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年羹尧致死之由

年羹尧，镶黄旗汉军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圣祖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征西北时，年羹尧以川陕总督辅佐进取。后允禵被召回京，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上谕西北军事，俱交羹尧办理，实际上是令他总揽西北军政大权。朝廷考庶常时，世宗将试卷秘密送给羹尧阅视，并在朱谕中写道：“不可令都中人知发来你看之处。”这时羹尧在西北，又非积学文臣，试卷原用不着给他看，朱谕又写得那样诡秘。举此一例，说明两人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第二次到京时，世宗特令礼部拟定迎接的仪式，侍郎三泰草拟不够妥善，遂受降级处分。羹尧则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羹尧过目不平视。王公下马问候，他只点点头。世宗甚至在朱谕中这样说：对年羹尧，“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实在说得语无伦次，不成体统。羹尧本是粗莽而翻覆的武夫，怎么不会由此而昏头昏脑，妄自尊大呢？

然而这样一位受殊宠的勋臣，最后却成为罪人而处死，时间距世宗即位才三年。原因究竟为何呢？史学界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年羹尧、隆科多都曾为世宗夺位出过力，世宗既登大宝，他们已成功狗，为了怕泄露当初的隐秘，自非清洗不可。

另一种认为年羹尧被诛，全由于自己骄妄专擅，使世宗不能容忍。这是立足于世宗承统，原出圣祖生前原定意图的基点上，所以年羹尧之被杀，与世宗承统无关。

年羹尧有没有参与世宗夺位的机密呢？应当说，是参与的，而且卖力的。

他在西北佐理世宗的政敌允禵军政大计时，就是一个重要例证，其实是在对允禵进行钳制和监视。可是允禵远征西北，是圣祖生前亲自任命的，圣祖是出于对允禵的器重和信任，才授以抚远大将军的要职（但并不等于将允禵当作皇位的继承人）。年羹尧怎敢钳制和监视他呢？我们假定世宗的嗣位确出于圣祖生前的意图，可是圣祖从来没有公开表白过，世宗未必知道。这一点，也是为现代史家争议的一个疑题，我将在另篇中阐释。现在要说的是，皇太子允礽第二次被废，事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到六十一年（1722年）圣祖病重时，这十年中，储位一直空虚，因而引起诸皇子之间的结党蓄谋。世宗是其中热衷者之一。年羹尧是世宗为雍亲王时的雍邸亲信，其妹成为世宗妃子也是在这个时候。

允禵出征西北，决非如世宗登位后所说的，是由于圣祖鄙视他，不让他留在京城，事实恰恰相反。世宗已窥测到圣祖对允禵的信任，因而更加将允禵看作劲敌。年羹尧心领神会，相互默契。这时候的西北战役，对朝廷威信影响极大，而政变需要武力做后盾。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引《上谕内阁》云：“年羹尧因皇考大事来叩谒时，曾奏：‘贝勒延信向伊言，贝子允禵在保德遇延信，闻皇考升遐，并不悲痛，向延信云：如今我之兄为皇帝，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我之事即毕矣。延信回云：汝所言如此，是诚何心，岂欲反耶？再三劝导，允禵方痛哭回意。’朕闻此奏，颇讶之。及见允禵到京，举动乖张，行事悖谬，朕在疑信之间。去冬年羹尧来京陛见，朕问及此事，何以未见延信奏闻，年羹尧对曰：皇上可问延信，彼必实奏。朕言：伊若不承认，如何？年羹尧奏云：此与臣面语之事，何得不认？朕因谕延信，延信奏称并无此语。及延信至西安，朕又令年羹尧讯之，年羹尧回奏云：今延信不肯应承，臣亦无可如何。”允禵当初说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延信没有想到年羹尧会去奏告世宗，他若承认，世宗岂不要责问，你听到后为什么不先来奏闻？延信怎么受得了？只好不承认了，但延信最后仍以阴结允禩而获罪。世宗自己在上谕中也明言允禵到京时，举动乖张，行事悖谬。那么，他在延信面前说这些话，更属可能。

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上谕中有云，雍正元年（1723年），允禵深信和委用的太监阎进，在乾清门见年羹尧，指云：“如圣祖仁皇帝宾天再迟半载，年羹尧首领断不能保等语。圣祖仁皇帝之必诛年羹尧，阎进何由预知？”意思是，圣祖迟死半年，得悉羹尧钳制允禵的秘密，当然要处死羹尧，而羹尧与允禵之间的敌对关系，连阎进都知道。可见羹尧在西北时，已成为世宗的情报头子。孟森氏云：“允禵与羹尧相图，势已岌岌，圣祖不遽宾天，世宗之事未可知。”虽是推测，却具灼见。

由于允禩、允禵等人在政变中失败而沦为罪人，他们一些亲信，不得不将做过的事、说过的话据实招供。至于世宗和年羹尧过去暗地里进行过什么活动，后人自然无法知道。例如上述延信的话，年羹尧不可能捏造，延信却赖掉了。

但年羹尧恃功而骄、目中无人也是事实。他在西北行营时，引用亲信，只具文告知吏部，不由奏请，人称为“年选”^[1]。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他的亲信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知府至死，蔡珽罢职，并自陈被羹尧诬陷，世宗特宥蔡珽，并将其升为都御史，谕云：“蔡珽系年羹尧参奏，若置之于法，人必谓朕听年羹尧之言而杀之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得而操之，有是理乎？”世宗忌恨羹尧专横已很明显。同年十月，三法司等劾奏羹尧罪状达九十二款，也并非全是罗织。其中胡期恒幕友汪景祺《读书西征堂随笔》中《功臣不可为》一文，更触世宗之忌。景祺曾上书羹尧求见，此文作于羹尧极盛时，景祺或有暗示之意，这时便成为既见而不劾奏的罪状。世宗本人，原是不避杀功臣之讥。《雍正朝起居注》三年七月十八日云：“朕辗转思维，自古帝王之不能保全功臣者多有鸟尽弓藏之讥，然使委曲宽宥，则废典常而亏国法，将来何以示惩？”所谓辗转思维，即是翻覆考虑，颇能道出他的心事。

道光年间旗人文康作《儿女英雄传》，内容写侠女何玉凤^[2]之父为仇人纪献唐所害，玉凤欲伺间报仇，因而被称为“首善京都一桩公案”。这个纪献唐便是影射年羹尧^[3]。此虽小说家言，也见得年羹尧的怨家之多。

最后，年羹尧从宽免于斩首，加恩在狱中自裁，儿子年富被斩，其他十五岁以上之子发极边充军。父遐龄、兄希尧革职免罪。遐龄实即国丈。

所以，年羹尧之死，实系“合并症”，即烹功狗与诛权臣相结合。而羹尧专横弄权，也是世宗起先过分宠遇的后果。孟子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正可移用于清世宗对年羹尧这种功臣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