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家奴告主酿成大狱

莽古尔泰是太祖第五子，太宗异母兄。母亲富察氏，名衮代，原为再嫁之妇。天命五年（1620年），衮代以得罪太祖死，得罪的原因不详。有些书上，将她和与代善有暧昧关系的大福晋纳喇氏混为一人，这是错误的。因为纳喇氏发生这一事件时，富察氏已经死了^[1]。

莽古尔泰是正蓝旗旗主，四大贝勒之一。上篇中曾说他起先和太宗、代善同坐而受大臣朝见，足见他在当时“满洲”政权中的地位。太宗誓告天地时，有“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天地鉴谴”语，这虽是即位之初，亟欲皇族内部共济国政的话，但也意味着此时太宗与莽古尔泰等尚是平等的兄弟关系。而三大贝勒也俨然以父兄资格“善待子弟”（小贝勒），自也非太宗所乐闻。

太祖在世时，对汗位的继承人问题上，莽古尔泰倾向于太宗，而反对代善，其中也含有自己继位的私人意图。因为论年齿，代善长于莽古尔泰，莽古尔泰又长于太宗，代善若不嗣位，莽古尔泰尚有希望。后虽和诸人共拥太宗，而两人间的倾轧也逐渐加深。

莽古尔泰在四大贝勒中，却是战绩平庸、有勇无谋的人。朝鲜使臣郑忠信，就说他在太祖诸子中乃“无足称者”。他与太宗的冲突，表现得最露骨的是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时，事见王氏《东华录》。莽古尔泰与太宗因差遣人员事发生争执，太宗愤而欲乘马离去，莽古尔泰说：“皇上宜从公开谕，奈何独与我为难？我正以皇上之故，一切承顺，乃意犹未释，而欲杀我耶？”言毕，举佩刀柄前向，频摩视之。其同母弟德格类斥以“举动大悖”，以拳殴之。莽古尔泰遂抽刀出鞘，德格类推之而出。事后，太宗怒责众侍卫曰：“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到了薄暮，莽古尔泰率四人，遣人往太宗营前奏曰：“臣以枵腹饮酒四卮，对上狂言，竟不自知，今叩首请罪于上。”后经众议，革去大贝勒名号及其他处罚。

这时太宗即位已五年。如果不是平日积怨深久，何至不惜冒大逆的罪名，用这种行动对付太宗？至次年十二月，莽古尔泰即因气愤暴卒，年四十六。

一年后，莽古尔泰所属的正蓝旗固山额真觉罗色勒^[2]，率领大臣及亲戚二十五人，为莽古尔泰扫墓。祭毕，强谒莽古尔泰福晋献酒，并有很多人大醉。事为太宗得知，乃召集大臣会议。众议色勒醉于福晋前，失礼，拟斩；福晋于扫墓时不知哀戚，不禁止男子至内饮酒，拟处刑。太宗从宽免死，命诸福晋前往唾面辱骂。大家可以想象，这种羞辱是很难承受的。又可看到，正蓝旗人员对故主莽古尔泰还是非常尊敬、悼念的，因而有后面叙述的大厮杀事件。

莽古尔泰之妹莽古济^[3]，曾嫁蒙古敖汉部长琐诺木。她有个家仆冷僧机，虽出身卑微，却机灵狡黠，善于钻营取巧。这时莽古尔泰和弟德格类相继身亡，冷僧机便往营部首告，说莽古尔泰兄弟、莽古济夫妇及屯布禄、爱巴礼、冷僧机本人跪焚誓词，“言我莽古尔泰已结怨于皇上，尔等助我，事济之后，如视尔等不如我者，天其鉴之”。莽古济夫妇亦誓云：“我等阳事皇上而阴助尔，如不践言，天其鉴之。”（《清太宗实录》）又说莽古尔泰密谋要夺御座。在抄他家时，又抄出木牌印十六枚，上面刻的都是“金国皇帝之印”^[4]。最后，将莽古济和儿子额必伦处死，屯布禄、爱巴礼，并其亲支兄弟子侄俱磔（陈尸）于市，正蓝旗并入太宗旗份。

冷僧机本人因为也曾参与密谋，众议“以自首免坐，亦无功”，可见大家对他原很鄙薄。太宗却以为“冷僧机若不首告，其谋何由而知？今以冷僧机为无功，何以劝后？”复议乃授冷僧机世袭三等梅勒章京，并给同案犯官家产，免其徭役。过去，奴婢告主，为防家主报复，拨与他人为奴。这次太宗一反常例，对冷僧机特别嘉奖，其实是在表示对完成这一大狱的快意。

到了世祖时，冷僧机又竭力巴结多尔衮，盛称拥立世祖之功，一面却挑拨世祖与两黄旗大臣的关系。后来多尔衮被削爵，冷僧机被看作党羽而斩首，正如俗语所谓“瓦罐不离井上破”。

太宗剪除莽古尔泰集团后，有五名“夷人”从本土逃奔至明，宣府（府治河北宣化）巡抚陈新甲向投奔者问“东奴消息如何”，回答道：两家相争厮杀，太宗将莽古尔泰三个儿子杀死，还杀了当紧的夷人一千余人，其余人马俱都收了，分在八哨官儿所管^[5]。所谓夷人，其实便是原来的正蓝旗成员。“当紧”是重要的意思。这说明正蓝旗始终效忠于莽古尔泰集团，后来被并入太宗旗份下，仍不服帖，于是而引起反抗，展开厮杀，也是这次大狱的尾声。

不仅如此，当莽古尔泰向太宗叩头请罪后，代善之子岳托即为他鸣不平：“蓝旗贝勒独坐而哭，殊可悯，不知皇上与彼有何怨耶？”（《清太宗实录》）其次，莽古尔泰之弟德格类被牵连时，众贝勒闻而皆怒，唯独岳托变色道：“贝勒德格类焉有此？必妄言也，或者词连我耶？”

莽古济的长女为岳托妻，次女为豪格（太宗第一子）妻。岳托为莽古尔泰、德格类鸣不平，恐也因为是莽氏女婿之故，所以太宗责他“偏听哈达公主”（即莽古济）。后来豪格以莽古济欲害他父亲（太宗），岂可与害吾父者之女同处，因而将其妻杀死。岳托闻讯后上奏说：“豪格既杀其妻，臣妻亦难姑容。”太宗亟遣人阻止。

这是政争带来的残忍的变态心理，又说明当时妇女的悲惨命运，但岳托欲杀其妻却是被动的。不久，他本人又因莽古尔泰案由王爵降为贝勒，罢兵部任。

岳托的妻子虽未被处死，却常受歧视，动辄得咎。

崇德二年（1637年），岳托在“暂令不得出门”期间，蒙古却送女与岳托为妻。第二年，这位新福晋却向刑部控告大福晋（即莽古济之女），设食时“摘我额上一发，似是魇魅之术”。大福晋辩白说：“适见尔发上有虮子，为尔捉之，误摘尔发，已于尔面前掷之矣。”刑部居然以论死奏上。太宗说：大福晋的母亲和妹妹（指豪格妻）已因罪伏诛，我若处以重罪，她将说我因仇恨其母，故入其罪，若从轻处置，她又怎能理会我的恩意？因而索性不表态。于是诸权贵又议以魇魅罪而定斩不赦。最后还是太宗降旨免死，但在家另室居住，不得至岳托所，岳托亦不得往视。

事情很明白，这位新福晋是在打下马威，结果达到了目的。刑部诸公则是出于势利，因为这时大福晋已经伶仃一人，而且打入另册了。

崇德三年（1638年），岳托在征明之战中又被起用，连克十九城。次年正月，在攻陷济南后，因染天花病逝世，年四十一岁，这时他父亲代善尚在世。太宗闻而大恸，辍朝三日，追封为克动郡王，其妻福晋从死。

谁知半年后，岳托又被部下告发生前曾与莽古济的丈夫琐诺木（即岳父）入内室密语，太宗也责他萌不轨之心。代善等以为“当按律惩治，抛其骨，戮其子”。太宗以其已死，免予追究。后至康熙、乾隆时平反，清廷为他立碑纪功，配享太庙，入盛京贤王祠。

宫廷的派系，政海的风波，一向复杂险恶。莽古尔泰集团不甘屈服于太宗而怀异谋，也是事实，只是生前政变未遂，身后大狱踵起，而卷入在这一漩涡中的人处境极为艰难，岳托的大福晋就是悲惨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