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原来是这样——头落地，血流成河 ——史上最残暴的后汉政权

历史上有两个后汉：一个是刘秀建立的汉朝政权，史家也称“后汉”，如范晔的《后汉书》；另一个就是刘知远几乎是白捡来的汉朝政权，宋人也称“后汉”。两个后汉相比，刘秀的帝国远比他的冒牌子孙刘知远的帝国伟大得多，仅国祚，东汉就福延一百九十六年，而刘知远的大汉帝国则成为历史上国祚最短的正统政权，掐头去尾，五代后汉只存在了四年。一眨眼，后汉帝国建立了。再一眨眼，后汉帝国突然就没了。

后汉政权（以下皆指五代后汉）为什么只存在了短短四年，原因很复杂，但用时任判司天监事的王处讷的话来说，“第以高祖（刘知远）得位之后，多报仇杀人及夷人之族，结怨天下，所以运祚不长”。

换言之，后汉之亡，归结于一个原因——杀人如麻！

后汉政权的杀人传统，自然是源于他们的高祖皇帝刘知远。刘知远在政治上非常成熟，特别是在晋亡之后争取晋朝人心上，刘知远做得非常漂亮，但这并不影响刘知远举起他的屠刀。早在李从厚逃奔石敬瑭时，刘知远就体现了他凶狠好杀的性格，杀光了李从厚的侍卫，虽然在这件事上，李从厚也有一定责任。而石敬瑭与张敬达大战晋安寨时，有一千多名唐军投降石敬瑭，石敬瑭打算把这些人编入亲卫部队，刘知远就以这些降兵有可能再次归唐为由，劝石敬瑭杀掉了这些人。“帝尽杀之”，一个“尽”字，鲜血淋漓。

刘知远做事手段非常刚狠，在石敬瑭初定洛阳时，刘知远负责城中治安工作，虽然此时他没有杀人，但从“（士民）无敢犯（刘知远之）令”来看，刘知远是没少挥舞大棒子的。刘知远向来崇尚暴力哲学，我说不服你，但我可以打死你！

晋朝宰相冯道和李内崧因为受石敬瑭逼迫，不得不吹捧大贪官杜重威，石敬瑭借此让杜重威取代了刘知远的都指挥使职务，刘知远恨透了冯、李二人。等到他继位后，因为冯道官场地位太高，刘知远不敢轻举妄动，但也没收了冯道的全部家产。对李崧，刘知远下手更是狠毒。刘知远先把李崧的家产全部转送给他麾下杀星苏逢吉，然后又纵容苏逢吉构陷李崧暗中勾连契丹，杀光了李崧家族，“举家遇害，少长悉尸于市，人士冤之”。

李崧多少还算得罪过刘知远，但没有得罪刘知远却因为阻碍刘知远发财的，照杀不误，比如唐明宗李嗣源的幼子李从益。李从益从来没做过对不起刘知远的事情，仅仅因为契丹人撤出中原时，契丹大将萧翰诈称契丹皇帝有命，让李从益“权知南朝军国事”，然后拔脚溜之。李从益只是一个被人摆布的傀儡，刘知远废掉软禁也就行了，他却暗中派马仔逼死了李从益和他的养母花见羞。当时舆论对李从益的死大呼冤枉，但刘知远却只管杀人，谁影响到我的利益，谁就得死！

有什么样的老大就有什么样的狗腿子，刘知远杀人上瘾，他手下那伙文武将相个个都是杀人变态狂。后汉最著名的一文一武两个杀人狂，文者苏逢吉，武者史弘肇。

苏逢吉其实也是个半吊子文人，他的父亲苏悦是个酒鬼，曾经在刘知远麾下任职，便把儿子苏逢吉推荐了刘知远，甚见信用，“（别人很难见到刘知远）逢吉日侍左右”，从此飞黄腾达。而刘知远信用苏逢吉，除了苏逢吉稍通文墨外，主要还是二人投脾气。刘知远为人“严毅”，而苏逢吉“深文好杀”，自然臭味相投。

苏逢吉酷爱杀人，在太原时就已沾满了别人的鲜血。当时苏逢吉主管太原的司法工作，太原监狱人满为患，刘知远让苏逢吉清理监狱。清理监狱？这个简单，杀光就是了！“逢吉尽杀禁囚以报。”监狱里关着多少囚犯，史无记载，但以太原城的人口规模，至少也有数百名囚犯。苏逢吉一声令下，监狱里滚满了人头……

等到刘知远坐天下后，苏逢吉依然主持司法，这几乎就成了天下盗贼们的灾难。苏逢吉治盗，还是那个简单逻辑——杀！杀！杀！具体做法就是连坐制度，一人犯法，九族和邻居都得死光光。苏逢吉甚至亲自起草以皇帝名义颁发的诏书，略云“应有贼盗，其本家及四邻同保人，并仰所在全族处斩”。因为这个制度过于酷烈，有些人非常反对，认为从来没有偷盗者诛灭九族的法律逻辑，更何况邻居与保人何罪？在舆论高压下，苏逢吉才极其不情愿地去了“全族”二字，但依然是全家坐斩。还有一个皿淋淋的例子，附在《旧五代史·苏逢吉传》中：郓州有个捕快头子张令柔，因为奉了朝廷颁发的新捕贼制度，“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这个十七村民，显然不应该仅是十七个人，而是十七村民被控偷盗罪，十七村人的全家悉数被杀。而《新五代史·苏逢吉传》则说是“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可以印证确实是“杀全家”。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卫州刺史叶仁鲁为了巴结苏逢吉捞功，不管是贼是民，抓住就杀，甚至前往抓贼的百姓被叶仁鲁抓到，也被定为盗窃犯，进行惨无人道的虐杀。当时舆论对叶仁鲁的残暴千夫所指，但苏逢吉却认为叶仁鲁是天下第一捕快。既然朝廷认为杀人无罪，“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

而苏逢吉杀人的最经典案例，无疑是晋朝宰相李崧之死。苏逢吉与李崧本来素不相识，但李崧曾经得罪过皇帝刘知远，刘知远是一定要整死李崧的。而因为刘知远把李崧的家产悉数赏给了苏逢吉，为了保住这不义之财，苏逢吉也有足够的动力置李崧于死地。

李崧本人倒对家产被夺看得非常开，从不在苏逢吉面前表露心中所想，甚至还巴结过苏逢吉，“谦挹承颜，未尝忤旨”，但事情却坏在李崧两个饭桶弟弟李屿、李身上。二李素无见识，对李家的财产被夺耿耿于怀，经常对苏家子弟提及家产被夺的事情。苏逢吉知道后，自然加快了陷害李崧的步伐。

要给李崧定罪，最有力的办法就是给李崧扣一顶里通外国的汉奸帽子。而所谓李崧家的家丁葛延遇向官府举报李崧勾结契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苏逢吉买通了葛延遇。至于什么李崧那封写给契丹的蜡丸密信，当时舆论公认是苏逢吉伪造的。

刘知远已在（948年）二月驾崩，刘承祐初继位，而河中节度使李守贞、凤翔节度使王景贞在关中作乱，当时政治形势非常不稳，在这个敏感时期给李崧定罪再合适不过了。

苏逢吉把李家兄弟悉数下狱，并对李屿严刑拷打，李屿吃打不过，只好供伪状，称李崧与家人二十人欲在高祖皇帝（刘知远）灵柩下葬时，在汴梁城放火谋反。有了李屿这个伪状，苏逢吉还嫌不足，二十人太少了，苏逢吉把“二十人”改成了“五十人”。不久诏下，李崧举族被诛，所有尸体均暴晒街头，“时人冤之，归咎于逢吉”。

苏逢吉这个半吊子文人都杀人上瘾，武夫出身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禁军头子）史弘肇自然不遑多让。

史弘肇家世为农，因为史弘肇有一身好拳脚，又能日行二百里，跑得比马还快，是天生吃兵饷的。史弘肇其实早年是梁军中混过饭的，后来一直跟着晋高祖石敬瑭，算是石敬瑭的心腹人马。后来刘知远守河东，便把久仰其名的史弘肇要了过去，结果一路升迁。在刘知远称帝时，史弘肇已是刘知远头号心腹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史弘肇治军不可谓无方，“（史弘肇）严毅寡言，部辖军众，有过无舍，兵士所至，秋毫不犯”。但他为人过于凶狠，下手太重，而这一点，又与刘知远臭味相投。部下但有犯令者，即使是小过，也当众打杀之，“将吏股栗”。

后汉坐天下后，史弘肇负责京城汴梁的治安巡防。因为晋朝大乱，遍地盗贼，史弘肇面对的压力非常大。而史弘肇的办法和苏逢吉一样简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史弘肇经常带着精悍禁军在城中来回巡防，只要发现一个小偷，即使这个贼只偷了一文钱，照杀不误，甚至都不上报朝廷。而被杀者的家人，因为畏惧史弘肇的权势，根本不敢上访，否则也难逃一死。史弘肇一番杀戮，虽然“奸盗屏息”，但“冤死者甚众”，这样的治安手段，和契丹人对中原汉人的屠杀又有什么区别？

因为史弘肇可以不上报朝廷滥杀人，导致禁军士兵可以假公济私，甚至公报私仇。如果有禁军官吏看上某人财产，强逼此人交钱，如果不交，好办，扣一顶盗贼帽子，立斩！甚至有个醉酒百姓因为和禁军士兵吵了几句，被就诬告成贼，杀之，更不用说断舌、决口、斫筋、折足等酷刑每天都在发生。

比杀人更可怕的是，史弘肇为了揪住更多盗贼，竟然让民间互相监视告密。《宋史·边归谠传》记载：“史宏肇怙权专杀，闾里告讦成风。”结果导致民风大坏，人人自危。告密有钱赚，所以有此宵小之徒从中看到了商机，到处揭发人，“谗夫得以肆其虚涎”，官员同样发了财，“贪吏得以报复私怨”，而其中自然包括史弘肇本人。史弘肇本人看上了商人何福殷的数十万贯家产，就收买何家仆人，诬告何福殷勾连契丹，即日捕拿，酷刑伺候，然后杀头，数十万贯轻松到手。最令人发指的是，史弘肇甚至还和他手下弟兄瓜分了何福殷的老婆、女儿。

除了苏逢吉、史弘肇两大杀星，主管军事的枢密使杨邠和主管经济的三司使王章虽然没有直接杀人，但也同样戾气深重。后汉由这些好杀人、好淫人妻女、贪婪无度的魔鬼当政，自然是普通百姓的晦气。

后汉君臣不但用长枪、锥子杀人，同样会用算盘杀人，后汉经济掠夺之酷烈，堪称史所罕见，而几年后，周世宗柴荣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主要改革对象就是后汉的经济掠夺政策。

后汉这些帝王将相们杀人上了瘾，实在没人可杀，那就自己人杀自己人，互相抡着大刀片子，像古惑仔一样在街头对砍。说来极为讽刺的是，苏逢吉和史弘肇是两大杀人狂，可这两个杀人狂之间同样矛盾重重，都恨不得将对方大卸八块。

后汉君臣的残杀，则引出了五代史上最为血腥的官场火并案——乾祐之变。

而正是这场在历史上并不太引人注目的乾祐之变，直接影响了之后的历史发展。甚至可以说，没有乾祐之变，就不会有郭威建立周朝，更不可能有赵匡胤白捡了一个北宋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