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原来是这样——残酷“文字狱”

在清王朝12位皇帝中，雍正皇帝是一位很难准确描述的帝王。他是中国历史上勤政有为的皇帝，而他的性格中又有残暴多疑的一面。雍正皇帝在位仅13年，但从他继承大统到离奇死亡，一路迷雾重重，这使得他尤为神秘。

正因为如此，关于雍正的猜测、诋毁和谣言始终不断，甚至被诉诸文字，从而引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文字狱”案。

事实上，清朝的“文字狱”由来已久，早在康熙时期就发生过一起著名的“文字狱”案，历史上称为“庄廷案”。

此案要从浙江湖州府的南浔镇说起，在南浔镇上，有一户姓庄的豪门巨族，家资万贯，家族中的父子兄弟，人人博览经史，精通诗文。其中有个叫庄廷的，十五岁就进了国子监。可是后来，庄廷生了场怪病，眼睛瞎了，但他毫不气馁，认为司马迁有“左丘失明，乃著《国语》”之说，自己为何不能成为一个盲史家，而名留青史呢？

事有凑巧，邻里中有个明朝天启宰相朱国桢的后代，因家中贫困，想把家藏朱国桢《明史》稿本出卖。庄廷闻讯，便用一千两银子买了下来。

可是，　朱国桢的《明史》缺了崇祯一朝的史实，庄廷组织了江、浙名士茅元铭、吴之铭等十多人，对朱氏《明史》加以增补润色，编成一本《明史辑略》，算是自己的著作。

不久，庄廷死了，他的父亲庄允城将此书刻印，花钱请名人李令皙作序，把参与编写的人都列名书中。为了提高书的身价，又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将查继佐、陆圻、范骧作为“参阅者”，也擅自列入。

庄廷的岳父朱佑明，对书的刻印曾赞助不少钱，要求书板刻上“清美堂”三字。清美堂乃是明代大家董其昌的手笔，是给朱国桢家写的堂匾，朱佑明把自己说成是朱国桢的本家，是为了炫耀。

庄氏《明史辑略》问世后，范骧好友、解任户部侍郎周亮工，觉得书中有些文字关碍当局，弄不好会吃苦头，劝范骧等三人向官府自首。三人均等闲视之，不以为然。当然这也是为己沽誉的好机会。湖州地方官与庄氏关系较好，敷衍一番，将此事压了下去。谁也没想到，有个因贪赃枉法、削职为民的吴之荣，得知了这一消息，认为可以借机发笔横财，便上门向庄允城和朱佑明敲诈。庄、朱两家不但不买他的账，还买通官兵将他逐出湖州。吴之荣一气之下就告到京城。

康熙元年（1662）冬，朝廷派罗多等来到湖州府。下车伊始，就逮捕庄允城、朱佑明，追查书板。连人带物押解刑部大牢。

最初，当事人对此案的严重性还认识不足，因为吴之荣告的仅仅是庄、朱二人，交上去的也是撕了序文及参订者名单的书。庄允城也自认为不会有大问题，因为他曾将此书送往通政司、礼部、都察院三衙门备过案。朱佑明则希望同贪财的府学教授赵君宋搞交易，表示若能鼎力相助，愿将家产分一半给他。

刑部查出了庄氏《明史》扬明、毁清的八大罪状，定为逆书。严刑拷讯下，庄允城供出了作序人李令皙，李经不起拷打惊吓，加上老病，死在狱中。赵君宋也不得不交出完整的《明史辑略》，铁证如山。

康熙二年正月二十日清晨，湖州城门禁闭，按书内名单挨家搜捕，父子兄弟姐妹祖孙，以及内外奴仆一律擒拿；仅李令皙一家被捕的就有百十口，连前来拜年的亲戚和看热闹的邻居也一齐拿下。庄、朱两家抓了好几百人不算，不在湖州的还要通缉追拿归案。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杭州弼教坊刑场上大开杀戒，有的被凌迟，有的被重辟，有的被处绞。庄廷被掘坟碎尸。书中署名的十八人中得以幸免的只有四人：董二酉在结案前三年身死；查继佐二十年前无意中接济过一个乞丐吴六奇，此人现在平南王尚可喜手下任广东提督，他为查打点疏通，说查与陆圻、范骧三人并未参与，系被庄允城擅自挂名，又属首告，故无罪开释。其余十四人加上庄允城、朱佑明均遭凌迟。庄、朱家族中，男子处斩，妇女幼男有的流放边区；有的配给旗人为奴。凡与《明史辑略》有关的刻写、校对、印刷、装订者，以及贩书卖书、购书藏书的，甚至读过此书的，不下两千余人，全被牵连锒铛入狱。

上任才三个月的湖州知府谭希闵、推官李焕宁、库吏周国泰等以隐匿罪处以绞刑。归安训导王兆桢到任不及半月，以放纵看守罪被绞死。赵君宋不仅未因献书立功，反而被判私藏逆书之罪，砍了脑袋。浙江将军柯奎受贿包庇，革职为民。原湖州知府陈永命，坐受贿包庇罪，虽已在山东自杀，亦追尸置杭州法场，当众分尸三十六块，并株连其弟江宁知县陈永赖。

事后，吴之荣得到朝廷封赏，捞了庄、朱两家财产的一半，又起复做了个右佥都御史。有书记载说，康熙四年秋，吴之荣从福建回来路上，突遇狂风，雷电交加，骤得恶疾，肉化于地，骨存于床，人们都说他是遭报应，被天雷劈死的。

与康熙朝恐怖的“庄廷案”相比，发生在雍正朝的“吕留良案”却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

“吕留良案”主角并不是吕留良，而是另一位书生，名叫曾静。但事情是由吕留良开始的。

吕留良是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从小聪慧过人，八岁就能赋诗作文。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个知名学者，在明朝灭亡后，吕留良多次参加了反清斗争，但都没有成功。胳膊拧不过大腿，吕留良造反不成，就在家收学生教书。有人举荐他做官，他很傲气地拒绝了。教书也不清净，此时的吕留良情绪很低落。情绪低落的人，要么自杀，要么出家。吕留良选择的是后者，他到寺院里当了和尚去了。

在寺院里，吕留良著书立说，在他的书中，有不少反对清朝的内容，但他的反动读物，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而流传世间。因此，直到吕留良死后，也没人注意。

实际上，吕留良在庙里写的书，也就是一个对当时社会极度不满的愤怒文人，在博客上的自言自语。可谁也没想到，有人在无意中读到后，竟成了吕留良的粉丝。这位粉丝就是曾静。曾静当时身居湖北，是个落第书生，他偶然拾得吕留良的大作，读后被其思想所强烈感染，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曾静决定，要做吕留良的骨灰级粉丝。

所谓骨灰级粉丝，就是要收集到偶像的全部作品，欣赏、收藏，甚至模仿。曾静就打算这么干，但他自个儿不去，支使他的学生张熙去寻找吕留良的全部遗稿。张熙是个好学生，很听老师的话。就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寻找遗稿。

这一去，还真就找到了遗稿，两本。一本叫《知几录》，一本叫《知新录》。张熙如获至宝，大老远来一趟，总算没辜负曾老师的心愿。不仅如此，还有非常意外的收获。此时，吕留良早就死了。在寻找反动图书的过程中，张熙还偶遇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双方结识后一聊，十分投机。张熙当即决定，把吕氏的俩学生带回湖南，给曾老师一个特大号的惊喜。

曾静果然很惊喜。他和张熙，以及吕氏的俩学生，一起谈理想，侃人生，大肆评论清朝政治，越聊越来劲，越聊越愤慨。为什么愤慨呢？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人，尤其是文人、士人，是不愿同新朝合作的。伯夷和叔齐在周武王灭掉商朝后，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元朝初年的时候，一些宋朝遗臣和文人应召做了新朝的官吏，内心却很矛盾。有的隐居表示不与新朝合作，他们既彷徨又苦闷。

清朝入关，进入北京后，又以夷制夏，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中原地区的汉人，特别是士人、文人内心深处是相当不满的。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清朝统治不得安宁。吕留良就是以文字作品诋毁清廷的一个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静等人决心要继承吕留良的反清思想，以实际行动来推广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进而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

可几个读书人，手里既没刀又没枪，且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谋反啊？必须拉拢有兵权的人才行。于是，曾静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在此之前，曾静先建立了一套理论，那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雍正的劣迹。而后，他十分八卦地为雍正皇帝总结了十条大罪状，这些罪状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从人品、性格到私生活，一个都没落下。曾静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找到手握兵权的人，就用这套理论去游说他，让他听自己的，推翻大清朝。

这个机会曾静等了很久，终于还是来了。雍正五年（1727），张熙带给曾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上疏斥责雍正帝。这说明，这位爷也对雍正强烈不满。

也不知道张熙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个消息，是真是假现在我们无从所知。可当时曾静一听就信了，当即就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

于是，曾静立马决定，派张熙去拉拢岳钟琪，让他造反，恢复大明江山。实际上，这师徒俩此刻心里压根儿就没底，但他们决定赌一把，有“雍正的十条罪状”的理论在，这事儿未必就不能成。

1727年，张熙来到西安。他以一种比较雷人的方式求见了岳钟琪。就在大街上，张熙拦住了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向他投递了一封书函。

岳钟琪接过书函，打开一看，浑身冒汗。他先以为是谁投错了书信，可见到书函封面写着“天吏元帅”，便有些诧异，决定亲自拆阅。

书函写的全是雍正的罪状，十大条，触目惊心。岳钟琪觉得事关重大，立即下令把张熙抓来审问。此时的张熙理直气壮，大有一副英雄气概，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企图。

岳钟琪开始怀疑这人精神有些问题。怎么能把对雍正个人的攻击，当作反叛朝廷的借口呢？到底读过书没有？

张熙却不以为然，和岳钟琪展开辩论，说你也是汉人，也和满人有世仇，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这话说得岳钟琪直犯愣，自己虽是汉人，可自己的祖宗并没有被清廷屠杀过，不仅如此，雍正还破例重用他，让他担任陕甘总督，掌握重兵。他和清朝有什么世仇啊？

见岳钟琪疑惑，张熙向他解释说，将军姓岳，南宋名将岳飞也姓岳，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飞当年就是被秦桧勾结金人给害死的。您是岳飞的后代，这就是世仇，现在您手握重兵，正好报仇！

岳钟琪听完，不再疑惑，他确定张熙精神有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硬往一块儿扯。岳钟琪都气笑了，当即下令，将张熙打入死牢。

在牢中，岳钟琪拷问张熙，谁是幕后的主谋？没想到，张熙骨头硬嘴很紧，坚决不招。于是，岳钟琪想了个计策。翌日，他把张熙请出牢中，说自己其实早有谋反之心，只不过是试探张熙而已。如果不试，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想反清呢？

张熙很高兴，他在牢中就盘算，怀疑是岳钟琪在试探自己，果不出所料，就是在试探自己。于是，张熙立刻就招出了幕后的策划人和指使人——他的恩师曾静。

岳钟琪得到了供词，又将张熙打入死牢。而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等人，一面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等人图谋造反的事情汇报给了雍正。雍正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命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翰林、刑部等将该案细细研审，依据刑律定罪。

几个部门将案犯逐一提审一遍，经过几轮的严刑审问。曾静把事情一点不漏地全盘交代了。

案子很容易就破了，此案自然牵连到吕留良，吕留良此时已经过世，于是，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留良的第九子和学生被斩立决。

然而，让人疑惑的是，真正的首犯曾静却没有被处死。按理说，他应该第一个被千刀万剐，但他却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是雍正皇帝下令，暂不处决曾静，要将他押解回京，再做出处理。

这期间，雍正皇帝曾令朝廷官员并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依次议论曾静的应得之罪。清廷官员于是纷纷表态，认为曾静罪大恶极，法不可赦。曾静到了京师，朝中的大臣们献上多种处决曾静的方式。但雍正都没有予以采纳。因为这时的雍正并不想让曾静死，要除掉这个头脑发热的无能“愤青”，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雍正心里另有主意，他要亲自会会曾静。

其实，“文字狱”案在雍正朝，已不是第一次发生。雍正皇帝即位后不久，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

江西考官查嗣庭，在一年身为考官出试题“维民所止”。试题一出，即有人密告雍正，说查嗣庭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雍正不解，经人解释，“维”字是去了头的“雍”字，“止”字是去了头的“正”字。“雍正”是胤禛的年号，去了头成“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吗？雍正听信谗言，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

然而，对曾静的这桩“文字狱”案，雍正自有主张。而此时的曾静，非常害怕，痛哭流涕，发誓要痛改前非。雍正则饶有兴致地和曾静展开辩论，对吕留良的言论做了全面批驳，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曾静自然不可能与雍正辩驳。雍正彻底反驳曾静历数自己的“十条罪状”，每反驳一条，就有人记录一条，最后汇编成一本书类似于访谈的书籍。雍正给这本书取名为《大义觉迷录》。

曾静这时候倒挺机灵，他得知了这一点，立马写了一本《归仁录》，对雍正的仁德大肆吹捧和赞颂。与他历数雍正的“十大罪”形成鲜明的对比。曾静是一个好写手，当权者需要什么稿子，他就写什么稿子。原来，“愤青”也有一颗柔弱温顺的心。

雍正读了曾静的新作《归仁录》后，心中大喜。他把《归仁录》中的内容装进了《大义觉迷录》，怎么装的呢？就是把自己辩驳“十大罪”的话，用曾静之口回答出来。这样，一本详实、丰厚、拥护清朝统治的全新《大义觉迷录》就面市了。

雍正决心将此书打造成一本畅销书。怎么畅销？一是走官方配送路线，下令全国学校的教官督促士子阅读，把阅读此书当成一次政治任务来完成，玩忽职守者一律治罪；二是做广告宣传，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雍正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传此书的内容。

《大义觉迷录》确实畅销了，曾静将它广为传播。对曾静来说，传播此书，就是传播雍正的仁德。在这个事情上，曾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算是将功折罪。雍正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过，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曾静就在观风俗使衙门上班，继续配合雍正，在各地宣讲雍正的仁德。

雍正认为自己这步棋走得很精，他不杀死曾静，而是利用他为自己脸上贴金，以为这样既可安抚民心，又落下一个仁慈的口碑。曾静也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雍正打工。

雍正的本意是要在民间肃清影响，宣扬自己的功德，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谣言四起。至此，这起“文字狱”案并没有最终结束。雍正死后，乾隆即位。即位之初的乾隆，首先面临的是，父皇雍正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

雍正以“严猛治国”，而严有余宽不足。政令苛刻且复杂。而乾隆的施政思想是“执中两用、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曾对大臣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乾隆认为《礼记》中的“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正是自己应该奉行的为政之道。为政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恩威并施、刚柔并济。他再三号令大臣们要以此互相勉励，不许有丝毫懈怠，更不能矫枉过正。乾隆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纠正雍正时期的错案，以及一些错误的政策。其中被纠正的一起错案就是“吕留良案”。

“吕留良案”源于信徒曾静与张熙的策反，策反这样的事任何政权都是不会容忍的，按常规处置本来也很简单，但是到了雍正手里，却掀起轩然大波，变成一件牵动帝国上下，闹得鸡犬不宁的大案，施刑之酷，株连之广，骇人听闻，这表明了雍正政权的随意与残酷。其实，封建时代独夫治国，政权的本质便是随意与残酷的，只是若干帝王能够借重别人的智慧，明白“民可覆舟”的道理，在随意与残酷方面有所节制。

雍正对吕氏一族的惩处十分残酷，却释放了主犯曾静和张熙。乾隆即位后，立即下令逮捕曾静，并将他斩杀。同时收缴、焚毁了《大义觉迷录》。

曾静被处决后，“吕留良案”还留下一个吕四娘侠义复仇的民间传奇。据史书记载，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得病，次日凌晨便死亡。由于死得非常突然，于是在官场民间，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报仇削取了雍正首级。吕四娘就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案”案发后，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因此幸免遇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凤池传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