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原来是这样——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军事、政治、佛教改革篇

柴荣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但人们并不太清楚的是，柴荣其实还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世人皆知赵匡胤篡位后对唐末五代以来的弊病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矫正，实际上赵匡胤是在柴荣改革的基础上进行敲敲补补的，甚至可以说，在商鞅变法与王安石变法之间，完全可以加入开北宋兴隆之局面的周世宗变法。

这是一场真正的触及社会根底的整体性改革，影响所及，震古烁今。而柴荣完成这一切，只用了区区五年半的时间。

柴荣最先进行的改革领域，是事关帝国安危的军队。而这场深刻影响宋朝历史的军事改革，其发端就是高平之战时，周右军樊爱能、何徽临阵脱逃，险置柴荣于死地。

高平之战，柴荣在江湖上打出了自己的威名，但同时，他发现了军队的积弊，特别是骄兵之弊。柴荣深知如果不改革军队，将来还会出现第二个樊、何，继续把自己当大礼包送人。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地方藩镇的兵权，流芳千古。但实际上，早在五代初年，有识之士就意识到地方兵权的下放是导致连年战乱、兵大爷祸害民间的根本原因，废除地方兵权并不是赵匡胤的天才发明。河东军队仗着有功于李克用，到处扰民，有人劝李克用整治军队，李克用叹道：“此辈胆略过人，数十年从吾征伐，比年以来，国藏空竭，诸军之家卖马自给。今四方诸侯皆悬重赏以募勇士，吾若束之以法，急则弃吾，吾安能独保此乎！俟时开运泰，吾固自能处置矣。”而赵匡胤之所以能轻松地“杯酒释兵权”，其实就是赵匡胤处在了一个“时开运泰”的历史时期而已。换言之，是柴荣创造了赵匡胤可以轻松享受的“时开运泰”。

柴荣种树，赵匡胤乘凉。没有柴荣种树，赵匡胤只能晒太阳。

用文官取代武将管理地方州县，也不是赵匡胤的天才发明，早在南汉高祖刘时代，刘就用文官主政地方州县。而宋朝著名的知州制度，就是“权知某军州事”，早在南唐时就已经使用。南唐用文官代理节度使事，称为“知节度使事”，后来衍变成“知军州事”。解决地方兵权下放引发的骄兵问题，是一代代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一个人的功劳。

除了骄兵，当时军界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冗兵，即军队人数虽多，却战斗力涣散。冗兵的原因是老兵不退役，而军阀又不敢得罪这些人，只能任由他们赖在军中混饭吃。骄兵、冗兵最擅长的不是打仗，而是临敌卖主，石重贵就是这样被他们廉价卖掉的，柴荣也险些被卖掉，所以史称“每遇大敌，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国，亦多由此”。

军队已经到了不改革就会亡国灭种的地步，更何况柴荣志在统一天下，就必须打造一支铁血部队，所以军队改革势在必行。

在高平之战斩杀樊爱能、何徽等逃跑将校七十余人后，柴荣在汴梁宫中与大臣们议事，就明确提到裁减冗兵。柴荣认为，“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养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

轰轰烈烈的军队改革就此拉开帷幕。首先，柴荣裁撤掉老弱残兵，这些人除了吃空饷百无一用。然后招募强壮的农民进来顶替名额。在新兵入伍后，柴荣实行了“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的竞争制度，谁有本事谁吃肉，没本事的淘汰出局。只有竞争才会生产出优质产品，其实部队也是一样。

除了在部队内部进行竞争，柴荣认为最重要的军事改革，就是把募兵权牢牢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绝不允许由地方政府募兵。同时，柴荣还制定了对宋朝历史有直接影响的禁军实卫京畿的制度，即把地方部队上的精兵全部上调中央禁军，实行“强干弱枝”。在过去，中央军和地方军的战斗力相当，所以地方军经常打败中央军，但自强禁军而弱地方军后，地方藩镇再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这就斩断了藩镇割据的基础，为后来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这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柴荣进行军事改革后的成果的经典评价。而《旧五代史·周世宗本纪》对柴荣整军的记载更为精确：“帝自高平之役，睹诸军未甚严整，遂有退却，至是命今上一概简阅，选武艺超绝者，署为殿前诸班，因是有散员、散指挥使、内殿直、散都头、铁骑、控鹤之号。复命总戎者，自龙捷、虎捷以降，一一选之，老弱羸小者去之，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

宋人经常歌颂赵匡胤罢地方兵权，为安稳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这是柴荣的杰作。

从时间上看，柴荣在军改之后，紧接着进行的是政改。在封建政治体制成熟运作的情况下，柴荣不可能进行触及社会根本制度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所增益。因为受篇幅限制，这里只讲柴荣对人才的重视问题。

特别是在五代乱世，一些奸猾官员把持朝政，真正的才学贤士上不来，最终损害的还是政权利益。柴荣求贤若渴，在显德二年（955年）春，柴荣就下诏求贤。历代帝王都会求贤，但有人只是在演戏，有人则是动真章，柴荣显然是后者。与其说柴荣求贤，不如说是柴荣命令省府各司官员去寻贤，而且柴荣也直接告诉大员们：这是完不成就必须受到惩罚的政治任务！

“应在朝文资官翰林学士两省官内，有曾历藩郡宾职州县官者，宜令各举堪为令录者一人，务在强明清慎，公平勤恪。其中有已曾任令录，亦许称举，并当擢用。不拘选限资叙，虽姻族近亲，亦无妨嫌，只须举状内具言。除官之日，仍署举主姓名。若在官贪浊不公，懦弱不理，或职务废阙，或处断乖违，并量事状重轻，连坐举主。”

大意是曾经在地方上任过职的中央文官们，每人至少推荐一位贤人，条件是“强明清慎，公平勤恪”，至于身世背景不限，即使是近亲也无妨。但如果这个人在当官之后，朝廷发现此人昏聩糊涂，甚至贪污腐败时，那就严厉追究举荐者的政治责任，谓之“连坐”。

除了逼官员们举贤，柴荣还颁诏内外，各级官员以后都可以随意上章，直接评论柴荣本人的为政得失，这也是政治任务。“应内外文武臣僚，今后或有所见所闻，并许上章论谏。若朕躬之有阙失，得以尽言；时政之有瑕疵，勿宜有隐。方求名实，岂尚虚华，苟或素不工文，但可直书其事。”没有山海一般的度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柴荣同时还要求官员们在外办事时，体访当地民情，回来后具本上奏，“臣僚有出使在外回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闻官吏之优劣，当具敷奏，以广听闻”。这样有助于柴荣更好地施政。

柴荣不是一个自负的君主，他从来不会说自己是高大上无所不能。柴荣为人谦逊谨慎、待人真诚，他深知自己的优点与缺点，每次施政都要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利弊，而不是头脑一热，自称当代佛祖，乱开药方。

说到佛祖，自然就会引入有关柴荣与宗教有关的著名事件。

佛教史上有一个著名典故，“三武一宗法难”，说的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四位帝王曾经无情地打击过佛教。三武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的就是周世宗柴荣。

三武反佛，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这三位帝王都信奉道教，所以他们自然会排斥佛教。宇文邕和李炎行事还算温和，只拆寺庙不杀人，而拓跋焘非常干脆，把国内的和尚尼姑全都杀光了。

柴荣和佛教本无瓜葛，为什么他突然会把“改革屠刀”伸向佛教？原因很复杂，综合来说，佛教自东汉引入中国，在南北朝时就成了中国的主流宗教，进而利用自己的政治优势四处捞钱，圈点耕地，禁锢劳力，甚至用铜器建造佛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财政的困难。在柴荣当政时，周帝国境内竟然存在着三万三千零五十四座寺庙，后周有九十州，平均每州有寺庙三百多。寺庙多，必须占用大量耕地和大量劳力，而这些都是政府税收的来源。更要命的是，寺庙占有耕地和劳力，却不用向政治交税。柴荣当皇帝，那是要花钱的，没钱谁跟你玩？钱都让和尚们捞了去，不找和尚们要钱，让柴荣喝西北风？史称周朝“久不铸钱”，根本原因还是缺少铜料。

显德二年（955年）五月，柴荣终于对佛教举起了“屠刀”。

首先，柴荣削减了寺院的数量，只保留“敕额”的寺院，凡无“敕额”者皆取缔。敕额即朝廷官方颁赐的寺院匾额，这是官方承认的合法寺院。“退寺还耕”，收回这些寺院所圈占的耕地。不过柴荣取缔了无敕额的寺庙，但还允许这些寺庙的僧尼继续住在原寺庙里，这一点非常人性化，而不是一拆了之。经过整治后，周朝的寺院只剩下二千六百九十四座，僧尼六万一千二百人。

其次，禁止有敕额的寺院在没有得到官方许可的情况下私度僧民，与政府抢夺社会劳力。与此同时，政府规定凡是想出家的年轻人，必须得到直系亲属同意其出家的书面证明。得到同意之后，必须接受严格的佛教理论考试。当时规定，和尚“念得经文一百纸，或读得经文五百纸”才能出家，尼姑必须是“念得经文七十纸，或读得经文三百纸者”。凡是没有经过考试就出家的，政府一律不承认其僧尼地位。为防止有人混入寺院，政府在每座寺院都造花名册，政府一本，祠部（属礼部）留一本，每年四月都要进行检查。册上无名的僧尼，都要强行还俗。

再次，所有寺院在五十天期限内都必须交出政府不承认的铜铸佛像器物，由政府铸钱。当然这不是政府抢劫民间财富，而会用同等价值的物品交换，不会让僧人吃亏。但如果不交者，五斤以上就要杀头。

最后，政府还禁止和尚、尼姑们进行迷信的街头表演，如“妄称变现还魂坐化、圣水圣灯妖幻”；如“舍身、烧臂、炼指、钉截手足、带铃挂灯”。柴荣向来反感这些封建迷信，一律禁止，其实这也是爱护僧尼的表现。

柴荣对佛教进行改革后，寺院逐渐回归其宗教性的本真，同时政府回收了大量土地、铜料和劳动力，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周朝的国力。

不过有些信奉佛教的大臣担心柴荣对佛不敬，会遭到佛祖现报。柴荣对大臣们说了一段非常真挚感人的话：“卿等勿以毁佛兴利，而有难色。夫佛圣人也。广其善道，以化人心，心能奉道，佛则不远。存其像也，非重佛之至也。行其道乃奉佛之深也。今兴利所以济人也。济人即佛道也。况闻大圣舍头目之喻。若朕身可济民亦将不惜也。”

柴荣心中有佛，亦有百姓，而不像有些帝王，心中只有他自己。司马光对柴荣的爱佛爱民善行大加称赞：“若周世宗，可谓仁矣，不爱其身而爱民；若周世宗，可谓明矣，不以无益废有益。”

虽然佛教界有些观点认为柴荣不敬佛，所以最后遭到了报应，实际上不过是一些人对柴荣收回寺院特殊利益的不满发泄，不足为信。否则，梁武帝萧衍舍身为佛奴，对佛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又怎么会饿死于台城？

因为周世宗“毁”佛在历史上名声太大，柴荣对佛教的礼敬反而不太为人所熟知。柴荣伐北汉时，就在团柏谷的寺院里拜谒了佛像，并赐住持僧人紫衣。显德元年（954年）九月，柴荣将潜龙宫改建成皇家禅院。齐州（今山东济南）僧人义楚向柴荣进献了佛教书籍六帖三十卷，柴荣“览而嘉之”，赏赐义楚，将书籍付藏于史馆。显德四年（957年）十月，柴荣给京城汴梁新建的四座寺院题写匾额，赐名天清寺、显静寺、显宁寺以及圣寿寺。显德五年（958年）四月，柴荣从淮南前线回京，游览泗州普光王寺，赏赐给僧人帛绢。六月，柴荣从内府仓库中拿出衣服六百件、四十万钱，由僧人出面修建寺院。

世上岂有如此“毁”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