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苏丹的犹太公爵：新教徒、方济各会和城墙

苏莱曼将在埃及的税收用于耶路撒冷的改造，管理这笔资金的是亚伯拉罕·德·卡斯特罗（Abraham de Castro）。卡斯特罗是皇家铸币局局长、税吏，曾告诫苏丹提防地方总督的叛乱，以此显示自己对苏丹的忠心。正如他的名字所显示的，卡斯特罗是葡萄牙籍犹太难民。他和后面将要提到的那个非常富有的葡萄牙犹太人不同，后者是苏丹的顾问，也是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最重要的保护人。

犹太人的移民迁徙标志着宗教战争最新篇章的开启。1492年，阿拉贡国王费迪南和卡斯蒂尔王后伊莎贝拉征服了西班牙最后一个伊斯兰公国格拉纳达。他们清除了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以此庆祝这场成功的十字军东征。^[1]惊恐于神秘的犹太血液会渗入纯净的基督王朝的溪流中，加上托马斯·托尔克马达宗教裁判所的建议，国王和王后驱逐了十万到二十万犹太人。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西欧很多地方都延续了这一做法。七个世纪内，西班牙成为日益繁荣的阿拉伯—犹太文化的根据地和流散地犹太人^[2]的中心。

眼下，在从第二圣殿陷落到“最终解决方案”出台这段时间，犹太人历经了最痛苦难耐的血泪历程，这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塞法尔迪是希伯来语，指西班牙）向东逃往更为开明宽容的荷兰、波兰—立陶宛和奥斯曼帝国。苏莱曼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样既能帮助发展帝国经济，又可以揭露基督教是怎样否认它的犹太遗产的。犹太人的流散地向东方转移。从那时起到20世纪初，伊斯坦布尔、萨洛尼卡以及耶路撒冷的大街上将回响另一种抒情曲调，即新的犹太西班牙语言——拉迪诺语（Ladino）。

1553年，苏莱曼的犹太医生将他介绍给约瑟夫·纳西（Joseph Nasi），纳西一家人在经由荷兰和意大利，逃亡伊斯坦布尔之前已被迫表面改信基督教。在伊斯坦布尔，约瑟夫赢得了苏丹的信任，并成为苏丹的儿子和王储的密使。欧洲外交家们称约瑟夫是“伟大的犹太人”，他经营着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并担任苏丹的外交使节，是国际上一位神秘人物、战争和财政的裁决人、东西方的调停者。约瑟夫认为犹太人应回归“应许之地”，苏丹册封他为加利利的太巴列贵族。在太巴列，他安置意大利犹太人，重建城镇，种植桑树以发展丝织业——他是第一个在圣地安置犹太人的犹太人。约瑟夫将在加利利建设自己的耶路撒冷。他对权力极度敏感，所以清楚真正的耶路撒冷为苏莱曼所有。

尽管如此，约瑟夫还是资助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在耶路撒冷，苏莱曼强化了伊斯兰的至高无上，同时谨慎地贬低其他两种宗教，而这两种宗教至今仍指引着耶路撒冷。苏莱曼正与查理五世皇帝作战，对基督徒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因与欧洲进行外交的现实需求有所缓和；而犹太人对他而言则无足轻重。

犹太人仍旧在圣殿山城墙周围祈祷，也在橄榄山的山坡上以及他们的主要会堂拉姆班会堂里祈祷，但苏丹喜欢就所有事情发号施令。为避免任何削弱伊斯兰教在圣殿山上独尊地位的事情发生，苏丹将希律圣殿主体围墙外一段约2.7米长的街划给犹太人，以供犹太人祈祷。这样会方便一些，因为它邻近犹太人的老山洞会堂，挨着犹太居住区。14世纪时犹太人便已在这一居住区定居，并逐步将之发展为今天的犹太聚居区。但与周围的伊斯兰马格里布社区比起来，这一地区相形见绌。犹太人的祈祷活动受到严格管理，后来犹太人被要求必须得到允许才能在那儿祈祷。不久之后，犹太人开始用“ha-Kotel”（意为“墙”）指称此地，其他人则叫它“西墙”或“哭墙”。从此，墙上的金色方石就成了耶路撒冷的象征和神圣的焦点所在。

苏莱曼将方济各会修士驱逐出大卫墓，以减少基督徒的数量。他在那里刻下的文字宣称：“苏莱曼皇帝命令此地清除异教徒，将其建造成清真寺。”尽管大卫墓是三种宗教的圣地，但现在，这个拜占庭—十字军的大本营、早期的犹太会堂和基督教的最后晚餐室成了先知达乌德（即先知大卫）的伊斯兰圣地，苏莱曼任命一户姓达贾尼的苏菲派谢赫家族守卫在那里，世世代代，直到1948年。

外部世界的政治局势总会映射到耶路撒冷的宗教生活领域：苏莱曼很快就不得不去亲近方济各会。在夺取中欧的战役中，他发现自己需要基督教盟友——法国人——去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方济各会得到了法国国王的支持。1535年，苏丹赐予法国人贸易特权，并首肯方济各会为基督教圣地的看管人。这是第一次所谓的妥协让步——向欧洲列强让步，这一让步逐渐削弱了奥斯曼帝国。

方济各会在圣救世主修道院（St Saviour's）建立了大本营，紧挨着最终会成为庞大的天主教城中城的圣墓大教堂，但他们的兴起威胁到东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已不共戴天，二者都宣称对圣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即最高守护权。现在圣墓大教堂由八个教派所有，他们处于一种达尔文式的物竞天择的斗争中，只有最强者才能生存。有些教派蒸蒸日上，有些则每况愈下：亚美尼亚人仍强而有力，因为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有保护人；而塞尔维亚人和天主教马龙派则处于衰落中；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马穆鲁克靠山，一败涂地。^[3]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期盼末日降临。1517年，威登堡的神学教授马丁·路德，驳斥了天主教会所谓购买“赎罪券”可以减少经受炼狱时间的说法，他坚持说上帝只存在于《圣经》中，并不借助教士或教皇主导的宗教仪式。路德勇敢的抗议激起了人们对教会的广泛仇恨，人们相信教会已背弃了耶稣的教诲。新教徒希望得到原始的、没有经过改造的教义，而且相信他们无须经过教会，就能找到信教的方式。新教主义非常灵活，一系列新的教派，包括路德派、改革派、长老会、加尔文教派，再洗礼派，很快便蓬勃发展起来。而对英王亨利八世来说，英国的新教教义可以帮助他维护政治独立。但有一件事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对《圣经》的崇奉意味着要恢复耶路撒冷为自身信仰的正中心。^[4]

在位四十五年后，苏莱曼死在行军打仗的途中。大臣们在苏莱曼的马车里将他的身体像蜡像一样直立起来，并让士兵们看，直到谢里姆安全继承王位。谢里姆是苏莱曼的儿子，为罗克塞拉娜所生。谢里姆二世，人称酒鬼，“伟大的犹太人约瑟夫·纳西”是他的朋友，纳西的政治手腕令他获益颇深。现在纳西正住在富丽豪华的美景宫里，从对波兰蜂蜡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的垄断经营中大把获利，后被擢升为纳克索斯公爵。纳西差点成为塞浦路斯国王。他竭力维护欧洲和耶路撒冷受到迫害的及贫穷的犹太人，所以在他死前不久，有传言说这位犹太公爵一定就是弥赛亚。但他的计划收效甚微。在谢里姆及其继任者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仍在不断扩张，借助丰富的资源和卓越有效的官僚体制，奥斯曼帝国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强盛与威慑力——但很快，奥斯曼帝国便无力控制封疆大吏所管辖的偏远省份，而耶路撒冷的平静也经常为一阵阵暴力骚乱打破。

1590年，一支当地的阿拉伯叛乱武装攻进耶路撒冷，占领全城，杀死了耶路撒冷总督。叛军后被击败，并被逐出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落入巴尔干兄弟里德万和拜拉姆帕夏（Ridwan and Bairam Pasha）的手中。兄弟二人是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奴，曾在苏莱曼的宫廷接受训练，和他们一起统治耶路撒冷的还有他们的切尔克斯亲信法鲁克（Farrukh），他们的家族统治并摧残巴勒斯坦将近一个世纪。1625年，法鲁克的儿子穆罕默德发现自己被锁在耶路撒冷城外，于是率领三百名雇佣兵突袭城墙，随后关上城门，接着严刑拷打犹太人、基督徒和阿拉伯人，以勒索钱财。

这些暴行鼓舞了基督教派中最为强大的亚美尼亚人。他们游说并贿赂苏丹，还在耶路撒冷的教堂里闹事，只为彻底打败天主教会，赢得圣地的最高守护权。那个世纪的头二十年，苏丹颁布了三十三道法令来保护境况堪忧的天主教会。短短七年间，圣地的最高守护权就六次易手。然而，基督徒成了巴勒斯坦获利最多的生意来源：每天，教堂的管理人，即努赛贝家族的首领就坐在院子里的宝座上，他们的武装亲信则在旁边帮助向来者收钱——数千朝圣者带来的收入数额巨大。穆斯林称复活节为“红蛋节”，这一天，耶路撒冷总督搬来他的宝座，侍立两边的有卡迪、看管人和一支全副武装的卫戍部队，他向两万名“注定要入地狱”的异教徒每人收十个金币，这些钱财被奥斯曼人和乌里玛瓜分。

这一时期，在犹太人中间，有些事情正在发生改变。一位犹太朝圣者写道：“自从第一次流散后，耶路撒冷的人口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繁盛，随着耶路撒冷声名远扬，大家都知道我们生活在和平中。学者们蜂拥到城门口。”每年逾越节都会有一支埃及犹太人的车队抵达这里。但这里更多的是说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们有足够的把握建设“四座犹太会堂”，让会堂成为犹太居住区的生活中心。还有些是来自波兰—立陶宛公国的东欧人，即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由“阿什肯纳兹”这一名称而来，“阿什肯纳兹”是《圣经·创世记》中诺亚的后代，据说是“北方民族”的始祖）。外部世界的动荡激发了犹太人的神秘主义倾向：一个名叫伊萨克·卢里（Isaac Luri）的拉比正在教授喀巴拉（Kabbala），通过研读《托拉》的神秘符号使自己更接近上帝。卢里出生在耶路撒冷，但他将自己的大本营设在位于加利利的迷人的山城萨费德。在西班牙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迫使很多人表面上改宗基督教，暗地里却过着另一种生活——包括研读喀巴拉的神圣著作《光辉之书》，此书写于13世纪时的卡斯蒂尔。喀巴拉主义者追寻庄严、敬畏和惊颤：“狂热的体验，灵魂的强烈喷涌和升华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与上帝连为一体”。星期五，喀巴拉主义者穿着白色礼袍出城迎接“上帝的新娘”，即舍金纳（Shekinah），随后护卫着神迹返回他们的家。但喀巴拉主义者也不免会对犹太人的苦难，连同神秘符号和魔法进行推测，认为其中包含了救赎的关键：弥赛亚会很快降临耶路撒冷吗？

尽管不时会发生反基督徒的骚乱、贝都因人的伏击和奥斯曼官员的敲诈勒索，耶路撒冷还是保留了自身的习俗。而在奥斯曼帝国这块落后的土地上，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和天主教的长期争斗只是强化了偏见——对新一代的访问者、非严格朝圣者和业余的商人冒险家的偏见：新教徒已来到这里。他们青睐英国贸易商，对天主教则怀有强烈的敌意，也经常和美洲的新殖民地有联系。

当英国海军上校和商人亨利·廷伯莱克（Henry Timberlake）抵达这里时，奥斯曼帝国的官员还从未听说过新教主义，也不知道廷伯莱克的女王伊丽莎白。廷伯莱克被扔进圣墓旁边的监狱，在缴纳了罚金后才被释放。记录他冒险经历的饶有趣味的回忆录《一场真实、奇特的经历》（A True and Strange Discourse），成为詹姆斯一世时期伦敦的畅销书。还有一个勇于冒险的英国人名叫约翰·桑德森（John Sanderson），是黎凡特公司的职员，他掏钱给土耳其人，随后进入圣墓大教堂，但受到方济各会修士的袭击，方济各会中的随军教士指控他“是犹太人”。随后，土耳其人逮捕了他，想让他改宗伊斯兰教，并将其带至卡迪面前。卡迪做了盘查，当他是基督徒，释放了他。

基督徒和穆斯林狂热的行为、突然的暴力暴露了被大肆吹嘘的奥斯曼帝国的宽容政策的局限性：在乌里玛的要求下，奥斯曼帝国总督强行关闭了为人钟爱的拉姆班犹太会堂。乌里玛要求禁止犹太人在此祈祷，拉姆班犹太会堂被改造成仓库。当方济各会不动声色地扩大他们在锡安山的地盘时，谣言开始流传，有人说他们要挖地道到马耳他，以引来基督教军队。方济各会受到卡迪和暴民的袭击，还是奥斯曼帝国卫戍部队帮他们解了围。一位葡萄牙修女为穆斯林儿童施洗，并抨击伊斯兰，结果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被烧死在柴火堆上。^[5]

1610年复活节，一个英国年轻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不仅代表刚刚兴起的新教，也代表新世界。

[1]同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踏上远航美洲的征程时，给最热诚地信仰天主教的君主写信说：“我向陛下建议，将这项事业的所有收益用于耶路撒冷的重建。”两位君主的儿子、皇帝查理五世继承了他父母的十字军东征传统，也是苏莱曼的对手和名义上的耶路撒冷国王。查理五世关于发起十字军东征、对抗耶路撒冷的谈话也是苏莱曼重建城墙的一个原因。

[2]流散地犹太人（Diaspora），指离开锡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译注

[3]格鲁吉亚人不得不将他们的圣救世主修道院卖给方济各会，而这仅仅是个开始。1685年，一贫如洗的格鲁吉亚人失去了他们的大本营，即十字架修道院。据说，耶稣受难十字架上的木头就是来自这所修道院，但格鲁吉亚人将修道院给了东正教会。1187年，十字军被逐出耶路撒冷后，格鲁吉亚女王塔玛拉派了一位官员去装点十字架修道院，这名官员名叫绍塔·鲁斯塔韦利（Shota Rustaveli），是民族叙事诗《豹皮骑士》的作者。他很可能被葬在了那儿，他的肖像也出现在修道院的壁画上。但在2004年，正当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抵达这里开始国事访问并参观时，穿着袍子、长着白胡子、戴着高帽子的鲁斯塔韦利的肖像被人蓄意破坏。人们怀疑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会所为，但并无证据。塞尔维亚人在17 世纪时将他们手上的最后一座修道院转送给了希腊教友。天主教马龙派仍在雅法门附近保有一座女修道院，尽管格鲁吉亚人、天主教马龙派和塞尔维亚人早已失去对教堂的所有权。

[4]犹太人和基督徒都受到末世论的影响。1523年，一个叫大卫·卢温尼的年轻犹太侏儒在耶路撒冷引发了一场震动。他宣称自己是一位阿拉伯王子，要带领十支派（Ten Tribes）返回锡安，但伊斯兰的卡迪当他是疯子，饶恕了他。随后，卢温尼渡海去了罗马，教皇接见了他，但事实最终证明基督教世界没有伊斯兰世界宽容，卢温尼于16世纪30年代初死于西班牙的一个地牢中。1534年，激进的新教派别再洗礼派夺取了德国城镇明斯特，宣称明斯特就是新耶路撒冷。他们的领袖是莱顿的约翰，一个裁缝的私生子。约翰宣布自己是耶路撒冷国王、大卫王的继承人。十八个月后，这座新锡安被重新夺回，再洗礼派领袖也被处死。

[5]在圣墓大教堂的院子里行火刑并不鲜见。1557年，一个叫布拉泽·朱尼珀的西西里修士两次私闯阿克萨清真寺，后被卡迪亲手杀死——随后他的尸体在圣墓大教堂前被焚烧。一位西班牙方济各会修士在阿克萨清真寺内斥责伊斯兰，结果在圣殿山被砍头，后被焚尸。然而，正如卢温尼的事例所示，死亡并不总是故事的结局，欧洲的基督教一点儿也不文明：16 世纪，英格兰有将近四百名犯异端罪者被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