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 革命的终结 1799—1802

唯有稳定能使大革命的成就维系持久。但当时间步入1799年时，在重启的对外战争和持续的政治争吵之中，这种稳定看来比任何时候都遥不可及。然而，大量潜在的支持力量在等待着那个能实现这种稳定和持久的体制。一位督政府的特派员写道：

但是大革命，也就是督政府体制，能够实现这种和平、宁静和平静吗？对此抱有信心的人看来越来越少了。

由于战事重启，督政府显然需要依靠征兵制来组建作战部队，此举已经在比利时各省引发叛乱。除此之外，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督政府还试图操纵每年一度的选举。虽然内政部习惯性地颁布谴责王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罪恶的告示，但选举大会因暗中操控而再次出现僵局，个别督政官则在他们认为自己有影响力的地区支持那些可以接受的候选人。一个省级选举官员声称：“不管人民做出怎样的选择，政府都只接受它已经委派好的人。” [2] 虽然这次选举的投票人数创历史新低（的确受保王党人的抵制的影响），但选举大会还是拒绝督政府的指导。推举的187名候选人中只有66人当选，27个选举大会出现选举平局，于是便产生了类似于1798年的竞争者名单。但这一次轮到即将卸任的议会踢开行政机构了。花月当选的那些可靠议员现在看起来已是严格的立宪主义者，在出现平局的选举大会中，他们认可的是较大的派别获胜，只有两个大会除外。这就导致大约50名雅各宾派及其同路人（包括花月中被清洗的一些人）进入了议会。没有别的议员的支持，他们无法形成多数，但是，有很多温和派议员因为各种原因也对督政府心怀 不满。当新的议会于5月20日召开时，军事溃败的消息从各条战线雪片似地飞来。上届议会在结束之前做出了一个令人毫无信任感的姿态。当再次需要抽签决定谁退出督政府时，最自信的督政官吕贝尔被抽中了。5月16日增选入替的是一直批评宪法的驻柏林大使西耶斯。与1795年不同的是，他没有拒绝这个职务。很久以来他就认为必须做出某种变革，现在他显然认为时机成熟了。

因此新议会的开幕加剧了政治危机，因为行政机构是分裂的、立法机关是反复无常的，军事危局可能像1793年一样严峻。督政府立刻遭到猛烈抨击，不过新上任的西耶斯引人瞩目地袖手旁观。6月6日，五百人委员会就军事失败问题质询行政机构。雅各宾派议员断言，是腐败和投机倒把的供应商使得共和国的军队供应不足，同样腐败的督政官们则纵容这些“破坏分子”的贪污行径。已经丧失统一的督政府在面对这样的攻击时完全乱了阵脚，没有做出任何答复。一周之后，五百人委员会决定将会期一直延续下去，直到督政府做出答复为止，随后元老院也如法炮制。这时有人宣布特雷拉尔上一年担任督政官是非法的，因为他卸任议员还不足12个月。这个问题在特雷拉尔当选为督政官的时候就有过充分讨论，而此时，这一规则将可能排除西耶斯。不过特雷拉尔选择的是辞职而非战斗。当选的继任者是戈伊埃，一个毫无影响力的左倾官僚，他站在了西耶斯一边。总是见风使舵的巴拉斯也投靠了西耶斯。因此，当议会将炮口转向拉·雷维列尔和梅尔兰，并控告他们组织花月清洗属违宪行为时，这两个人已成为行政机构中的少数派。这时他们的三位同事催促他们辞职以避免被弹劾，因为除非事先采取军事干预，弹劾看来已不可避免。西耶斯宠幸的茹贝尔将军也适时地大声鼓噪。历经几小时的挣扎之后，他们同意辞职。6月18日，更缺乏影响力的两个角色取代了他们：一个是弑君者 狄柯，另一个是涉世不深的穆兰将军。这就是牧月政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议会对督政府而非相反方向的清洗。意大利征服者的幼弟、新当选的左翼议员吕西安·波拿巴兴奋地说，立法机构终于再次确立了自己在宪政中应有的领导地位。一年前改变选区的欺骗手法曾在民意中激起广泛的愤怒，这无疑为议会的进攻提供了火力。但这次事件使西耶斯成为协调者。行政权力实际上已掌握在他的手中，这种权力的集中自罗伯斯庇尔以来尚属首次。而西耶斯的目标是削弱立法机构的权威，而非增加它的权力。

率先意识到自己如何被误导的是雅各宾派。作为花月的主要牺牲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这次报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报纸在取缔一年多之后再次出版，8月1日还宣布了出版自由。7月6日，一个新的俱乐部——骑术俱乐部宣布成立，聚会地点就设在杜伊勒利宫中那富有历史意义和英雄色彩的老国民公会大厅的周围，主持者则是幸存的雅各宾老卫士，以德鲁埃为代表，此时他主要作为巴贝夫的前合作者为人熟知。雅各宾派也重新担任公职，兰戴取代拉梅尔出任财政部长。更为重要的是，当来自前线的消息持续恶化时，议会通过了一系列具有雅各宾色彩的立法。6月28日，茹尔当征兵法以其最充分的形态实行，宣布立即征召所有20—25岁的符合兵役条件的公民，任何人都不可找人替代。作为议员的茹尔当亲自动议这一措施，并大费口舌来描述这次新的“总动员”。同时他还提议对富人强制借款一亿里弗以支持战争。到这个时候，军队占领的外国土地已不多，无法像1794年以后那样借地为生，因此共和国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资源。对最富有的公民来说，借款的利率十分严苛。这两项措施都让人想起共和二年那些挥之不去的记忆。更严重的是7月12日通过的人质法。根据这项法律，某个省或某个区如对新措施及其他措施抵制，将导致其被宣布为“骚 乱”状态。在这样的地方，当局有权逮捕流亡者或贵族的亲戚，监禁他们并让被监禁者承担费用，对他们罚款、没收财产以支付骚乱造成的任何损失。与相关责任人的牵连不需要任何证明。总而言之，这些法律看起来意味着无套裤汉恐怖的回归，它首先威胁到富人和有产者。1793年和1796年的强制借款的确是以他们为目标，但人质法让人想起了惩治嫌犯条例，而且该法的实施者享有更宽泛的权力。这些法律的通过让雅各宾派胆子逐渐变大，他们继续动议弹劾已下野的督政官和他们的军事部长谢雷尔将军，这些人被指控大量贪污。但是根据宪法，这样的控告需历时三十天并经三读之后方能通过，这就给了西耶斯时间，他可以协调各项措施以遏制雅各宾派的冲动。作为督政府的主席，他利用革命重要时刻的周年纪念——7月14日、7月27日（热月9日）和8月10日，公开对极端主义的血腥危险发出警告。此外还有针对骑术俱乐部的宣传攻势，因为这家俱乐部被指控试图引入1793年宪法。这个俱乐部大约有3000名成员，其中包括250名议员，其会议自然能让人回想起过去那些振奋人心的岁月。不过，它也遭遇了王党分子的讥讽和骚扰，而这又让人想起热月后的冲突。因此很容易将这家俱乐部描绘成公共秩序的威胁。7月26日，有人根据这些理由劝说元老院将其驱逐出立法机构附近地带，正如1791年的斐扬派做法一样。骑术俱乐部于是前往河对岸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巴克街，由此导致的憎恨情绪使得俱乐部成员的抗议声音更加强烈。8月13日，新任警察部长富歇最终关闭了俱乐部，此人对雅各宾主义再熟悉不过。这正是议会需要的指导方向。大部分议员都没有雅各宾派的经历，他们此时关心的是不要继续在极端主义的道路上滑行。五天后，五百人委员会经过三轮投票推翻了对梅尔兰、拉·雷维列尔和谢雷尔的指控。

但这还远不是雅各宾复苏的终点。因为，作为雅各宾复苏 的重要诱导因素的紧急局面还远未结束。实际上，局势连续几周持续恶化。8月15日，被派往意大利并试图确立共和国的处于首席将领地位的茹贝尔战死，他的军队在诺维遭受灾难性失败。这个噩耗刚传到巴黎，英国人和俄国人在荷兰登陆、荷兰舰队投靠英俄的消息接踵而至。国内同样爆发起义，自1797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国际反法联盟的形成及其最初的成功鼓舞了君主派组织，这些组织在整个1798年都很沉寂，如今它们赶忙拼凑各种起事方案以配合预期中的入侵。在西南部，它们计划以一支农民军攻占雅各宾的据点图卢兹，这支军队主要由为了逃避新征兵法的难民构成。在整个春天，图卢兹周围因政治问题导致的非法行为与日俱增。7月份，当地的督政府代表报告说：“几个共和派被刺杀，大量财物被烧毁或损坏，40个多个村镇中的自由树被砍倒或被连根拔起。” [3] 三周之后的8月5日，农村发生起义。一万人汇聚到波旁家族的白旗下，虽然他们大部分并没有武装。一个月的内战蹂躏了加龙河上游两岸，伤亡超过4000人。不过，虽然政府的正规军并未参战，但叛乱者还是没能占领图卢兹，而且临近各省的国民卫队源源不断地赶来增援这座城市。为支援这次起义，波尔多、达克斯和阿让等临近城市也纷纷举事，但全都是零星的厮打。在督政府的动荡岁月里，图卢兹是雅各宾派始终掌握的唯一一座大城市，但这次起义的的失败让西耶斯很尴尬，因为此刻他正想压制巴黎的左翼报刊。他在议会中的对手看到了重振旗鼓的机会。9月13日，茹尔当在五百人委员会上提议宣布国家处于危急之中，而根据1792年7月5日的法律，这种状态下所有权力机构都具有应急权威。这个提议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雅各宾派催促说， 如果共和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重新点燃过去的革命激情；他们的对手则辩称，宣布国家处于危急状态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它已不适合于一个较有组织的国家；另一些人则警告说，搁置正常的法律程序将敞开通往1793年的大门，此前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有说服力的正是这个论据。茹尔当的提案在投票中以245票对171票被否决，这清楚地表明了议员们对新督政府及其反雅各宾政策的信任。

几天之后，这种信任就被证明是有根据存在的。军队突然开始取胜。9月19日，布吕恩和邓戴斯击退入侵荷兰的英俄军队，一个月之后，入侵者被迫撤离这个国家。在瑞士，由于图古特调离奥军主力以确保在莱茵地区的目标，俄军陷入孤立并被分割，伤亡惨重，9月底俄国人撤离海尔维蒂共和国。鉴于军队再度告捷，议会也陷于混乱，西耶斯认为做出改变的时机已然成熟，此时应永久增强行政权力了。但这不能依靠宪政方式，因为其程序太漫长繁琐。因此必须通过政变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转变应十分深刻，军事支持也十分必要。但问题在于寻找一位可靠的将领。他最初青睐的茹贝尔已经死了，茹尔当是个雅各宾派，而他于10月初开始接触的莫罗显然很不情愿。就在此刻，波拿巴回来了。“这是你要找的人”，莫罗说。他说对了，不过只在短期内是对的。

波拿巴于10月1日回到法国，六天后到达巴黎。他北上巴黎的旅途堪称一场漫长的凯旋仪式，沿途有各种代表团和演讲会，兴高采烈的群众也聚集起来，以欢迎这位1797年和平的缔造者以及共和国的常胜将军。在首都他也是人人追捧的对象，因为他的光辉记录让整个政坛燃起了希望。像1797—1798年的那个冬天一样，他仍然表现得很低调，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评估1798年5月以来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局。但没有人经得起长久的等待，共和国面临的危机远未结束。奥地利人依然控制着意大 利，威胁阿尔卑斯山前线，在法国西部，10月下半月再次爆发朱安党人叛乱。由于感受到新征兵法全面的威胁，各个朱安党团伙的首领于9月中旬商定再次发动支持国王的行动。10月14日，3000叛乱者占领勒芒，并对该城进行了为时四天的抢劫，以补充军械和给养。南特等其他主要城市也被短暂占领过。因此到了1799年秋天，威胁共和国的已不止是雅各宾主义。督政府曾不断在两个极端派别之间摇摆，如今这两个极端派别依旧活跃，这无疑更加凸显了它的脆弱。因此西耶斯立刻与波拿巴展开接触，从间接发展到面对面。这位将军并不喜欢他，但觉得可以利用他。就西耶斯而言，他低估了这个未曾涉足巴黎的诡谲政坛的军人，因为他给人的印象总是直接坦率。不过，两人出于各自的理由都赞同为实行宪政改革而合作。波拿巴的兄弟时任五百人会议的主席，他也卷入了这一行动。富歇和塔列朗也涉足极深，他们在去职之后正试图卷土重来。

这次政变看起来像是对雅各宾主义的最后一击。11月9日，吕西安·波拿巴声称有人在策划阴谋，诱使议会同意将会议地点改为从前的圣克鲁王宫。因为它位于郊区，远离巴黎民众的影响，但民众自1795年以后就再没有染指过政治。波拿巴曾在1795年将立法机构从武装群众手中挽救出来，现在他被任命为首都地区的所有部队的指挥官。与此同时，督政府全体辞职，包括西耶斯在内，虽然戈伊埃和穆兰只是出于压力才这么做。于是法国没有了行政机构。此举旨在引诱议会于次日（即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在圣克鲁设立一个临时政府。但事情的进展不太顺利。虽然波拿巴在军事方面表现卓越，但当他要求进行宪法改革时，元老院反应冷淡。五百人委员会一直是雅各宾派的据点，波拿巴在那里被包围，议员们动了粗，有人还高喊“他不受法律保护！”他在厮打中受伤出血，被人带出了议会大厅。他的弟弟随后赶到，向大厅外的士兵宣称雅各宾派试图刺杀波 拿巴。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中，这个说法足以劝诱士兵执行清理议会大厅的命令。几个小时以后，一批符合法定人数的议员重新开会，投票赞同立法机构休会六周，此间一个由50名议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将负责对宪法做彻底修改。而此前元老院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议。在休会期间，行政权力授予三位执政组成的临时政府，他们是狄柯、西耶斯和波拿巴。督政府就此结束。

督政府为什么会垮台？雾月政变的密谋者们责怪宪法结构难以维系，它使立法机构过于强大，而行政机构过于虚弱。但实际上，在施行共和三年宪法的大部分时间内，督政府控制并支配着议会，不过它依靠的仅仅是操纵选举和清洗的手段。“对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民族而言，”波拿巴在果月政变后对塔列朗说，“在18世纪还要靠刺刀去拯救国家，这真是莫大的悲剧。” [4] 但他认为，仅靠技术上的平衡和调整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希望进行彻底的改造。他在同一封信中说道：“我所赋予的各级政府的权威，应被视为民族的真正代表”。立法机构应是政府的一部分，它享有制定普遍的或（以好听一点的说法）“结构性的”法律的权力。而“具体的”法律工作应是行政机构的职权。西耶斯这位自封的政治天才并不赞成这种无止境的行政权。他仍然抱有启蒙时代对专制主义的恐惧，并梦想着高明的制衡体系，以便将行政权力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在他看来，真正的难题是选举，民族当然是主权者，正如他自己在1789年大革命那个遥远明媚的春天曾宣告的那样，但是督政府的选举形式未必是这一主权的最佳表达方式。各级当权者当然应该是堪当此任的人，是富有责任感的公民，但他们不应该依从那些受他们统治的人。“信任自下而上，”他声称，“而权威自上而下。” [5]

这是些极端的解决方案，而它们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是政治性的，而非宪法造成的。实际上，共和三年宪法从未有过认真履行的机会。第一次选举由于三分之二条款而毫无意义，随后的历次选举都先后被打折扣。难怪越来越多的公民对投票感到厌烦，因为他们担心，在这种空洞的仪式过后，督政府总是会排斥那些它不喜欢的人。从1792年以后，虽然法国的统治者们总是把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挂在嘴边，但他们从未接受过选民的裁决。他们也没有接受所有代议制政体迟早都会出现的局面——不可避免的党派政治。他们仍然沉浸在卢梭的公意学说中，以为所有诚实的公民都分享公意，因而他们把政治组织看作小宗派，看作针对宪政的非法密谋，其目的是制造分裂而不是促进共识。因此，无论是新雅各宾派俱乐部还是君主派的博爱社，都没有时间发展成为党派组织，尽管它们本来有这样的可能。它们时而都在容忍，但仅仅是为了排挤对方。另外，督政官们也没有认真尝试组建一个中间温和派以支持自己的权威，当然，1799年的选举中他们曾批准可以接受的候选人当选，这也许表明他们在朝这个方向摸索。他们似乎曾想到热月党人的共和国对所有思想右倾的人具有不言而喻的优点，这些人可能继续支持他们而又不必加强组织活动。他们的确有过这方面的努力，但缺乏信念。11月10日，当波拿巴在元老院声称不再有任何人尊重宪法时，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即便是宪法指定的监护人也从来不相信宪法能顺利运转下去。

不过，这种立场并非没有理由。1796—1797年，王党分子可能打算作为一个宪政体制内的政治党派活动，但他们的长远目标无疑是推翻宪政并请回国王。那位国王也明确承诺要倒转1789年6月以来的一切事情。至于雅各宾派，他们在1799年日益频繁地表态，他们只是一个真正的民主派，是按宪法手段合法组织起来的当局反对派。他们的这些表白也许是真诚的。 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急切地向共和二年的言论回归，总是对巴贝夫记忆犹新，并始终对各姊妹共和国的激进分子给予口头上的支持。所有这些都让人们有理由担心，雅各宾派所忠诚的实际上仍然是1793年的平等主义宪法。无论是他们的态度还是王党分子的态度，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一旦他们当权就会比督政府更容忍反对派。双方都没有任何妥协或调和的意思，也都不愿意承认对手的良好意愿和合理的利益。

因此，困扰督政府的难题远不止是宪法问题。而迫于波拿巴的无情压力在一个月内草拟出的共和八年宪法，实际上也没有解决这些难题。它所做的是授予行政机构全权，这样一来就使当局没有理由不面对大革命造成的尚未解决的深刻难题。在政治体制的基层，所有公民都可以投票选举“他们中间被认为最适合于履行公共职务之人”。但这一规定仅仅是为了遴选十分之一的选民组成“社区选民”。后者再从自己的成员当中选出十分之一组成省选民。省选民中再选出十分之一，列入“适合担任国家职务”的全国名单。这个名单包括立法机构的成员。而成员的选择现在由一个新机构——上议院来决定，这部简明宪法给它规定的权力就是这个。但西耶斯期望有个“保守权威”来长期检审国家行为的合法性。1795年，他曾提议设立“宪法评委会”以履行这一职能，但没有成功。现在，由于设立了上议院，这个想法实现了，他也成为这个机构的首任主席。立法机构本身仍然是两院制：由100名保民官组成的下议院可以审议所有法律草案，但无权表决；由300名议员组成的上议院有权表决法律，但无权审议；两个议院都无权提出法律议案。起草法律的权力完全归于政府，具体法律条文由国务会议拟订，这个会议堪称旧君主制的一个核心机构的复制品。上述条款大多出自西耶斯，但他关于行政机构的设想却没有被采纳。在这个问题上，波拿巴将军终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西耶斯最初提议的行政机构由 两名执政官组成，一名主管内政，一名负责外交。执政官和国家机构的其他官员由一名最高官员任命，这位“大选举官”的职务是终身的，但他不行使其他权力，因此他实际上是某种立宪君主。波拿巴曾是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但一开始他就明确表态说，自己无意充任他所称的“肥猪”。他想要实际权力，最终他成功了。于是执政官将有三名，11月10日以后正是这样，但首席执政官将享有最高权威。没有人怀疑谁会担任这一职务。

12月15日，新宪法的起草宣告完成。正如事先承诺的那样，从前的立法委员会将不会重现。宪法将通过全民公决认可，在革命历的雪月（1799年12月21日到1800年1月20日）里，每个社区都将开放登记处以登记他们的赞成或反对意见。根据2月初宣布的结果，共有3011007票赞成，1562票反对。大约有600万选民没有投票，虽然当局采用了各种天才手腕以放大赞同宪法的人数，但这些都无关紧要。早在12月25日，即在人民认可之前，宪法就已生效。它的起草者宣称，宪法是“建立在真正的代议制政府原则与神圣的财产、平等和自由权利之上。它所确立的权威将是强大而稳固的，因为这些权威必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公民们，革命已经奠基于其最初的原则之上。革命结束了”。 [6]

在随后波拿巴统治法国的15年间，这篇告示中的厚颜无耻将变成家常便饭。在执政府宪法的那些简明而模棱两可的条款中，1789年原则只剩下一点残缺不全的痕迹。第一执政肯定不是第一个宣布大革命结束的人。但一旦稳定局势的承诺变成现实，这一次将是真的，或会是真的。这取决于十年来撕裂法国的难题能否得到满意的解决。在两年内这些难题解决了。此后几年中，大多数法国公民觉得这种解决方式有点无耻，而牺牲 1789年的大部分原则只是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

革命的法国面临的最严峻的难题，很多是因为18世纪90年代的法国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1797年的和约并不包括英国这个最顽强的对手，而且有经验的政治家中没有多少人认为大陆和平能维系长久。最终，战争的重启让一个军人走上了政坛。他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是结束战争，而且要以胜利的方式结束。如果法国战败，他很难指望另作他图的机会。

1799年年底，事态已经朝有利于他的方向演变。奥地利人的贪婪和两面三刀使得各同盟国倍感苦恼，如果按照合理的计划，盟国的军队早已深入法国境内了。但是，图古特未去支援在瑞士的俄国盟友，而是将查理大公麾下的奥地利精锐部队调往北边的莱茵河沿线。在意大利，他的目标是要在苏沃洛夫占领的土地上确立奥地利的控制权，而不是把法军残部赶到阿尔卑斯山另一边。1799年秋天，苏沃洛夫完成了从瑞士撤军的壮举。但这次撤退损失惨重，再加上英俄联军入侵巴达维亚共和国的行动失败，反复无常的保罗一世认为两个主要盟友已经背叛了他。1800年年初，他已决心退出战争，并下令部队回国。第一执政利用这个机会向弗兰茨皇帝和乔治三世提出议和，不过只能在康博福米奥——即那次辉煌但不稳定的胜利——的条款基础上议和。他知道这肯定会遭到拒绝，于是准备再次对奥地利发起打击，就像1796年一样，从莱茵河和意大利北部同时向维也纳进军。这一次他掌握了全局，像此前的督政官一样，他也意识到意大利战场是次要的。但是，莱茵河方面的司令莫罗认为进攻维也纳太冒险，而波拿巴的权威尚不够稳固，无法驾驭这位将军。于是他将一切都押在复制自己1796—1797年在意大利的胜利之上。他在法国东部极为隐秘地集中部队和给养，并于1800年4月底从瑞士穿越阿尔卑斯山。6月2日，他进入米兰，而就在前几天，自去年夏天被围困在热那亚的法军刚刚 投降。这就意味着，当他于6月14日在马伦戈与奥地利人对阵时，后者已无后顾之忧，而且在兵力和武器上占据了优势。因此他差点输掉这次战役，只是最后一刻后备军新生力量的到来才挽救了他。但他的对手并没有重整队伍次日再战，而是急于寻求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奥地利人要撤离整个伦巴第和利古里亚地区。于是第一执政可以宣称再次获胜，很快莱茵河方面也签署了停战协定。法国再次提出议和，但条件还是一样的，奥地利人则相信自己有力量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11月，战事再起，这时第一执政地位已经足够稳固，可以坚持发动一次横贯德国的致命攻击。12月3日，莫罗在慕尼黑外围的霍恩林登取得决定性胜利。圣诞节时，战斗停止，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的结果是吕内维尔条约。由于图古特在夏季的失败后倒台，缔约速度加快，条约于1801年2月9日签字。它不仅进一步确认了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如承认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是法国领土，承认法国在意大利北部的各姊妹共和国，而且认可奥地利人对威尼斯的控制，从而将哈布斯堡家族逐出托斯卡纳。这个大公国再次被法军占领，并改名为伊特鲁利亚王国。它的君主是波旁家族的路易一世，即帕尔马公爵的儿子、西班牙国王的女婿。当这个胜利的共和国开始为波旁家族及所有人缔造王国时，革命的终结肯定已是指日可待了。南方的那不勒斯共和国并未复活，根据那不勒斯的波旁王室于1801年3月同法国缔结的和约，它丧失了一些边缘领地，并允许法军在重要港口驻防，但法国人承认它的合法地位。在1801年，法国人从长期盟友那里得到的东西比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更多。1796年后成为法国保护国的西班牙就将辽阔而荒芜的路易斯安那让给了法国。西班牙的大臣们认为，转让的价格足以支付他们在意大利恢复影响力（如他们希望的那样）的费用。

这些协议再次将英国置于孤立境地。在海上，英国仍然处 于无法撼动的支配地位。在地中海，英国舰队挫败了所有解救或增援留在埃及的法军的尝试，1800年1月，法军司令克莱贝尔同意撤离。法国一直没有采取行动，但当年春天从欧洲传来的好消息却鼓舞守军坚持下去。第一执政从未真正放弃曾驱使他前往埃及的梦想，即使是英国远征军登陆埃及并于1801年3月迫使法军最后的残部投降之后。1800年9月，英军驱逐了马耳他的法国人。占领马耳他彻底疏远了保罗一世和前盟友的关系。作为圣约翰骑士团的大头领，他仍然认为这个岛屿理所当然地归他所有。于是他提议与波拿巴进行全面合作，并开始与波罗的海各国组织“武装中立”，以对抗控制着北欧各港口通道的海上暴君。但是，当控制波罗的海通道（英国海军供应的生命线）的丹麦加入这个中立同盟时，纳尔逊于1801年4月2日率舰队袭击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人的舰队。而就在一周之前，保罗一世在圣彼得堡被刺杀，几天之后英俄重新开始接触。但直到那时，伦敦还没有人谋求组建另一次反法大联盟。当波拿巴于1799年12月提出议和时，英国人傲慢地答复说应先让波旁王朝复辟。一年以后他们不能再这样轻慢了，因为法国再次完全掌控大陆，而强烈的厌战情绪及经济困难使得国内出现了新的不满浪潮。1801年，爱尔兰在法律上与英格兰实现了统一，但局势仍不稳定。皮特认为最可能尽快恢复平静的措施是允许天主教徒进入议会，但乔治三世坚决反对。由于这一原因，1801年2月，皮特这位法国大革命的最顽强的对手辞职了。几天之后，他的继任者阿丁顿就向巴黎伸出了橄榄枝，波拿巴立刻做出回应。经过一个夏天的谈判之后，预备条约终于在10月签字。

对法国而言，最终使大革命战争走向终点的条件绝对是一场大捷。共和国根本没有做出任何重大让步。英国虽依靠海洋控制权有所收获，但仅仅获得了锡兰和特立尼达，前者损害的是荷兰，后者损害了西班牙。开普被交还给巴达维亚共和国， 英国人也承诺撤离马耳他。法国人确实同意撤出埃及，但英国竟要为此提供船只。英国人试图搞一个附带的商业条约，或者为被废黜的荷兰执政及皮埃蒙特国王谋求一点赔偿，但这些努力都被置之不理。英国没有公开承认瑞士和意大利等姊妹共和国，以及法国对比利时的兼并，因为最初它进行战争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兼并，在谈判行动本身就是一种默许式的承认。但预备条约公布时，整个英国爆发出的欢腾淹没了对这些屈辱条款的多数批评声。1802年3月25日在亚眠签署的正式和约认可了这些条款。

再过一个月，革命的法国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便整整十年了。十年跌宕起伏的战争对法国的改造，远比1789年原则曾期许的改造更为深刻，战争也大大改造了西欧的许多地区。在1792年4月，几乎没有法国人会想到，十年的战争过后，法国的疆界会推进到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山脊，并且它会控制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所有附庸领地。不管战争努力是否值得，甚至是否必要，其结果无疑是辉煌的，波拿巴也能确保自己的声望臻于顶峰。1800年7月，他对一位普鲁士外交官说：“大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只要战争的祸害还在继续，法国大革命就没有完结……大革命在自己的进程中将继续扰乱、颠覆和推翻很多国家。我想要和平，我同样也需要稳定当前法国的政府，并将世界从混乱中拯救出来。” [7] 但这次和平并未能维系长久，混乱不久便波及1790年代几乎没有被波及的欧洲其他地区。但这主要是皇帝拿破仑的业绩，而不是他借以上台的大革命的业绩。

在大革命卷入战争漩涡之前，法国舆论就已经在国王的问 题上呈现出对立状态。战争的首要结果建立了共和国，但共和国看来就像路易十六的统治一样惹人争议。在国王被处决几周之后，王党叛乱分子就在西部发动内战。这场内战从来没有被彻底平息，1799年又似乎再次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法国公民有自由表达的机会时，许多人更愿意要国王而不是共和国，正如1797年选举中表现的那样。如果复辟能恢复过去的平静岁月，或者国王能承认和担保大革命的某些早期成果的话，更多的人可能愿意接受复辟。因此在1799年年底的法国，很多人希望并期待第一执政能成为波旁王朝的蒙克 [8] 将军，而且他的军事权威的确曾稳定合法统治者的政府。这位野心勃勃的觊觎者也注意维护这些希望。1800年2月20日，路易十八以奉承的口气致信“洛迪、卡斯蒂廖内、阿尔科里的胜利者，意大利和埃及的征服者”，敦促他恢复波旁王朝以摘取至上荣誉，因为唯有复辟能确保法国的安宁。波拿巴并不急于答复。在以军事胜利巩固自己的权威之前，他的一切利益都要求他维持君主派的希望以便君主派舆论不致产生危害。但与此同时，他坚定地切断了君主主义的力量来源。

最直接的威胁来自朱安党人，就在波拿巴掌权前几个星期，他们再次开始行动。但波拿马的上台让反叛者乱了阵脚，一些朱安党领袖纷纷开始议和。波拿巴则准备采取慷慨姿态。12月28日，他在一份声明中称，新宪法将保障西部各省的信仰自由，去年夏天臭名昭著的人质法也被取消。他还与某些最重要的朱安党首领进行会晤，敦促他们效忠他。“波旁家族没有机会了”，他对这些人说，“你们已经为他们做了该做的一切，你们是正派人，请站到光荣的一边。” [9] 有些首领未被说服，这其中 包括卡杜达尔，他仍在与英国人合作。但到1800年春，大多数人已经与拿破仑达成协议，而且没有遭到严厉追究。如果不是抽调了4万部队，马伦戈战役几乎不可能打响，而这些部队在几个月前还奉命驻扎在西部的骚乱省份。这次战役的胜利也巩固了第一执政在国内的地位。9月8日，他觉得可以答复路易十八的提议了。对于这位圣路易的后代，他仅仅称之为“殿下”，并直截了当地告诉后者：“您不必指望回法国了，否则将有10万人的尸骨为您作铺路石。请致力于法国的和平和幸福吧……我很愿为您退隐后的安宁和愉快效劳。” [10]

同时拿破仑还与流亡者和解。虽然新宪法禁止他们在任何情形下回国，但最后一项条款揭示了这一规定的意义所在：“流亡者的财产归于共和国，不可更改。”于是这些财产的获得者的权利有了保障，而路易十八从未做出这样的承诺。只要流亡者接受这一点，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回国是受欢迎的。1800年3月，流亡者名单正式封存。10月的大赦令赦免了所有曾拿起武器反对共和国的人。这时很多反叛者已经回国，并未出现针对他们的行动。同时，对于君主派或倾向于君主制的人，他们最担心的人已经被系统镇压，这些人就是雅各宾派。“雾月政变”的借口就是防止雅各宾阴谋，政变还驱逐了62名左翼议员。对于雅各宾派，拿破仑没有任何和解的姿态，新宪法使得这些人不可能再现1799年选举中的胜利。幸存的雅各宾派被第一执政谴责为“始终反叛任何政府的卑鄙的恐怖分子……9月3日的谋杀者、5月31日的肇事者、牧月的密谋者”。 [11] 到1800年夏天，他们只能在咖啡馆进行密谋，而且富歇那些无所不在的密探随时都在偷听他们的谈话。不过他们的谈话杀气十足，而且总是 以如何刺杀法国的新统治者为中心。1800年12月24日，在第一执政的马车刚刚经过巴黎市中心后，一台巨大的“地狱装置”被引爆，多人死伤。不过这完全没有让政府感到意外，波拿巴深信雅各宾密谋者应对此负责。但事实恰恰相反，富歇很快就查明，炸弹是卡杜达尔派往巴黎的朱安党人的作品。富歇的主子对此不感兴趣，因为这是打击雅各宾派的天赐良机，必须有血的教训。于是教训来了，富歇抛开法律程序，逮捕了130名雅各宾派。警察多年前就得知这些人的大名，从1795年以来，每当督政府的钟摆摆向右边时，他们总会进监狱，对此他们已经习惯了。结果四人上了断头台，五人被枪决，其余大部分人被判流放，或者去圭亚那，或者去新流刑地塞舌尔。在这次事件中，真正的罪犯一个也没有受处罚，除了在爆炸中殒命的人。

不过，在对他痛恨的人和痛恨他的人实施报复时，波拿巴还有更精明的盘算。“这是一次机会，”他在国务会议上宣布，“政府应该利用……要实现中产阶级与共和国的和解，就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实例。” [12] 当然，他指的共和国是自己领导的共和国，而且他也知道，挫败王党主义的最有效方式就是使得自己的统治看起来比国王更能保障稳定和财产安全。因此他无情地打击巴贝夫的平等主义信徒，而此前通过的危险立法已经被清除，该立法的通过也是平等派影响力的最后表现。人质法在雾月政变的四天后被废除，强制借款在九天后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笔比例制附加税。国家的债权人也放心了，因为1800年2月设立了一家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80年的疑虑和偏见终于被抛弃了。政府于次年8月宣布，此后所有国家债务将按时以现款支付。当年夏天，1797年拉梅尔改革后的“三分之一担保 债券”升值一倍。在正常的税收征收体制建立之后（其中复活了很多革命前很有效的做法），税款收入大为改善。1802年没有战争，这一年第一执政终于可以宣布预算平衡了。这些成就的基础还不牢靠，但它们在不断稳固。国家财政的监管日益严格，并具有责任感。

在法律和秩序方面，同样的局面出现。中央政府在各地的权威得以强化，因为每个省都设立了省长，这让人想起在1789年被废黜的督办们，而且省长的权力也远比督政府的特派员广泛，后者是1795—1799年中央与地方当局的联络人。省长们面对的局势颇为混乱，自从茹尔当征兵法颁布以来，数以千计逃避兵役的强健青年干起了抢劫犯罪的营生。在南方，他们不可避免地加入保王党人的行列，骚扰地方官、收税员、国有土地购买者、离职的国民卫队成员、从前的雅各宾派积极分子以及其他被他们仇视的对象。在别的地方，他们混入流窜犯团伙中。由于他们为迫使富人屈服，采用了一系列酷刑手段，因此他们被称为烧火者。在执政后的第一年，所有部队都被调往莱茵河和意大利迎击外敌，因此犯罪浪潮无法遏制。在和平恢复后，不仅征兵的压力减轻了，而且回国的兵士可以执行中央任命的新地方当局的意志并镇压犯罪分子。1801年2月设立了一个权力广泛的特别法庭，以处理盗匪犯罪行为，混乱局面开始好转。虽然第一执政在高层政治行为中根本不理睬法律程序，但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他仍小心翼翼地表现得像个法治原则的使徒。赋予法国一部统一的、广泛的法典，这种说法至少从18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流传。历届革命议会都为展开这项计划设立了委员会，但都没有实现。波拿巴决心继续这项工作。他在1800年也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此前各委员会的文件和方案全都交给了该委员会，他还不断催促其尽快拿出成果。在委员会的102次会议 中，他亲自出席了其中的57次。这些会议完成了委员会的第一项成果——民法典。虽然法典直到1804年才正式公布，但预备草案从1801年年底就开始流传。在这些立法活动中，法国公民可能会赞赏委员会的活力和干劲，这为他们带来了一整套清晰的财产持有和转让规则，这也是法典的主旨所在。无论是国王还是代表制议会，都无法如此迅速地完成如此庞杂的工作。当法典公布时，有关大革命期间获取的土地的合法性和有效期的最后疑虑被打消了，这归功于同大革命最长久、最难以和解的对手——教会的协定。

国民议会曾试图彻底改造民族的宗教生活和宗教组织，这一不恰当的举动比任何其他政策都更伤害了早期的革命共识。革命岁月中没有哪种创伤比这更深，而且这也是各派最经常揭开的伤疤。1795年以后，法国各地群众性的日常宗教活动迅速复兴，但是，在督政府的最后阶段，官方的反教权政策再次加强。1799年8月29日，被囚禁于法国的庇护六世死去，而此刻他的故都已经陷落，成为法国人的姊妹共和国，巴黎人普遍认为教皇不会有继任者了。天主教会曾挑战过伟大民族，但它失败了。虽然无知民众仍然深陷轻信和盲从的泥潭中，教会作为一个机构却在迅速瓦解，这有利于人类的整体利益。

然而，波拿巴从来没有低估宗教的力量和教会的韧劲。1796年春天，当他奉命向罗马进军以报复罗马人杀害法国使节时，他碰到了教宗派来的西班牙使者。西班牙人记载说：

当然，波拿巴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对教皇的态度要比督政府给他的命令更为克制。次年年初，波河以南共和国成立，它的土地大部分取自圣座的领地，当时他告诫共和国的建立者：“任何事情都要循序渐进、手段温和。对待宗教应像对待财产一样。” [14] 波拿巴本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在埃及的时候，他甚至冒充信奉伊斯兰教，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加强法国的统治。当他回到欧洲时，情况已经很明朗：庇护六世不会是最后一位教皇。分散在各地的枢机主教聚集起来召开选举教皇的会议，奥地利人答应他们可以在其新领地威尼斯开会。在1800年3月的会议上，一个出人意料的候选人脱颖而出。他就是伊莫拉的主教查拉蒙蒂，新教皇称庇护七世。他的声望主要来自1797年的圣诞节布道词，法国入侵者后来还印制并传播这篇布道词，他们的做法可以理解，因为主教宣称，基督教并不一定与民主平等不相容，他在论证中甚至引用卢梭的观点。因此，这位教皇的实用主义可能与法国新统治者的实用主义颇为契合，而后者正忙于为大革命造成的所有难题中最棘手的难题寻求解决办法。

在教皇选举会议投票之前，第一执政就发出了和解的信号。督政府坚持革命历中的旬日，而不是礼拜日，但这一立场在不知不觉中被放弃了。1799年12月，波拿巴下令为庇护六世举行隆重葬礼。次年1月，他向朱安党代表暗示，他们的宗教诉求很快将得到满足。在查拉蒙蒂当选之后，他立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1800年6月再次进入米兰之后，他在大教堂召集该城 教士——当时马伦戈战役还没有打响——并宣告说：

马伦戈战役刚一结束，他就与庇护七世接触，提议就新的教务专约展开谈判，以便在法国重建教会。

此举事关重大。如果法国的宗教祭坛能够恢复，民众对新制度不满的主要根源将被清除。另外，如果巴黎和罗马能够结束敌对状态，宗教和反革命之间的联盟就会被拆散，而这个联盟曾经让双方各不相让。各姊妹共和国的居民也将被安抚，而比利时和莱茵地区的新法国公民将会以宽慰之情接受这一转变。但另一方面，这一政策的全面实施困难重重。应该恢复哪个教会？因为现在有两个同时声称具有合法性的教会，而且双方都有教皇认可的主教团。以后主教该如何任命？恢复的教会是高卢派享有16世纪以来累积的全部自由和传统的教会，并附带有各种办公署、教士大会、主教座堂、修道院和慈善堂等机构吗？还是类似于1790年国民议会打算设立的那种简约的实用机构呢？而首要的问题是，谁来支付教会的费用？在谈判开始前，第一执政就以排除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为前提条件，他们不可能归还1790年被没收又被出售的任何教会地产。教皇对这一点有充分的准备，尽管他从未承认没收的合法性，正如他不承认 兼并阿维尼翁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达成谅解之后，谈判于1800年11月正式开始。

成果绝不稳固，直到1801年7月双方才最终达成协议。谈判曾数次走到破裂的边缘，第一执政几次发出愤怒的最后通牒，而法国的一些部长也拖累了谈判，其中包括著名的背教者和前主教塔列朗、从教士转变为狂热的反基督教分子的富歇。枢机主教中也存在严重的不安。不过，最终达成的教务专约与波拿巴当年强加给法国的世俗对手的和平大不相同。它首先面对的是事实。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教皇的谈判代表希望它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宗教。不过，在随后的几年中，在有关法国在意大利的各卫星国的平行协议达成后，关于天主教地位的协议终于达成。法国有几十万新教徒，而谁又知道伏尔泰的怀疑主义门徒到底有多少呢？对于这些人，大革命宣布的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十分关键，第一执政也这样认为。教务专约的第一条重申了这一原则。尽管如此，某种国家教会还是建立了起来，天主教教士由公共财政供养，并由政府通过主教来任命。像旧制度时代一样，主教由国家首脑指定，教皇仅授予他们精神权威，主教和教士应宣誓服从政府。就这样，通过与教皇的协议，执政府完成了国民议会以单方面的、非协商的方式未能实现的目标——按国家的组织原则来重组教会。1790年，教士像世俗官员一样由选举产生。1801年，主教成为教士们的省长。在两种体制中，民事和宗教的地理区划十分接近（尽管不是完全一致）。

因此，对梦想全面恢复旧制度教会的保王党人来说，这是一次失败，但这同样是主张政教彻底分离的雅各宾信念的失败。备受指责的宣誓派教会的幸存者如今以高卢派的历史称谓自况。1801年6月，他们的40位主教得以在圣母院聚会以显示其力量，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名正言顺了。在拒绝宣誓的流亡高 级教士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还活着，虽然波拿巴恢复了教会，但他们担心波拿巴会把他们交给一个从未放弃革命的教士群体。实际上，第一执政在拒绝讨论变更地产现状的同时，还对教皇提出了另一个前提条件：现有的主教，无论是宣誓派和抗拒派，全都要免职。全面整顿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开端。教皇没有反对，但这样的要求意味着承认教皇拥有一些世俗统治者从未认可的权威。在协议达成后，教皇就可以援引这些权威。他颁布了“如数奉还”诏书，呼吁所有抗拒派主教将权力交还给他。在93名幸存的抗拒派主教中，55人服从，正如他们当初服从前任教皇关于否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指令那样。拒绝交还权力的主教被教皇剥夺职务。由于罗马从未承认组织法时期任命的圣职的合法性，因此对宣誓派教会而言，这样的措施就不必要了。波拿巴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工作，他下令教务会议驱逐未获认可的成员。不过，当他打算任命12名只有两人愿意撤销1790年的宣誓的宣誓派成员时，教皇感到震惊。更大的震惊此时还没有到来。就在教务专约于1802年4月颁布前，法国单方面附加了77项“组织条款”，这些条款对教皇与法国教士之间联系的限制比1789年之前的高卢主义时期还要严厉。1682年路易十四的四条反教皇的“高卢条款”再次在所有学校和神学院被讲授。不过到这个时候，庇护七世认为，不管这些问题有多么重要，以抗议来威胁整个协定已经太晚了。这正是第一执政精心策划的局面。当然，很多问题可以留待未来澄清。何况其他条款还是值得欢迎的，如最终放弃旬日以恢复礼拜日。不管怎样，法国终于恢复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教阶制度也重新建立起来，这些不敬神明的革命的后继人对教皇权威的认可，甚至比旧制度时代至诚的基督教国王还要谦恭。与这些事实比起来，上述不满意之处根本无关紧要。

在第一执政的所有作为中，这件事是最受争议的。在很多 人看来，教会的重建是放弃大革命曾主张的一切，或者像一位愤怒的将军指控的那样，是背弃十万人曾为之牺牲的事业。然而，在共和十年芽月18日的宗教法（包括教务专约和组织条款）通过之前，另一项革命遗产也被扔到了一边。1801年1月，在保民院和立法机构遭受清洗之后，议会生活中的最后一点自由也被剥夺了。这些机构的成员是1799年12月由西耶斯和参议院挑选一些较为驯服的人，但他们并非可有可无。在400名成员中只有47人从未担任过历届革命议会的议员，因此他们熟悉辩论程序和立法方式，而现在他们唯一的职责是认可第一执政的决定，这让他们难以接受。而且这也不是西耶斯在起草宪法时的意图。事态的演变让西耶斯颇感不悦，他怂恿自己在保民院的朋友公开抨击法律提案，对此波拿巴越来越恼火。第一执政宣称，他在保民院的批评者是些抽象派的“玄学术士”，他们应该被溺死。他警告说，他不会像路易十六一样任人藐视，这个比较意味深长。马伦戈战役后，他的地位得以巩固，当他逃脱“地狱装置”的谋杀后，公众明显表现出欣慰之情，但即便如此，批评声还是没有停止。到1801年春天，只有6项法案被否决，另6项法案被撤回，但是政府担心共和十年会议期间（1801—1802年）的反对将会激烈得多，因为教务专约必须通过立法程序而成为国家法律。当议会于11月开会后，议员们甚至对胜利的和平条约也吹毛求疵。对于加速起草民法典的措施，第一执政则认为它受到了恶意阻挠。当保民院任命道努为参议员时，他认为这是一个蓄意的挑战，何况这位宪法专家还曾带头反对设立审理农村盗匪的特别法庭的法案。他觉得应该在辩论教务专约之前采取行动。宪法中特意设置的含混之处现在可以为他所用。宪法规定，两个议院的成员应在共和十年改选，但是没有明确规定改选的方式和时间。于是政府宣布现在是改选的好时机，参议院被责令着手提名可以留任议员的人选。就 这样，60人从立法机构中被清洗，20人被逐出保民院。这次行动没有碰到抵制，几个月后，很多被清理的议员担任了别的公职。公众对雾月政变以来的首次清洗的反应难以捉摸。此时独立的媒体大多已经消失。不过警察的报告显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所有的谈话都支持第一执政，蔑视那些不代表任何人而且忘恩负义的公职人员。据报道，公众现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执政的人身安全，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保障者，他远比那些滑稽笨拙的政客可靠，十多年来的不安和动荡活生生地证实了这些人的无能。

在这种气氛中，教务专约终于在4月5日到8日呈给立法机构，而此刻亚眠和约的消息传来，吹鼓声响遍全国。这项条约遭遇的反对并非微不足道，但仍以压倒性胜利通过了。在随后两个月中，另一些新举措也提了出来：重组教育、设立荣军团、延长第一执政的任期。1802年年底，波拿巴成为终身执政，法国几乎再次拥有了一位国王。

不过与此同时，1802年4月也是个庆典的月份。庆典在18日复活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当天的一次庄严的弥撒标志着天主教在法国的复活。弥撒在圣母院举行，第一执政、政府全体要员和外交使团出席。布道者是70岁的布瓦日兰，曾经的埃克斯大主教，如今的图尔大主教。这位古老世家出身的贵族曾在路易十六的加冕礼上发表布道词。此刻他歌颂新的开端。那一天，巴黎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群众，1793年后陷入沉寂的钟声再次响起，与隆隆的炮声一起为人们助兴，夜晚降临时，殷实人家的窗户亮起了灯，但此刻所有人都没有考虑未来会给他们来什么。战争结束了，政治纷争停止了，宗教自由恢复了，他们在为大革命举行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