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 督政府 1795—1799

1795年夏天，摆在国民公会面前的问题仍不清晰。在击溃恐怖主义和王党主义两派势力之后，它必须为这个国家设计一部能够防止两派势力复活的宪法。所有议员都同意，法国最需要的是稳定。但是他们也相信，国家可以也应该在不放弃1789年的原则、不牺牲同胞历经多年磨难和动荡而确立和维护的理想的前提下实现稳定。1789年的原则不能混同于1793年的原则。6月23日，布瓦西·邓格拉在给宪法起草的委员会报告的引言中宣称，1793年的宪法“是由阴谋家起草、受暴政指使、靠恐怖手段通过的……除了造成无政府状态外别无他用”。总之它一无是处。他接着说：

国民公会于8月22日通过的新宪法正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像此前的宪法一样，它以人权宣言为序言，但没有提到出身平等和享受社会服务的资格，并以9项义务来平衡其列举的22项权利。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纳税人都享有投票权。但议员应由选举大会产生，参加选举大会的公民须拥有或出租价值相当于100～200天（具体依选区大小而定）劳动的财产。这就意味着要从大约100万人（相当于1789年选民的三分之一）中选出大约3万人的选举团成员。选举每年一次，每次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但立法机构首次改为两院制。1789年以来的经验已经证明了君主派关于一院制危险的所有警告，不过此前这些警告都被草率地忽略了。一部设计精密、相互制衡的宪法成为当时的目标。应该设立两个“委员会”：下院，即500人委员会，享有所有法律的创议权；上院，即元老院，由250名40岁以上的已婚或鳏居代表构成，其权力仅限于批准或驳回500人委员会的立法案。由于复辟君主制已无可能，执行权被授予元老院遴 选的5位督政官，但其候选名单是由500人委员会提出的。五名督政官中每年有一人退出，退出者由抽签决定。无论是他们还是由他们任命的部长，都不得成为立法机构的成员。这是1789年的原则，共和二年的经验似乎更突出了它的明智。最后一点，共和三年的宪法修改起来十分困难。这是有意设计的。规定的修宪程序不得短于9年，此举的目的仍然是为了稳定新体制，并使两个极端方向上的任何修宪行为成为非法的。但即使这样，国民公会的成员仍不能确信他们的意愿能得到完全尊重。向新制度的过渡也需要某种连续性。他们回想起1791年的自我回避条例（当然是罗伯斯庇尔提出的），认为这是制宪议会犯下的最严重错误之一。因此他们在宪法中附带这样的条款：第一届议会的两院成员，三分之二应从国民公会议员中选出。

但三分之二条款在公共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这时人们已普遍对国民公会及其姿态感到厌倦。基本商品的匮乏和指券的贬值贯穿整个夏季，人们在责怪议员们（这并非没有理由）。8月10日举行推翻君主制三周年纪念庆典时，气氛十分冷清。一个暗探记载道：“市场上的妇女说，在降低物价上有所行动要比举行无用而费钱的庆典好得多。” [2] 制定宪法至少意味着这个国家不久将甩掉国民公会，但三分之二条款又让希望化为泡影。君主派本来希望在选举中展现一下自己的力量，但这一条款同样让他们失去了在不久的将来获胜的希望。9月初，当新宪法和三分之二条款呈交初级选举大会批准时，民众的失望情绪之深已显现无疑。按官方的说法，宪法以105.7万票对4.9万票获通过，但实际参加投票的可能要多出20万人。选民人数少于1793年，但仍然足够。不过三分之二条款造成巨大骚动。当选举大会考虑这项法律时，它遭到了广泛反对，根据毫无意义的 官方结果，在总数仅为31.4万的登记选票中，赞成票仅略高于20万。几乎四分之一的省反对该条款，在巴黎的48个区中只有一个区表示赞成。巴黎的敌意反映了牧月以来各区遭受彻底清洗后的局面：所有“恐怖”嫌疑犯都在清洗过程中被逮捕，保守派掌握了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在投票反对该法律以后，右派报纸发动了一场声势喧嚣的攻击，但这让国民公会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9月初，它开始采取对抗措施，释放雅各宾嫌疑犯，召集部队前往巴黎。这些举动被视为以武力，甚至以恐怖为支持强行通过宪法的证据，因此只能助长喧闹的抗议声。9月23日（葡月1日），投票结果公布时，一些全票当选的巴黎议员受到质疑，原因是当局没有公布准确的选举数字。于是巴黎西部的几个区开始组织暴动，当地的初选大会拒绝国民公会要求它们解散的指令，并一致谴责国民公会操纵选举。

10月3日，巴黎以西40英里的德勒发生保王派骚乱，随后被武力驱散。次日，骚乱的消息传到首都，有人呼吁所有区的代表聚会商讨协同行动。但后来到会的只有15个区的代表，这本已是不利的兆头，而且会上没有商定任何行动。国民公会迅速宣布这类集会非法，并在全城各要害之处部署配备大炮的部队。即便如此，10月4日（葡月12日）上午，七个区宣布起义并动员它们的国民卫队。当天傍晚，正规军被派往反抗运动的中心勒佩勒蒂埃区，随后双方达成了解除武装和撤退的协定。但协定并未被遵守。次日上午，2.5万叛乱者（大部分来自塞纳河南岸）向国民公会汇聚，但被驻扎在各主要桥梁上的部队阻截。这个命令来自议员巴拉斯，这也是26岁的炮兵将领波拿巴的建议。双方的对垒持续了一下午，但国民公会的大炮在4点30分开火了。叛乱者没有大炮，因为牧月之后解除巴黎武装的工作十分有效，即使有人拥有枪支也因缺少火药而不能射击。不过，国民公会只有6000士兵，战斗刚一打响，塞纳河北岸的 各叛乱区也出动了部队，双方势均力敌，战斗持续了六个半小时，零星的冲突持续到6日上午。对国民公会来说，它只花了波拿巴所吹嘘的“几颗炮弹”就掌控了当天的局面，但死者超过百人。

这是巴黎最后一次尝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民族的代表们。虽然部队在牧月之后的绥靖工作中表现出色，但自1789年4月的雷维永骚乱以来，这是军队首次出动镇压骚乱。因此，葡月起义比国民公会的终结和10月27日生效的共和三年宪法更具转折意义。叛乱者的一个明显目的是在预定于10月第二周举行的选举中阻止三分之二条款通过。而叛乱的失败意味着国民公会的500名议员如期在新议会中获得议席（虽然他们当中只有394人是选举出来的）。在新议会中，他们可以延续热月国民公会的精神和政策，直到在1797年春天的选举中变成少数派。第一批督政官也从他们当中平稳选出。由于巴拉斯在葡月的表现，这个油滑的前贵族成为必然的选择。西耶斯在多年谨慎的沉默之后再次出山，但他拒绝主持一个并非自己设计的体制。主席的角色由卡诺担任，他作为军事组织者的声望超越了他的恐怖记录。拉·雷维列尔－乐博、勒贝尔和勒图奈尔仍是难以预测的人物，他们之所以入选是因为其共和主义立场，而他们在这方面的表现远甚于能力的展现。督政官们追随的依然是1795年夏天浮出水面的政策。当雅各宾主义构成威胁时，俱乐部应被关闭，恐怖嫌疑分子应被逮捕，就像牧月之后那样。当王党分子成为危险因素时，政府就应对资金雄厚的右翼报刊实施监控，而雅各宾派报刊则会得到资助，拘押中的无套裤汉也会被释放，并被鼓励重开俱乐部。对前不久曾遭诅咒的恐怖分子的宽大堪称国民公会对葡月危机的回应，无论是在暴动策划期间还是在暴动之后。实际上，雅各宾派重获好感的流言大大加速了暴动的到来，而且一些新近释放的牧月老兵在巴拉斯的正规 军中担任志愿兵。不过葡月之后的镇压还是无法与牧月后的镇压相提并论。当局没有采取措施阻止知名的暴动首领逃离巴黎，被捕者中只有两人被处决。尽管国民公会在宣传中声称大部分暴动参与者就是王党分子，但事实并非如此。不过有一个事实很明确：暴动者中有很多财产殷实之人，如果新宪法能提供其渴望的安全，他们是能够被争取过来的。因此，葡月之后政府采取的最坚决的步骤不是打击叛乱者，而是打击他们和此前的无套裤汉都曾利用的机构，而后者自1792年以来一直是暴动的发动器。10月10日，各区议会被废除，随之而去的还有它们控制的国民卫队组织。一个受中央控制的新的巴黎卫队取而代之，该卫队旨在成为政府的工具而非被统治者的工具。不过截至此时，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已十分清晰：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军队成了政府最重要的工具。诚然，宪法规定以首都为中心方圆60公里范围内不得驻扎正规军。但是，由于督政府的领导人没有军事支持便无法使其意旨得以实行，于是他们很快认识到，这个政权的生存同样需要军队的帮助。

11月1日，当督政官们在阴冷而破败失修的卢森堡宫安顿下来时，他们面临的最紧迫难题是经济问题。1795年的收成并没有缓解春天的饥荒局面。冬天的严寒本已让谷物播种推迟，夏季的反常干旱又使庄稼长势不佳。英国的封锁扰乱了海外进口，而国内的上佳粮食仍被军队征用。所有的基本食物、蜡烛以及木柴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但黑市交易很繁荣），而11月初出现的霜冻预示着另一个极端寒冷的冬天已经提早来临。除了上述困难，更为严重的是指券走向了灾难性的崩溃。它的价值在督政府初期跌至票面值的1％。一个月后，巴黎的面包为每磅50里弗，黄油为100里弗，咖啡250里弗，肥皂170里弗。一个巴黎人在日记中写道：“什么东西都贵得要命。现在没有了秩序，没有了监管，人人都可以出售自己的财物以换取所需的 东西……什么东西都缺，冻饿而死的时刻好像真的要来了。主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最糟糕的是，没有人知道它什么时候告终、如何告终。所有人都饿得要死。” [3]

10月19日，印制指券的印刷所的地板由于业务过于繁忙而坍塌，那里每个月都要印出价值20亿的纸币。硬币已经完全消失。1796年2月，当爱尔兰革命者沃尔夫·托恩到达诺曼底时，他发现铸币竟被拒收，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那不是真的。自夏季以后，地主终于被允许将一半的地租改为实物形式，而宪法中规定的督政官和其他公职人员的工资不是以货币而是以谷物数量为标准。债务人很好地利用了这种局势，因为他们支付给债权人的通货的实际价值要低于票面价值。最大的债务人就是政府自己，需要偿付多少债务它就印多少货币。但政府也是债权人，它征收到的税款都是自己发行的废纸，尽管它试图让纳税人以铸币或实物缴纳半数税额。10月25日的“战争费用”要求纳税人在支付纸币时缴纳核定税额的20倍，此举旨在收回多余的指券，但实际上却于事无补。于是六周后（12月6日）政府发出了强制借用硬币的法令，以便贮藏的铸币重新流通。政府估计可征用6亿里弗，但四个月后仅有11600万里弗面世。很多投入流通的硬币最后被兑换成当时重新发行的已贬值的指券。当1796年2月政府最终决定不再印制指券时，仍在流通的指券价值已超过34亿里弗。当月19日，旺多姆广场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公共篝火活动，印制指券的印版被砸碎。

不过，就算这次行动取得了成功，回归铸币却尚需时日。为了弥补亏空，曾有人提议设立一家土地银行，以仍未出售的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纸币。新任财政部长拉梅尔在1789年之前就与银行界联系紧密，现在他试图组建一个金融家财团，以发 起新的举措。但是，自1720年大破产以来，（由于公众的不信任，法国没有国家银行，这种猜忌仍很强烈）尤其是雅各宾派始终对投机行为心存敌意。兰戴领导的一场猛烈的报刊攻击运动使得议会拒绝了拉梅尔的计划，而兰戴本人曾参与共和二年的经济管制工作，如今他掌管着一家报纸——《法律之友》。议会通过的替代方案实际上是更换了名称的指券，即可兑换为国有土地或尚在流通的指券（兑换率为30∶1）的“土地券”。它与土地的比值以1790年的水平为准，但由于此间几年中投入市场的地产空前庞大，因而土地价值也已大打折扣。另外，土地券的发行量相当于当时尚在流通的指券总面值的3倍。因此，在土地券发行的当天，它的价值就已跌至面值的18％，到盛夏时分，它已经和指券一样成为废纸。当它于7月17日停止作为法定通货时，它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走完了指券五年的历程。不过这几个月是投机者炒作国有地产的好时机，他们买入废纸，在卖出或出租时收取铸币。议员们固然不支持银行，但他们更加不能容忍的是投机倒把者的天堂。按契约于1796—1797年冬天回收尚在流通的纸币的私人公司也获得丰厚利润大财。1797年2月4日，当债券作为通货被正式停止使用时，纸币在大革命中的实验也走到了终点。

投机者利用混乱局面大发横财，而普通百姓只能在第二个罕见的歉收年份忍受困乏之苦，这大大加深了人们的怨恨情绪。群众的不满又成为雅各宾派发展的沃土，他们的影响力在葡月的噩梦之后迅速恢复。8月22日，68名有极左嫌疑的“恐怖”议员被宣布没有资格入选督政府的议会，但他们并没有被排斥在其他政治活动之外。督政府刚一成立就宣布大赦，很多牧月之后被捕的残留人员被释放，他们与这些前议员联合了起来，举行经常性的聚会。雅各宾派记者，如兰戴和《自由人报》的出版者迪瓦尔，发现可以利用政府并不轻易发放的资助。他们甚至 可以成立一家俱乐部，于是先贤祠俱乐部于11月16日成立，很快便拥有千余名成员。

第二天，上一年最雄辩的报界鼓动家巴贝夫再次出版他的《人民保民官》。但是，尽管很多雅各宾派愿意接受一个至少看来是坚定的共和派政府的好意，但巴贝夫从大赦被释放的那一刻起就毫不妥协。他问道：“法国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是一场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公开战争。” [4] 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前，穷人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此后就是漫长的退却。但现在巴贝夫要更进一步。在被囚的那几个月中，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除非财产被废除，否则人与人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平等。公有制和财产的平等分配应成为国家的真正目标，为了建立这种国家，必要时刻应采取法国从未见过的激烈的恐怖手段。在此过程中，实行1793年宪法将成为第一步。最直接地拨动巴贝夫及其同代人的心弦的，正是这一如今已成为经典的要求，而非正统的共产主义诉求，虽然他是后者在现代史上的第一个积极倡导者。《人民保民官》在几周内就卖出了2000份，读者不仅在巴黎的俱乐部和咖啡馆，还有整个法国北部，乃至更远的外省城镇的前恐怖分子们组成的圈子。报纸发行两期之后，政府试图逮捕它的作者，但同情巴贝夫的无套裤汉将他秘密隐藏了起来，使他能继续出报纸。巴贝夫的怒火既针对督政府，也针对其雅各宾盟友的反复无常，这就使他一度和先贤祠俱乐部及其他愿意与新政权共存的集团割断了联系。但是，当他的妻子因分发报纸而被逮捕时，雅各宾派的舆论普遍支持他，三周后他的妻子被释放，此事弥合了双方的分歧。1796年2月中旬，在朗读巴贝夫谴责督政官为暴君的报纸时先贤祠俱乐部的成员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在各个剧院，昂扬的爱国节目也在维系着 这种情绪。刚到巴黎的沃尔夫·托恩激动地哭了，他记载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热情。” [5] 由于不懂法语，他不知道自己参加的那些芭蕾表演实际上是雅各宾派的聚会。兰戴对银行计划的反对，群众对面包和肉类配额持续下降的愤怒抗议，看起来都是对政府的联合挑战。2月10日，在葡萄酒店外排队的妇女嚷道：“这个强盗共和国真是下贱透顶，开始它用断头台对付我们，现在它又想饿死我们。但罗伯斯庇尔不会让我们这样受罪的，他只处死富人。这年头，每天都要老百姓的命！” [6]

实际上，与雅各宾派和解以牵制君主派的政策似乎正失去控制。2月27日，局势陡然逆转。当天，5个俱乐部和一家剧院被封闭，其中的先贤祠俱乐部遭波拿巴指挥的士兵清场。几天之后，各公共职位开始清洗雅各宾嫌疑分子。4月16日，鼓吹1793年宪法的人被判死罪。雅各宾派本来抱有某种与督政府共存的希望，但面对这个新政权的迫害，他们本能地转向了反抗。但典型的无套裤汉“革命日”已经不可能了。过去曾整合群众运动的机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48个区也被12个没有组织的新区取代。巴贝夫在狱中就主张靠政变而非群众抵抗夺取政权。三四月间，他和一批共和二年的受害者（包括邦纳罗蒂，此人原是恐怖时期的一名中级官员，后因撰写此次密谋的历史而成名）建立了一个起义委员会。委员会的目标是协调首都的“民主派”力量，以图秘密颠覆治安军团。治安军团此时已取代国民卫队，成为维持巴黎法律和秩序的主要力量。联络军事单位的方案也已拟定。按照计划，起义的信号一旦发出便不会面对任何抵抗，因为维持秩序的部队将加入起义。一份“起义法令”已经草拟出来，甚至被印刷出版。它以平等、自由和共同幸福的 名义声称：主权已经被一小撮阴谋家（即依然控制督政府议会的前国民公会成员）篡夺，法国的民主派现在要推翻他们并“审判”他们。“平等派”一旦掌权就会推行1793年宪法，安排免费的面包供应，并将执行共和二年的风月法令，将国有土地分配给贫苦爱国者。他们对篡权者也将毫不留情。恐怖时期的一个老手幸灾乐祸地说，人头“就像牛羊下水一样扔到人行道上”。 [7] 但在这些复仇狂想实现之前，密谋行动被一个成员出卖，巴贝夫和其他平等派首领的藏身之所也被泄露。而且他们失去了行动的最佳时机。4月28日，当治安军团的一些部队发动兵变时，他们还坚持“人民之日”应在5月19日，于是兵变被镇压（最终有17人被处决）。5月10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被逮捕，其他平等派也在随后几天被拘禁。被捕者总共128人，其中外省有48人。首领人物被囚禁在坦普尔，就像当初——他们曾大力诅咒关于其记忆的那位“暴君”。

1797年春，在对这些人进行审判前，负责粉碎密谋的督政官卡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给他们定罪。密谋者中有一人是议员（即在瓦楞认出路易十六的德鲁埃），基于这一理由，这批人被送上一个专门组建的高级法庭。德鲁埃于8月逃脱，但审判工作仍在进行。因为法庭坐落在远离巴黎平民的旺多姆，因而密谋者无法驱使民众采取行动。与此同时，此次密谋的揭发也导致政府对雅各宾派的进一步镇压。在巴贝夫的文件中发现的《人民保民官》订户名单显然为侦讯嫌疑犯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的依据，这些人受到充分关照，并且被清除出所有重要的位置，前提是如果他们占据这种位置。涉嫌此次密谋的治安军团被解散，这是表明政府将完全依靠军队的另一个标志性步骤。但军队可 靠吗？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者一直相信，军队是可以被颠覆的。在密谋失败后，这种认识仍在雅各宾派的圈子里流传。一万名百无聊赖、军饷低微的士兵就驻扎在马尔斯校场附近的格伦内尔，他们本来就羡慕在意大利取得辉煌胜利的战友们，更何况将军向他们支付的是抢来的硬通货。整个夏天，格伦内尔的士兵中一直都有兵变的流言，而且部队也在定期遣送可疑分子。9月9日，几百名雅各宾派向格伦内尔进军，希望一个龙骑兵团能向他们投诚，但是，他们当中的告密者已经提醒当局，于是士兵拔剑冲向游行队伍。20人被砍成碎片，另外30名当时或随后被逮捕的游行者在军事审判之后被枪杀。此时巴贝夫和他的同谋被装上铁笼车转移到旺多姆，等待他们的审判虽然不急促，但如督政官们希望的那样面临必然的结果。

雅各宾派的大溃败并没有鼓舞各色保王党人。他们在另外一边的战线也告急。外国朋友要么抛弃了他们，如英国人正在发出和平的试探信号，要么在战场上溃败，如在意大利的奥地利人。在旺代和布列塔尼，奥什对王党叛乱的镇压已进入最后阶段。白色恐怖仍然笼罩着整个东南部地区，那些过去与雅各宾派有牵连的人仍有性命之忧。在瑞士的英国间谍头目维克汉姆和在意大利的当特雷格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在一个家族仇杀早已成为生活习惯的地区，过去一直在进行的无序仇杀将汇聚成一场运动。引人瞩目的是，马莱·杜庞看得更为清楚。他写道：“南方处于躁动之中，但这是一种盲目的骚动，它没有目标和手段。” [8] 1796年1月，阿尔勒当地的一位评论者说，这里的人民“完全是我行我素，很少关心公共利益，他们染上了一个坏毛病：把重大的民族关怀简化为个人的激情和感受。对他们而言，革命危机并不是有利于或有害于自由的某个事件，而是 让一派压倒另一派的手段。” [9]

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派把重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选举胜利上。接下来的选举计划于1797年春天举行，一些非前国民公会成员的议员已经在讨论这样的问题：前国民公会成员数量的减少如何才能有利于君主派。他们定期在城郊繁华的克里希聚会。这个“克里希俱乐部”最初出现于热月时期，在葡月事件过后一度陷入沉寂，这一点可以理解。现在它又重现生机。资金雄厚、直言不讳的右派媒体利用新改组政府的殷勤来强调机会即将到来，这些媒体的某些编辑便是克里希的常客。不过，右派内部并不存在真正的统一，甚至克里希俱乐部也是这样。绝对君主派痛恨立宪派，他们之所以与后者合作仅仅是为了利用后者。而在立宪派内部，有些人希望路易十八能做出让步，而奥尔良派则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王室的幼枝上，其代表就是平等菲利普的流亡儿子路易－菲利普。正统派担心，一个作为弑君者之子的国王对那些依然控制政坛的弑君者而言是颇为诱人的前景，如果他们的共和国倒台的话。尽管如此，到1796年秋天，所有保王党人都相信，事态正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大多数人都愿为赢得选举而合作，而具体的决策留待以后。报纸和小册子的作者竭力指责共和国如何不济，因为它蔑视法律，但更重要的是它在经济和财政上的无能。同时某种类似于党派的组织也出现了，一些自称为“博爱社”的半秘密的王党俱乐部成立。博爱社最初出现在波尔多，很快就遍及南方，鼎盛时期在70个省的范围内活动，其中一些博爱社还接受英国的秘密资助。它们的成员自称“秩序之友”，在1797年4月的选举中，这些人竭力挑动和利用即将投票的富人的恐惧情绪。不过他们的努力被 一个内部小集团破坏，这批称为“正统之子”的人仍然在玩弄更为暴力的手段。但后者的图谋徒劳无功，这明显体现在年初的一次王党版的格伦内尔密谋中，当时策反巴黎附近驻军的阴谋被人揭发了。1月底，特雷格在巴黎联络网的主要代理人布罗迪埃被逮捕，随之入狱的还有组织中的几个关键人物。这些人立刻被送去公审，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2月20日在旺多姆开始的对巴贝夫的审判。

共和国面临的双重危险就这样生动地展现出来。此外，政府首次在大革命期间为自己组织了竞选造势活动。根据宪法，每个省都由选举产生的5人行政官管理，他们需接受中央任命的“督政特派员”监督，而后者是以共和二年革命政府的特派员为范本的。西部及罗讷河谷地各省局势动荡，这些地方的省级行政机构从一开始就不是选举产生，而是随巴黎政治天平的摇摆作相应的调整。在1796年的前三个月，11个省进行了完全或部分的人事改组，目的在于清除雅各宾派的影响。次年春天，各地官员接到这样的指示：他们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确保选举大会成为坚定的、中间道路的共和派的大会。根据2月25日的法令，流亡者只有被从官方流亡名单上除名才能投票，这就排除了大量流亡者返回参加投票的预谋。而在3月份，所有选举大会的全体成员都被要求宣誓保卫宪法，反对君主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督政府的这些策略让右派警惕起来。它在报刊上猛烈抨击这些做法，同时右派首领恳求路易十八做出某种姿态，以便在选举大会举行之前争取摇摆不定的有产者的信任。3月18日，路易十八终于从布兰肯堡发出了一份颇为勉强、暧昧不清的宣言，他敦促法国人在投票中坚决反对雅各宾主义。宣言还给人一种模糊至极的希望：维罗纳宣言并不是他最终的决定。

共和五年的选举于3月21日到4月9日举行，虽然有些前所未有的举措，但选举还是在公众的冷漠中进行。这是1791年 以来历次选举的共同特征。鉴于约234名原国民公会的成员将根据抽签退出议会，这次选举就是要补选这些议席，但大部分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并没有劳神参加投票。不过选举大会的意见还是很明确的。它们大力反对国民公会及其遗产，因此只有11名即将退出的议员重新当选。它们也反对雅各宾主义，任何具有明确的左派身份的候选人都未重新当选。但它们的投票首先反对的是督政府。在当选的议员中，228人此前毫无政治经验，人们仍倾向于这些人，而不是当局竭力支持的那些心腹老手。182名当选者是保王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构成一个统一的党派。他们当中既有人坚定地主张渐进的、立宪主义的复辟，也有像皮什格吕将军一样的人。近两年来，他与路易十八的代理人不时接触，指望通过军事政变来复辟君主制。但是，由于保王党人的到来，督政官们自宪法施行以来一直仰赖的较稳定的多数便不复存在了。面对这种局面，只有吕贝尔提议立即宣布这次选举作废。不过他的同事们觉得，新的多数派的思想立场并不清晰，而且第一次意见测试便证明了它的不稳定性。当轮到勒图奈尔退出时，新议会选举巴特莱米为督政官。此人是位职业外交官，最著名的业绩是1795年的巴塞尔和约谈判。他的立宪主义信念并不明确，国民公会之所以会选择他，主要是希望他能帮助结束战争。

当然，所有国内局势的演变都是以波拿巴在意大利的胜利以及在德国前线的进展（至少是）为背景的。莱奥本预备条约于4月18日签订。5月20日，新的议会就在条约的影子中开会，它必须为和约的性质确立论调，这个问题立刻成为政治生活的一个中心议题。在与全欧洲作战5年之后，人们普遍渴望和平。当英国人于7月提出谈判时，签订一个全面协定的前景看起来充满光明。保王党人认为，和平将为复辟扫清道路，并会加速复辟的到来，因此他们支持与奥地利和英国的和解路线。务实 的卡诺和巴特莱米也认识到：如果不做出明显的让步，和平注定不会长久。他们认为，无论任何应与新的议会多数建立有效的联系。但另3位督政官（巴拉斯一开始曾表现出他一贯特有的摇摆）认为这种合作只能带来君主派的胜利。皮什格吕已经当选为500人院的主席，与此同时，督政官们（如果不是议员们）已经收到关于波拿巴叛国的致命证据。共和国的一些成功将领不愿亲眼看着他们的战果最终换来的是个国王。这其中不仅有波拿巴，还有驻荷兰的司令官奥什，他希望恢复自己在上个冬天的爱尔兰溃败中被削弱了的声望。在巴拉斯的怂恿下，奥什于7月份将军队调入首都周围的宪法区域。在军队的关照下，督政府于14日投票否决了卡尔诺和巴特莱米的意见，决定对政府进行改组，清除了一些最突出的右派分子，此举是在有意挑战议会。右翼媒体开始称呼巴拉斯、吕贝尔和拉·雷维列尔为“三巨头”，而三巨头还开始向雅各宾派示好。巴贝夫最终在旺多姆审判中被定罪，5月27日，他和另一位密谋者被送上断头台。他们将作为雅各宾殉道者而为人铭记（像葡月后的受审者一样，他们在判决宣布时试图自杀），不过其他被告大多被判无罪，于是结束这个事件并为不太极端的雅各宾主义不动声色地恢复声誉便有了可能。但是任何诸如此类的姿态都自然会刺激议会，当时它正忙于辩论如何限制督政府的财政权以及一些有利于抗拒派教士的措施。因此，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的紧张关系在整个夏天不断加剧。与此同时，明显已经分裂的督政府内部的多数派正在把越来越多的部队调往巴黎地区。实际上，宣布忠于共和国的军队中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演讲浪潮，但无论是督政府还是将领们都没有采取任何举动阻止这一公开的党派性活动。波拿巴甚至告诉他的部下，如果共和国受到威胁，他们要以“鹰的迅捷”穿越阿尔卑斯山。同时他派遣自己的一位助手奥格罗前去指挥三巨头调遣来的军队。整个八月保王党的首领都在拼命 组织抵抗力量。就在议会辩论重建国民卫队的措施时，街道上的非正规武装团伙已经被招募起来，并与奥格罗的部队发生冲突。

三巨头决定迎接挑战。9月3日到4日（共和五年果月17日至18日）夜间，他们命令手下的部队占领巴黎的所有据点并包围立法机构的大厅。接着他们对卡诺、巴特莱米、53名议员（包括皮什格吕）和其他几个著名的右派发出逮捕令，还封闭了大约30家报纸。在军队的监视下，一个从两院精心挑选的符合法定人数的议员开会认可了上述做法。与此同时，巴黎到处张贴揭发王党阴谋及首次披露皮什格吕叛国行径的告示。但抵抗并没有发生，这次政变实际上没有流血。政变刚结束，被清洗过的议会宣布49个省在该年春天的选举无效，这便造成177个空缺议席。督政府内部的空缺由弗朗索瓦·德·内夫夏托和杜埃的梅尔兰填补，前者是著名的反教权人士，后者是实际上已被果月政变摧毁的宪法的主要设计者。

政变是否已使法国免于复辟？这一点看来还不明确。当然，政变挫败了某些由英国支持的王党代理人的“宏大计划”，前法官和议员当德烈就是代表，按他的设想，过去几次选举中建立起的立法多数派和不断壮大的温和派舆论将以和平方式召回那位王位觊觎者，但是政变中罹难的确切人数足以表明根本就不存在王党主义的多数派。正如卡诺曾希望的那样，督政府和一个温和的共和派多数建立合作关系是非常有可能的。但三巨头担心密谋活动，将领们担心并蔑视所有温和派。于是他们便走到了一起，在宪法还没有经历第一次真正的考验之前就摧毁了宪法。从此以后，尽管法律仍被遵守，但“第二届督政府”将毫不犹豫地操纵结果或将不合适的结果弃之不顾。这就等于宣布，他们对自己赖以进行统治的制度没有信心。可能他们也很难相信自己的同胞会信任这个制度，或在受到督政府之外的武力威 胁时会去保卫这个制度，而这样的威胁两年后真的到来。

不过，果月事件同时也使政府进入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共和五年（1796年10月到1797年9月）是瘫痪的一年，各种行动都悬而未决。在前半年，即将到来的选举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第二个半年则因为选举的结果而陷入僵局。不过既然此时督政官之间实现了统一，立法机构也毕恭毕敬，政府可以转向在过去的12个月被搁置的各种难题了。

首先，国际局势已经明朗化。奥地利人和英国人都乐于进行旷日持久的和谈，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从一个分裂的法国那里捞取好处。但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前景了。六周之后奥地利人就签订了康博福米奥和约，其条款与上年春天在莱奥本达成的条款大体类似。与此同时，英国人收到的和谈条款无异于彻底投降，于是英国在果月政变一周之后中断了谈判。法国全部的战争努力都指向了这个岛国，波拿巴也被从意大利召回，指挥正在海峡边集结的入侵大军。奥什一直把不列颠诸岛视为自己志在必得的猎物，但他于9月底暴死，于是科西嘉人的最后一位真正对手也随之而去。不过，1796年北海的失利几乎让奥什陷于毁灭，而意大利的胜利者可不希望用自己的声誉冒险。荷兰人的舰队是不可或缺的助手，但它于10月份在坎培顿被摧毁。在巡视北方各港口之后，波拿巴很快就确信，法国在1798年底之前不可能对英国发动有把握的远征。但是打击英国真的需要正面交锋吗？早在1797年夏天，波拿马还在意大利的时候，他便梦想通过埃及打击英国财富的重要来源——印度。9月，仍在意大利的波拿巴正式提出了这个想法，将它转达给塔列朗，后者在移居国外一段时间后于7月再次露面，并担任外交部长。1798年3月5日，这位将军和外交部长正式向督政官们提出了远征埃及的想法。自从回国以后，除了在诺曼底巡视部队时，波拿巴表现得很低调，他拒绝摆军人的架子。但是， 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将军、一个不止一次迫使共和国的政策朝与督政官们的指令相反的方向迈进的人，他的存在仍让督政官们感到不安。如果他远在埃及，他们会舒服很多，更何况他提议的远征，其规模要小于全面登陆英国的行动，也不会花那么多钱。如果他能成功，英国肯定会从战争中出局。因为它似乎依赖印度的财富，而法国控制苏伊士海峡将会使得英国对绕行开普敦的航道的控制从优势变成负担。如果波拿巴失败了，他们就可以除掉他。因此督政府热烈欢迎埃及计划。1798年春天，一支舰队在土伦装备成型，5月19日，舰队载着3.5万人的部队起航。

果月政变也为解决共和国的财政窘境扫清了道路。财政部长拉梅尔历经共和五年的政治风云而继续留任，但纸币崩溃给他带来的问题，其难度并不亚于造成纸币崩溃的问题。贬值纸币的消失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再次成为唯一法定通货的铸币依然很稀缺。债务人现在无法用纸币来清偿债务，他们无法招架价格猛跌、利率暴涨的局面。在很多地方，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看来是唯一可行的贸易方式。税收已改为现款支付，但是，当政府不得不直面因维持战争而欠下的庞大债务时，税款收入却一度枯竭了。1797年前几个月政府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以求从任何可能的渠道增加铸币供应。未来的收入已经以高利贷般的利率抵押预支，国有资产被草草售空，被卖掉的不仅包括刚被兼并的比利时地区的原教会地产，甚至还有前国王王冠上的珠宝。意外横财竟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来自巴达维亚共和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或从其他被占地区抢来的战利品。德国提供了1600万，意大利总共约有2亿。所有这些再次表明，共和国现在是多么依赖它的将军们。但即使这样依然不够。在通往果月政变的过程中，拉梅尔的工作以及其荒谬的财政应急举措所仰赖的投机者，都曾受到议会的猛烈抨击。主要的批 评者被列入清洗名单。在清洗他们一周之后，拉梅尔提出了根本的、决定性的药方，并被督政府采纳。9月30日，国家以一次性支付国有土地购买券的方式削减了三分之二的债务。余下的三分之一被“担保”。自从1770年以来，法国政府还没有宣布过破产（除了1788年8月曾短暂为之）。有一个罕见的共识在经历大革命之后依然延续下来：国家债务是神圣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大革命本身可能不会发生，这一共识也是对新制度信任的一个象征。果月政变中，抛弃大革命中持续最久的原则看起来像是再次承认原则的失败。痛苦的债权持有人在随后几个月中发现，支付给他们的票据的票面价值一年内贬值60％。不久之后，不再接受这些票据购买国有土地的决定则让它们完全失去了价值。然而，“三分之二破产”每年为国家减少了1.6亿的债务开支，并为持久的财政重建铺平了道路。但这一过程直到几周后（11月12日）才随着“直接税管理局”的设立而开始，此举旨在通过督政府特派员来恢复地方层次的直接税征收。这是旧制度以来的第一个集中化税收机构，并配备了很多经历过业务培训的官员。他们的工作方法是派军队进驻拖欠税款的纳税人家中。1798年还抛弃了另一个大革命的原则，这就是重新开征陈情书中普遍诅咒的间接税。在过去，直接税之所以遭人痛恨是因为它效率很高，而现在这种效率成为求助的对象。间接税的课税对象包括烟草、道路交通、法律文件以及门窗。不过议会在盐税面前知难而退，因为盐税是大革命之前最受痛恨的税收，对它的谴责之声犹在耳畔。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18世纪的最后几年收成不错，商业信心也在慢慢恢复，但要让铸币的流通量恢复到1789年的水平还需多年的时间。国家破产及对公民征税能力的恢复，直接导致有产者集团对国家的不满情绪增长，而国家恰恰希望这些集团成为其主要依靠。

果月之后督政府的政策也不能让这些集团安心。对议会的清洗和宣布选举无效只是意味着持续数月的“督政府恐怖”（按某些人的说法）的开始。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再次生效，春季里带着王党主义希望回国的人们要在两周中离开这个国家，违者将被处死。根据这项法律和未曾取消的旧法律，160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被处决。当时还有一项谴责全体贵族的法律，根据该法律，贵族仅因为其贵族身份而被剥夺法国公民的资格，这在整个大革命期间还是第一次。不过这项严厉的措施几乎没有被执行过，因为不用说其他人，就连巴拉斯和波拿巴也会因此而成为外国人的。果月政变前，针对抗拒派教士的法律快要废除，但政变后重新开始执行。果月政变后的第二天政府即要求教士进行新的宣誓，以表明他们对君主制的仇恨，任何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可能被立刻流放到圭亚那。自从1795年春天出现松动以来，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在稳步恢复，即使在葡月之后政治向左转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地方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去阻止宗教生活的恢复。随着共和五年王党势力的复兴，很多流亡的教士回国了，很多宗教会众欢迎他们回归并为他们提供生计。但果月政变对他们是个沉重打击。很多没有离开这个国家的教士再遭逮捕，不过被捕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宣誓仇恨君主制。一万名教士拒绝宣誓，于是他们面临被流放的结局，不过五分之四的人流放到了比利时各省。在这些刚被兼并的省份，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太危险，因为大量流放者的到来很容易激怒闷闷不乐的当地人。尽管如此，还是有1400名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前往圭亚那之前被送到雷岛和奥莱隆岛。一些教士在前往流放殖民地的路上被英国船只救走，因此最终到达圭亚那的只有230人。在被监禁的人中，很多是年老多病、无法逃脱逮捕的教士，他们死在了雷岛和奥莱隆岛。与此同时，督政官们试图鼓励一些颠覆性较少的宗教活动。当不幸的宣誓派教会的残骸烟消云散 时（不过该教会拒绝这样的命运，这主要得益于格雷古瓦的组织能力），反教权主义者拉·雷维列尔转而支持神爱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1796年末，是一种理智化的共和派自然神论，它在非基督教化曾深得人心的那些城镇很兴盛。果月之后，从前的教堂拨给它进行活动，在拉·雷维列尔的关照下，巴黎最好最重要的教堂（一度包括巴黎圣母院）也从事神爱运动。但它从未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也没有抑制礼拜日活动来支持共和历的旬日。

不过，重新开始的官方反天主教运动受到雅各宾派的热烈欢迎。在18个月的迷惘过后，他们突然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温和的眷顾。果月18日，一个来自巴黎东部的自称为无套裤汉的小武装团伙曾自告奋勇地支持政变，但他们被无情地责令解散。不过，当三巨头意识到君主主义已成为主要威胁时，他们又必然向左边寻找支持。毕竟新的选举预期于1798年4月举行，到时国民公会的最后一批“常任议员”将退出议会。如果要避免王党再次获胜，那些经受过考验的反王党分子应被动员起来。因此，在果月政变后不久，俱乐部再次被允许举行聚会，数周之内，大部分省都成立了“宪法社团”。并不是此间的任何方式都是雅各宾主义的，因为督政官们只是把这些手段看作团结一切可靠的共和派的聚合点。不过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由于对君主主义的强烈猜忌，大多数准备公开自己立场的人，其履历都与恐怖主义、废除基督教运动或民主制有牵连。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1794年以来对这些人的不断清洗，如今他们需要在工人中寻找新的信徒。例如，尽管1798年2月成立的埃弗勒宪法社团仅仅致力于“展现自由的民众政府的优点……阐发明智而确定的宪法原则，仅推举品行高尚的、谦逊而正直的开明爱国者担任公共 职务”， [10] 但当地官员在给内政部长的报告中说：“我承认他们当中有诚实的共和派，但我也听说有些人曾当着100多人的面宣称巴贝夫在旺多姆是被谋杀的。”在新的气氛下，民主派媒体得以复活，它们本能地使用充满社会怨恨情绪的语言，不过这类说法受到严格监控。随着选举的临近，更为直言不讳的宪法社会团和新雅各宾派报刊开始被查封。在巴黎被查封的包括左岸的巴克街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在当时呼吁进行选举改革，以大幅度拓展1795年确定的选举权。

但第二届督政府没有兴趣扩大选举权，它依然试图以体面人和殷实的有产者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问题是，有太多这样的人仍然受君主主义的诱惑。如今需要补选的议席（包括果月政变后空出来的议席）不少于437个，情况比1797年更加危急。因此最无耻的办法是操纵每个环节的结果。当官方的候选人名单拟定后，任期即将届满的议会宣布它有意“核查”选举结果。政府为监控每个省的政治格局采取了细致的步骤，如果选举大会意向不明朗的话，政府支持者和地方官员则被鼓励在会上制造平局，这样议会就可以在各竞争派别和候选人之间进行裁决。1789年以来，这样的竞选平局总会出现在个别地方，但在1798年，四分之一以上（总计27个）的省级选举大会出现了平局，而初选大会上的平局更多。选举结果表明，压制雅各宾复兴的措施来得太迟了。在很多选区，宪法社团成员大量涌入初选大会，这就注定了督政府候选人的失败，尤其是在巴黎和很多大城市。这样一来，原国民公会成员的表现远好于上一年就毫不奇怪了，他们共有162人当选，其中71名为弑君者。“戴红帽的君主主义”——督政府关于两个政治极端派的邪恶联盟的说法并没有吓 倒选举人。但君主派表现不佳，政府的支持者在43个省获胜。但这还不够，选举结果被认可后，核查程序立刻启动，选举平局的裁决工作也已展开。但是复杂的案例实在太多，以致详尽的核查工作可能要持续到新的立法机构开会之后，而会议的预定会期是在5月20日（即共和六年牧月1日）。因此花月22日（5月11日）法令强行做出决定，将127名议员从立法机构中剔除，其中有的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坐上议会的席位。8个省的选举结果被完全撤销，只有47个省（总共为96省）的结果原封未动。19个分离主义少数派的候选人被确认当选，另有一些得票次多的人被宣布当选。86名身份明确的雅各宾派当选者和一些新当选的地方官员被称作“花月派”。这就使得督政府能够维持对议会的稳定控制，而且运气也有利于稳固它的权威，最没有能力的督政官弗朗索瓦·德·内夫夏托因抽签退出督政府。代替的特雷拉尔是个著名的反教权主义者，他的到来增强了其他4个人的团结。

花月政变不像果月政变那样引人瞩目，也不如后者那样具有决定意义，大量被认为很可靠的议员一年后开始反对督政官。但在当时，花月政变延续了果月当中确立的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控制，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在一年之内第二次否认选民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1798年至1799年的议会没有遭受清洗，一个有效的议会反对派便可以发展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雅各宾派依然以推翻宪法本身为目标（这与一年前的王党分子不同）。但是，雅各宾派是带有血腥记录的人，这让如今被其斥为寡头的当权者们难以信任他们。让他们在中央权力机构中立足，看来会危及共和派的中间道路，而督政官们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坚持这一道路。

督政官们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两次政变没有 遇到抵抗就是很好的说明。首先，当选举结果被否决时，大多数并不情愿投票的选民是不会提出抗议的。1794年至1798年，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放松使得地方自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而在共和二年，地方自治的丧失曾造成极大的憎恶情绪。其次，胜利之后到来的和平满足了民众的殷切期待。因此在花月政变之后，胜利的督政府可以带着几分信心迎接未来。但实际上，它的信心过分膨胀，不出一年便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明知故犯地抛弃了大多数有利因素。

最致命的错误出现在外交事务上。在这个领域，督政府的傲慢表现得无以复加。在击败大陆上的所有敌人之后，法国人逐渐自称为“伟大民族”，本质上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法则行动。波拿巴在向督政府通报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时用布道者的口吻谴责意大利人：“一钱不值的卑劣人民，对自由也谈不上热爱，他们的传统、性格和宗教都使得他们对我们抱有深刻的仇恨。” [11] 他后来对督政官们宣称：“你们已经成功地组织起了这个伟大民族，它的辽阔领土之所以界限分明，仅仅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已经给出了界限。”督政官们也这样认为。在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在别人的催促下行使自己意志的方式只能证实他们的傲慢。在为拟定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和约而召开的赖斯塔德和会上，由于帝国局势错综复杂，各项问题进展缓慢。不过到1798年4月，德国人在法国的恫吓下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地区并入法国自称的“自然”疆界内，并同意对教会邦国进行世俗化以便对这一过程中的受损方提供补偿。1798年1月，一场由法国支持的政变推翻了瑞士联邦的古老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姊妹共和国”：海尔维蒂。8月份的一项条 约使得法国可以永远自由地使用阿尔卑斯山各隘口。法国在意大利也取得了进展。波拿巴已经证明在那里能够赢得荣誉，因此留在那里的不够知名的将领们急于赶超他们的榜样。果月之后，在督政府重新开始的反天主教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对教皇大肆威逼，并将意大利北方的雅各宾分子派遣到教皇的领地上。1797年12月28日，罗马发生骚乱，造成一名法国将军意外死亡。这就成了2月15日法国入侵教皇国的借口，圣城被法军占领，一群雅各宾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并立刻得到承认。教皇庇护六世成为囚徒，正是这位教皇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谴责加剧了法国的宗教纷争。在随后的8个月中，教皇仓促奔波于各个囚禁地，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于1799年8月客死法国境内的瓦朗斯。

这样炫耀权势只会让欧洲，特别是奥地利，感到震惊。因为法国在亚平宁半岛的持续扩张看来已经威胁到它在康博福米奥条约中得到的意大利领土。但远征埃及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强烈地把震惊转向抵抗。这次行动被设想为无需成本的方案，它最初的军事表现的确令人惊讶。波拿巴于5月17日起航，6月12日占领马耳他，解散圣约翰骑士团，并派法军驻防该地。7月2日，波拿巴抵达埃及，猛攻之后控制亚历山大。21日的金字塔战役中，他击溃马木路克军队，几天之后到达开罗，成了埃及的主人。这是又一个辉煌的战役，但是到8月1日，这一辉煌化为乌有：当天，运载远征军的舰队被纳尔逊粉碎，在英国人的记忆里，这次行动被称为尼罗河战役。英国人本已在1797年撤出地中海，再次向那里派遣舰队无异于赌博。纳尔逊用了数个星期才发现法国人，但是当他找到对手后，他便向世人证明即使是法国最伟大的统帅也并非不可战胜。他将数以千计的法军精锐部队阻隔在东方，并为组建新的欧洲反法大同盟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土耳其人对这次无缘无故的入侵感到愤怒，这片土地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奥斯曼的领土，于是土耳其在听到纳尔逊胜利的消息后立刻向法国宣战。这个举动在军事上毫无意义，但君士坦丁堡怒不可遏，以致此前不可想象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一支俄国舰队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前去攻击法国自康博福米奥条约后占领的科孚岛。不过，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做出了各种姿态，俄国还从未跟革命的法国直接交锋。在她1796年死去后，那位摇摆不定的儿子保罗一世在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的反革命立场。保罗曾因为对赖斯塔德和会毫不知情而感到恼怒，这次会议重绘了德国的地图却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这就违反了1779年确认的权益，在得知马耳他被攻占后，他更是暴跳如雷，因为他在1797年曾自称为马耳他的保护者。他还对法国人正在波兰制造麻烦的报告感到烦心。于是，当纳尔逊获胜的消息传开后，他急切地宣布参战，那不勒斯人同样如此。法国人占领教皇国及随后的一系列威胁让那不勒斯的波旁统治者深感惊恐，9月份，胜利的纳尔逊的到来让他们兴高采烈。纳尔逊催促他们加入正在迅速成型的新同盟。那不勒斯人注意到法国在罗马驻防薄弱，于是他们急切地希望赶在法军增援到来之前发动进攻。11月，那不勒斯军队向北方的新姊妹共和国进军，他们在一名奥地利将军的率领下占领罗马。紧接着他们与俄国人签订进攻同盟条约。但是，在与法军的首次交锋中，他们便掉头逃跑了。法军指挥官尚皮奥内觉得波拿巴式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一路追击到那不勒斯。12月23日，王室逃离该城，随纳尔逊乘船前往西西里。1799年1月26日，尚比奥内宣布成立那不勒斯 [12] 共 和国。但他不是波拿巴，而且他面对的也不是1796年那个分裂的督政府。督政府不想建立另一个动荡不安、毫无根基的傀儡国家，因此他被解除指挥权，但麻烦已经铸成。此时俄国向奥地利要求过境权并得到了许可，于是俄军可以前去支持它的南方盟友。当年年底，已经有1.1万俄军进入奥地利。法国人自然把俄国人的到来视为敌对信号，1799年1月2日，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撤走。但奥地利人没有答复，战争于3月正式开始。在此前的几个月中，一个庞大的条约网已经把欧洲大多数的独立国家拉入第二次反法大同盟中，弗兰茨皇帝也加入了这个条约网。在赖斯塔德，商讨康博福米奥和约最后细节的谈判仍在拖沓徘徊，4月22日，两个法国代表被奥地利士兵砍死。扑灭法国大革命的新战争显然已经开始。

法国人并不欢迎在一年的短暂喘息之后重启大陆战事。战争的全面重开以海战的大溃败揭幕，这预示着毫不费力便可赢得胜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798年9月5日，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时，茹尔当征兵法中的一个说法便可看出新开始的斗争所要求的付出，因为征兵一词预示着某种长期的政策。共和二年以来，兵员数量持续下降。到1798年，在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只有27万，而为了抵挡上一个反法同盟而动员的兵力超过百万。新征兵法是由瓦迪尼斯和弗勒吕斯的胜利者起草的，它重申了“总动员”的原则，即所有公民在危急时刻都应服从共和国的征召。兵员数量首先按志愿兵计算，但如果兵员不足，将征召20～25岁的男青年来补足，根据地方当局拟定的登记表，每年都有“一级”新兵应招入伍。

上一次实行兵役制曾触发旺代的叛乱和内战，而现在实行兵役制的政府持有激烈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并嘲笑民众的宗教情感。上次应付抵制和战败的一个手段是恐怖。督政府似乎正把 大革命拉回到原点，近十年来撕裂了法国，也撕裂了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那些难题，仍然没有获得持久而稳定的解决的前景。在随后的一年中，甚至此前一直支撑和保卫督政府的军队也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时终于可以看到大革命的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