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玄机录——两次禁门之变

仁宗在位二十五年。即位之初，他就成功地清除了君侧的隐患和珅，可是在他的后半生，身经两次惊心动魄的禁门之变。各地的民变民乱，虽历代皆有，但陈德以匕首而“惊驾”、林清结内监而闯宫，却是前所未有的。

陈德^[1]生于北京，其父母曾典与旗人为奴，后又随父母在章丘等地服役。他二十三岁结婚，三十一岁时父母逝世，在山东无法谋生，乃至北京投靠在内务府当护军的外甥姜六格，住在堂姐家中。陈德曾随镶黄旗包衣^[2]管领常索在内务府服役，因而时常出入宫禁。

后来妻子和堂姐相继病故，儿子幼小，岳父母又跌成瘫废。陈德感到以后日子难过，心里气恼，便借酒浇愁，在院中歌唱哭笑，因而被主人家解雇，于是“起意惊驾，要想因祸得福”。

嘉庆元年和二年时，陈德都得过梦。一次梦见自己在无水桥下躺着，忽像有人拉他上桥，到了桥上一看，像在一知府大堂后头，穿上程茧乡蟒袍，心想将来必有朝廷福分；一次是有人领路，领到厨房，梦里说是在东宫。又记得从前求签五支，都有好话。近因穷苦不过，陈德想起自己的本事，又有梦兆和签语，必有好处。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他得知仁宗将进宫斋戒，便于二十日早晨，身藏小刀，带儿子陈禄喝过酒后，由东华门绕到神武门（紫禁城北门），混在人群中观察动静，等待驾临。不一会儿，仁宗乘轿到顺贞门时，陈德即从神武门内西厢房南山墙后奔出，以利刃直扑仁宗，侍卫、护军章京等百余人皆震骇不知所措。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额驸亲王拉旺多尔济等六人迎前围拿，陈德犹奋力格斗，将绵恩袍袖扎破，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擒。审问时遍受严刑，最后凌迟处死，年四十七岁。两子皆绞死，但其子事先并不知情。

陈德案件，背景很简单，没有政治上的复杂内幕，起因主要由于贫穷加上愚昧，单枪匹马，凭一时狂热性的冲动。他说的做过几个奇怪的梦，“时常胡思乱想”，从心理学上说，不难解释。这些人都有精神上的病变。清代文字狱中，这类半疯癫的“狂人”很多。他说“起意惊驾，要想因祸得福”，似乎并非一定要刺死皇帝。究竟如何，已难明白。有人以为他是林清党，却非事实；从陈德的经历及供词看，没有宗教上的组织关系。不过，以一介无知的匹夫，居然直犯禁卫森严的扈跸之途的銮驾，确也不可思议。事后谕旨中说：“然百余袖手旁观者，岂无朕之至亲，岂非世受国恩之臣仆乎？见此等事尚如此漠不关心，安望其平日尽心国事耶？朕之所惧者在此而不在彼，诸大臣具有天良，自问于心，能无愧乎？”这话倒很有道理。从这个小人物的行刺事件上，对清廷内部来讲确实是一个大暴露。

如上所述，陈德只是个人的行动，但此事的影响却是震动性的。到了嘉庆十八年（1813年），又发生了林清事件。

顺天府大兴县人林清，曾在北京药铺内当过学徒，故略懂医学，后因嫖娼被药铺逐出，遂以打更为生。他后又充当书吏，但又被革退，便和姊夫合开茶铺。因赌钱折本，他被姊夫所逐，乃往南方当长随（即跟班），或做江湖郎中。最后，他当了粮船上的纤夫，回到北京，充当小贩，开设鸟铺。嘉庆十一年（1806年），林清加入荣华会。荣华会的坎卦教主郭潮俊因无能而被林清排挤。众教徒奉林清为教主，改名天理教。林清很有口才，能施财营贿。他当上教主后，行为上也有所约束。

嘉庆十六年（1811年），林清南下至河南滑县，和从前在保定的同狱犯牛亮臣相见，进而认识了曾为木工、庸保的李文成等人。林清遂有举大事的图谋，打算帮李文成做“人皇”，自己“该做圣人”。

嘉庆十八年（1813年）二月，李文成对教徒说：“你们好生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一）经过密谋后，李文成等人准备由东华门、西华门两路进攻紫禁城，并都有太监刘得财、杨进忠、王福禄等人引路和接应。到了八月，因机密泄露，李文成等人被捕。宋元成等人为营救李文成出狱，便提前起事。林清因不知其谋，仍拟在九月十五日进攻紫禁城。

至十五日，因东华门护军觉察较早，遂闭关严拒，教徒闯进的仅十余人。入西华门约有八十余人，进而聚集于隆宗门^[3]，或手执白旗，登墙指挥。这时皇子们在上书房闻变，皇次子绵宁立命取撒袋、鸟枪、腰刀，并命太监登墙瞭望。不久，有手执白旗攀墙将跨养心门而进入的教徒，绵宁连忙用鸟枪击毙，再发再毙，贝勒绵志亦以铳续毙其一。经过两三天的激战和搜捕，这场变乱才始结束。这时仁宗本在南苑打猎，闻变回銮，于九月十九日回到紫禁城。

天理教即白莲教的支派，是一种秘密宗教，故被官方看作邪教。他们的成员大多是下层群众，素质良莠不齐。他们所崇奉的祖师爷也是不见经传、自我幻造的无生老母之类，在群众中反而更有号召力与鼓动性。促使他们反抗的前提是官逼民反，而且愈杀愈烈，这一点连皇帝也不得不承认，故而仁宗曾下诏罪己。所谓官逼民反，便是经济意义激成政治意义。

早在嘉庆三年（1798年），洪亮吉曾对白莲教等势力的活跃，上书痛陈时政的腐败，却被流放伊犁；不到一年，又被释回。仁宗且以此等座右之良箴，诏中说“自古惟闻用兵于敌国，未闻用兵于吾民，朕安可负洪亮吉之直言”，而将变乱的祸本推在和珅身上。这其实还是见树不见林。和珅为什么能成为致乱的祸本呢？正如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所说：“故知去和珅为积年隐忍之憾，非真为去吏治之蠹也。”

林清事件，本非宫廷政变的范围，但其中有太监十二人参加，有的充当接应的内线，等于“后院失火”。太监本是皇家的忠实奴仆，经常接近至尊，出身则很卑微，易与外界的下层接触（士大夫看不起他们）——后来义和拳势力进入宫内也是通过太监。清代至仁宗时，对阉人的控制和约束还是很严格的。而林清之变，居然有太监多人参加，就像宫廷政变擦边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