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原来是这样——禅让还是夺权？（上）

禹是鲧的儿子，后世尊称为“大禹”，意为“伟大的禹”。禹的伟大，在于治水之功。我们前面说过，面对自然界的洪水灾害，帝尧时代几乎束手无策。鲧用堵的办法，就是修水堤防洪水，可是在惊涛骇浪的威力下，收效甚微。

后来鲧由于反对舜称帝，被舜所诛杀，他的儿子禹成为部落的新首领。这时禹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帝舜是他的杀父仇人，另一方面这位强有力的天子又急需拉拢他。在这种情况下，禹要做何选择呢？他是同父亲一样，与舜战斗到底呢？还是屈服于舜的政权呢？禹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接受了舜的招抚，与中央政府和解。这一定是个艰难的选择，但禹深知自己不是舜的对手，无法与他抗衡，唯有隐忍才是上策。

舜真的对禹那么放心吗？

显然不是。

舜是很有心机的人，表面上拉拢禹，实则想找机会除掉禹。“大禹治水”背后，可能就是一个政治阴谋。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的一段话：“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从这里可以看出，舜在杀了鲧之后，对外宣称鲧的罪名是“治水无状”。这是一个十分牵强的理由，治水治不好就要杀头，谁还敢去治水呢？可是舜偏偏要让禹去治水，这不明摆着要借刀杀人吗？只要到时禹治水无功，照样扣上一个“治水无状”的罪名，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吗？

再来看看《尚书》的记录。

帝舜给禹下达了一个命令：“你去平定水土吧，要好好干啊。”

注意禹的回答，他没有答应，而是当即婉言拒绝道：“这件事还是交给契、伯益、皋陶等人吧。”为什么禹要拒绝？他看得太明白了，这是明摆着在我脖子上套上绳索，洪水那么好治理吗，搞不好脑袋搬家还要遗臭万年。

帝舜当然不同意了，一句话顶了回去：“还是你去完成这个任务吧。”

看来是没得商量了。治水这件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要失败，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禹只能背水一战了。

要怎么样才能彻底解决水患呢？

禹认真地研究了父亲鲧治水失败的经验，认定用堵的办法是行不通的，这是因为当时的工具太有限了，没有钢筋混凝土，堤坝建成后，还是松松垮垮的，根本无法抵御洪水的冲击。要怎么办呢？既然用堵的办法不行，就用疏导的办法，把洪水分流，分流到水少的区域。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工具那么简陋的年代，要人工疏通河道，谈何容易！

再难也得去做，因为禹别无选择。

要怎么开始呢？首先要测量地形高低。因为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要是新开挖的河道比原河道还要高，洪水是无法流出去的。疏导洪水后，会不会殃及疏导区的居民呢？这也要有测量的数据才行。因此禹带着一批人，翻山越岭，拿着简单的测量工具，在山川地带测地形的高低，立起一根根标杆，计算从哪里开挖水道最合适。这个工程量极其巨大，不要说古代，就是到今天，也算得上是巨大的工程。

由于责任重大，禹做事都是亲力亲为，他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在平地他乘马车；遇河流则搭船；在沼泽地带用橇拉；在陡峭的山地则穿上特制的鞋，这种鞋上山时前齿短后齿长，下山则前齿长后齿短。勘测完毕后，便是大规模的治水，整个治水过程共耗费了十三年，范围遍及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当然，当时还没这些地名。其间开挖了许多水道与陆路，长年以来危害百姓的洪水灾害终于得到了抑制。

在这里，我不得不佩服先人的勇敢与坚强，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能做出如此伟大的事业，大禹不愧是“伟大的禹”。他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的治水功绩不仅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版图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大禹治水之前，中国的版图其实很模糊，当时也没有什么国界的概念。大禹治水，开水道、陆路，凡此开拓过之地，实际上都成为帝国版图之地，国家的概念更加明确了，难怪乎到了大禹的儿子时，一个崭新的国家形成了。

帝舜派禹去治水，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但是禹以自己的大智大勇化解了危机。根据史书的记载，大禹治水时，帝舜派了两个人去协助，一个是伯益，一个是后稷。我的看法是，这两个人是帝舜派去监督禹的，就是两个密探，任务就是要抓住禹的小尾巴。可是禹何尝不知道自己的险境，他表现得小心翼翼，无懈可击。

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所谓“三过家门”，是孟子的说法。《孟子》的原文是这样的：“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三过其门，不是说有三次路过家门，而是指多次。

为什么三过家门而不入呢？这个故事一直被后人所称道，认为大禹是大公忘私。可是我在这里要提出怀疑，路过家时进去看看老婆孩子，怎么就成了“有私”呢？这会影响到工作吗？就算有影响，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吧。这个故事与瞽叟杀舜的故事一样，很不合常理，背后肯定还有不为人所知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司马迁的《史记》是怎么写的：“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这里注意一个细节，孟子写的是“三过其门而不入”，司马迁写的是“过家门不敢入”。

“不入”与“不敢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达。“不入”是我不进去，可能我很忙，我责任重大，所以我不进去了。“不敢入”是我想进去，可是我害怕，不敢进去。那么禹害怕什么呢？司马迁写了，“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原来他心里念叨着帝舜以“治水无状”为罪名杀了父亲鲧，他害怕自己要是也无功，免不了也遭到杀害的命运，所以“劳身焦思”，脑袋上面挂着一把斧头，所以他经过家门时不敢进去。

可是我要说，司马迁仍然没写到点子上。

禹不敢进家门是对的，但并不完全是司马迁所说的原因，还因为身边有两个帝舜安插的密探，时刻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两个人，就是伯益与后稷。后稷曾帮助帝舜囚禁帝尧的儿子丹朱，很明显是帝舜的亲信。伯益的政治立场相对中立，不过他也是被帝舜提拔起来的人。帝舜以协助治水为名，把伯益、后稷安插在禹身边，就是要监视他。

禹是一个十分明智、冷静的人，岂能不意识到自己周围杀机四伏呢？他绝不能让人抓住任何把柄，因此他在个人生活上，极其低调，近乎苛刻。

不与亲人联系，乃是保护自己的最好办法。

说到禹的故事时，我经常想到刘秀的故事，两者确有一些共同点。刘秀的哥哥刘也是死于政治斗争，被皇帝给杀了。当时，刘秀正是取得昆阳大捷的伟大胜利之时，可是他回到朝廷后，不为哥哥辩护，不述自己的功劳，关起门来，不见任何人，以求自保。刘秀的隐忍与禹是相类似的，禹也是如此，为了不让别人抓住把柄，他宁可不与亲人见面，做的事全是公事，没有一点私事，只有这样，才能让帝舜放心。

我这个说法，与正统史学的说法又完全不同，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我们应当从细节处去读史，读出文字的言外之意。

请看《尚书》中的《益稷》一篇的一段对话，是舜与禹的对话，原文不太好懂，我用白话文转述。

帝舜说：“禹啊，你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丹朱这个人，游手好闲，放纵淫逸，既骄傲又耽于嬉乐，整天只知道跟人家争吵，无事生非。他还在家里与人淫乱，所以我惩罚他是应该的，也剥夺了他的继承权。”

在这里，帝舜既是为自己流放丹朱做辩护，同时也可视为威胁禹的话，说明自己手中握有生杀大权。禹是怎么回答的呢？

禹说：“我娶了涂山氏的女儿为妻，结婚只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儿子启生下来后，呱呱大哭时，我都没有照顾过他，全身心地想着治水的事情。”

谨慎是对的。

我们从帝舜的话里，着实看不出丹朱到底犯了什么罪，只是公子哥生活比较悠闲自在罢了。治水治不好是罪，游手好闲也是罪，大禹非但要治好水，而且不能有丝毫享受嬉乐，否则他的下场就与鲧、丹朱一样。若是禹没事往家里跑，岂非被扣上“耽于嬉乐”的帽子吗？所以他“过家门而不敢入”，明哲保身。不仅如此，《史记》说他“薄衣食”、“卑宫室”，吃的穿的都很简单，住的也很简陋。我们当然可以说禹是“大公无私”，但这“大公无私”的背后，是为了保全自己，任你派多少人来监视，也抓不到我任何把柄。

美国当代思想家尼尔·沃尔什曾有一段关于历史的精辟说法：“你们教的根本不是历史，而是政治。历史本应对真正发生的事，做充分而精确的记载。政治却从来不关乎真正发生的事。政治总是关于所发生的事的某某人的观点。历史揭示事实，政治则将之正当化。历史揭发、说明一切；政治则掩盖，只说一面之词。”这段话说得非常好，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的历史。古文献的记录，并非真正的历史，而是变形后的政治。从理论上说，我们完全不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们不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判断，离真相稍稍近些。

前面我曾引述韩非子的话：“舜逼尧，禹逼舜。”关于“舜逼尧”的说法，有《竹书纪年》可以佐证，但关于“禹逼舜”的说法，《竹书纪年》上也找不到证据。那么舜真的是把帝位禅让给了禹吗？

如果“舜逼尧”的说法为真，那么“禹逼舜”的说法应该也是真的。我们试想一下，舜为了得到帝位，囚禁尧、流放丹朱、镇压了所谓的“四凶”之乱，这个政权的得来，是充满阴谋与诡计的，难以想象舜会把辛辛苦苦得来的权力拱手让出，而且还是让给被自己杀死的政敌的儿子。

倘若如此，为何古文献中除了韩非子的这句话之外，就没有其他资料的佐证呢？我想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禹取代舜是比较顺利的，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禹的政变，很可能是与舜达成了某种协议，即保留舜的声名，让他以“禅让”的方式体面地下台。或者我们可以说，禹导演了一幕“光荣革命”。

为什么禹可以化被动为主动，反败为胜呢？

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是舜后期生活比较腐化。

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舜早年生活艰辛，登上帝位后，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很难保有早年勤俭的生活方式。在魏晋时，有一个名为皇甫谧的人写了一本《高士传》，收罗古代贤人的事迹，其中讲到虞舜时代的一个名为善卷的贤士，善卷曾对舜这样说过：“昔唐氏（指尧）之有天下也，不教而民从，不赏而民劝，民不知怨，亦不知喜。今子（指舜）盛为衣裳之服，以炫民目，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由此生矣！”

参照《尚书》，皇甫谧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舜是“礼法”的创造者，他规定了五等礼法，强化了等级秩序。礼法是与财富挂钩的，等级高的诸侯，献上的礼就要重一些，等级低的则轻一些。同理可知，等级高的人，享用的东西就要多一些，而等级低的人，享用的东西就要少一些。作为天子，舜肯定比尧要奢华，在他看来，这种奢华不仅是为了满足欲望，更是体现权威必不可少的象征。比如说舜所穿的衣服，上面要绘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下面要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fǔ）、黻（fú）、（chī）等图案，以此来强调自己尊贵的地位。

与此同时，禹的声名却是如日中天。治水的伟大功绩，造福于万千百姓，这无疑令禹拥有了别人不可企及的声望。同时他在品行上几乎无可指摘，穿简陋的衣服，吃简单的饭菜，住破房子，三过家门而不入，结婚四天就离家去治水，儿子出生他也顾不上看一眼。帝舜不得不称赞他：“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大禹谟》）

光有声望可不够，光有百姓的支持可不够，倘若禹要逼舜退位，一定要有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帝舜时代最重要的几个人物，除了大禹之外，便是后稷、皋陶、伯益三人。这三人在帝尧时代便被任用，在位时间长，权势不可小觑。帝舜政变，后稷是有份的，他把帝尧的儿子丹朱给流放了，可以算得上是舜的亲信。这三个人里，后稷是死得最早的，剩下皋陶与伯益，这两人是大禹必须争取的关键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