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原来是这样——禅让还是夺权？（下）

先来看看伯益。

当初伯益与后稷被派去协助大禹治水，治水功毕，大禹没有忘记在帝舜面前提起伯益与后稷两人的功劳。这无疑拉近了他与伯益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治水的事业，让伯益认识到了大禹是一个非凡的人物，他的行为无可非议，能力不容质疑，品格高尚，舍己为公。

在《尚书·大禹谟》中，有一段伯益对帝舜说的话，必须引起关注：“戒哉！儆（jǐng）戒无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这是告诫帝舜的话，意思是说，您要小心啊，不要丧失法度，不要耽于游逸，不要沉溺于淫乐。这话听起来奇怪，让我们隐隐地察觉到伯益对帝舜有所不满，或许是此时的帝舜已经有“失法度”、“游于逸”、“淫于乐”的苗头。

我们接着看，伯益又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疑谋勿成，百志惟罔违道以干百姓之誉，罔咈（fú，意为违逆）百姓以从己之欲。”就是说，不要违背常道来求得百姓的赞誉，不要违背民众来顺从自己的私欲。虽然这是劝谏之词，可是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任贤勿贰”，似乎暗指舜对禹的态度，当时禹就是天下最贤之人。

我估计，此时伯益对帝舜的所作所为已有微言，这令他与禹走得更近。

再来看看皋陶。

皋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甚至被后人与尧、舜、禹并列为“四圣”。舜称帝后，便把皋陶提拔为刑狱之官，掌握司法大权，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我们从《尚书》中可以看出，皋陶对大禹是十分赏识的，有好感。在《益稷》篇中，帝舜让大禹说说治水的经过，大禹简要地说自己怎么勘察山林，怎么疏通河道，怎么开通沟渠，怎么安抚百姓。皋陶听后十分感动，说道：“师汝昌言。”就是说，你所说的对我很有帮助，我得向你学习，以你为师。

另外还有一篇《皋陶谟》，整篇都是大禹与皋陶的对话。这篇对话意义重大，有一些细节仍然要引起关注。禹和皋陶在讨论古代之美德时，皋陶说了几点后，补充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便接着说：“要是这样子的话，帝舜也难做到啊。知人善任才算明智，这样做才能任用合适的官员。能安抚民众才算是仁慈，这样做民众都会怀念他。倘若能做到明智与仁慈，怎么会担心兜呢？何必流放三苗呢？又何必害怕巧言令色的奸佞呢？”

禹能够跟皋陶说这些，证明此时两人的关系已经不同一般了，非常亲密。值得注意的是，大禹的话锋直指帝舜。首先，大禹认为帝舜没做到“知人”、“安民”这两点；其次，他委婉地批评舜流放兜、流放三苗的做法。要知道，铲除“四凶”一直被认为是帝舜的一大功绩，“四凶”中就包括禹的父亲鲧。最后，我们要认真研究大禹的言外之意，在他看来，流放兜、三苗这两件事，舜都是做得不对，因为他不够明智与仁慈。禹为什么偏偏没有提及自己父亲鲧以及共工呢？鲧与共工都是被处死的，既然流放都是错的，那么处死就更不必提了。

可见大禹对父亲被杀一事，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虽然皋陶并没有对大禹的说法做出回应，但可以料想是默认了，心照不宣。

我怀疑大禹与皋陶、伯益之间，有秘密的约定。根据史料记载，大禹到晚年时，原本想让皋陶继承帝位，但皋陶比大禹死得早，这件事就作罢了，后来伯益便成了帝位的接班人。这种安排，会不会是事先的约定呢？正如韩非子所说的“禹逼舜”，要逼帝舜退位，不是大禹一个人能做得到的，没有皋陶、伯益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作为对皋陶与伯益的回报，大禹同意以后由两人继承帝位，真相会是这样吗？我不知道，但我把怀疑说出来让大家参考。

如果大禹真的是逼舜帝退位，他有下手的机会吗？

有的。

我认为三苗之变是大禹夺位的最佳机会。

三苗部落是当初反对舜称帝的四股力量之一，在鲧、兜、共工被铲除后，三苗部落被迫迁移，但他们对帝舜政府向来是不服从的。三苗部落是从九黎部落中分离出来的，前文说过，九黎部落曾经叛乱，遭到颛顼大帝的镇压。颛顼大帝试图从宗教思想入手，破除九黎部落的巫神思想，开展轰轰烈烈的“绝地天通”运动（详见前文）。到了帝尧时代，三苗部落的巫术又死灰复燃，与中原的宗教思想大相径庭，正因为有这种宗教思想支撑，三苗成为难以控制的一个部落。

大禹倘若想发动政变，从帝舜手中夺权，首先必须要掌握兵权。讨伐三苗，是掌握兵权的绝好时机。从《尚书·益稷》篇中可以看出，正是大禹向帝舜提出了三苗问题，引发了讨伐三苗之战。他对帝舜说：“苗顽弗即工，帝其念哉。”大意是说，三苗不服从统治，帝舜您得关注这件事。

起初帝舜并没有出兵讨伐三苗的念头，他只想使用思想武器，就是以德服人，用中原文明去教化蛮族，像颛顼大帝那样发动一场“绝地天通”的思想改造。

事实证明，要用思想武器征服三苗，实在不容易。

为了除去心腹之患，帝舜最后决定动用武力。大禹被任命为远征军统帅，这个职位的得来，恐怕是动用了各种关系。帝舜下达命令：“禹，那些三苗部众不服从我们，你前去征伐吧。”

大禹集合军队后，发布了一道命令：“济济有众，咸听朕命。”注意哦，这里的“朕”字并不是天子自谓，直到秦始皇以后，“朕”才成为皇帝专用称谓，先秦时代这个字只是第一人称“我”。大禹掌握兵权之后，便强调“咸听朕命”，你们所有的将士，都得听我的命令。誓师之后，大禹的军队浩浩荡荡地开往前线。

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战事没有什么进展，令人怀疑大禹是按兵不动，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打着讨伐三苗的幌子，实际上却是想发动政变。

他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伯益。

伯益出现了，他被帝舜派去协助大禹。伯益说了一番话：“只有德行才能感动上天，无论多远都能归服。谦受益，满招损。天子以前在历山耕作时，日夜向上天哭泣，对于父母的恶行，自己充满内疚。每当见到父亲瞽叟时，总是敬重而庄严，后来终于感化了父亲。至诚之心都可以感动神灵，何况是三苗呢？”

这句话，实在暗藏玄机。

大家想想，大禹刚刚出兵，伯益就说对付三苗无须用兵，用德行就可以感动他们前来归附。于是乎便发生了一个荒诞而又离奇的故事。

帝舜对自己的德行向来十分得意，不管这种德行是修炼出来的，还是装出来的。他听了伯益的话，当然十分认同。要怎么用德行感化三苗呢？于是便有了一个十分滑稽的表演，叫“舞干羽于两阶”，干和羽都是舞蹈器具，文舞执羽，武舞执干。打仗不成，用舞蹈来征服敌人，而且不是在敌人面前跳舞，不是在敌人的地盘上跳舞，不是在前线跳舞，而是在自己的宫廷里跳舞。跳舞能征服敌人吗？这是骗三岁小孩儿的故事嘛，您还别说，“七旬，有苗格”，大约过了七十天，三苗就前来投降了。

在宫中台阶上一跳舞，敌人就来投降了。

这真是神了，奇了。

举诸世界古往今来之历史，恐怕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了。

可是这种谎言竟然欺骗了中国人好几千年，不也是一种悲哀吗？

那么我们能从历史的迷雾中找出真相吗？在“舞干羽于两阶”的那七十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大禹班师回朝了。

作为一个坚韧不拔的人，治水十三年从不言放弃，讨伐三苗仅仅三十天就放弃了，这不是大禹的性格。大禹打着讨伐三苗的幌子，其实根本一箭未发，他按兵不动，只是等待伯益的消息。当伯益带来消息，帝舜要取消对三苗的武力讨伐，改用“以德服人”的方法，大禹听罢后一定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第一，他借讨伐三苗之名，控制了军队；第二，伯益已说服帝舜放弃武力征服，他又可以名正言顺地班师回朝。

如果要搞一场政变，有比这个更好的机会吗？

在古代各种史料中，并没有把大禹继承帝位与三苗战争联系在一起，可是我认为两者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尚书》中的《大禹谟》，这篇文章时间顺序很清楚，从帝舜任用大禹一直写到帝舜把帝位禅让给大禹。帝舜给禹的最后指令就是征伐三苗，可见三苗战争与帝舜退位发生在同一年。更奇怪的是，依《大禹谟》的说法，舜是先把帝位让给禹，然后再命令禹去讨伐三苗。把帝位让给禹，禹就是天子，何以舜还能命令他呢？这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漏洞。

最可能的解释是：帝舜命令大禹讨伐三苗时，确实还是天子，等到三苗归服时，他的帝位已经被大禹取代了。

在古代正统史学中，都盛赞舜把帝位“禅让”给禹的美德，并当作古代“任人唯贤”的美德。至于韩非子所说的“禹逼舜”的观点，显得十分没市场。我倾向于后一种说法，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探索历史真相。

如果“禹逼舜”是历史真实，有两个疑问必须解释：第一，大禹是如何夺权的？第二， 三苗何以会归服？

通过《大禹谟》一文，明确了三苗战争与大禹登位时间点一致后，可以判断大禹之所以能成功夺权，是因为有军队作为后盾。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讨伐三苗战争中不卖力，他的目标根本不是三苗，而是帝位。在夺位过程中，伯益显然是个重要人物，正是他的提议，才让帝舜收回武力征服三苗的决定。大禹名正言顺地班师回朝，在帝舜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一举发动政变，将他拉下宝座。

由此我们可以解答第二个问题，即三苗为何会归服。我们不要再相信“舞干羽”的谎言了，单靠跳舞是不可能征服敌人的，何况跳舞时还没有邀请三苗之君前来观赏。三苗归服的真正原因，是帝舜的下台。当初三苗反对舜继承帝位，遭到镇压与迁徙流放，因而一直顽强地反对帝舜，成为帝舜时代的一大隐患。在禹和舜之间，无疑三苗是倾向禹的，因为禹的父亲也是舜的反对派，当年也可以算是同一条阵线。如今禹把舜拉下台，不仅报了杀父之仇，也帮三苗复仇了。这才是三苗归服的真正原因！

“禅让”不过是传说罢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说呢？首先，舜与禹都采取这种夺权模式，这与后世王莽、曹丕、赵匡胤取得政权的模式并无不同。只是舜、禹时代久远，历史记录简单，孔孟时代看舜禹，与我们看唐朝一样久远。后世儒者之所以相信有“禅让”的传说，不过是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罢了，他们宁可相信有这么个乌托邦存在，只要它存在，就可以超越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寄予信心。

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既然大禹逼舜退位，他为什么没有为父亲平反呢？为什么还要留下歌颂舜的文章呢？因为他不得不如此。他必须承认舜的美德，这才能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要是公开谴责舜是错误的、不义的，那么禹从舜那里得来的权力也将是不合法的，他就必须把权力交还给帝尧的儿子。只有把舜捧得高高的，所谓的“禅让”才是权力合法化的来源。

《尚书》所写的是政治，而不是历史真相。我不敢说自己复原了历史真相，但愿意把自己的思考、分析、判断与大家分享，至少我们可以从古书的细节之处，重新审视历史。但凡不合情理之处，一定要深思，就像“瞽叟杀舜”、“舞干羽”而服三苗这种很不合情理的事情，背后可能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