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允禟的下场

允禟，圣祖第九子，封贝子，母宜妃郭络罗氏。允禟并不想夺储位，只想过骄奢淫逸的大少爷生活。根据《文献丛编》第一辑穆景（经）远^[1]、秦道然^[2]等人的供词，及王氏《东华录》，我们略可窥见这位九皇子的流品和性格。

他是一个无才无识、糊涂不堪，图受用，好酒色的人。允禩也晓得允禟是庸才。允禟曾向秦道然说：当日妃娘娘怀娠之日，病中似梦非梦，见正武菩萨赐以红饼，状如日轮，一吃就病愈胎安。又说他幼时耳患疮毒，已经昏迷，忽闻大响一声，见殿梁间全甲神围满，病就好了，“这俱像是我的瑞兆”，他却“心甚淡”。

太后生病时，穆景远听得允禟眼皮往上动，说是得了痰火病^[3]，穆看出不像真病，允禟说：“外面的人都说我合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大约在我的身上居多些。我不愿坐天下，所以我装了病，成了废人就罢了。”

圣祖对允禟、允禵只封贝子，允禟心怀怨恨，又假装疯痰。允禩病愈后，允禟还教他拿拐棍子，仍旧装病。从这些情节上，也可看出这位九皇子的素质了。

这人又贪财好色，曾与手下的心腹合谋，索诈永福银三十万两。又叫永寿之妻为干女儿，向永寿索取八万两。对河南知府李廷臣，连一百二十两都要。因而他拥有银四十余万两，田产房屋值三十余万两。他因此成为允禩等人钱财上的靠山。允禵出兵时，允禟便送给他银三四万两。

允禟的心腹何玉柱第一次到江南时，在苏州买一女子进给允禟。第二次到江南时，就带了十多个，说是扬州安二送允禟学戏的。更荒唐的是，何玉柱竟假扮新郎，骗去良家女子。

不过，这在高层的八旗子弟中，也是普通的现象，何况是皇帝的儿子。由于允禟成了世宗的仇敌，这才成为罪名披露出来。

雍正元年（1723年），世宗将允禟发往西宁（今属青海），允禟对穆景远说，越远越好。意思是，远了就任凭他做了。

世宗听闻允禟纵容家人在西宁骚扰生事，特遣都统楚宗前往约束。楚宗宣读圣旨时，允禟并未迎接跪听，只是安居卧室，还说：“上责我皆是，我复何言？我行将出家离世！”同时，他又以金钱收买人心，所以地方上都称他九王爷。世宗乃行文陕西督抚，以后仍有称九王爷的，将从重治罪。

这时皇十子允䄉也已被拘禁在京师，家中曾被抄过，抄出了允禟一个帖子。允禟在家时，曾和允禵说定，彼此往来的帖子都要烧掉。他给允䄉的帖子，本来叮嘱看后就焚烧，为何留下未烧毁，因而很抱怨允䄉。允禟在寄允䄉信中，曾有“事机已失”之语。

雍正四年（1726年），又查出允禟的门下亲信毛太、佟保将编造字样的书信，缝于骡夫衣袜之内，寄往西宁，被九门捕役拿获（这说明允禟的亲信们行动已被控制），而这些字迹又很怪异，有类西洋字，问问西洋人，却说不认识，简直是密码了。又问允禟之子弘旸，说是去年佟保来京时，寄来他父亲格子一张，令弘旸照样学习缮写。弘旸便向佟保学会，照样写信寄往西宁。世宗上谕中斥为“敌国奸细之行”。又说：“前朕见允禟诸子中，惟弘旸尚觉老实，故留京料理伊之家务，不料其诡谲亦如此。”弘旸写给允禟信中，还称“伊父之言为旨意”。在《清史稿·皇子世表》中，允禟名下的儿子仅列弘晸，并云“允禟第一子”，则弘旸于事后已被除名。

仅从上述这些事迹已可看出，允禩一党对储位的争夺是处心积虑，蓄谋已久，而对世宗完全处于敌对地位。允禟胸无大志，不想做皇帝是事实，但在他的想望中，未来的皇帝不是八爷允禩，便是十四爷允禵。后来皇位为世宗占有。他既大出意外，又恨之入骨，因而更激起世宗的仇恨。世宗登位后，起先还想用软化手段牢笼他们，同时也一直警惕着、忌防着，他知道他们不会就此就范的。总而言之，世宗兄弟之间这场狠烈无情斗争，是命定的、无法避免的。对允禩、允禟来说，也是横下了破罐子破摔的心，不存在侥幸的念头。

允禟最后怎样死的？这也是为史家所议论的疑案。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世宗命都统楚仲（宗）、侍卫胡什里押解允禟从西安至京师。五月十一日，侍卫纳苏图来到保定，口传上谕，命直隶总督李绂，将允禟留住保定。李绂即于总督衙门前预备小房三间，四面加砌墙垣，另设转桶，传进饮食，并派官员和兵役轮番密守。后来李绂奏折中有这样的话：“至于‘便宜得事’，臣并无此语。原谓饮食日用，待以罪人之例，俱出臣等执法，非敢谓别有揣摩。臣复奏折内，亦并无此意也。”

六月二十七日，李绂奏折中说：“虽皇上更有宽大之恩，亦非臣民所愿，岂敢失于宽纵？”世宗朱批云：“凡有形迹，有意之举，万万使不得，但严待听其自为，朕自有道理，至嘱至嘱，必奉朕谕而行，干系甚巨。”君臣密札，何等诡秘森严。

后来允禟病危，李绂又向世宗奏报，并已预备好衣衾棺木。世宗批云：“朕不料其即如此，盖罪恶多端，难逃冥诛之所致……如有至塞思黑灵前门首哭泣叹息者，即便拿问，审究其来历，密以奏闻。”至八月二十七日允禟终于死去。据李绂说：“今已逾七日，不但无有哭泣叹息之人，亦绝无一人至塞思黑门前。”一为罪人，而身后之凄惨如此。

后来世宗召集诸王大臣告谕说：所谓“便宜行事”之语，已于李绂奏折中朱批严饬之。李绂奏称，并无此语。这事情应该可以了结了。

可是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李绂因他案被世宗召入，当面斥责说，李绂奏报允禟病故后，“而奸邪党与及庸愚无知之人，遂有朕授意于李绂而戕害塞思黑之诬语。今李绂在此，试问朕曾有示意之处否乎？在塞思黑之罪，原无可赦之理……而李绂并不将塞思黑自伏冥诛之处，明白于众，以致启匪党之疑议，则李绂能辞其过乎？”

关于允禟到保定至死亡的过程，李绂原是频频向世宗奏报，但当时是在高度保密中上报的。允禟死后，钦差尚书法海将其妻子家属从西宁带往保定，世宗即严嘱李绂：“此事你总莫管，任法海为之。”那么，允禟即使是病亡的，李绂也不敢将这消息任意公布于众。他当然会考虑到，如未经世宗允许，必将受到严重责罚。

允禟是否因世宗之授意而被李绂害死，一时无法断言，但当时社会上有此传说，则是事实。世宗自己也已明言之，为民息谤，只好一股脑儿推到李绂头上。当时刑部严审李绂后，奏请治罪，世宗却从宽了之。至高宗时，李绂以内阁学士致仕，可见李绂处理允禟之死并无过错。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末云：“屠弟一款，尤为世宗所自称不辩亦不受者。夫不辩是否即受，论者可自得之。”此语颇得皮里阳秋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