能在今天晋升等级的人，也可能在明天一落千丈。没有打不碎的玻璃。每个人都必须寻求与最有可能备受器重的人结盟，必须避免不必要的敌对，必须缜密思考与无法避免的敌人的斗争策略，必须根据自己的社会等级和现时“市场价值”在与其他人交往时的言谈举止中，在对待他人的态度上，最准确有序地安排好与之的距离和接近程度。(31)
与这种结构相适应，宫廷社会在培养宫廷人士的一些方面同资产阶级—工业社会是截然不同的。这里列举几个方面：
1）观察人的技巧
也就是说，不是从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而是从宫廷本身的生存必然性中培养起来的那种能力，亦即有能力预计其他人的构想安排、各种动机、才能和局限性。人们将看到这些人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绕开其他任何人的身体语言和表情，如何听取同仁的所有言论，细致入微地考察其含义、意图和重要性。
有一个可以用在很多人身上的例子：
“我很快就觉察到，”圣－西门有一次在谈到某人时说，“他的反应更冷漠了；我从他的眼神、眼角的细微变化看出他对我的态度，这并不是一个肩负困难事务的男人身上偶然出现的态度，也不是我猜想可能搞错的态度。但是，我的猜想很快就被确证无疑，我对他退避三舍，却又不能让他对此有哪怕一丁点儿的觉察。”(32)
这种在宫廷里观察人的技巧，从不是仅仅观察有关单一的个人本身，如同观察一个人主要从其内部感受各种基本规律和特征，这将更加接近真相。在宫廷世界里，莫宁说，人们总是在其与社会的相互交织中观察个人，把他放在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来观察。在这里，也显示出宫廷人士完全受社会的约束。不过，观察人的技巧不仅涉及其他人，也延伸到观察者本人身上。在这里发展出了一种自我观察的特殊形式。“受宠的人必须能很好地自我克制。”恰如拉布吕耶尔所说。(33)观察自己和观察别人是一致的。如果只有一种观察，而没有另一种，那只会无的放矢。也就是说，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一种主要源自某些宗教动机的自我观察，也不是一种对自我“内心”的观察或作为单独的个体专心致志地自我修炼，以便——上帝保佑！——检验和约束他自己最隐秘的躁动不安，而是涉及一种对他自己的观察，以便使他能在社会规范—社会交往中约束好自己：
“一位了解宫廷生活的男士会堪称典范地控制好自己的各种姿态、目光和脸部表情；他会深藏不露，城府深得让人根本无法看透；他会对各种鄙陋行径置之不理，他会对敌人报以微笑，会抑制他的喜怒无常的脾气，会隐藏好他的各种痛苦，他会违心行事，即便他的言行有违自己的感情也在所不惜。”(34)
而且，这里并不可能存在任何东西，能够甚至会让人喜欢对他的行为的种种推动力感到迷惑不解。恰恰相反，正如他也是被逼无奈去寻找其他人的外表掩盖下的以及受控制的行为举止的背后的真正动机和动力，正如倘若他不能一再透过与他竞争威望机会之人的毫无激情的表现，去揭示促使他们前进的情绪和兴趣，他就会一败涂地；他必须了解自己的各种情绪，才能确切地加以掩盖，伺机而动。有关利己主义的观点作为人的行为举止的各种动机，并不是在职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竞争空间才形成的，而是首先形成于宫廷的竞争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首先产生了在新时代里对人的各种情绪的毫无掩饰的表述。比如，最好想一想德拉罗什富科(35)的“格言”。
描述人的技巧与观察人的技巧是相适应的。书籍对于宫廷人士的意义完全异于我们，写作亦是如此。他们的意图并不是进行某种合乎情理的、带有因果关系的自我阐释和自我表现。上文所谈到的关于宫廷人士对待自己的态度，在此依然适用。这就是价值，无需也不可能阐明或者辩护。
宫廷人士主要是在言行之类的特定做法上展现自己，其著作无非是社会生活一些间接的组成部分(36)，很多谈话和社交游戏以及大多数的宫廷回忆录，都会有碍于对话和交流，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谈话就会缺少对象；因此，那些有关宫廷生活的书籍里为我们很好地原样保留了这些人在自己的生活里所采取的态度，保留了宫廷生活的画面。
于宫廷人士而言，观察人是生活中最重要的技艺之一，因此不难理解，这种技艺在宫廷的回忆录、书信和箴言警句里得到了极大的完美体现。
因此，从法兰西宫廷社会的各种条件出发，它为法兰西作家和法兰西文学开辟道路。基于种种（在这里不可能研究的）原因，这种文学在法兰西作为宫廷的思想意识的直接继承者，超越法国革命，至少可能有一部分与某个巴黎“上流社会”的继续存在息息相关，这条道路从当时的一系列作家一直延展到最近的时代。(37)
2）待人接物的技巧
如上所述，宫廷社会对人的观察并非源于喜欢进行某些理论思考，而是直接源于社会生存的种种必要性，源于社会交往的种种要求。对人的观察构成了待人接物的基础，恰如后者亦是构成前者的基础。在这个方面里，另一个方面必须得到验证、经受考验；从那个方面里，这个方面也得到了滋养。有鉴于此，待人接物也是根据行为者的各种目的精心准确计算的。有一个例子，或许能解释在与人交往过程中的这种战略上的计算，它说的是当时的王位继承人路易十四的孙子。恰如圣－西门自己所说，他感到至关重要的是对这位未来的国王应该显得谦恭卑微，圣－西门所在的社会等级，即公爵和勋贵、上上下下的大贵族们，一方面必须忍受对正统王子们——包括国王——的言听计从，必须服服帖帖，另一方面必须忍受对大臣们卑微恭顺，贬低自己。
在这方面，圣－西门的行为是这样的：
“首先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对王位继承者……进行某些观察……同时，我也不失时机地谈及我们的尊严。也就是说，我尽量小心翼翼地打断那些偏离这个目标的话语，把谈话重新引回这个目标，所有不同的问题都谈及。……我把他引到这个话题上，是因为我注意到他对这些问题很敏感。……我提醒他记住巴伐利亚的（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对阁下各种要求的罕见的新奇之处(38)。……我建议他就容忍这些滥用权力对国王们和王位、王冠造成的极端不公进行如下思考。……我向他明确指出，这场风暴可能会殃及我们大家。……(39)
“随后，我对西班牙的大公与（法兰西的）公爵勋贵作了比较，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领域。……再往后，我转而谈论英国的情况，欧洲北部和全欧洲的国王；我能够轻而易举地证明，唯有在法兰西，而且是在所有等级当中，大贵族不得不遭遇如此困难，其他国家没有哪个勋贵能容忍这种情况。……王位继承人非常活跃，对我的这些看法很感兴趣，说我的这些考虑很好，还往往自己把这些考虑一直探讨到结束。这让人很容易看出，他坚信这些考虑是符合真情的。按照令人愉快的、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讨论它们(40)。……王位继承人……兴奋异常……抱怨国王无知和缺乏思考反应能力。
“我能轻而易举地提及所有这些话题，把它们摆到这位王子的眼前，让他感到满意，谈论它们，而且向我表明我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也让他可能坚信不疑，愿意肩负责任，愿意奋勇直追，而且允许我看到他的感情、他的思维方式和接受各种考虑，他从这种认识获益匪浅。最后，采取这种方式更容易说服他和激励他努力奋斗。然而，我所做的这一切，并非为了把这些推理和附加说明推到极致，而是引导他谈论其他话题，通过我的克制更大程度地激励他的理智、他的正义感、他自己的信念、他的信任。同时也是为了争取时间，在任何方面看透他，这样一来，就能同样温和而彻底地让他接受我的感情，以及我对这些话题当中任何一个的看法。……”(41)
在这段闲谈中，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都是非常富有特征的、典型的：这位反对派贵族试图与王储建立联系，王储自己的立场也令他乐于持某种反对派的态度。然而，这种行为是危险的，对于圣－西门而言更为危险。他必须小心翼翼地试探王储的态度，才能知道自己能走多远。而与此同时，他的这种行事方式对于整个宫廷的待人接物而言，也是富有特征的、典型的。在圣－西门的这段描述中，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他借以奔向目标的意识极不寻常，同时也能看到他对于自己达成目的的驾轻就熟的技巧多么津津乐道。这恰恰清楚地表明，等级较低的贵族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极大程度上成为交谈对话的战术家的。如上所述，在这次交谈中，他是最受威胁的那个人。王储随时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偏离宫廷谈话的有的放矢的游戏规则；只要他觉得合适，他可能会随便以什么理由结束谈话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这对他本人并不会有太多的损失。相反，对于圣－西门来说，很多东西取决于这样一种交谈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做这件事是性命攸关的。所以，在交谈时他要极为自我克制，并且深思熟虑，但又永远不能让谈话对象觉察到。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必须控制好自己，内心由于行为举止受到拘束而紧张，对外却要强作欢笑，此时，他实际上就是处于劣势。把级别较高的人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引到人们想带他去的地方，是这种宫廷人士待人接物的最高信条。比较独立自主的同等级的伙伴与他交谈时，比如商人或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在交谈时，那种姿态有时可能是有益的，即或直接或间接强调自己的聪明有时可能是有用的；任何像“我就是什么什么样的一条汉子！”这样的表达，不言而喻，在宫廷社会都是禁止的。
“永远不要谈论自己”是格拉奇安一条格言的标题(42)。与此相应，不仅必须总是普遍地时刻牢记谈话伙伴的社会情况以及谈话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而且必须在谈话中一再注意和预计谈话对象不断变化的真实的自然而然的（社会）形象。我们可以把“外交”概念压缩一下用来称谓那种技巧，在宫廷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它得到了养分。圣－西门与王位继承人的交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十分生动明显的例子。那些特征，过去基本上只有一国的外交代表在谈判时才会被要求展现出来，今天对我们而言却是明显可见的。而各种康采恩或政党在谈判时越来越具有这类特征，等级金字塔的“高雅社会”甚至会产生并强行要求具备这些特征，相应地，它们也在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人身上或多或少地打上深深的烙印。
但是，在观察宫廷人士的待人接物时，所有这一切从一个新的角度立即就能理解，这意味着对于出身于职业资产阶级的、与此保持较远距离的旁观者，特别是德国的观察者而言，在宫廷社会以及在随后很大程度上由它形成的法兰西社会里，无论面对“何事”，总是特别强调“如何行事”。上面的观察，已经从某个方面暴露出如此观察外表事物的各种根源，在这种社会结构里观察“如何行事”的各种根源，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外表的东西”“外在琐事”以及“形式主义”的东西，不是别的，无非是首先表达与一切出现的东西或现实中发生的事的关系，表达与做这一切事的人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机会的关系，或者说表达这一切都属于获得社会地位和权力机会的这个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在此意义上，暴露出这种只能很不充分地理解为“形式主义”和突出强调“如何行事”的行为举止，仅仅是形成职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的客观化和物质化的对立面，在职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里，毕竟是“某种东西”占主导地位，它优于“如何行事”，在这种思想意识里（往往是所谓的）“客观事物”就是一切，而“人”以及人的行为举止的“形式”意味着无足轻重，不足挂齿。
还有一种类似的东西在此也有所表现，它是从圣－西门与王储的示范性交谈中显示出来的。借助此次闲谈，靠着他自己的策略，对于圣－西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可以确保他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获得更大的权力，赢得王储的信赖，甚而与之结盟；那种表面上的“客观事实”，即抱怨他的社会等级被压低，有损尊严，其本身同时又是某种最崇高的“关乎个人人格的事”。然而，恰恰是因为要适应宫廷社会的结构，对于圣－西门来说，如果他在他想发挥作用的事情上周密预计可能出现的情况的话，如果他要不断地考虑他自己的各种利益，考虑对他发挥作用的要求，那他只能奋发自强，让自己发挥作用。正因如此，“如何行事”在这里就具有了前面提到的重大意义，即需要特别的权衡思虑。这种交谈或者类似的闲谈，其目的绝不是唯一的客观实际的，也不会是在交谈中产生的，比如签订一个合同的目的总是在对话者之间建立某种关系。就此而言，这种待人接物永远不单单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这种交谈本身同时就是目的；在谈话双方的紧张关系中，谈话形式和策略以及“如何行事”(43)或者如何对抗会不断考验他们的实力对比，倘若双方的兴趣或利益在这当中得到满足，他们就可能在一种比较持久的关系中增强彼此的实力。
职业资产阶级人士，比如商人，也有他的策略和特有的待人接物方式。不过，他们很少能达到宫廷人士那种程度，至关重要的只有人本身，亦即把整个人放在第一位；因为宫廷人士总体而言，与其所处社会中的其他任何人都处在某种终生的、持久的关系之中；所有宫廷人士根据其在宫廷社会中的地位，无论为友、为敌抑或中立，都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处于某种关系中。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任何时刻、任何场合的相遇都必须极为小心谨慎，小心谨慎或克制进而成了宫廷人士待人接物的最重要的显著特征之一。可见在这个社会里，任何关系都必定是一种长久的关系，哪怕仅有一次未经深思熟虑的表现、一次微不足道的失误，也可能会永远挥之不去。
与此相反，一般来说，职业资产阶级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某个特定的、在时间和客观事实上有着准确设定的目的而进行谈判。另一种人的兴趣主要放在与某种特定的、每次会见时都会彰显出来的客观价值的直接或间接的关联上，而对作为谈判对象的个人则看成是次要的。如果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提供的获得客观物质价值的各种机会显得不再那么有利，会见就会终止，关系就会逐渐解除，人很快就会各奔东西，形同陌路。与宫廷人士的待人接物方式相反，对于职业人士的待人接物方式而言，各种人际关系是可以解脱的，其在时间上的可限制性具有决定意义。各种持久的关系仅限于私人生活方面。众所周知，在各种职业资产阶级社会视为不能解脱的各种私人关系，在职业领域里却越来越受到冲击，各种私人关系变得普遍可以解脱和可能改变。
3）宫廷社会的理性（为达到某些性命攸关的重要目的而约束、压抑感情冲动）：
什么事是“理智的”或“理性的”，这取决于社会结构。我们具体地称为“理智”的或“理性”的事，必须适应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实现，而要贯彻和保持这种适应就要在这个社会里具有某种特别的前瞻和预计，并能抑制短时间内的个人情感冲动，唯有如此，这种“理智”或“理性”的事才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事先预计或者理性，仅是构成包罗广泛的现象的特殊情况之一。理性是具有典型特征的，不仅对于西方国家的职业资产阶级人士如此，马克斯·韦伯在有关宗教社会学的论文里已经指出了这一点。然而时至今日，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即使在西方国家，除了职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理性外，也曾有过其他类型的、产生于其他社会并有其必然性的理性——也许今天仍有这些类型的理性。
在研究宫廷时，遇到的是非资产阶级类型的理性的一种。迄今为止，有一系列例子能清楚地显示出宫廷社会的理性：对装修一栋房屋的规模和方式的准确计算，对起床仪式的组织安排，在就寝仪式中国王对圣－西门采取的克制态度，等等。(44)
为什么这种态度对于宫廷人士来说是性命攸关的呢？这很容易理解：发泄情绪的波及面是很难估计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相关当事人的真正感受，因为无法计算，所以情绪发泄到这种程度可能是有害的；也许会导致在争宠和争夺威望的竞争中将胜利拱手让与他人。最终来讲，它甚而是劣势的标志；而这恰恰是宫廷人士最担心的。宫廷生活的你争我夺迫使人们在人际交往时不得不控制情绪，以便采取某种精打细算小心权衡的态度。这个社会的成员的（社会）结构，这个社会的社会交往结构，给其中成员的各种自然而发的感情表达只留下了微不足道的回旋余地。
为了让生活变得可以预计，亦即让人的相互交往变得可以预计，如上所述，人们采用的手段完全类似于经济社会所采用的手段。在经济社会，如果想让一个工作过程变得可以计算的话，人们就不让它听凭习俗传统、偶发事件或个人喜怒哀乐的主宰，而是让它独立于各种变换不定的个性以及私人关系的摇摆不定；人们会对它进行彻底的组织安排，还会把它分为一个个局部的过程，通过组织使它能在人的眼中显示出全貌。因为一切都独立于个性的各种摇摆不定，都以越来越相同的方式实现，所以整体就变得可以预计，而通过分割为各个局部的过程，就有可能在宫廷社会里确定每一步骤的威望价值，就如同在资本主义社会确定货币价值一样。
进一步地对礼仪礼节、习俗仪式、装修装饰、服装穿戴、行为举止乃至交谈对话的形式做出详细规定，并且精雕细琢，也会产生出同样的作用。在这里，任何细枝末节的事都是在争夺威望的斗争中的常用手段之一，而对形式进行详细规定并精雕细琢，不仅有助于彰显地位和权力的示威性交际应酬，有助于人们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对外（与下层）拉开距离，还有助于在思想上划清等级界限。
职业资产阶级—工业的理性是迫于经济上的纠葛而形成的；借助它，建立在私人资本或公众资本之上的实力、权力机会将首先变得可以预计。宫廷的理性则是迫于精英分子的社会—社交的纠葛而形成的，借助它，人和作为权力工具的威望机会将变得可以预计。
16. 在此出现的社会结构和个体人格结构的关系有着千差万别的后果：
比如，我们称为“古典主义”的艺术形态就是相同姿态的一种表现。如果准确、冷静而清晰地对建筑结构进行彻底区分，精心细致地对其展现出的效果和威望进行计算，确信没有任何难以把握用处的装饰物，因而也没有任何难以预计的抒发感情的回旋余地，那么这一切都会在这里一再出现。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古典主义的法兰西戏剧。首先，它曾经是社会的共同生活的一种直接要素，而不是节假日的休闲活动。观众们坐在舞台上，甚至塞满后台和舞台两侧。在他们当中表演的东西，同样显示出了对于结构的力争均衡、深思熟虑，这两者对于整个宫廷生活来说是极富典型特征的。激情可能会十分强烈；激情的喷涌爆发却是有禁忌的。至关重要的并非剧本内容（在这里几乎总是涉及一些早已众所周知的素材），而是表演风格的高雅，登台表演的人们借助这种高雅来操控他们的命运，解决他们的各种冲突。高雅总是具有决定意义——一如对所有高等阶层来说具有规范性的宫廷社会生活里的那种方式、方法——人们借助它来把握某种局面。与宫廷社会对任何行动都普遍划定红线的习惯相适应，而这种行动也不是用言语（即对话）来实现的。在法兰西戏剧里，与英国戏剧相反，并非真的在表演一些事件，而是在对话和空谈各种事件，后者观众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宫廷的理性和古典主义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也许值得进行某种专门研究，以便仔细考察。这种相关性不仅表现在法兰西，它同样（当然，有所变化）适用于德国的古典主义。魏玛的文化是德国人在近代创造的唯一确有重要性的宫廷文化。在这里，人们也再次发现上面提到的宫廷特征中的一大部分优秀特征——至少是以这些特征为理想。当然，在这里，资产阶级正在上升的各阶层与宫廷的关系完全不同于17世纪的法兰西：泰然自若，控制情绪，温和平静，深思熟虑，尤其是那种特有的庄严隆重，通过这些特征，宫廷人士就从大众中间突显出来，卓尔不群。(45)
此外，宫廷的理性产生了一系列对抗运动，而且在宫廷社会之中进行种种尝试，企图解放“情感”，放松情绪，在面对某种特定社会压力时甚至试图同时解放个人。然而在17世纪的法兰西，至少表面上看，它们总是以失败收场［比如请看居伊昂夫人（Mme Guyon）和费奈隆夫人（Mme Fénélon）等］。恰恰是在与这些对抗运动息息相关的情况下，表现出某一社会领域的检验是多么重要，可以看出它的结构在什么方向上可能这样放纵感情，又在多大程度上对无拘无束和放纵感情之人通过社会方面的放逐、淡忘或者至少是社会等级的下降、贬抑来加以惩罚。而宫廷正是这样一个地方。
如果不明白卢梭既反对宫廷理性也反对通过宫廷生活来压制“情感”，就不可能理解他以及他的影响和作用，还有他为什么能在高等贵族的“大世界”里取得成就。从这方面看，详尽分析18世纪这个高等贵族“大世界”也身处其中的放松宫廷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运动会对理解那些结构性变化有所启发，当时，这些结构性变化允许在某些特定的（绝不是所有的）心灵层次上比较自由地释放各种自发性的感情冲动，因而也让某种有关“情感”自治的理论能得以产生。
最后还要指出的是，17和18世纪自觉的知识界的理性主义——我们一般在习惯上用一个不太确切的词称之为“启蒙（运动）”——绝不能局限于与职业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理性有关的语境下理解，而应通过一些强大的关联途径，从宫廷理性引向这种唯理论去理解。比如，在莱布尼茨的著作里相当容易发现这些途径，在伏尔泰那里也不难看出与宫廷理性的联系。
倘若人们看到“基本的人格特征”当中的几个特征，或者正如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宫廷人士的“精神”出自社会结构，出自他们共同形成的（社会）形态，出自他们建立在相互依存之上的交战；倘若人们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各种表现是在不同的氛围里，在不同的方向上，以最富活力、最丰富多彩的方式形成并经过精雕细琢的，与我们时代的迥异，而且他们这种方向、这种精雕细刻的氛围对他们而言是性命攸关的，那么，立时就可以大致看见一条发展的曲线，看到它从那时对人的塑造延伸至我们（时代）对人的塑造，而且可以借助这条曲线看到在这种演变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17. 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及其宫廷和宫廷等级社会本身所包含的各种生活形式、经历的可能性，对于民族工业社会的绝大多数人而言，鲜有能直接企及的，而人种学家所研究的那些比较简单的社会生活形式和经历的可能性也同样很难直接企及。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哪怕仅仅是在脑子里想象一下，尝试让它们重现，都会很艰辛。我们自己时代的少数西方国家的宫廷社会基本上有别于17和18世纪的宫廷和宫廷社会，它们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些组织机构。但是，这两个世纪的宫廷社会赋予人的形象的很多东西，以及人们与之打交道的一切具有宫廷生活方式的东西，无论家具、绘画作品或者服装、问候形式，或者礼仪礼节、戏剧、诗歌，还是房屋，在19世纪甚至20世纪，也都继续存在着。然而，这是宫廷社会的遗产在资产阶级社会所经历的一种特别阴森恐怖的变化。这种遗产在新的群众性社会里以特殊方式变得粗俗不堪，其原始内容已被挖空耗尽。(46)
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宫廷和以宫廷为中心的“高雅社会”，在西方国家是最后的比较封闭的社会群体，其中的人从一种经济的和进行预算的意义上讲，是不工作的、不考虑（量入为出之类的）盘算的。若以它们的收入方式来称呼它们，那它们基本上是一些靠年金收入为生的人，不仅有时间、爱好，精致周密地安排他们的生活环境；在19世纪，随着人的生活分化为职业生活和私人生活，在符合这两种生活的氛围中进行这种精雕细琢。而在19世纪，随着人的生活分化为职业生活和私人生活，在合理经营作为私人生活的局部压力下，这类时间安排、喜好和精心细致的安排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对于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统治阶层来说，就发展完备的、传统的意义上而言，由于他们可以靠年金生活，才有可能在行为举止上风度优雅，在（房屋）装饰方面高尚雅致；由于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争夺威望的竞争，他们也不得不如此行事，也就是说，行为举止风度优雅、（房屋）装饰高尚雅致是他们生活在那个社会并在其中得到升迁的前提条件。
19世纪的职业资产阶级人士，首先是由必须操持某种职业决定的，职业要求工作有或多或少的规律性和各种情绪的高度稳定成为常态化。现在首先要从职业上精心雕琢人的行为举止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依存对单一个体施加的各种强制的中枢就在这里。这样一来，不仅社会在其各个成员身上形成的种种特性和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而且在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在占支配地位的人的相互依存的压力下，在个人的各种个人行为和关系上，获得的某种特有印迹和精心雕琢的东西，现在大都落入一个范围，而这个范围不再处于由社会雕琢成型的东西的中枢。
对于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下“高雅、正统的社会或社团”的人来说，在社会风俗习惯的意义上，房屋和花园的格调高雅的布局，房间按照时尚或更多是出于庄严高雅的、舒适融洽的考虑的装饰，男女的分化有别和实现他们之间关系，乃至所有的细枝末节之处，都不单单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各种乐于实践，也是社会交往的一些性命攸关的要求。掌握这些要求是获得社会尊重的前提，是获得社会成就的前提，而后者关乎我们的职业成就。只有观察这些不劳而获、依靠年金生活的宫廷人士，才能让上面所提到的新的社会生活分裂为职业领域和私人领域，而对于后来的人的特征以及对于从前两个世纪继承的留给他们的遗产进行消化处置究竟意味着什么，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17和18世纪的宫廷社会精心塑造、精雕细琢的几乎一切东西，无论是舞蹈、问候方式的细微差别、各种社交方式，还是用来装饰房屋的各种画像、一次求婚的手势表情或者一位贵妇的早晨起床仪式，现在都越来越多地进入私人生活领域。正因如此，这些东西已不再处于社会所追求的形式的中心位置。资产阶级人士的私人生活，虽然肯定不会全然不受社会各种强制的影响，但似乎是在间接地从人们现在首先交织在一起的领域，即职业场合，接受可靠的社会方面的塑造、教育。职业场合的各种形式，即职业生活的各种行为方式，是强行为之，完全不同于私人生活，现在更是以普遍的形式、普遍的色彩示人，而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法兰西王政时期旧制度的以宫廷为中心的“高雅、正统的社会或社团”，与其他任何社会一样，在其中各种人士的身上，肯定只能让某些特定的方面得到发展，因为人类有着种种可能的特征，多姿多彩，无法统观全貌。那里的人像其他所有人一样，都是有其发展局限的（撇开所有的个人局限不讲），即受到这种特殊社会环境的种种特有障碍和各种可能性的限制；而它似乎是把在这种意义上发展受限的人理解为一个具有相同张力的整体。干脆这样说吧，这个社会里的人并非白天10或12小时站在阳光下或在公众监督下，随后撤到一个应该算是私人领域的地方。在这个私人领域里，由于要顾及公开的职业活动，再加上较少考虑一种几乎囊括一切的社会和社交，更由于涉及非个人事务的法典和主要在职业成就和职业工作方面打上印迹的良知转而针对私人时间，总之，宫廷人士的行为举止是这样塑造的。
无疑，早在18世纪就已显示出这样一种（职业生活和私人生活）分野，在那些并不真正举足轻重的阶层里，这种分野会出现得更早一些。不过，只有在城市的大众社会里，才有可能出现充分的分野；即只有在这里、在法律监督下，个人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社会的监督、控制。无论如何，对于17和18世纪最广义上的宫廷人士而言，尚未有这样的分野。并不是职业领域决定着他们的行为举止的成败，即便这种成败随后也在私人生活里发挥影响；而是对于他们在这个社会的地位而言，他们的行为举止每时每刻乃至所有的日子里都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都可能关乎成败。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社会的各种培养教育倾向借助社会监督、控制立即直接扩展到人的行为举止的所有领域里。由此，那种社会把其中的所有人都理解为一个整体。
本书稍后还要经常谈到的、较早期社会的这种特性作为概念或对立的概念，对于理解过往和当前都是同样重要的。资产阶级的大众社会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不同特性，与之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资产阶级的大众社会里，职业领域成为在人身上施加各种社会强制和各种社会塑造教育倾向的首要目标。而私人生活虽然在形态上不得不承认它依附于职业状况；但它的各种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各种行为方式并不是在以当时宫廷贵族社会里同样的强度继续塑造，宫廷贵族社会的人没有“职业”，他们不知道今天意义上的职业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的分野为何物。资产阶级大众社会的人普遍都明白，在其职业领域里应如何行事。社会使其将自己的创造性首先用于职业行为的精雕细琢上，社会的各种强制首先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过，所有因此而被置于私人领域的事或物，不管是居住，还是两性的求婚或者艺术鉴赏；不管是就餐，还是节日庆典，都不像在从前人们的社会—社交活动中那样直接和自动地获得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形式结构，而是间接地、往往非自主地作为职业环境和职业利益的功能出现，不管其职业功能是那种通过其私人时间来实现的强制，还是通过其他人的艰辛来实现的强制，大都源于这两种倾向的某种交叉。(47)
(1) 不过，正如还将表明的那样，法兰西宫廷并不与“共同体”概念结合在一起的画面相切合。然而，这并非是说，专制主义的国王宫廷社会的形成，与“社会的”对立的范畴更加切合。
(2) 泰纳：《法兰西旧制度的起源》，巴黎1876年，第1卷，第2章，第1节，第191页上说：“君主制度创造了宫廷，宫廷则孕育了宫廷社会。”
(3) 埃特蒙德·戴龚库德和尤里斯·戴龚库德（E. u. J. de Convourt）的《18世纪的女性》，巴黎1877年，第2章。
(4) 在他的统治下，部分大的宫廷家族首次搬出宫廷，比如罗翰（Rohan）家族、诺埃利斯（Noailles）家族、蒙特莫仁西（Montmoncy）家族。参见马克斯·冯·伯恩的《18世纪的法兰西》第4版（增订版），柏林1923年，第67页。
(5) 界限还是存在的，比如从下面的言论就可以感觉到，这些言论同时可以证明上面所谈到的有关高级贵族的“大世界”对种种颇具特征的价值的重视和动机的某些方面。涅克尔（Necker）作为大臣举办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节庆，当时的报道说：“这次节庆给他带来的信誉、恩惠和稳定，比他所有的财务经营所带来的还要多。关于他的最后一次赋税的安排，人们仅仅谈论一天，但是关于他所办的这次庆典，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议论。”《秘书通信》第5期（Corresp. Secrète V），第277页，转引自泰纳的《法兰西旧制度的起源》，第1卷，第2章，第2节，第108页。
(6) 路易十四死后，圣－西门某次在对路易十四做概括性的描述时说：“他让人在凡尔赛宫建造很多住宅，如果有人向他请求一处住房，那是对他的谄媚恭维。”在同一处，他也谈到国王先后让人在凡尔赛宫扩出了一些“硕大无比的建筑”（圣－西门《回忆录》，F.罗泰森译，柏林－斯图加特1885年，第2卷，第82页等）。
(7) 圣－西门《回忆录》，巴黎德罗伊出版社1843年，第17卷，第35章，第248页。
(8) M.冯·伯恩的《18世纪的法兰西》，柏林（无出版年），第109页。
(9) 法文版《百科全书》，《图表集》，《建筑学》第5部分，第3页。
(10) J. F.博隆德尔（J. F. Blondel）的《有趣的住房布局》，巴黎1737年。
(11) 参见上文第三章。
(12) 下文参见M.马里翁的《17世纪和18世纪法兰西社会制度词典》，巴黎1923年，“Etiquete”词条，同时参见圣－西门《回忆录》，巴黎1715年。
(13) 圣－西门的描述有些不同，他说是医生和国王的乳母（只要还活着）先进去，给国王脱衣服。参见圣－西门《回忆录》，F.罗泰森译，第2卷，第112页。
(14) “大管家”和侍从总管是宫廷高级职位之一。这个职位上的人有权监督所有的宫廷侍从和侍卫。参见《艺术和职业百科词典》（法文版），日内瓦1777年，第2卷，“chambella”词条。
(15) 准确的表述是“bouche”（做小点心），第75页，参见《百科全书》（法文版），“bouche”词条。
(16)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为什么这些称呼当中很多无法翻译。这里谈的可能是高级的或者大的宫廷侍从的军官主管，或者是宫廷侍从的大的文职主管。两种表达方式都会唤起完全相反的联想。所有这些宫廷官员职位都是可以花钱买到的；当然，需要国王的批准。此外，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些职位只留给贵族。这种宫廷等级金字塔也好，功能也好，都与我们今天在德语里理解的军官或官员仅有极小程度上的一致。
(17) 类似的景象，如大阳台，也经常在较高级贵族乡下庄园的建筑上出现。在这里看到建筑方面的风俗习惯，被用于宫廷礼仪的目的，是饶有兴味的。回廊或大阳台［参见博隆德尔的《宫廷建筑图表》，第67页。］在那里也许是无拘无束进行社会交际的场所，在此却是一种接待厅的功能，一种为贵族效劳的空间的功能；而且人们利用它的超大空间把整个宫廷囊括了进来。
(18) 参见《百科全书》（法文版），“chambellan”词条。
(19) 恰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从近距离观察这样一种礼仪的重构，就能轻而易举地理解这种社会现象的重大意义，在较大程度上与这种统治结构是息息相关的。在这种宫廷礼仪上，至少有三个功能融为一种不可分割的功能复合体：实用的功能、威望的功能和统治的或者国家的功能。马克斯·韦伯所假设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性，如若人们尝试把它应用到这类现象上，就会证明不是很适当。
(20) 根据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宫廷女仆卡姆班夫人（Mme. Campan）的报告，转引自伯恩的《18世纪的法兰西》，第75页。
(21) 参见伯恩的《18世纪的法兰西》，第75页。
(22) 同上，第73页。
(23) 参见伯恩的《18世纪的法兰西》，第128页。
(24) 圣－西门：《回忆录》（德文版），罗泰森译，第1卷，第142—143页。
(25) 圣－西门：《回忆录》（德文版），罗泰森译，第1卷，第16章。
(26) N.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1987年，第2卷，第321页等。
(27) N.埃利亚斯和J.思科森（J. Scotson）引用的一个工人住宅区里的一种相应的社会人群的例子：《定居者和局外人》（Established and Outsiders），伦敦1965年。
(28) “……人们评判各种事物永远不是根据它们是什么东西，而是根据它们所涉及的人员。”见圣－西门《回忆录》，第10卷，第185章。
(29) 这一节也是对威望社会学的一种贡献，至少在结束时还指出同样献给威望社会学的一本书，即路德维希·莱奥波德的著作《威望》（柏林，1915年）。这位作者是从其他条件出发并用其他观点来论述这个题材的，因此，在这种语境下无法加以应用。莱奥波德把下述看法视为威望的一些普遍特征：它属于感情世界，它活跃在温驯和放弃之中，实际上是相互混合的。这两项研究的层面并没有交集。
(30) 参见让·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巴黎，1890年）中《宫廷》（De la Cour）一章。
(31) “一位宠臣必须能管好自己；因为如果他让我在他的接待室等待的时间比平常短，他的表情也比较开朗，比较少皱眉头，更加乐意听我的话，而且陪伴我的时间比平常多一些，那我就会猜想，他很快要下台了，随后，我的想法很快就会得到证实。”参见让·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第185页。
(32) 圣－西门：《回忆录》，第18卷，第31章，第172页。
(33) 参见让·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第120页。
(34) 参见让·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第120页。
(35) 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兰西作家，擅长格言写作。——译者
(36) 宫廷贵族的社会本身不是适合文学形式和知识形式的土壤，文学形式和知识形式不能满足宫廷社交生活的各种要求，不能满足突出社会地位的需求，这是易于理解的。那些具有宫廷社会特征的文学形式和知识形式，与其种种特殊需求和标准是相适应的。首先是一些回忆录、书信集、箴言，还有某些抒情诗，即一些文学形式，它们直接或间接地超越了这个社会的永远无法撕裂的对话，进入这种对话里。此外，自18世纪中叶以来，某些特定的知识形式也进入这种对话，拥有这些知识形式就能使宫廷人士在他们的社会里享有某种特别的声望，因而给予他们某种宫廷职务或外交职务的候补资格。比如，后来贝尼斯红衣主教（Kardinal Bernis）在其回忆录（康拉德［Konrad］翻译，慕尼黑和莱比锡，1917年）里面说：“研究历史，研究幸福和道德（在宫廷社会里，道德就是知晓各种习俗和人的个性。像‘17世纪法兰西道德主义者’所作的这样一种表达，必须在这种德国人感到不寻常的意义上来理解。——作者），进一步成为我唯一的工作；因为我想悄悄地让这些人习惯于把我视为严肃的，视为适合于做这种工作（即外交服务工作）的人。”
与此相关，下面这段来自贝尼斯红衣主教回忆录的引语十分富有特征（他本人也出身于一个古老的封建领主显贵家庭）：“必须承认，今天的大封建领主比过去时代的封建领主少了一些愚昧无知。甚至在他们当中遇到好的作家也并不罕见；然而与此相反，人们发现在从前的那些人当中，有些几乎不会读书和写字，却是精明强悍的军队统帅和灵巧机敏的大臣。并非书籍培养了伟大人物，而是各种社会事件、心灵的高贵和荣誉感造就了优秀的人才。”
对于这个社会来说，考虑或不考虑什么样的文学形式和知识形式，从下面书信里的一段话可以看得特别清楚。这段文字出自德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al），她是曼恩公爵夫人（Herzogin von Maine）的侍女，刻薄泼辣、观察力敏锐。有一天，伏尔泰和女友夏特莱侯爵夫人去阿内旅行，造访曼恩公爵夫人的住所，而且是在夜间到达的。他们有些疲倦，便留宿下来，第二天却不见了。1747年8月15日，德斯塔尔夫人给杜得芳侯爵（du Deffant）夫人写信道：“他们昨晚10点钟出现。我不相信，今天早上能看见他们，一个（他）在写历史著作，另一个（她）在评论牛顿……他们既不想游玩，也不想散步。都是些社会上的饭桶、蠢蛋，在这里，他们的学术论文根本没有任何影响。”1747年8月20日，德斯塔尔夫人给杜德凡特侯爵夫人写信道：“她（夏特莱侯爵夫人）坚持要在深夜才能见面，伏尔泰写了一些风流诗篇，……这些风流诗篇稍微弥补了她的异常行为的恶劣效果。”
有学识的文章与这个社会的社交生活没有任何关系。这类文章远离这种生活。这反映出一种不合礼仪、不合时尚。然而，风流诗篇属于这种宫廷生活的范畴。而通过这些风流诗篇，伏尔泰弥补了他和他女友的不合礼仪、不合时尚；这正好既是伏尔泰对社会学的一种贡献，也是他对有关宫廷封建领主社会具有典型特征的文学形式和知识形式的社会学的一种贡献。当然，在这种语境下，不能对他如何做出的种种贡献详加叙述。
(37) 至少提及一条线索：对人物的描绘，从圣－西门开始，经由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直至普鲁斯特，对于后者来说，“高雅社会”既是生活空间，也是观察领域和写作素材。
(38) 他在其中首先谈到一点，即王位继承人自己的利益可能有风险。
(39) 他向王位继承人指出，王位继承人自己的利益和圣－西门的等级利益，可能遭到同一对手的损害。
(40) 恰如这种行为方式的典型性，在格拉奇安写的预言里，人们读到下面的话：“最可靠的聪明才智在于内心的适度控制。人们提出谨慎保密的圈套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要求作某种解释，并要求用一些具有煽动性和挑衅性的语言。”（转引自胡塞尔译本，巴黎1697年，第217页，第179条格言）
(41) 圣－西门：《回忆录》，第18卷，第106章，第11页等。
(42) 《格拉奇安格言》，第117条，第143页。
(43) 有关这一切，参见《格拉奇安格言》，第14条，第14页“客观事实及其表现形式”。“仅有物质实体是不够的，它需要有各种状态。一种糟糕的表现形式会毁灭一切，会扭曲公正和理性；相反，一种好的表现形式则会令一切变得完美，会让反驳变得闪闪发光，会让真理的僵硬变得舒缓，会赶走皱纹上的岁月痕迹。对于一切事情，如何行事会挖掘出很多东西，会解决很多问题。……一位大臣仅仅忙忙碌碌是不够的，一位上尉仅仅勇敢是不够的，一位学者仅仅盯着他的学术工作是不够的，一位王公仅仅大权在握是不够的，如果这一切不是由这种重要的习惯形式伴随的话。一个统治者在统治时，没有任何行动比这种习惯形式更为重要。在上层人士中，这是一种卓越的手段，与其说它是暴虐的，不如说它是富有人性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位王公特别努力追求人性，那么这就是一种双重义务，既要在统治上服从他，又要在人性上热爱他。”
(44) 让·拉布吕耶尔的《品格论》，第181页。
(45) 人们只需对比一下进入宫廷之前的歌德和进入宫廷之后的歌德，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些关联。当然，千万不能忘记，魏玛是一个很小的、在某些方面接近资产阶级的宫廷。
(46) 换言之，它（宫廷社会的遗产）的形式被改变了，在很多情况下成为那种特定生活方式的一种基本要素，人们一般——不公正地以一种蔑视的态度——用“庸俗”的概念来刻画这种生活形式的特征。
(47) 在较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职业工作时间慢慢缩短，私人时间慢慢延长。如果想进一步朝着相同的方向继续研究发展，研究这种转移一般对于人的特征，尤其是对良知的形成，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许为时过早。不过，有对于自由活动理论的前期研究可资借鉴。见N.埃利亚斯和E.邓宁（E. Dunning）：《追寻休闲刺激》，载《社会与休闲》，《欧洲休闲与教育中心公报》布拉格1970年第2期，第50—58页。此外，还有一篇较长的相同的论述：见N.埃利亚斯和E.邓宁：《休闲的刺激——文明过程中的体育和休闲》，牛津／纽约，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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