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世宗登位之谜

清世宗胤禛，圣祖第四子，母乌雅氏，初封德妃。现在北京安定门内的雍和宫，就是他为皇子时所居的王府，后来称为“潜邸”。

清代皇帝入承大统，最为后人怀疑和议论的，莫过于世宗，颇似宋初“烛影摇红”的疑案。直到现在，还是有争议的宫闱隐秘。观点主要可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世宗是用阴谋篡夺的，圣祖生前并不想把帝位传给四阿哥；另一派则相反，认为世宗继位并非篡夺，是圣祖生前既定事实。

先说一说圣祖从得病至逝世的这段过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月二十一日，圣祖往南苑打猎。南苑又名南海子，地处北京永定门外。十一月初七，因患感冒，圣祖返回西直门外畅春园（地名为海淀，属宛平县）。初九那天，他因自己患病，命世宗代行南郊冬至祭天大礼。初十至十二日，世宗每天遣护卫及太监至畅春园问安，均传谕“朕体稍愈”。至十三日病情恶化，圣祖召世宗从斋所^[1]速回，接着又召皇三子允祉、皇七子允祐、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皇十子允䄉、皇十二子允祹、皇十三子允祥（皇十四子允禵这时出征在外）以及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这是载于《大义觉迷录》中世宗自己说的话。至十一月十三日戌刻（十九点至二十一点），圣祖卒于畅春园，享年六十九岁，后人也有称为“暴卒”的。

又据《大义觉迷录》所记，世宗从斋所赶到时，圣祖只说“症候日增之故”，并没有说到嗣位问题。等到圣祖瞑目后，才由隆科多告诉他。而隆科多并非圣祖信悦之人，故史家称隆科多为“口衔天宪”。

隆科多口传遗诏之后，允禩、允禟的反应又怎样呢？

据《大义觉迷录》载：“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2]，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贴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

这是说，允禩、允禟对世宗的嗣位是很服帖的。可是就在这一卷中，却有这样的记载：“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

又据《世宗实录》载：“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

这两段记载，我倒觉得真实可信：阿其那、塞思黑的“贴无一语”，并非出于真心，是被迫的；“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及院外凝思云云，虽有文字上的做作饰染之处，却还是让我们窥见了真实而自然的内心反射，在他们其实是统一的。有的学者推测，这遗诏是假的，固然可备一说，但即使不假，仍有可供我们玩索的余地：这时圣祖病情，至少已到半昏迷状态，已无自主能力，尽可由隆科多上下其手，予取予求，他可能表示过可由世宗嗣位，但这是否出于他本人自主性的意志呢？

今天在研讨世宗嗣位这一疑案时，最令人为难的，就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如《清实录》之类，都是官方文件。世宗在这一疑案中，既是被告又是原告，不管将他放在哪个位置上，如果单看官方文件，都是对他有利的：作为被告，我们无法提出信而有征的强有力证据，来证明他是篡夺而继位的；作为原告，他却说得理直气壮，有凭有据。

所以我们只能旁敲侧击地从某些夹缝中窥测若干迹象，实在也是怪可怜的。

萧奭《永宪录》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晏驾后，内侍仍扶御銮舆入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旨不得进。次日至庚子，九门皆未启。又，上大渐，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余详后《觉迷》上谕。

一般史书上用“相传”二字，表示不一定是事实。传位、嗣位都是头等大事情，萧奭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呢？隆科多先护皇四子回朝，如果是事实，就不应用“相传”；如果不是事实，只是传说，为什么又偏要写上呢？从甲午至庚子是七天，九门都未开启。清代京师的九门，指外城的正阳、崇文、宣武等九个城门，而隆科多这时正担任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圣祖卒于十一月十三日，世宗至二十日辛丑才始正式即位，那么，“非传令旨”的“令旨”到底指谁？当然指世宗。那怎么未即位就可传令旨了？萧奭在上文中明明写着“皇四子雍亲王”。而字里行间，又写得那么紧张诡秘。不管世宗的皇位是否得之于篡夺，但从萧氏的这段短短记载中，谁都会体会到，一场宫廷政变正在展开，或者说，已将结束了。

萧奭是乾隆朝人，自序中自称“草泽臣”，对世宗的承统极口谀扬，说是光明正大，而愚氓浮议，全由“一二奸顽造作无稽，以污人圣德”。这些是门面话，当时不容你不说。邓之诚跋文中很推崇此书，还说：“永宪者，永其（指世宗）恶也。”这可能是附会，但亦见世宗登位的“浮议”，直到乾隆朝时，还是在传播着。

《永宪录》又记：“又上大渐，以所带念珠授雍亲王。”意味着圣祖欲将皇位授予雍亲王。“大渐”指病至弥留状态。这时圣祖的神志是否这样清醒呢？果真如此，他为什么不对雍亲王明白宣告即位之事，何必等到隆科多来转达呢？世宗自己曾说：“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即是说，他是出于意外的，如果确有授念珠之事，那么，心中早已有数了。

朝鲜《李朝实录·景宗实录》也记圣祖病剧时，“解脱其头项所带念珠与胤禛，曰：此乃顺治皇帝临终时赠朕之物，今我赠尔，有意存焉，尔其知之”。更加说得神乎其神，把圣祖说得像健康人一样，连六十年前顺治皇帝给他念珠的事情也记得，这是很难使人相信的。而这种传奇性的传说，当是世宗的亲信编造，然后由中国传至朝鲜。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有些传说，也不能轻易相信，如《觉迷录》所载：“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世宗）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那是说，圣祖是被世宗毒死的，后世因而有谋父之说。

圣祖得病于十一月初七，逝世于十三日，固然死得仓猝，但这发生在六十九岁的老人身上，也并非特别稀罕之事——如心脏病之类。圣祖病情的日益严重，是世宗所看到的。而当时京师地区，已为隆科多所控制。世宗对于皇位的获取，原是很有把握，何必冒这样大的风险呢？这样做反而对他不利。以世宗的精明机智，岂有不考虑之理？世宗入承大统的疑点固然很多，但谋父之说，显然是政敌捏造的诬陷之词。《论语·子张》记子贡之言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话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