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史——希腊古风时代的历史

城邦的出现

对大多数历史学家来说，希腊政治生活中最为典型、最独特的成分就是城邦 ^[1] （polis, the city-state）。很难用一个精确的定义表述城邦这种体制在规模、形态或社会和政治组织方面的多样性。粗略地说，城邦是一种由公民（成年男性）、没有政治权利的公民（妇女和儿童）以及非公民（客籍外邦人和奴隶）组成的共同体，这是一种确定的团体，占据着特定的区域，人们在特定或确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不受外部威权的摆布，足以使其成员感到他们是独立自主的。城邦的大部分土地有可能无人居住，间或有农舍、村庄甚至小镇在其上。但必须有一个中心地点——宗教、政治、行政管理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点逐渐发展成一座城市（斯巴达是个显著例外）。一般城邦通常筑有防御工事，总有一个市场（agora），一处召开公民大会的场所（通常就是市场本身），一处司法与政府机关、行政和协商之地，早期政府的类型是君主制或贵族制，后期通常是寡头制或民主制。

自然条件几乎是城邦的根本基础，但还有更为重要的基础，这就是共同体的意识。“只要舰队还在，我们雅典人就拥有自己的城市”，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在萨拉米斯如是说（见下文第42页——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余同）。独立观念也是重要的基础。有些城邦可能非自愿地同意向更强大的势力缴纳贡金，或自愿加入某个联盟甚至联邦，如特萨利联盟（Thessalian federation）和波奥提亚联盟（Boeotian federation），但在联盟之中仍存在着“自治”。古代理论家认为，这种制度的最佳状态是既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既不要太自给自足，也不要过于依赖外部；既不要太过寡头，也不要太过民主。毫无疑问，在古风时代和古典时代，大多数历史家都能正确地将城邦看作政治组织的特定形式。也毋庸置疑，不少城邦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理想状态。但最近的研究注意到另外两种因素，它们在较早的时期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城邦的起源，在有些时候还对城邦的发展产生了持续影响。

第一种因素是迈锡尼社会倾覆以后，在广阔的希腊乡间人口重新增长。这种倾覆的直接后果是长时间的无序状态，部落纷起。约公元前1000年，已经形成了后来的分布模式：从北方新来的多利安人（Dorians）居住在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大部、克里特（Crete）、小亚西南部及其沿岸岛屿；伊奥尼亚人（Ionians）居住在阿提卡（Attica）、优卑亚（Euboea）、爱琴海（Aegean）的大部分岛屿和小亚中部沿岸地区；居住在北方、莱斯博斯（Lesbos）和小亚西北部的混合居民，我们可以大致称其为爱奥利斯人（Aeolian）。但是最开始的居民区只有极小的规模，其周边有大量土地可以去占领。

第二个因素是各共同体之间的联合开始出现，这种联合与人口的重新增长有着明显关联，但是并不是所有方面的联系都必然与之相关。希腊传统给这种联系提供了诸多实例，有些仅仅是模糊的记忆，有些只是或多或少地以宗教组织的象征性形式存在，浮现于后来的政治生活中。小亚西南部的6个多利安人城市，北部12个伊奥尼亚人的国家，可能曾经在墨利埃战争（Meliac’ War）中有过联合行动，但是其时间太过遥远，很难有确切的记忆。温泉关（Thermopylae）的安铁拉（Anthela）近邻同盟（一种邻邦间的同盟）得以续存下来，并且因其与德尔斐的阿波罗圣所的联系而繁荣起来。然而，除了最后一个例子，这些模糊的信息使得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更实在的事物上，转移到了雅典、斯巴达、科林斯等真正的城邦。

但是上个10年的考古发掘或许会唤起和推动一种新的理解。在中部希腊存在着一个考古学意义上的共同文化区域，包括特萨利南部、波奥提亚、优卑亚及其东部沿海岛屿。在优卑亚西部沿岸地区勒夫坎狄（Lefkandi）发现一个重要定居点，使得这一区域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我们一直认为勒夫坎狄在这个岛屿的两个主要城市卡尔西斯（Chalcis）和埃列特里亚（Eretria）之间。用现在的标准来看，勒夫坎狄在黑暗时代（即公元前1100—前750年）显现出惊人的繁荣，其财富积累似乎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达到了顶峰。不过在这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经出现了一个英雄的墓冢，陪葬的是他的配偶和战马，显示其地位和财富达到无可比拟的程度。从可资利用的考古证据来看，勒夫坎狄是这片比较广大的社区中心。是否也是宗教中心呢？我们倾向于否定之说，认为其宗教中心多半是温泉关，该地距北部近邻同盟盟址所在地约60英里（穿过狭窄的水域）。据说这个近邻同盟最初仅包括同族人，即特萨利人、波奥提亚人以及他们与伊奥尼亚人之间的较小部落，无疑还有优卑亚岛上的伊奥尼亚人。到底是近邻同盟还是温泉关起到了某种政治核心的作用？谁知道呢？但是关于这一地区各部分之间存在早期商业和军事合作的传说或线索，与严格的考古背景并不吻合，可能暗示着某些宗教联系，说明存在着某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超出我们先前的认知。

这种更为强劲的内聚力促使我们相信，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内聚力，并促使我们提出一些疑问，如雅典领导下的阿提卡政治统一问题，斯巴达和拉科尼亚（Laconia）其他共同体在头两个世纪或者说在公元前9世纪后期多利安人奠定基业之后的关系问题，公元前6世纪底比斯在波奥提亚的扩张问题等。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一定成熟，但问题已提了出来。

更直接的关联是公元前8世纪后期优卑亚人“组织”的解体。我们推测，大概公元前800年，一些希腊人开始外出去寻找金属。一些人甚至移民到他们发现金属矿藏的地方，公元前800年之前就到了北叙利亚海岸，稍后到了意大利，可能还到了黑海南岸。殖民的主要参与者是优卑亚人，他们仍然保持一致行动。殖民的主要获益者之一是勒夫坎狄。但是公元前730年卡尔西斯和伊利特里亚反目并发动了所谓勒兰丁战争（Lelantine War），修昔底德说“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与战争的某一方结盟了”。历史学家也疑惑不解，老盟友因何而反目？为什么“其他城邦”也加入纷争？这么早的“联盟”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些疑惑至今犹存。但是相对广泛的联合导致交往更为容易，盟友或敌对的关系超出了诸如城市这样的小单位的范围，邦际间的利益会更容易巩固或打破这种盟友或敌对关系。在上面所勾勒的范围内，有一种假说认为一些较远距离的争端，如约公元前720—前710年弗里吉亚（Phrygia）与亚述（Assyria）之间的战争，会引起与之有利害关系的希腊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希腊人主要是优卑亚人。一个城市打破了现存的盟友关系但还会和其他城市保持或发展盟友关系，因此“所有其他希腊世界都卷入了纷争”，这样一来，这种假说就有可能成立。战争可能以埃列特里亚的失败而告终，勒夫坎狄（早先可能就是埃列特里亚城的旧址）现被放弃，该共同体已经崩溃。战争的张力引起其他方面的调整，类似于后来的城邦结构开始出现。

用这种张力来解释公元前8世纪后期另一现象并不算荒谬，这就是从希腊大陆和伊奥尼亚及其岛屿出发的更大规模的第二波移民浪潮。早期冒险家从海外带回了关于各种机会的消息，这些消息可能会鼓励那些更大胆或更绝望的人去从事贸易，为外国势力提供军事服务，特别是经营农业。如果说战争不能消除胆怯，那么至少已经加深那些战败和分裂的共同体的绝望情绪。

战争开始之际，科林斯（Corinth）就已在位于西部富裕之地的航路上的科西拉（Corcyra）建立了殖民地，并于公元前733年在那些富饶之地上建立了西西里的叙拉古（Sicilian Syracuse），此前优卑亚人则在爱琴海西北岸建立了据点。因此，在整个战争中以及战争结束后的一个世纪中，我们所误称的殖民运动扩展到了最东边。之所以说“殖民”是误称，是因为一个“殖民地”的建立尽管是一项国家组织的事业，其方向往往是为了促进城邦的利益，但它却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其母邦的联系通常仅限于情感和宗教方面。殖民地居民所津津乐道和感怀铭记的更多是其建立者，是带领他们出来闯荡的那个人，而非他们的母邦。人口过剩，偶然的饥荒，政治上的麻烦，任何一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一个政府想要摆脱他们所不愿意承担的一些负担，将一些人遣去已知或未知的海外，当然会同时送上宗教上的祝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往往是混合的：冲动、绝望、野心；去垦荒、去贸易、去改变。

将这些因素看得太过泾渭分明是不合适的，比如贸易和农业。贸易一般在希腊政治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除了某些极少数的例外，希腊商人并不是权势人物。有名望的希腊人种植作物却不卖它们。组成政府的希腊人来自土地而非市场。但是经营种植的普通希腊人却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农产品，或者说服商人们帮他们卖掉自己的产品。这一因素确实不可忽视，但是我们无需开展关于“一个强有力的商人阶层”的讨论。例如，叙拉古的创立者就是来自科林斯附近一个内陆山村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创业之物。但他们的领导人却是一个科林斯统治家族的成员——他是被派出去完成一项官方授意的任务，还是他仅仅是一个不受同族人欢迎的人呢？他们定居在土地丰饶的叙拉古，而且拥有西西里东部最好的海港。他们居住在这里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做生意？无论如何，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和故乡的亲属有任何密切的联系。这一点与同一时期的科西拉完全不同。科西拉的建立有着确定无疑的战略意图，当人们发现科西拉连接着亚得里亚海的银矿和西部的谷物商路之时，建立殖民地就具有了更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那里，故事成了科林斯的“母”邦利益与已经意识到自己“成年”的科西拉之间的反复冲突。叙拉古也不同于昔兰尼（Cyrene）。昔兰尼是一群遭受严重旱灾的铁拉人（Thera）在没有母邦的引导下于大约公元前630年建立的。移民们都是征召而来，并且明确告知不欢迎他们回来。

地图2　希腊殖民

最早的殖民受贸易主使——在靠近埃特鲁里亚（Etruria）的中意大利的伊斯齐亚和库迈。随后是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那些更适宜农业的地区。亚得里亚海的商路也得以开发，邻近色雷斯人的爱琴海北部沿岸的殖民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继之而起。对黑海的早期开发使得希腊人能够到达更远的岸边。最早的奥尔比亚（Olbia）是通过河道到达内地贸易区，后来进一步达到了高加索的法希斯（Phasis）和多瑙河流域盛产谷物的艾斯特鲁斯（Istrus）。随着赫勒斯滂（Hellespont）和博斯普鲁斯（Bosporus）地区城市的建立，到达黑海的道路有了保障。向地中海东南岸的扩张受阻于当地王国的力量，但是小亚细亚南岸还是被殖民者占据，叙利亚的阿尔·米纳（Al Mina）就成了为希腊商人提供贸易的港口，从公元前800年以前就有希腊人在那里居住了。埃及的瑙克拉提斯（Naucratis）从公元前7世纪后期起也具有了同样的功能。塞浦路斯（Cyprus）确定无疑是公元前9世纪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和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人的殖民地。后者在随后的时期大部分成为希腊城市。利比亚的大部分城市建立于公元前600年。腓尼基人受希腊人挤压，势力仅局限于西西里西端。但是希腊人向西部的进一步扩张（如迦太基、撒丁岛和西班牙）也受到了腓尼基人的阻碍。在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城镇附近的斯皮纳（Spina）和格拉维斯卡（Gravisca）也是希腊人的殖民地。公元前8世纪的主要殖民城市是优卑亚的埃列特里亚和卡尔西斯所建立，他们也打通了通往阿尔·米纳的商路，随后是科林斯人（也包括麦加拉人和阿凯亚人）在西西里和北希腊的殖民，以及黑海的米利都和伊奥尼亚城市。

上述实例说明，想要对殖民进行一般的概括是多么不明智。我们认为当时出现了混乱状况，这一混乱造成希腊人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出现在法国南部、非洲北部、埃及、黑海及其入海口、爱琴海北岸，当然最重要的还在上述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同样，这一混乱也打乱了母邦的既定秩序，导致了政治革命，这也是我们接下来即将讨论的问题。

政治的发明

公元前8世纪的希腊人，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专注于全新的实验。埃及有他们从来不能想象到的财富和文明水平；近东有权势和组织，西方有蛮荒和潜在的财富，北方则是这些因素的混合体。作为希腊人，他们竭力开发所有这一切为自己谋利，使自己进步。艺术家为东方的主题着迷，武器制造者倾慕东方的装备，商人运送金属、木材和谷物，贫穷的农民借机移民，富裕的农夫则抓住机遇种植能够酿造葡萄酒和橄榄油等销往海外的作物，智者注意的是各种不同的政治生活，诗人、思想家和商人则为字母文字所吸引——所有这一切，使每个人都经历了观念的启蒙，知道还有另外地方的存在，这些地方也有某种吸引人的事物，不管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公元前8世纪后期，赫西俄德（见下文，第96页以次）这位倔强的诗人和农夫，对他生活其中的那个褊狭的贵族社会发出不满的声音。在他之前没有多少年，荷马（见下文，第2章）在我们所知的第一部最伟大的史诗中，从内部描述了这个社会，尽管史诗宣称描述的是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但事实并非如此。史诗内容随着它为之描述的社会的变化而增加，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分辨清楚每个增加的段落了。但是荷马的《伊利亚特》中那些围攻特洛伊的英雄，骄傲、勇敢、荣誉感强烈、暴躁、报复心极重，却能为那些贵族听众所理解，他们的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异，说他们完全漠视像赫西俄德这样的凡夫俗子也并非是虚妄。但到了公元前7世纪早期，赫西俄德的同胞们已要求得到尊重。

希腊人的思想开放要比因这种开放所产生的各种特定政体形式重要得多，强调这一点至为关键。各地都有“僭主政治”、“寡头政治”、“宪政”或“无政府”状态。对于所有这一切可塑性颇强的社会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混乱，所有的共性就是最终形成了我们现今称之为城邦的某种宪制政体。

但具体的道路却真是千差万别。据说在公元前7世纪早期，一位伟大的立法者来库古（Lycurgus）在斯巴达制定了一整套军事训练（很难称之为教育）的制度，这使得斯巴达成为希腊最有效的军事强权国家，帮助它残酷地掌控了伯罗奔尼撒南半部，并且逐渐获得了对半岛其余部分颇为微妙的控制权。与此同时，来库古为使斯巴达社会结构成形，因而改革了它的结构，产生了一种能够保证所有斯巴达人都有某种政治平等的政制，这样的体制赫西俄德从未想过，其他地方的人也长期未曾认识。

斯巴达作为一个征服了辽阔的土地、统治着众多依附居民的主人，相对来说，它自己的人口很少（理论上有9000成年男性，与非公民的比例是1∶7），这种情形颇为少见，但并非独一无二。它的解决方法是开发大量国家控制的土地，由私人经营，剥削与奴役——当然不是完全奴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同时，国家“拥有”奴隶，被称为“黑劳士”（Helots），而斯巴达公民个人取得一半的产品。随着黑劳士人口的繁衍以及真实或想象的族群一致性，使得黑劳士日益不满。黑劳士起义的威胁成为解释几个世纪以来斯巴达人诸多行动的一把钥匙。同时，给予被征服地区一些重要的共同体特殊待遇，承认他们在内部事务中有一定的自主权。这些人就是“庇里阿西人”（perioikoi ），即边民。他们比黑劳士的怨气要少一些，但也不会总是如斯巴达人所愿的那样温顺。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看到斯巴达的社会进步和自来库古以来其制度的僵化。如果说它的这种状况颇为少见，那么它的解决方法则使它成为独特现象。大多数希腊人都保留着国家强制军事训练的痕迹，比如克里特就能看到许多与斯巴达相似的风俗。但是就我们所知，只有在斯巴达，一个孩子在5岁到30岁之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完全被剥夺了家庭生活，强制他在白天进行军事训练，夜里则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大部分希腊人以贵族的姿态进入古风时代，这些姿态的某些模糊成分在大部分希腊人中长期存在。但是在这些国家当中，只有斯巴达才如此早地被这种姿态所俘获，只有它才如此看重，以至于很少有机会去改变这种贵族政治的成分和人们对贵族政治的兴趣。斯巴达始终保留着世袭王权的混合因素，并且这种王权不仅仅是有名无实的，而这时其他地方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王权。更奇特的是，斯巴达有两个国王，从两个贵族家族中选出，不管他们之间是友谊或竞争，仅仅强调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只能依靠少数大家族。

在政治体制方面，斯巴达同样是独特的，但又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国王是军事统帅，辅以贵族议事会“格劳西亚”（Gerousia），他们提出大部分政治议题，负责大多数司法判决。不过也有全体斯巴达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定期开会，在大部分有关全体公民的事务中有最终决定权。按照伟大的来库古的定义，全体公民是指所有在军训中幸存下来、分配到城邦征服得来的土地、由黑劳士为其劳作并一贯遵纪守法的人。他们自称为“平等者”（homoioi）。通过这种称呼，他们不但消除了对早期地位的不满——不管这种不满曾经如何，而且用极简练的语句证明了“公民”这一词的用法是如此贴切。平等较任何绝对的标准而言，都只是最基本的一种陈述，但平等不是说要解决某些公民是富裕的（与城邦分配土地相对的私人土地一直存在），而另外一些人相对贫穷的问题；不是要解决一些人生来就是贵族而另外一些人是平民的问题；也不是要解决在以军事为基础的社会中不鼓励甚至不能容忍政治上的独立问题。这种平等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通过对最基本原则的强调，斯巴达人开始探索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公民的定义，这就是他们自动拥有某些权利（无论多么少），拥有一种共同体的感觉，尽管这种感觉只是共同对黑劳士恐惧的产物，或者是对共同奴役黑劳士从而为自己谋利的产物。

下面我们转过来叙述斯巴达革命的运作机制。斯巴达的贵族并未放弃优雅的“平等”，但是他们很少使用暴力。这也与其他地方大不相同。比如在科林斯，城邦和财富的控制权一直掌握一个贵族家族巴克齐亚迪（Bacchiadae）手中。公元前657年，这个家族的半个成员塞普瑟鲁斯（Cypselus）纠集了足够的支持者，将其家族成员或杀死或流放，成为后来希腊人所称的“僭主”（tyrant）。关于塞普瑟鲁斯政府的实质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的支持者中治国经验丰富、执政能力突出者众多，足以使这个城邦的发展不致陷于停顿，而是逐渐繁荣起来。我们不知道塞普瑟鲁斯除了分享政权以外还向他们承诺过什么，或者向他的外围追随者承诺过什么，只知道他的宣传中用了这样一个词：dikaiōsei。这个词的意思可能是“赋予（科林斯）权利”，通过“给（科林斯）一套法则”而“赋予（科林斯）正义”。无论其精确含义是什么，它在这里都要超出曾经激起斯巴达人对“平等”的同样渴求的那种提示，即使这种平等仅仅限于法律面前的平等，并且颇为矛盾的是，这种平等是在最不平等的“僭主政治”体制下赢得的。

无疑，科林斯人支持塞普瑟鲁斯还有其他原因，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希望借此削弱巴克齐亚迪家族。在那些我们了解较少的其他城邦，出现僭主或试图出现僭主之时，其支持者恐怕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可以引出某种一般性的解释。公元前7世纪，正义的主题已经以各种形式得到充分阐发，这也许说明，希腊人关于什么是一个公民（polītes）——即一个充分的城邦成员——的观念在缓慢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对正义主题的阐发是第一要素。困扰赫西俄德的正是人们对什么是正义的任意解释。公元前7世纪的诗人、莱斯博斯岛（Lesbos）的特潘德尔（Terpander）就极力赞美说，“正义（在斯巴达）已经实现，看来已经实现”。

但是，是什么原因致使绝望变成了自信，在贵族政治的藩篱中撕开了第一道裂缝？人们究竟使用了什么工具才造成了这一后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一直被认为在于或的确在于军事史上的模糊地带。早期希腊军队的基本单位是贵族及其随从，合成为一个“胞族”，包括他的家族成员，附庸的较低等贵族，富裕农民，一直向下延伸到各社会等级。从理论上说，这支部队的前锋是那位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贵族，他站在其他人的前面，其他人则根据各自的富裕程度装备护甲，贫穷者则没有装备，但是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或者手头能拿到的各种武器给予贵族以精神或物质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成熟的军队尽管可能仍然包括某些骑兵或者更多的轻装步兵成分，但主要还是依靠数以千计、装备精良、或多或少有些整齐划一的步兵，这些人被称为重装步兵。重装步兵往往也由胞族集团组成，虽然在某些地方开始转向更为明确的地域单位。战场上的胜利要求集中全部力量，一条阵线的纵深有八人，每人装备头盔、身披胸甲、胫甲，手持前面加固的圆盾，用于突刺而非投掷的长矛，凭借合作的力量取胜。就像公元前7世纪中叶的斯巴达诗人提尔泰乌斯（Tytaeus）所描述的那样，“逼近敌人，交手敌人；或用矛，或用剑杀敌；脚挨着脚，盾碰着盾，羽饰蹭着羽饰，头盔擦着头盔……”

这是想象中的重装步兵战斗场景，那么实战中的情形如何呢？我们在这里明显面临着一个矛盾。重装步兵装备的某些成分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流行，但是瓶画中所展现的最早的方阵组织不会早于公元前7世纪中期。在贵族的战斗中，单个重装步兵的出现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创造在实战中具有凝聚力的方阵无疑需要一个决定性的时间点。然而问题是这也许不太现实。从有关单个“斗士”的想法向后来出现大批步兵画面的转化太过容易，以致人们没有认识到更容易的金属供应和更多可资利用的财富有可能逐渐导致“斗士”数量的成倍增加，致使少部分战斗员之间的协作，而不必询问组成一个有效的重装步兵方阵单元也许需要的最低人数（当然是几百人而不是几千人）。这种转变可能已准备就绪，甚至远早于7世纪前半期，可能在画师们表示欣赏它或者在画师们掌握了在一个陶罐上描绘重装步兵军队的技艺之前若干年。

如果以上推测属实，那么更重要的问题就不难回答了，这就是如果军事创新影响了政治革命，这种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公元前657年，科林斯的塞普瑟鲁斯有了自己的一支军队，他用武力驱逐了巴克齐亚迪家族，并且他自己不需要贴身护卫。更早时期，斯巴达的来库古改革中，军队及其建制是其核心内容。粗略来讲，如果有300个重装步兵装备的巴克齐亚迪家族，那么只需要301个有类似装备的其他科林斯人，将革命的热情作为更多的武器，就足以推翻他们。斯巴达的人数更多，他们甚至根本不需要提尔泰乌斯所用的激励方法，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情感将自己联合成一个整体。

但是军事上的变化只是革命构成中的一个因素，它影响的是革命的方针而非其实质。它是行动的指南，不是发动机。当然也有例外，就是新的形势也许有助于创造一种处境相同的感觉，撑起人们的信心；形势越新，效果越大。反对贵族专权运动的起源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那就是公元前8世纪的冒险和扩张。经济上的扩张，即使只是像斯巴达那样在农业上缓解了人口压力，并有不同地方的经验（“僭主”一词就起源于东方），却都没有创造出一个由富裕农民组成的新的“中产阶级”，也缺少一个富商集团，但它们的确在贵族与贵族之间、小贵族与大贵族之间造成了紧张关系。同时还有某些成功的商人和海盗使得原本就错综的事情更加复杂。旧有的制度缺少足够的灵活性，或者后来不再有足够清晰的界定，来应对这些变化。

一些城邦试图通过第三条途径走向新的世界，像斯巴达人那样走宪政道路而较少特殊性则更利于减轻痛苦。一个殖民地的建立会引起——并非要求——人们对这个新定居地的特点进行某些有意识的思考。这种自我意识的某些成分也许仅仅是渴望复制家乡的东西（这不可能是一种深刻的渴望，大部分殖民者离开家园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自己在家乡的经历）。于是，一种新的需求附加到这种新的变革本能之上，或者至少是对现存秩序的不满附加到新的变革本能之上。这是一种需要阐明的需求，而且东方的经验再一次表明，明确阐释是有可能的。所以，与东方有着天然联系的克里特成为希腊人立法的故乡就不奇怪了。（根据传说）克里特人启发了斯巴达人，一个克里特人曾经指教过有姓氏可考的最早的殖民地立法者——意大利洛克里（Locri）的扎鲁库斯（Zaleucus），其他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地也成为立法者的天堂。

但这一切都未有定论，只有在阿提卡的陆地上，从渴求和理想到事实的转变才有迹可循。相对于大多数地方，阿提卡算是在后迈锡尼时代的混乱中幸存下来，但是这里也出现了经济的崩溃，只有缓慢的恢复。当形势稳定以后，雅典城处于阿提卡各种联系的领头羊地位，这种联系不像斯巴达那样是一个被庇里阿西人或黑劳士围绕着的“平等”城市，而是一个到处充满不平等的阿提卡的中心。贵族、自由民和依附者居住在城里或周边地区，就像是在厄琉西斯、马拉松或者苏尼昂（Sunium）一样。雅典设法减少或消除了各地的差别，同时建起了这座被公认为首都的城市，保留了地方自豪感、国家认同与个人尊严，这是雅典取得的非同小可的成就。

约公元前630年，雅典有人企图建立僭主政治。约公元前620年，有个法令对这一企图给予回应，即德拉古立法。关于这个法令，除了严酷之外，我们其实对它一无所知。但一味强调严酷会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仅仅因为一个定义便引起批评和改变，而雅典人继续接受了这种结果。据说扎鲁库斯的法令也很严酷，但洛克里人最终也实行了变革。对斯巴达人而言，不幸之处在于，“对我祖父来说是好东西”，“对我来说也是好东西”。

雅典的首批变革发生在大约25年之后。当决定任命一位仲裁者负责制定内容截然不同的第二个法令时，危机时刻或者说濒临革命的时刻来临了。在对德拉古立法和贵族内斗不满的背景下，人们选择了一位革命领袖——梭伦。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梭伦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尽管是一位稍许有些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还有点华而不实的诗人。

在公元前594年当选为首席执政官的梭伦有个弱点，就是他不喜欢杀人。他可以使自己成为僭主，但是却没有这么做，如他自己所写：“僭主是一个好位置，但麻烦的是做了僭主就没法回头。”即便他如此谨小慎微，也不得不说服两派势力——“平民”和“那些掌权者”，让他们不要理睬“那些玩抢劫游戏的人”，并且同意以一种斯巴达式的平等模式来安抚双方。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那些掌权者”已经付诸实践，在整个雅典实行了一种广泛的分成制，在这一制度下，大量雅典人要将收成的六分之一交给某个地位较高者，而不是国家，以换取耕种自己土地的自由。这一制度逐渐改变或超越了上文提到的氏族集团依附体制（参见第24页）。其自然后果是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践，即对执政官和议事会——战神山议事会（Areopagus）的专权，后者的成员从卸任执政官中补充，这是该国唯一承担议政职能的实体。雅典也有公民大会，但似乎并不起多大作用，除非是在那些不得不测试民意的关键时刻，或者是在每年执政官的选举之时，这时有可能偶尔被允许展现一下人们偏爱某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而反对另一个贵族集团的候选人。战神山议事会和执政官在阶级和利益方面密不可分，他们共同掌控雅典。

梭伦的大部分措施和德拉古所做的一样，仅仅是将现行法令变为成文法，但是在他寻求某种能让他以公正持中的姿态出现的内容时，他采取了较为明智的措施。“那些当权者”保住了他们的财产、大部分地位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更加舒适。作为交换，“平民”则被赋予“他们应得的尊严”。

他的措施是如何实行的呢？所有的债务都会保障债权人，因此默认的分成制也就成为默认的债务。现在，现存的债务都被取消，债务奴役被禁止，分成制也不复存在（“我让曾经被奴役的阿提卡的土地得以自由”），雅典人再也不会因为债务被奴役而失去尊严。这位政治宣传家为此加上了一段著名的说辞，“我让那些无辜被卖到异国他乡的人回到家园，他们甚至都不会说自己家乡的方言了”。不过有一个疑问是他能寻回多少这样的人。

政治上的一些平等也能看出端倪。公民大会恐怕以某种方式获得了新的职权，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是否有可能定期举行会议？界定适当的选举方式方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人们获得了一个指导性的新机构，一个与战神山议事会分庭抗礼的议事会，即“稳定这个城市的第二个锚”。这个议事会如何组成、究竟能够拥有多大的管理权限并不重要。这个议事会准备公民大会的议程，监督更广泛意义上的公职人员的选举，是对付战神山议事会干预的缓冲器。这些都使局势发生改变。梭伦还主张公民大会应是审理案件的最高法院。雅典人可以诉求公民大会或者公民大会的一个委员会来反对战神山议事会的法院做出的裁决。在最初的几十年中，没有多少人有勇气提出诉求，但是这项权利已经在这里了，就一定会得到利用。

每个人都从他那里得到了应得的赏罚。所有雅典人都应摆脱奴役的威胁，保证不会受到司法压迫，并能对城邦发展的方向发表意见。但有些雅典人，主要是梭伦的支持者，想得到更多的实质政治权利。梭伦与塞普瑟鲁斯并无二致，他的背后也有一些大人物的支持，他们想要得到回报。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但是也非常激进。执政官是政府的主要行政和军事职官，按照传统，先前仅限于很少的家庭集团——世袭贵族（Eupatridae，血统优良者）的成员担任，现在则由土地财富的多少所决定。所有雅典人被分为四个等级，最高等级占据最高的官职，最低等级——thētes，仅仅只是公民大会的成员，只能对司法判决有点影响。就可能的判断而言，“当权者”的潜在数量翻了一倍，这可是不小的变化。

如果说对梭伦的这些措施有一点讽刺意味的话，那这也只是提醒我们：梭伦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他并不是一个祈求奥林帕斯神灵来解除雅典痼疾的中庸贤者，而是一个精明的操作者和激进的思想家，一个非常善良与勇敢的男人，他给了雅典人和平变革的机会，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变革并没有一蹴而就，立竿见影。

革命本身很难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即便没有暴力，某些好人好事也会变成麻烦。令人欣慰的是，希腊革命从整体上说导向了令人愉悦的方面。在塞普瑟鲁斯和他儿子伯里安德（Periander）的领导下，科林斯人扩展和巩固了殖民地，同时科林斯的陶工和画家制造出精美的陶器。在雅典，晚后一点的苏醒产生了更加令人吃惊的成就（我们看到的主要也是在艺术方面）。同时，分成制的农民获得解放，使得16%人口的大部分免除了债务。即便在斯巴达，一位外来的诗人阿尔克曼（Alcman，见下文第119页及以次），也幸福地谈论着在欧罗塔斯河（Eurotas）岸边昼夜的欢悦。当阿尔克曼描述食物——固然并非珍馐——美酒和少女以及少女销魂的一瞥比睡梦和死亡更能令人沉醉之时，提尔泰乌斯的那些令人不悦的战争精神就已经被遗忘了。

但是，就像希腊人喜欢说的那样，尽管他们说得比较委婉，“过犹不及”。那些追随塞普瑟鲁斯的科林斯人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要追随他的儿子或者他的后人。伯里安德的继承者被驱逐了，科林斯陷入平庸的寡头政治。斯巴达人是如此自我陶醉，以至于想要实行进一步的扩张。一些悠闲和自由使得雅典人渴求更多的悠闲和自由。结果是科林斯逐渐衰落（当然衰落得非常缓慢，因为它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城邦存在），斯巴达实行等级森严的统治，而雅典则最终形成了民主政治。

在民主政治最终确立之前，先是半个世纪断断续续的僭主政治。梭伦拒绝扮演僭主角色，希望雅典社会能够免除这一痼疾。他的一个年轻的支持者（指庇西特拉图——译注），更糟糕的是这人还是他的亲戚，被证实有僭主倾向。通过两次尝试，最终于公元前546年建立起牢固的僭主统治。公元前528年他去世后又由他的儿子继承权力。很难说清楚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为何能得到普遍的支持而建立僭主政治。阿提卡居民分为海岸派、山地派和平原派。平原派可以获得以橄榄油为形式的新财富，山地派足够富裕，但是他们远离各种事物的中心。尽管庇西特拉图无论如何都算出身名门，但是他本人却来自并领导山地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附庸于他的人是否出自生产优等橄榄油的马拉松平原？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否正在开采阿提卡东南角丰富的银矿？作为经济的发展的结果，或者为了经济的发展，他们是不是有了一种感觉，就是他们该进入中心了？

无论如何，事情就是这样。也许一代僭主政治比继续梭伦的宪政更能激发雅典人去追求前面提到的三个目标：国家统一、地方自豪感与个人尊严。雅典城引人关注，不仅因为它是权力所在，还因为公共事务、神庙、喷泉，甚至排水沟。这一切使它似乎成为合适的权力之地，培植出对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女神——与（庇西特拉图喜欢自诩的）对庇西特拉图本人的崇拜，鼓励或创建国民节庆与赛会，如泛雅典娜节，奖品是几罐阿提卡产橄榄油（聪明的广告！）；如酒神节——这是雅典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悲剧的最早来源。

地方自豪感无需鼓动，但至少这个中央集权可以显示出它所关注的东西：为了解决地方纠纷，建立起一个巡回司法审判团，而这一权力起初无疑掌控在当地贵族手中。这些贵族的身份潜藏了一个解答以下悖论的答案：一位僭主独裁者事实上能够促进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

梭伦向一些新人开放了官职，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明确的措施限制地方贵族的地位，除了剥夺贵族合法奴役周围贫困公民的权利。现在他要么死在反对庇西特拉图的最后斗争中，要么谨慎地考虑逃亡。即便他留了下来，也不得不承认有某个比他更有权势的人存在。其他的人要么失去了他们的领袖，要么意识到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要。从效忠一个主人转而效忠另一个主人，我们可能觉得并不是多么关键的一步，但却是通向自主意识的第一步。

因此，当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于公元前510年被流放者、阴谋家与斯巴达军队（见下文第36页）以及试图重续老派政治的守旧派赶走之后，他们发现观众已经改变了。他们中的一个人——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一个支持梭伦的大贵族阿尔克美昂尼德（Alcmeonidae）家族的首领，比他的竞争对手更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用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话说：“在他的派别中增加了那些之前被忽视了的人民，让他们分享一切事务……”克里斯提尼的动机可能是自私的，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可能都是有计划地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族的政治前途。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成功了，获得了广泛支持，给予阿提卡一个全新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一结构良好地运转了200年左右。

新体制的核心成分是承认小的地方单位——乡村或小镇、城市的行政区——应该管控自己的事务，摆脱当地贵族的干预。每个单位选择自己的负责人和议事会，处理自己的事务。国家的目标就是把这些被称为“德莫”的单位或多或少地组合成关系紧密的更大的地域区块（这里也有为派别利益划分选区的迹象）。新的部落通过这种地域划分构建起来，每个部落都各包括一部分被称为“平原”、“山地”或“城市”的地域。之后，这些部落不仅成为军队的基础，而且也成为其他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其中最重要的是梭伦的议事会，现在每个部落有50个议事会成员名额，每个部落的代表在一年的十分之一时间里组成整个议事会的常务委员会。

一个雅典人以这种方式在自己的村庄里能够拥有他可能拥有的任何自信。同时，在国家层面，他能够增强自僭主政治就开始鼓励的国家认同感。要判断立法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看法的改变，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仅仅认可了一种看法，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雅典而言，我们只能说在避免麻烦方面，克里斯提尼的立法来的正是时候；只能说想要雅典人做的事情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情相当一致。他并没有伤害现存的社会集团，没有损害他们珍视的宗教崇拜或名誉声望。他不需要这么做，他仅仅创造了一个新的结构并赋予它权威性。

斯巴达的领导

雅典人所做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抵抗波斯人的入侵，在精神上他们是希腊人胜利的支柱。但是从技术上来说，那些选择抵抗的希腊人自然会认为斯巴达应成为他们的领导者。为什么这么说呢？由于来库古的改革，斯巴达拥有希腊世界唯一的一支职业军队。它能够把自己拥有的5000名左右的重装步兵投入战场，还有数量相当、训练有素的庇里阿西人，以及数量更多的轻装黑劳士。但这支军队在公元前6世纪并没有取得过重大胜利的记录，它的威望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外交的缘故。这支军队颇具威慑力，这使它得到了应得的尊敬。

希罗多德说，多亏来库古，斯巴达人“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人口，他们很快强大起来，变成了一个繁荣兴盛的民族。结果，他们就不能满足于安静不动地待在那里了”。换句话说，他们不再满足于享有阿尔克曼所说的那种轻松愉悦，而是试图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北部。他们遭到另一个大邦阿尔哥斯（Argos）和一些较小的城市、乡村和部落的反对。在与阿尔哥斯的斗争中，他们赢了，尽管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与其他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却失败了。失败也给予他们教训，那就是通过吞并和奴役来进行扩张并不奏效，征服一个敌对的近邻圈子，只会制造一个距离更远的敌对圈。一个智慧的斯巴达人（有些斯巴达人是智者）看到，通过外交手段进行征服代价更小，也更加有效。

这个贤人就是基隆（Chilon），他于公元前556年当选为监察官，这一职位设立于来库古时代的混乱时期，设立的目的我们现在不甚清楚，但是基本上是通过每年一次的选举给予斯巴达的“平等者”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拥有自己所喜爱的地位，强调他们自己对国王或元老院（Gerousia）的反对意见，或者站在这一边反对另一边。基隆是最早的检察官，从他以及支持他的“平等者”那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思想。

除了军事问题，还有民族问题。在后迈锡尼世界的混乱中，希腊人被分为多利安人（Dorians）、伊奥尼亚人（Ionians）和其他民族。他们都是希腊人，都说希腊语，但却是非常不同的希腊语形式。所有人都接受了多利安人是入侵者的说法，尽管也许是一种更具优势的入侵者。这些区别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很难判断，但是一定有某种意义，基隆敏锐地看到，淡化斯巴达的多利安血统能诱使周边非多利安邻邦与自己结盟，最终还是对斯巴达颇为有利。

于是，斯巴达与一个又一个城邦举行谈判，与科林斯、与西西昂（Sicyon）、与阿卡迪亚的诸多共同体，实际上，除了多利安霸权的传统敌人阿尔哥斯以外，斯巴达几乎与所有城邦都谈判过。某些时候，为了巩固联盟，斯巴达不得不插手未来盟邦的内部事务，这种冲突在有些时候会导致僭主的被驱逐，如在西西昂，这是斯巴达在后来获得了反对僭主的声誉之起点。在斯巴达以外的地方，斯巴达人并不反对僭主。但是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的扩张（基隆改变了斯巴达人的方式，但是并没有熄灭斯巴人的野心）使得斯巴达反对僭主领导的各种权势，并以各种理由必须驱逐他们。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雅典的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公元前510年，斯巴达在雅典流放贵族势力的鼓励和支持下成功地推翻了他们的统治。

僭主被推翻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僭主（包括雅典在内）因为是阿尔哥斯的盟友，有些是因为与爱琴海政治的新成分——波斯帝国的扩张扯上了关系。波斯人之前控制了中东和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约公元前546年，他们出现在爱琴海东海岸希腊人的视野中，这些希腊人在此之前一直在相对不受压迫的条件下仰赖内陆的非希腊人势力，尤其是好脾气的国王克洛伊索斯（Croesus，约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统治下的吕底亚（Lydia）。波斯人相信严密的控制，因此在希腊城邦中建立或支持了不少归顺的僭主政权。公元前525年，波斯占领埃及，随后抵达北非海岸；公元前514年，他们跨海进入欧洲，尽管在南俄平原遭到了损失惨重的袭击，他们还是留在色雷斯（Thrace），影响远及马其顿（Macedon）。这样一来，希腊大陆和岛屿遭到了来自北方、南方、东方的三面困扰，即使在西方也有另一个敌对的力量——迦太基，向那些希腊式的前哨村落、西西里和南意大利的城市施加压力，这些地方现在已经从最开始的贫穷殖民地变为和本土同样富裕发达之地。波斯人可能没有任何直接占领希腊的野心，但是他们现在就在那里，因此也不得不认真对付。我们所知的所有希腊城邦都因为对此事件的反应而分为不同阵营。占多数的希腊人，即便不是数量上的多数也是势力上的多数，认为顺从甚至归顺的建议是最有利的方针，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们应该战斗。从任何方面来说这都是内部的争论，但是任何有关其他事物的内部争论都容易与波斯问题纠缠在一起。政治上的失势者可能渴望得到波斯的支持，甚至一个政治上的赢家也会觉得有了波斯的荫庇自己的地位会更稳固。因此，庇西特拉图被放逐而又幸存的儿子在波斯的领土找到了庇护所，而特萨利（Thessaly）北部最有势力的家族阿律阿达伊（Aleuadae）也有通敌倾向。斯巴达的形势并无二致。尽管斯巴达意识到这一问题很长时间了，但是它还是毅然决然地拒绝卷入争端。但到了最后，公元前490年代后期两个国王的争吵导致其中的一位——德玛拉图斯（Demaratus）跑到了波斯的宫廷。

德玛拉图斯的对手克里奥美尼斯（Cleomenes）则很聪明，甚至聪明过头。同时他行事肆无忌惮且不正大光明，野心勃勃且残酷无情，人们还认为他神经迷狂。我们没理由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无论如何，尽管克里奥美尼斯性格坚强，才能出众，但是他的大部分计划都没能实现（最终在绝望中突然精神失常而自杀了）。吊诡的是，他的失败反而使斯巴达更为强大。

我们前面提到了城邦之间的联盟。一个希腊联盟的标准原则就是“拥有共同的朋友和共同的敌人”。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来决定谁是谁的朋友，谁又是谁的敌人？在斯巴达与阿卡迪亚的较小共同体之间，这个问题只是理论上的。但是在斯巴达与科林斯这样的城邦之间，这个问题就很棘手了，在斯巴达与那些现在正在结盟的大大小小政治实体之间，这个问题简直就无法回答了。因此，这种单个城邦之间的松散联盟方式必须改进。逐渐地或突然地，建立一个城邦同盟的想法就创造或者再造出来。斯巴达是这个同盟的军事统帅和实际掌控者，但其他城邦也有发言权。也许他们参照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其他联盟方式。一定是在一个模糊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关键时刻。大约公元前506年，德玛拉图斯在科林斯和其他盟邦的支持下，拒绝追随克里奥美尼斯袭击雅典（他的第一次干涉并未奏效）。在那之后，“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只有经过讨论和投票后才付诸行动。斯巴达提供军事指导，其他盟邦予以支持，这样就创建了一个军事组织，当波斯人最终决定入侵希腊的时候，希腊人便依托它来抵抗波斯。

波斯战争

约公元前500年，斯巴达是公认的同盟领袖，这个同盟实际上囊括了伯罗奔尼撒半岛上除了阿尔哥斯以外的所有国家。尽管斯巴达在行动上无意识地反对那些亲波斯者，但是不管是斯巴达还是它的盟邦，都没有对波斯问题提出任何承诺。雅典从僭主统治中解放出来，雅典人逐渐倾向于接受克里斯提尼发明的“民主”政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民主政治”一词尚未创造出来）。他们在波斯问题上并没有一致意见。其他城邦也有类似分歧，希罗多德用嘲讽的语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问题。当他提到中希腊一个小邦弗奇斯人决定参加战斗时说：“我猜测，他们如此决定是因为他们憎恨特萨利人，如果特萨利人选择抵抗波斯，我想，他们就会通敌。”

第一个大麻烦出现在小亚细亚，米利都城位于那里。有个波斯人扶持的僭主西斯提乌斯（Histiaeus），成了波斯宫廷的政治顾问。留在米利都处理政务的是他的副手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实际上他们都是波斯政权的傀儡。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不露声色地取得自主权力。他们错了，他们的这种计谋产生了后世历史学家描述为希腊人抵抗蛮族的巨大爱国热情，但希罗多德却冷静地称之为“麻烦的开始”。公元前499年，一些（并非全部）伊奥尼亚城邦，一些（亦非全部）北部的爱奥利斯城邦，可能还有一些南部的多利安城邦，驱逐了他们的僭主，开始公开反对波斯。斯巴达拒绝援助，雅典则选择了支持起义——虽然一度踌躇，但是结果不能逆转。

因此，在公元前494年伊奥尼亚人和他们的朋友被镇压以后，雅典人也于公元前490年遭到惩罚。一支波斯舰队穿过爱琴海在阿提卡的马拉松登陆。他们的具体数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肯定远远超过雅典及其小盟邦普拉提亚（Plataea）能投入战斗的1万重装步兵。我们知道，波斯军队兵精将能，但是，奇迹发生了，雅典人赢了！波斯人的损失超过6000人，而希腊人只有200人。这一结果产生了许多影响，我们只列出以下3种：

希腊人曾经将他们自己和“那些说其他语言的人”区别开来，其他文明社会也是这样。现在有两种观念附加到了对这一事实的描述之上。一种是敌视，一种是优越感。出现了这样的想法：一个希腊人如果与蛮族人（操另一种语言的人）讲平等那是不合理法的。务实的希腊人并不会让这种想法影响他们的行动，但是很多人直接利用这一点作为宣传，最后只有一个人将这一想法发挥到极致，即亚历山大大帝，他开始朦胧地认识到了它的荒谬之处。

但军事上的优越性是切实存在的。大约1万希腊重装步兵就以某种颇为罕见的方式击溃了波斯大军。一个重装步兵方阵，即便只是经过适度的良好训练，也足以打败一支骑兵、弓箭兵或者其他以任何方式武装的步兵部队，这是并不需要多高深的军事理论就能得出的结论。斯巴达人受到的教育就是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但即使是斯巴达人，也一定因雅典人的胜利而受到鼓舞。

第三个影响更为重要。克里斯提尼认识到雅典人的态度变化，并利用这一变化来反对其他贵族。他设计了一种社会和政治体制，不管这个体制是不意而得之还是他精心构建的，他都通过这一体制为进一步的、更大的思想转变提供了空间。但传统思维习惯并不会一夜消亡。公元前507年，大多数贵族的行为方式依然像他们一直以来所表现的那样。更重要的是，很多普通雅典民众的行为也是依然故我。只有少数贵族和稍多一点的民众有所改变。到了公元前480年，军队的统帅和城邦的管理仍然掌握在旧统治阶级手中，但是他们对雅典人思想的绝对控制开始——我们强调“开始”——有所松动。这些变动非常微妙，即便证据比较充分的时候也很难加以把握。变动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不规律的。当证据尚不充分、不能准确界定其开端和结束之时，当人们还不能明确地谈论这种转变时，我们只能列出事实，以待寻找任何可能的线索。亚里士多德以他特有的敏锐指出，马拉松的胜利赋予雅典人民以政治上的自信。他的解释符合事实。在马拉松战役以后的10年内，雅典人首次实施了一项奇特的制度——陶片放逐法，这是克里斯提尼的又一创造，这一制度允许公民大会在它所愿意的每年决定任何一位政治人物被暂时性地放逐海外10年，但是保留其财产。前三次陶片放逐于公元前490年实施，实施的外在原因是被怀疑叛国，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那就是实践权力的勇气与实践权力的时机一样重要。

我们不敢说同样的民主政治浪潮是否落后于这些年的体制变革。公元前487年，执政官的直接选举被一种混合选举和抽签的体系取代。这是一次有意识的“民主”运动吗（抽签是高级民主的一个重大特征）？最后，十将军（通常从每个部落选出一个）逐渐取代执政官成为国家的主官，对选拔功效的期望盖过了民主原则。但是长期的影响往往难以预知。我们只能注意到时间方面的契合。随后一些年，不仅国内政治的问题模糊不清，其他事情也同样如此。当希腊人看到波斯舰队的残部于公元前490年狼狈回逃时，如果说所有雅典人（或很多雅典人）想到波斯人有可能会卷土重来，那一定是自欺欺人。

波奥提亚日益团结在主导城邦底比斯周围，没有遭遇什么麻烦。在克里奥美尼斯国王的鼓动下，波奥提亚人于大约公元前506年参加了斯巴达对雅典的战役，结果遭到重创。斯巴达并没有进一步行动。在公元前5世纪90年代，斯巴达的当务之急是处理伯罗奔尼撒的事务，对付阿尔哥斯。约公元前494年，克里奥美尼斯在西皮亚（Sepeia）惨败于阿尔哥斯。更急迫的则是对付自己的黑劳士，他们谋划了一次起义（具体时间和持续多长并不清楚）；还有更迫切的事务是处理自身两个国王的争斗，这次争斗导致德玛拉图斯（Demaratus）逃往波斯。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斯巴达还得在原则上顾及抵抗波斯的事业，甚至还派出了军队抵达马拉松——尽管到达的时间只赶上了对雅典人的胜利表示祝贺。

但是雅典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就是富裕的商业岛屿埃吉纳。从20英里外的雅典的法勒隆（Phaleron）港可以清晰地看到岛上的三角形山峰。一旦雅典人将其注意力放到海上，埃吉纳就成了强劲的对手。双方在早期曾有过一次战争。约在公元前500年，两国间开始了一个冲突或者以冲突相威胁的时期，该时期持续到公元前5世纪80年代。公元前489年，有多少雅典人会认为波斯人的败逃给了他们自由，使他们能去对付更为直接的敌人呢？

这里有个颇值得玩味的线索。公元前482年，在阿提卡的劳里昂发现了非常丰富的银矿矿脉。银矿收益的分配引起了争论。一派以亚里斯提德（Aristides）为首，亚里斯提德绰号“公正者”，是马拉松的英雄，曾于公元前489年当选执政官，后来又在公元前480/479年的危急时刻表现突出，于公元前478年组建了提洛同盟。他的一派人认为银矿收益简单地在公民中间分配就行。另一派的代表狄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则提出了不同的方案。狄米斯托克利以其聪明（有些人使用这一词时带着并不友好的意味）和深谋远虑而著名。他的深谋远虑在担任公元前493年的执政官时就展现出来。他开始在皮拉奥斯（Piraeus）建造一个新的更坚固的港口，后来他又警告雅典人防范嫉妒的斯巴达人的威胁，切实增强雅典堡垒的防御能力。公元前482年，狄米斯托克利说这笔横财不能慷慨地挥霍，而是要用来建造一支舰队，这支舰队必须要有200艘三列桨战舰，一旦舰队建造成功，将是抵抗波斯海军的中坚力量。但是他当时并未指出这一点，而是借口需要有支舰队来对付埃吉纳，这一观点至少是他的听众们最关心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的骗术或者说他的远见卓识是否受到伯里克利的评价——“皮拉奥斯的丑相”（狄米斯托克利的新皮拉奥斯）——的些许挫伤。

波斯人感到无需深谋远虑，只需坚决报复。大流士大王（Great King，Darius）对希腊人颇有好感（见证人就是西斯提乌斯，参见上文第39页），当然打败他的希腊人除外。马拉松战役以后，大流士立刻着手准备更猛烈的攻击。但是公元前487年埃及的起义打乱了他的计划，大流士随后去世。复仇的计划留给了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他于公元前485年镇压了埃及的起义，再次将复仇计划提上日程。

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波斯占据了北非，远达昔兰尼加（Cyrenaica），更远的地方则是与波斯关系友好的腓尼基人（Phoenician）的殖民地迦太基（Carthage），迦太基本身也对西西里的希腊人施加压力。爱琴海北岸远抵马其顿之处、小亚细亚及沿岸的爱琴海岛屿也被波斯人占据。希腊本土就像一颗夹在强劲有力的胡桃钳里的小坚果。它被认为易于引起注意这一点，着实令人惊讶。大流士的傲慢遭到打击（大流士在南俄也曾蒙受失败，但他却没有如此反应），据说他的王后阿托萨（Atossa）对希腊女仆的服侍垂涎三尺。薛西斯可能也患上了自大症，但是这些似乎都不能证明波斯人的努力——或者说冒险是正当的。

希腊本土这颗坚果本身也不是完美无缺。希腊人在公元前481年意识到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就试图四面求助，如到克里特、科西拉（Corcyra）、叙拉古等地，但是都遭到拒绝或者被模棱两可之语打发了。只有科林斯地峡北部的雅典和一两个小城邦——弗奇斯（Phocis）、普拉提亚（Plataea）、特斯派亚（Thespiae）准备战斗，但特萨利和波奥提亚对这件事都没有任何热情。在伯罗奔尼撒，阿尔哥斯态度中立。希腊人情感寄托的中心——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则忠告说，只有谨慎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当希罗多德所称“拥有最优秀思想的那些希腊人”于公元前481年在斯巴达聚会，以及之后于前480年春天在科林斯聚会的时候，他们决心忘掉彼此间的分歧（主要是埃吉纳和雅典之间的分歧），赋予斯巴达陆上与海上的指挥权，赋予后者并不是基于物质原因，而是基于某些外交的理由（尽管狄米斯托克利的新海军力量始终不容忽视）。斯巴达国王能够调集约4万重装步兵和更多轻装部队，斯巴达的将领们（它的国王极少关注海洋）拥有超过350艘战舰，按希腊的条件来说，这样的规模已相当可观，但面对薛西斯从帝国各处调集的部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当希腊人在科林斯会商之时，波斯大军已开向赫勒斯滂海峡和欧洲边界。同样，面对主要从腓尼基和臣服的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召集来的波斯海军，希腊海军也未免过于弱小。波斯海军伴随着沿色雷斯沿岸行进的陆军，当时后者在寻找一条可供大军充足饮用的河流。要给出波斯军队的大概人数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希罗多德说175万陆军当然荒谬，20万也许比较接近实际。但他所说1200艘战舰则并非胡说，我们就算它有大约1000艘吧。无论怎样，希腊人被征服似乎是铁板钉钉了。

唯一的答案就是找到一个地方，这地方必须让波斯陆军的数量优势难以发挥，又不会被波斯海军包抄，尽管多数人对此考虑得不多。第一个地方是坦佩峡谷（Gorge of Tempe），这是从南边通往特萨利西北的海岸隘口，希腊一方派1万人守卫此地。但经过仔细权衡，要么出于对特萨利人优柔寡断的担忧（据说特萨利的一个主要家族阿律阿达伊就是鼓动薛西斯进犯的马前卒），要么出于对地理位置特点的顾虑（还有一条能通往北方的道路，海军能够在南方登陆），希腊人退到了南边，北部希腊留给了波斯人。

还有两条防御线，在温泉关（Thermopylae）狭窄的海岸线上，舰队能够守住临近的北优卑亚海峡，或者科林斯地峡的陆军配合萨拉米斯的海军守住通往萨拉米斯的道路。反对第二防线是因为这意味着放弃阿提卡，反对第一防线是因为这反映了伯罗奔尼撒人只为自己战斗的本性。这时的情形是典型的难以决断，最后的选择落到了温泉关。在其兄长克里奥美尼斯自杀以后继承王位的李奥尼达（Leonidas），带着一小队伯罗奔尼撒武装来到北部，其中包括360名“平等人”，带着全力增援的空口许诺，以及从一些邻邦召集来的志愿部队，还有400名更像是人质的底比斯武装，据守狭窄的通道。舰队则驻扎在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

希罗多德没能说清楚波斯军队到达后希腊军队在陆上和海上的整体运转情况，我们也不能说清楚。但是陆军和海军是相互依存的。海军主要是雅典人，只承担保护军队的责任，或许还有测试新舰船的效能，他们的统帅必定已经知道，对手来自腓尼基和亚洲地区，对手的舰船更快，海员更熟练。带着几分混乱和些许慌张，据说还得到了“神灵”的大力相助，这两个目的都得以实现。虽然大规模的海军战斗对战局没有决定性影响，但是仍然鼓舞人心。同时，风暴使得波斯人在南进的途中减员不少，当薛西斯派遣一支约200艘战舰的分队去包围优卑亚并从后面袭击希腊人时，又遭遇风暴损失更多。因此希罗多德说，“神灵”正在做最好的事情，将交战双方的力量扯平了。

李奥尼达的部队在温泉关进行了两天壮烈的战斗，抵抗了薛西斯所能派出的最好军队。但是第三天，波斯人发现一条防守薄弱的山道，绕到了李奥尼达的背后。大部分希腊人被撤回，但是李奥尼达和他著名的300勇士，以及拥有同样声誉的特斯派亚人（Thespiae）留下来了，底比斯人也留下了，但是并非他们所愿。除了投降的底比斯人，所有人都壮烈战死。这几乎算得上一场胜利。

这次战斗取得了两个经验，那就是希腊的战船和士兵是优秀的，希腊的重装步兵是最优秀的兵种。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借鉴这些经验。第二条并没有立即实现。当薛西斯占领了希腊人早已疏散撤离后的阿提卡，他首要关注的就是大海，这是非常必要的。对他自己来说，遗憾的是未能设身处地以海员的身份思考狄米斯托克利——创造并指挥雅典海军的狄米斯托克利——的行动。狄米斯托克利看出来了，唯一有希望的战斗不是在开放海域的任何地方——科林斯地峡南边或其他地方，而是在萨拉米斯的狭窄水道，希腊舰队已撤退至此处，陆地上的地形不便波斯人发挥数量优势，而且对波斯人不利。问题是他要说服他的同盟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并且还要让波斯人相信，这正是他们所想看到的。他用外交和恐吓（“要么你们留下，要么我们去西方建立一个新的城市”）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用一个诡计——一封送往波斯的密信——解决了第二个问题。一天清晨，波斯人推进到混乱的海峡，下午时分，残存的波斯舰队挣扎着逃出来。勇敢的希腊人，主要是埃吉纳人和雅典人，还有科林斯人和其他人，运用狄米斯托克利的战术，大破薛西斯的海军，也摧毁了他的信心。波斯海军被迫撤回本土，薛西斯和他的大部分将士痛苦地折回了几个月前还雄心勃勃的脚步。

那天晚上在萨拉米斯肯定会有某种庆祝活动。在西西里也会有庆祝活动。据说就在萨拉米斯战役这一天，叙拉古人在西美拉（Himera）打败了迦太基人。这样看来，似乎东西两边的压力都缓解了。但是薛西斯还留下他的将军马多尼乌斯（Mardonius）主持战局，马多尼乌斯率领了人数超过35000的最精锐部队，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希腊人所能召集的全部兵力。面对这一形势，萨拉米斯联军开始出现分歧。很简单，雅典人希望他们的家园得到安全保障，而伯罗奔尼撒人觉得在屏障后面更恰当。一个想要进攻性的战争，一个不同意。在雅典人的威胁整个冬季没有奏效（史料没提到狄米斯托克利，充当先锋的是亚里斯提德）之前，双方一直争吵不休，直到为李奥尼达的儿子摄政的斯巴达人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在波奥提亚南部边界的普拉提亚（Plataea）与马多尼乌斯遭遇。

普拉提亚战役打响了。与萨拉米斯战役相比，这是一场更为典型的战役——一场无序的大混战。两边都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尤其是希腊人。但是希腊重装步兵，主要是斯巴达人，他们首先摆脱这种混乱的困境，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据说在同一天，冒险穿过爱琴海的海军在伊奥尼亚的米卡里（Mycale）登陆，赶走了抵抗的波斯人，毁坏了许多他们留下的战船，从而清除了波斯对爱琴海的威胁，开始解放亚洲的希腊人。

关于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绝不止一种解释。重装步兵方阵在兵种方面的优越性；波斯人比希腊人犯错更多（希腊人没有犯多少错误）；波斯人劳师远征而希腊人在家门口为保卫家园而战；为自由而战的人们的战斗勇气，就如逃亡的德玛拉图斯对波斯国王所说，“他们对法律的畏惧甚于你的臣民对你（薛西斯）的畏惧”，所有这些都起了作用，当然还有运气或者“神灵”的相助。

结果也显而易见。希腊人与蛮族人（外国人）的区别开始成为希腊人与特定的“蛮人”（国家的敌人）的区别，“姑息”变成“背叛”。斯巴达赢得了陆地，雅典人赢得了海上。这两国的霸权不断膨胀，他们会联合起来或发生冲突么？雅典取胜伴随着正在成长的民主制，斯巴达得胜伴随着君主寡头制。这种政体差异只是把二者区别开来还是也对区分其他希腊人也有效用？格局就是这样确定了下来。

进一步阅读

A. Andrewes的Greek Society （Harmondsworth, 1975）是最好的关于希腊历史的一般性介绍；O. Murray的Early Greece （London, 1980）是关于这一时期的一本很好的现代作品。更详细的记述能够在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二版第3卷第3分册（1982）中找到。该书涉及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世界的扩张。C.W. Fornara的Archaic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ambridge, 1983）是一本颇有用处的译文资料集。

关于希腊黑暗时代，参见A.M. Snodgrass, The Dark Age of Greece （Edinburgh, 1971）; V. R. D'A. Desborough, The Greek Dark Ages （London, 1972）; J.N. Coldstream, Geometric Greece （London, 1979）.关于荷马的历史价值，其讨论开始于M. I. Finley, The World of Odysseus （Cambridge, 1954）. 1980年发现于拉法坎狄（优卑亚）的英雄墓冢，其叙述见M.R. Popham, E. Touloupa, and L.H. Sackett in Antiquity 56（1982）, 169-174.

关于希腊古风时代，参见W.G. Forrest, 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 （London, 1966）; L.H. Jeffery, Archaic Greece （London, 1976）; A.M. Snodgrass, Archaic Greece （London, 1980）. A.R. Burn写的两本书提供了更长篇幅的精辟论述：The Lyric Age of Greece （London, 1960）; Persia and the Greeks （London, 1962; 2nd edn., with an appendix by D.M. Lewis, 1984）.关于单独主题的重要作品有J. Boardman, The Greeks Overseas （3rd edn., London, 1980）; A. Andrewes, The Greek Tyrants （London, 1956）; C.M. Kraay, Archaic and Classical Greek Coins （London, 1976）; H.W. Parke, Greek Oracles （London, 1967）; W.G. Forrest, A History of Sparta （2nd edn. London, 1980）; P. A. Cartledge, Sparta and Laconia （London, 1979）; J.B. Salmon, Wealthy Corinth （Oxford, 1984）; R. A. Tomlmson, Argos and the Argolid （London, 1972）; T.J. Dunbabin, The Western Greeks （Oxford,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