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原来是这样——狠手辣才能成大事 ——偷驴贼王建的发迹史（上）

梁太祖朱温小时候历经灰暗，长大后偷鸡摸狗，人多厌之，但因为为人雄强，在乱世纷扰之际终能一飞冲天，建立一方霸业，堪称五代第一“无赖枭雄”。

那么十国的第一“无赖枭雄”是谁？答案基本没有争议——前蜀高祖王建，一个几乎是十国版朱温的一代枭雄。

要说出身，王建和朱温略相似。朱温是乡村清贫知识分子的儿子，王建则是一个地道的乡间土棍。但有一点朱温要比王建好，就是朱温偷东西。众所周知，朱温偷锅，但那是因为钱都赌光了，为了筹集赌资才不得不当回扒手，还犯罪未遂。而王建则是职业扒窃分子，他完全就是靠偷靠摸维持生计，一天不偷，就得饿死。朱温也不是所有人都讨厌，至少刘崇母亲非常疼爱朱温；而王建则遭到了乡邻所有人的痛恨，因为王建是在绝别人家的活口。农村生产力低下，老百姓种地全靠牛和驴，牛耕地，驴拉货，可王建专砸百姓饭碗，“少无赖，以屠牛、盗驴为事”，还经常贩卖私盐，家境自然要远比连口锅都没偷成的朱温殷实。这样的缺德钱，王建赚得越多，挨骂越狠，老百姓恨恨地给王建送了一个名震古今的雅号——贼王八。

因为偷牛偷驴得罪了乡里乡亲，王建在家乡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混不下去了，干脆放弃了这行好买卖，就地参加了忠武军的武装编制，当起了大头兵，吃起了军饷。因为王建身强体壮，“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形象比猥琐的朱温惹人顺眼，再加上稍有功绩，很快就做了队将，成为一名小头目。

王建为什么要参军，史无明载，但其本意应该与朱温差不多。朱温虽然“无赖”，但善骑射，身壮如牛，又逢乱世，最适合参军，然而杀人如麻，官至诸道节度使。这是最适合朱温走的道路，王建同样如此。王建虽然有点钱，但毕竟名声不好，再加上老百姓看管牛驴较严，王建“生意”做不下去，不如参军杀人，捞军功至富贵，还有尊贵的社会身份，何乐而不为？

因为朱温出道后跟着“反贼”黄巢大杀江湖，所以朱温后来洗白了身份，依然逃不掉“黄巢余孽”的骂名。而王建则一开始就是官军身份，从来没做过“反贼”，这一点要比朱温“干净”。虽然当时的忠武军老大秦宗权后来也当了“反贼”，但那时王建早就脱离秦宗权了。

朱温发迹是因为后来反叛黄巢，王建发迹则是一开始就与黄巢作对，虽然王建只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角色。881年，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李儇逃窜到成都避难，时任忠武军节度使的秦宗权在忠义老太监杨复光的劝说下，发兵三千，派大将王淑助杨复光讨伐黄巢。杨复光在杀了“逗留不进”的王淑后，把前后所得的八千名忠武兵分成八部，又从忠武军中选拔八名牙将每人各领一部，号称忠武八都，其中一都就是王建，另外还有鹿晏弘、晋晖、韩建等著名人物。

说来非常有意思，王建和朱温的相似度极高，但二人其实是见过面的，甚至交过手。中和元年（881年）四月，杨复光带着八都与黄巢手下的头牌大将朱温在邓州大战，把朱温暴打一顿。也许彼时的朱温和王建都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们会成为各霸一方的雄主。

不过王建的起点远高于朱温，朱温本是“反贼”，幸亏认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当干娘舅才飞黄腾达；而王建的贵人则是当时行政级别最高的那个人——唐僖宗李儇。

在八都中，势力最大的是鹿晏弘，鹿某野心太大，后来扯旗单干，在河南一带烧杀抢掠。王建等人根本不服鹿晏弘，你自己玩去吧。八都中的五都——王建、韩建、晋晖、张造、李师泰各率本部人马“西奔于蜀”，投奔了李儇。李儇“得之大喜”，封五人为随驾五都，恩宠有加，甚至让大太监田令孜收下五人为养子。等到李儇返回长安时，王建恰巧跟随在李儇身边，因为汉中山路难走，半夜在荒郊野外，王建眼头非常活泛，他见皇帝没有睡的地方，直接献出自己的大腿，让小皇帝枕在自己的腿上入睡。等到李儇醒后，见王建如此忠君，备受感动，把自己平时穿的御衣穿在王建身上。

这是何等的荣耀！

后来大太监杨复恭主掌内政，而杨复恭又与田令孜不和，而王建又是田令孜的干儿子，但考虑到僖宗皇帝非常欣赏王建，不得不卖给皇帝一个面子，让王建去利州（今四川广元）当刺史。

当时的刺史权力非常大，而且手握重兵，仅次于节度使。如果不是王建巴结上了唐僖宗，是不可能得到这个肥差的。

因为西川只有两大藩镇，即剑南西川和剑南东川，所以王建得到的利州，其实就相当于朱温得到的宣武军之于中原一样。如果把蜀中等同于天下的话，利州的地位和宣武军相差无几。这个时候，王建才算真正混出头来，成为蜀中有较强实力的地方大员。利州北近汉中，南近成都，南可攻成都，北可攻汉中，是蜀中著名的战略重镇，王建得利州，对于他日后得蜀中天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时对王建来说，面临着两大选择：一是北上汉中进取关中，而且守汉中的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邀请王建去汉中，王建不敢去。二是南下成都进取两川。关中是唐王朝所在地，加上多年战乱，地瘠民贫，没有多少油水。而两川天府之资，地丰民富，是天然的割据之地。王建手下谋士周痒劝王建“唐祚将终，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公勇而有谋，得士卒心，立大功者非公而谁！然葭萌四战之地，难以久安。阆州地僻人富，杨茂实，陈（西川节度使陈敬瑄）、田（田令孜，陈敬瑄之兄）之腹心，不修职贡，若表其罪，兴兵讨之，可一战而擒也”。

王建善之，这是唐光启三年（887年）三月。

其实王建已做出入蜀争天下的选择，去抢烫手山芋一样的关中，只有傻子才会去做。

王建争夺蜀中的最关键一步是南下袭取阆州。阆州进可取成都，退可守利州，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王建凑了八千人马，甚至还有当地的“溪洞酋豪”，沿嘉陵江南下，没费什么力气就拿下了要塞阆州。

王建是有政治野心的，部将张虔裕认为“宜遣使奉表天子，仗大义以行师，蔑不济矣”。欲成大事，必须有政治上的合法名分，否则事必不成。虽然史料并无记载王建接受张虔裕建议后的效果如何，但从王建日后的成功来看，政治上的收益是非常大的。王建同时还接受了部将綦毋谏“养士爱民”的建议，为王建争取蜀中人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王建在战略上的能力非同寻常。蜀中分为西川和东川，东川为王建曾经的战友顾彦朗占据。顾彦朗善抚将士，王建如果与顾彦朗苦争，一则实力较弱未必能拿下；二则即使拿下东川也大伤元气，白白便宜了其他人。西川陈敬瑄是个草包，百无一用，类似于刘璋。所以王建舍东川不攻，直接去取西川。等到拿下西川，有了固定的根据地后，再与顾彦朗争蜀中天下。

利、阆二州皆在山南西道，王建欲得西川，必须借路东川。王建先与东川搞好关系，甚至还经常给东川送钱粮，稳住了顾彦朗，算是得到了顾彦朗的借路许可。当然，王建自然不会对顾彦朗说我先取西川再来取你项上人头，而是说我要回趟成都，去看望我“年迈多病”的“父亲”田太监，然后给陈敬瑄打长工，打消了顾彦朗的顾虑。

当得知已在蜀中打出名号的王建欲图西川，陈敬瑄吓得快尿了裤子，而陈敬瑄的亲兄长、大太监田令孜则信心满满地告诉弟弟：“王八，吾子也，彼无他肠，作贼山南，实进退无归故也。吾驰咫尺之书，可以坐置麾下。”但现实很快就嘲弄了这位曾经威赫喧天的十军阿父兼王建的干爹。

陈敬瑄拒绝王建来成都“省亲”后，王建失去了在成都通过政变夺权的机会，那就武力强占西川。王建率三千精锐穿过了东川辖境，攻克了西川境内的汉州（今四川绵竹），而绵竹正是成都的北面门户。

成都是西南名城重镇，城高粮多，易守难攻，当年刘璋如果死守成都一年，刘备进退失据，后果难以预料。王建的实力还不足以立刻拿下成都，“设梯冲攻成都”，攻了三天，大牙崩掉几颗，成都纹丝不动。王建并没有死咬住成都，而是极富战略性地先扫清西川其他州郡，让陈敬瑄在成都城中消耗粮食和士气，等拿下西川，再攻成都孤城，一战可下。但王建有一点和朱温不同，朱温用兵，多少还顾及百姓利益，而王建简直就是土匪再世，“（建）纵兵大掠（蜀中），十一州皆被其毒，民不聊生”。

王建是个乱世军阀，乱中取胜其实本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但王建的战略头脑在唐末五代确实值得大书特书。王建攻占西川的企图蜀人皆知，东川的顾彦朗会怎么想？他会坐视能力远强于陈敬瑄的王建据西川再攻东川？虽然顾彦朗与陈敬瑄久有积怨，但面对共同利益，顾、陈联手，西川东川共同用力，在两川之间来回折腾的游军王建立时就能挤成压缩饼干。王建早就考虑到这一点，早在他借路东川时，就向顾彦朗提出来顾王两家合伙攻成都然后中分西川，《新唐书·陈敬瑄传》记载：“（王建）因请兵于彦朗。”顾彦朗自然愿意，“以其弟顾彦晖为汉州刺史，发兵助建，急攻成都”，甚至还暗中向王建提供大量军资钱财。如果王建不做出这样的承诺，以他现在的实力，绝对承担不起顾、陈两家合兵的后果。

顾彦朗得到了王建给他画的半分西川的诱人大饼，自然要为王建做点什么。王建非常有政治头脑，在军事上暂时占不到陈敬瑄便宜的情况下，那就在政治上抹黑陈敬瑄。王建上表长安，“请讨敬瑄以赎（王建抄掠蜀中之）罪”；而顾彦朗也跟着起哄，“顾彦朗亦表请赦（王建）罪”，同时又请求朝廷将陈敬瑄调离西川，另择大臣主政西川，但并没有提名王建。新即位的唐昭宗李晔派宰相韦昭度入蜀取代陈敬瑄，同时又“诏东川顾彦朗与王建合势讨之（陈敬瑄）”，等于给了王建取成都的合法理由，这为王建未来的爆炸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李晔和陈敬瑄没有私怨，但却恨透了陈敬瑄的兄长田令孜，李晔宁可让王建主政西川，也要借王建之手除掉田令孜。

不过王建也知道顾彦朗是靠不住的，他一方面要攻下成都；另一方面还要提防顾彦朗下黑手。不过王建为人强枭，是蜀中人人愿意押宝的潜力股，王建驻新都时，当地大富豪何义阳等人不但把自己的私家武装交给王建，还“给其资粮”，此时已有些狼狈不堪的王建“军复振”。

王建对陈敬瑄的威胁，主要还是在政治上，王建在政治上几乎搞掉了陈敬瑄。文德元年（888年）十二月，李晔设置了永平节度使，王建任刺史，同时“削陈敬瑄官爵”，王建再次在政治上取得完胜。至于在军事上，王建几乎将陈敬瑄玩得团团转，几乎是没有什么浪费笔墨的。

王建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先占据西川再取东川，但顾彦朗急切不可下，新来的韦昭度又有皇帝支持。王建偷惯了牛，也当惯了孙子，在实力较弱的情况下，装孙子是唯一的选择。有些人失败，就是放不下所谓的面子，强充英雄好汉，结果吃了鬼头刀。王建“事昭度甚谨”，就差在韦昭度面前跳脱衣舞了。

但因为陈敬瑄善守，韦昭度打了三年，依然没有拿下成都。李晔有些沉不住气，下诏“复陈敬瑄官爵”，意欲与陈敬瑄和好，并要求王建罢兵。王建距离统治西川一步之遥，皇帝的圣旨他也可以不听！

王建当着韦昭度的面，活剐了韦昭度的亲信骆保，韦昭度知道王建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吓得立刻把军权交给王建，并让王建署理西川节度使，自己称病回朝。

当然，黑锅是由顾彦朗来背的，“建阴令东川将唐友通等擒昭度亲吏骆保于行府门，脔食之”。王建应该是暗中用重金收买了唐友通，顾彦朗并不知情。王建的戏还没有演完，韦昭度逃跑之前，王建“跪觞马前，泣拜而别”。

恶人你来做，好人我来当。

韦昭度指挥的数万大军转眼之间就成了王建的私人武装，但依然打着代天子讨伐“反贼”的旗号，政治名分最正。为了防止朝廷变脸，王建派兵扼守剑门雄关，割据朝廷方面与陈敬瑄的联系，王建就可以轻松地收拾陈敬瑄了。

王建势力在蜀中坐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无论陈敬瑄，还是杨守亮，以及东川的顾彦晖都不是王建的对手，想升官发财的都倒戈归降了王建。成都的陈敬瑄虽然还在死撑，但成都城内虚实已尽为王建所侦知，所有人都知道，王建进成都只是时间问题。

大顺二年（891年）四月，王建下达了对成都的总攻令。

陈敬瑄还在死守，而王建的干爹田令孜此时也放低了身段，不叫王建“王八吾儿”了，改称“八哥”。只是王建暂时还可以利用老太监，还以父子相称，把田令孜骗到自己营中。应该是田令孜让人捎信给城中的陈敬瑄，次日，陈敬瑄非常干脆地出城投降王建。

王建此时已对陈氏兄弟动了杀机，但为了稳定成都，王建指天画地地发誓：“太师（陈敬瑄）初心太过，致有今日相戾。即此推心，一切如旧。”王建当然不会自己动手杀人，但皇帝可以啊！

在王建彻底控制住了西川之后，二陈的人生也走到了尽头。景福二年（893年）二月，王建多次上表请李晔下诏杀陈敬瑄和田令孜。还是恶人你来做，好人我来当。

李晔没上当，他希望能留下二陈牵制王建。李晔不配合，王建也有办法杀二陈。王建再上表指责陈敬瑄谋反，还没等李晔回信，王建已经杀掉了被软禁在新津的陈敬瑄。至于田太监，“（王建）又告令孜通凤翔（割据凤翔的李茂贞）书”，把老干爹锁在牢里，孝敬三尺白绫，给老干爹送了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田令孜不是自尽，而是被扔在牢里活活饿死的。

而此时王建的政治身份是检校太傅、成都尹、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云南八国招抚使等。

此时蜀中还有东川顾彦晖割据，不过王建从来也没把顾彦晖当盘菜。顾彦朗已经病死，王建心里很清楚，吃掉顾彦晖必然会费一些力气，但也不过是早上吃掉或者是晚上吃掉的区别。唐乾宁四年（897年）十月，被王建用了近五年时间折磨得精疲力竭的顾彦晖再也撑不下去了。东川治所梓州城内，绝望的顾彦晖在醉酒后杀掉一桌子酒友，悲愤自杀，东川自然是王建的战利品。

蜀中尽为王建所得，但王建有时还是睡不踏实，因为蜀中的北面门户汉中要塞还在李茂贞手上。王建现在应该能体会到刘备无法容忍曹操控制汉中的心情，一旦有兵从汉中涉险进入两川平地，后果将不堪设想，看看刘阿斗的结局就知道了。

李茂贞实力很强，硬吃未必能啃得动，唯一的办法就是智取。唐天复二年（902年）五月，控制中原的梁王朱温与控制唐昭宗李晔的李茂贞大打出手，而李茂贞实力弱于朱温，鉴于他与王建良好的合作关系，便请王建出兵帮他打退梁兵的进攻。

王建爽快地答应了。

可还没等李茂贞夸王建够哥儿们的时候，他发现蜀军的目标根本不是梁军，而是他的汉中。等李茂贞明白过来，五万蜀军在王宗涤的率领下已攻下汉中，生擒李茂贞的山南节度使李继密。同年九月，见王建势大，李茂贞的武定节度使拓跋思恭献洋州（陕西洋县），做了王建的马仔。

几乎是转眼之间，李茂贞赖以生存的南面要塞变成了王建的北面门户。因为凤翔就在汉中北面，只要王建一捅刀子，李茂贞如坐针毡。

李茂贞大骂王建无耻下作，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出卖朋友。可李茂贞所不明白的是，利益场上哪有朋友？王建这么做，确实缺德带冒烟，但王建为人天下皆知，李茂贞并非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主动引狼入室，又能怪谁呢？

王建是靠出卖朋友获得利益的，固然让人不齿，但在乱世中生存，但凡讲仁义礼智信的，往往都没有好下场。像王建这样缺德带冒烟的，往往能成就大事。

心狠手辣，王建觉得理所应当。

薛居正评价王建“雄猜多机略、意常难测”。想在乱世中谋生存，就得有点手段。你不吃人，人必吃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