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原来是这样——英雄敌不过天意 ——漫谈周世宗柴荣之城建、治河篇

前面在《旰食宵夜，礼贤从谏——明君石敬瑭》中提到过，石敬瑭把国都从洛阳迁往汴梁，正式拉开了汴梁城作为中原政治中心长达二百年的序幕。但石敬瑭时期的汴梁城，非常得狭小拥挤，还不能算是国际一线大城市。而真正让汴梁城飞上枝头做凤凰、成为东方世界中心的，还是几乎无所不能的柴荣。虽然宋朝历代诸帝都曾经扩修过汴梁城，但他们只是修修补补，柴荣则真正奠定了北宋二百年繁荣汴梁城的基石。

柴荣认为他接手的汴梁城，“人物喧阗，闾巷隘狭，雨雪则有泥泞之患，风旱则多火烛之忧。每遇炎热相蒸，易生疾沴”，城市狭小拥堵，一旦发生重大灾情，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而为了避免天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建城市，把人口稀释在巨大的地理空间中。

显德二年（955年）四月十七日，柴荣对外颁布《京城别筑罗城诏》，正式拉开了扩建汴梁城的大幕。这道诏书具体讲述了扩建汴梁的原因：“东京华夷臻奏，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隘，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亿兆无穷，僦赁之资，添增不定，贫阙之户，供办实艰。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

不过当时并没有动土，原因有两点：一是此时是农忙时节，柴荣不想耽误农民务农，想等到农闲时再动土；二是城外还有很多百姓祖坟，需要给百姓时间迁坟，但条件是新坟要迁到距离新城以外七里。

特别是迁坟问题曾经遭到了很大非议，有人认为柴荣太不近人情，甚至骂柴荣无道。柴荣知道后，对大臣们感慨地说：“朕岂不知修城死人、活人都要受影响，但尔等谁又能理解朕的苦衷？有些人骂朕，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

显德三年（956年）正月初四，农闲时节，柴荣一打南唐之前，正式下达了扩建令，“发开封府、曹、滑、郑州之民十余万筑大梁外城”。京城都巡检韩通出任新城区建设总指挥，左龙武统军薛可信、右卫上将军史佺、右监门卫上将军盖万、右羽林将军康彦环分督四面。

十几万人的日夜辛劳没有白费，一座雄伟的汴梁新城骄傲地伫立在黄河南岸的中原大地上。

汴梁新城区的面积非常大，比旧城面积大了四倍，面积二十五平方公里，周长“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即周长二十二公里，比旧城周长扩大了四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座新皇都不仅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还有非同寻常的军事意义。根据清朝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柴荣用虎牢关的土奠基汴梁新城，“坚密如铁”，蒙金大战中，蒙古大将速不台攻打汴梁，“用炮石昼夜击之，不能坏，乃因外壕筑城，围百五十里，昼夜攻击，竟不能拔按”。坚固的汴梁城，对后来北宋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金人攻汴极为艰苦，这未始不是柴荣之功。而北宋之亡，是亡于北宋主赵佶的昏庸无道。

柴荣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几乎百年不用修缮的坚固城池，而下一次大规模扩建汴梁，则是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古代建筑水平较低，而一座城市建筑使用六十年没有大修，说明柴荣主建的这座开封新城是一座负责任的良心工程。

一座新城是不是良心工程，一则看它的建筑质量，二则看是否照顾到了普通百姓的利益。在第二点上，柴荣做得非常好，他从来也没有忘记百姓的利益。

在新城刚扩建时，柴荣就宣布除了官方征用的用来盖房子的土地外，其他土地任由百姓们建房，政府绝不强拆。再者，新城只是面积扩大了，但城中的街道布局并没有大的变动，依然狭窄，而且道路弯曲如盘山道，不利于百姓安居和交通出行。柴荣再出大手笔，把这些盘山道全部拆掉，改成宽阔的直道，分为二十五步、三十步、五十步三种标准的直道。街道扩宽了，但路两边却光秃秃的，影响城市美观。柴荣下令让百姓在街道两旁种树植花，甚至还可以挖水井，搭凉棚，留作夏日避暑之用。

说到汴梁城扩建工程，就不能不提宋朝以汴梁为中心繁荣至极的市民商业文化。很多观点都认为宋朝是中国市民商业文化的起点，实际并非如此，早在唐朝安史之乱后，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市民商业文化。宋朝流行的酒肆文化、庙会游街，在唐末五代就已流行，只不过发展到宋朝集大成而已，并非宋朝一代之功。甚至宋朝酒楼流行的城面装饰，都是上承后周时的商业发展。“如酒肆门首，排设杈子及栀子灯等，盖因五代时郭高祖（郭威）游幸汴京，茶楼酒肆俱如此装饰，故今店家仿效成俗也。”

说完了城建，再来说说柴荣在治理水患上的突出成就。

而历代治理河患，其实主要都是指治理黄河，黄河水患向来是困扰历届政府的大问题，柴荣也不例外。

黄河水患，主要是黄河中的积沙太多，从黄土高原东下时，卷杂着大量的泥沙，等流到河南、山东的平原地带时，河床上的积沙越积越多，最终导致黄河水位上涨而决口。

隋唐五代时期是黄河水患的爆发期，特别是五代。隋唐五代都有黄河决口四十三次，存在三十八年的隋朝决口四次，存在二百八十九年的唐朝决口二十一次，而存在仅仅五十三年的五代则决口十八次，平均三年决口一次，这个比例是非常恐怖的。而到了周朝显德元年（954年）下半年，黄河在杨刘镇（今山东东阿以北六十里）至博州一百多里河段爆发规模空前的洪灾。因为这里是平原，黄河在杨刘决口之前，卷杂着泥沙冲袭千里平原，淹没了齐、棣、淄、郓、青等州，夺路东奔入海。这场洪灾“澨坏民庐舍，占民良田，殆不可胜计”。

刚刚继位不久的柴荣在第一时间就派人去善后杨刘洪灾，但效果均不太理想。柴荣向来注视百姓安危，他派宰相李榖去灾区善后。李榖是一代横平天下的名臣，同时也是治河名吏，在李榖主持下，政府征募了六万民工，不分昼夜地固堤堵漏。用时一个月，不知道付出了多少辛勤的汗水，终于修固了黄河堤坝。

基本上稳定了黄河水患，柴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汴河动大手术。

其实汴河治理和修建汴梁新城是一个配套工程。柴荣扩建汴梁城的目的是要把汴梁打造成天下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而当时汴河久塞不通，不利于大型船只来到汴梁进行贸易，所以欲扩建汴梁，必浚通汴河。

汴河就是那条由隋炀帝杨广修建的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著名人工河流，起于黄河汴口，于泗州入淮河。汴河最大的意义就是商品流通，江南货物通过汴河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黄河流域的两京长安与洛阳，保证了朝廷的正常运转。但到了唐末大乱，淮南王杨行密为了阻止朱温南下，刻意堵塞了汴河，结果汴河流域都成了泥沼地，“唐末杨氏据淮甸，自埇桥（今安徽宿州埇桥）东南决汴，汇为污泽”。

从唐末到周朝，历经六十余年，汴河淤泥越积越厚，完全不利于航行。而且当时柴荣正三打南唐，如果从汴河运输物资要比陆运更快，所以浚通汴河成了当时的重中之重。

显德二年（955年）十月，柴荣命驻徐州的武宁节度使武行德发动当地民工，在汴河埇桥至泗上的旧河道上进行清淤。不过当时就有反对声音，但柴荣坚持自己的判断，他告诉反对者：给朕两三年，朕让你看到一条千帆竞发的新汴河。

显德五年三月，柴荣再次征调民工浚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从这一年开始，长江流域的大型船只可以通过淮河转入汴河直抵汴梁，真正实现了南北河道大动脉的畅通。后来柴荣又在汴梁城东郊修建了一条起于汴梁，终于蔡河的人工河道，彻底打通了河南地区的漕运通道。

浚通汴河的成效如何，一贯反柴荣的北宋享受型和尚文莹在《玉壶清话》中有详细记载：“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北宋仁宗时期）楼尚存。”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城之所以繁荣甲天下，根本原因就是柴荣的扩建汴梁城，以及浚通汴河，这份功劳是属于柴荣的，北宋帝王只是坐收渔利。

河南地区的水运交通网建成之后，柴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打通河南与山东的水路运输线，降低两地贸易往来的运输成本。

显德四年五月二十七日，柴荣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疏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其实就是挖一条人工运河，直达山东境内的黄河，而这条人工河，就是著名的五丈河。五丈河的开通，极大便利了山东与河南的贸易交往，“至是齐鲁之舟楫亦达于京师矣。万世之利，其斯之谓乎！”

至此，周朝境内的水路运输网已经基本建成，但如果没有与时俱进的航运新政，也会打击商业领域的信心。所以柴荣在通河之后，紧接着就出台了各项有利于航运的新政策。

从外地经河道运送物资抵达汴梁，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物资漏损的情况，这在官方文件上称为“斗耗”。五代后汉以前，历代政府都允许“斗耗”的存在，但后汉为了搂钱，废除了“斗耗”，规定一文钱的斗耗都不允许存在，从甲地运出多少，到了汴梁就必须是多少。否则严厉处罚相关人员，以及强令甲地官府补偿所谓的斗耗漏损。“亡身破家，不可胜计。”

柴荣非常反感后汉政权几乎是毁灭性的经济政策，他在显德二年与大臣们议事时就提到斗耗问题。“仓廪所纳新物，尚破省耗，况水路所般，岂无损失，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即地方上所运货物中，每一石可以有一斗的损耗率。

与民无争，柴荣说得出，也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