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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原来是这样——贤相还是叛臣?

历史大观园 还原历史 2020-06-21 14:26:54 0

商汤以武力推翻夏桀,成为新帝国的天子,可是在他内心深处,却有着某种不安。为什么不安呢?马上能得天下,马下未必能治天下。

以前商汤能打败夏桀,是因为夏桀得罪诸侯,所以诸侯们愿意站在商汤这一边,对抗天子。如今夏桀已经倒台,共同的敌人已经不存在了,商汤成了天子,他与诸侯的军事联盟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如何维持与诸侯的关系呢?

我们来看看一篇商汤的重要讲话。

这篇重要讲话名为《汤浩》,可是史料又跟我们开了个大玩笑,竟然出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这足以让我们相信所谓的史料是何等的不可靠。但我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抛开史料,那历史就成为一张白纸了。因此,明知史料不可靠,我们还是要勉强参考,并从中找出更合乎真相的一面。

《汤浩》是商汤征夏成功后,回到亳都所发表的一篇诰文。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中是怎么写的:

“三月,王亲自到了东郊,向各诸侯国君宣布:‘你们不能不为民众谋立功业,要勤于政事,否则,我要对你们严厉惩罚,你们可不要怪罪我。以前大禹、皋陶长期奔劳在外,为民众建功立业,民众才得以安居乐业。那时他们治理了长江、济水、黄河、淮河的水患,百姓才有了安居的场所。后稷教导大家播种五谷,民众得以种植各种庄稼。这三位伟人都有功于人民,所以他们的后代都能立国。与此相反,蚩尤和他的大臣们扰乱百姓,上帝也不赐福予他们。你们得用先王的教导来勉励自己。倘若谁违背了道义,就不允许回国继续当诸侯,到时你们可不要埋怨我。’”

在这篇诰文中,商汤的语气是严厉的,天子是有无上权威的。可是其真实性却颇令人怀疑,商汤的中央政府真的那么有权柄吗?

这点很难想象,不要忘了他之所以能打败夏桀,靠的就是诸侯的力量,刚刚班师回朝,他就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吗?

那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版本,《尚书》中的《汤诰》,这里我只节录一部分,大意如下:

“上天护佑民众,罪人夏桀终于被放逐。天命是不会有差错的,它让人类像草木一样得以繁衍,又让我得以安邦定国。只是我实在不知道有没有得罪天地神灵的地方,我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凡是在我帝国统治的范围内,不能没有法度,不可傲慢放纵,你们要各自遵守你们的典章律法,这样才能接受上天的恩赐。你们要是做了善事,我不敢掩盖隐瞒;要是我犯了过错,我也不敢宽赦自己。这一切上帝都会看得清清楚楚的。要是诸侯们犯了过错,那就是我一人的过错;要是我一个人犯了过错,绝不会推卸责任给各诸侯。呜呼!如果能做到至诚,大概可以善始善终吧。”

注意对比一下这两个版本,会发现存在重大的不同。

在第一个版本里,商汤威风凛凛,很有天子气派。他警告诸侯,你们要不好好干活,我就要惩罚你们。可是在第二个版本里,就完全不同了,虽然商汤对诸侯们提出一些要求,但没有一个字说到惩罚,反倒是非常客气,你们有过错算我的,我有过错不推给你们。

那么哪个版本更符合真实情况呢?

我认为是第二个版本。

商汤虽然成为新帝国的天子,可是他对诸侯仍然没有真正的控制力,这与后世的皇帝是不同的。这是现实造成的。商汤是一个军事天才,生平十一征全无败绩。不过我们也要看清一个事实:商汤所打击的对象,除了夏桀之外,只有寥寥几个诸侯。而当时天下有多少诸侯(或部落)呢?估计有数千个之多。

没有用武力征服这些诸侯国,就谈不上拥有真正的无上权威。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拿后世的例子来对比,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开

始出现。之后的各个朝代,无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全中国,也唯有如此,才有皇帝的无上权威。在夏、商、周诸代,帝王根本不可能真正统治所有诸侯,这是读史者所应注意的一点。

《尚书》的记录显然比《史记》更为可信,商汤既然是在诸侯的支持下推翻夏桀,那么他理所当然要做出回报,要给诸侯们更多的权力,而不是从他们手中收回权力,否则他只能得到夏桀那样的下场,这也是商汤的明智之处。

在讲到商代后面的故事时,我们还会一再地发现,天子的权力是很有限的。

我们讲到商汤的伟大事业,不能忘掉他背后的智囊与灵魂人物:伊尹。没有伊尹,就没有商汤的事业。

在古代,伊尹是一位圣人级的人物,被认为是名臣的典范。可是我们必须说,对伊尹这个人,其真实的面目仍然扑朔迷离。在《孙子兵法》的《用间篇》中,伊尹是间谍战的大师;在《说苑》的《权谋篇》中,伊尹是权谋术的大师。一个深谙谍战与权谋的人,其内心世界势必难以被外人所窥。简单地给他贴上“圣人”的标签,未免把复杂的历史人物道德化了。

商汤成为天子后,伊尹实际上成为了帝国的第二号人物,位高权重。

在伊尹的辅佐下,商帝国很快走向繁荣稳定,与各诸侯国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帝国并没有陷入新一轮的战乱中。可以说,伊尹与商汤都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伊尹的身份,既是商汤的首席大臣,也是帝王之师,远非其他臣僚所能相比。正因为如此,在商汤去世后,伊尹便成为辅佐下任帝王的顾命大臣。

商汤在位的时间,有的书说是十三年,有的书则说是二十九年。商汤死后,其子外丙继承王位,但仅仅三年便去世了。帝国的第三任帝王是外丙的弟弟中壬,中壬在位时间同样很短,四年后也去世了。七年之内死了三任帝王,这对一个新兴的帝国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觊觎王位的大有人在。以伊尹的才干及深谋远虑,其他人自然难以窥视帝王的宝座,可是他自己有没有这个野心呢?

第四任帝王太甲是前太子太丁的儿子,据说刚登基时,他并不是一个称职的帝王。孟子是这样说的:“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司马迁在《史记》中则写道:“(太甲)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这时伊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把商王太甲给流放了。

伊尹的做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夏代的后羿。

这两件事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其一,都是发生在新王朝的初期。被后羿所逐的太康是夏朝第二任帝王,太甲则是商朝的第四代帝王,而他与第一代帝王商汤也仅仅只隔了七年时间。这说明无论是夏朝还是商朝,帝王的权力从一开始就不是固若金汤的。

其二,太康与太甲都被认为是“失德”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可是伊尹与后羿又有不同之处:后羿本身是诸侯,有自己的军队与地盘;伊尹只是商王室朝廷的重臣,他并不是诸侯。

可以说,伊尹流放太甲,风险比后羿还要大。后羿就算失败,也可以逃回自己的地盘,继续充当军阀,而伊尹却没有退路。那么伊尹是如何政变成功的呢?有没有军队的支持呢?诸侯国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这些史书上只字不提。但我们可以料想,伊尹在商王的地盘内,势力是无人可及的。他历经商汤、外丙、中壬、太甲四朝,既是第一重臣同时也是帝王之师,他地位的得来并非靠资历,而是靠真才实学,这就决定了他对朝廷有极强的控制力。

问题是,伊尹流放太甲,究竟要干什么呢?他有什么目的呢?

《史记》的说法是,他要对太甲进行思想改造,让他反思,改恶从善。他把太甲流放到桐地,在这段时间里,朝廷政事,自然由伊尹自己打点了。这个流放期长达三年,太甲狠狠地反思过错,“悔过自责”,最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伊尹十分欣慰,便亲自到桐地迎回太甲,又恭恭敬敬地把他抬上帝王宝座。

太甲见到伊尹后,叩头谢罪道:“我小子不懂得道德,品行不够端正,因贪欲而败坏法度,因放纵而败坏礼节,结果给自己招来了罪过。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huàn,逃避)。以前我没听老师您的教导,没有做到克己复礼。今后还要仰赖老师您匡扶救助,虽然我没能善始,希望能做到善终。”

伊尹跪拜还礼道:“修身克己, 以诚信之心同臣下齐心协力,这才是明智的帝王。先王成汤施惠于穷苦百姓,因而民众都愿意听从他,没有不乐意的。征伐不义之国时,邻国的人都这样说:‘我们都愿意成汤来啊,他来了我们就不会受罪了。’所以大王您应该要劝勉德行,向祖先们看齐,切忌安逸懈怠。遵守先王之道,对臣下有恭谦之心。能看到远处才叫目明,能听从善言才叫耳聪。要是做到这些,老臣将永远追随你的美德。”

就这样,太甲从一位昏君变成一位明君,“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这桩政变,最后以皆大欢喜的结局收场。

这桩故事,流传了千百年。

可是随着一堆古墓书卷的出土,原本清晰的故事陡然间变得模糊了。这册书卷,就是我前面多次提及的《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自从出土后,就给中国史学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动。我们来看看《竹书纪年》中是如何写伊尹与太甲的故事的: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即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这与孟子、司马迁的说法截然不同。《竹书纪年》明确写道,伊尹流放太甲,乃是自立,乃是篡位夺权。更令人惊骇的是,太甲不仅不是伊尹迎回的,而是自己潜逃出来,返回帝都复辟,杀死伊尹。这段历史突然间变得扑朔迷离,让人难辨真假。

在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说法背后,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伊尹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面孔是圣人、道德家;另一张面孔是权谋家、谍战专家。本来这是一体两面,但后来的儒家学者们显然不愿意让圣人的形象与权谋沾边,于是一个伊尹被剖开成两个人。但是种种史料显示,伊尹确实是精于权谋,而恰恰是这一点,让《竹书纪年》中的说法有了合理的依据。

尽管《竹书纪年》的说法曾经轰动一时,可是由于只是孤证,在其他史料中找不到类似的观点,故而相信这种说法的人是非常少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对《竹书纪年》的说法要重视,因为它的资料较其他更古老,也更可靠。

现在所见伊尹之史料,多为春秋战国以后,这个年代距离伊尹已经有一千多年,如同我们今天看唐、宋史事,不一定十分清晰可靠,以讹传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值得注意的是,《竹书纪年》中所保存的商代史料,可靠性要超过《史记》,这一点从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证实。如果该书中商代绝大多数史料的准确性得到确证,却独独在这一重大事件(应该是商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不可信,这未免显得奇怪。当然,我不是要下结论说《竹书纪年》一定是对的,只是想分析一下,伊尹篡权这种说法,究竟可不可能,有没有证据呢?

说实话,伊尹流放太甲的做法,有一点确实令人不解。

按照传统史学的观点,伊尹是贤相,他流放太甲是为了让他面壁思过。可是这里我们产生一个问题:伊尹既然认为太甲是昏君,何不干脆换一个君主呢?

应该说,伊尹有足够大的选择空间。

我们知道,商汤的儿子中,外丙与中壬都当过帝王,也就是说,外丙的儿子与中壬的儿子,完全有资格成为帝王。如果伊尹觉得太甲没有德行,完全可以从外丙或中壬的儿子中选取一人,立为新帝。以伊尹的权力,这样做根本没有任何技术难度,他为什么不做呢?太甲被流放在外,整个国家三年没有君主,这在古代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既然没有君主,此时的伊尹已经是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退一步说,倘若伊尹真的想要改造太甲,太甲要是一直不悔改呢,他该怎么办?按照孟子、司马迁的说法,太甲是三年后悔过自新的。假设太甲十年、二十年都不悔改,那么伊尹岂不是要一直摄政下去吗?如果伊尹真的那么相信道德的力量,相信可以改造一个人的思想,当初他为什么要拥护商汤称王呢?他为什么不在夏桀被流放的时候,等待这个帝王悔过自新呢?

按照这个思路分析,《竹书纪年》里关于伊尹篡权的说法,有其合理之所在。

后人否定《竹书纪年》的说法,大抵有两个理由:

其一,与其他史料不符。

但正如我上面所说,除非这些史料比《竹书纪年》更古老,否则即便《竹书纪年》只是孤证,仍然可能是真实的。有的朋友可能要问,那么《竹书纪年》里面所载的太甲杀伊尹的说法,为什么在春秋战国时代没有被学者们所引述呢?我们知道,《竹书纪年》本是魏国史书,由于魏国是从晋国分裂而来,故而继承晋国史书。春秋战国的文化重心一直是在东方,无论是先前的晋国还是后来的魏国,都没出现过大学者,有的只是纵横家与法家,他们关注的事情,都是现实的事情,或者是变法,或者是连横合纵的外交,并不热心去整理、普及、传播古代的文献。因此,魏国史书虽有对古史的完整记录,却不为人所知。

其二,根据《竹书纪年》的说法,伊尹篡权后,太甲从流放地逃回来,发动政变,杀死伊尹后,又让他的两个儿子继承其家业。这个说法,令后世学者觉得很荒唐。

比如唐朝学者孔颖达这样说:“必若伊尹放君自立,太甲起而杀之。则伊尹死有余罪,义当污官灭族。太甲何所感德,而复立其子,还其田宅乎?”倘若伊尹是个篡权者,死有余辜,怎么太甲在杀了他之后,还会让他的儿子继承其业呢?

可是我却以为孔颖达的这种说法并不严密。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杀其父而重用其子,这是有先例的。我们前面说帝舜杀了鲧,却重用其儿子大禹,这便是一例。后世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周武王推翻商纣后,仍然把纣王的儿子封为诸侯。这种现象在西周、春秋、战国时代是屡见不鲜的,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当时的传统,与后世有很大不同。

其次,由于《竹书纪年》的记录过于简略,或许有其他内情不为我们所知。我大胆地作一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呢?太甲之所以能够逃出囚禁地,正是伊尹的两个儿子相助。有的读者可能会跳起来,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儿子还害老爹不成?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史实,王莽的儿子还真的干过这样的事情,只是他没有成功,后来被老爹给杀了。

最后,还有一些当代学者,从甲骨文的卜辞入手,表明伊尹死后还成了祭祀的对象。卜辞文字难懂,我是看不明白的,不过伊尹受到宗庙配享,这个是有很多资料可以佐证的。比如屈原的《天问》里就有:“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既然伊尹死后还得到那么高的待遇,那么他能是个篡权者吗?能是叛国者吗?

但我认为这种见解只是寻常人家的见解罢了,非政治家的见解。伊尹乃是商汤立国的第一功臣,其功绩无人出其右,就算他晚年真的有篡权之企图甚至有篡权之实,都改变不了开国功臣这个角色。在伊尹死后隆重祭祀他,正可以彰显君主不忘恩负义的美德呢。其实这种伎俩在后世常被使用。譬如清朝便有多例,张苍水一生抗清,被杀害之后,乾隆皇帝还给他修墓立碑,加谥“忠烈”,牌位入“忠义祠”,得享定期供祭。同样,郑成功也是一例,他是清朝的劲敌,死后清政府也给他加了个“忠节”的谥号,“享俎豆于舜日尧天”。生前是敌人,死后就不一定还是敌人,政治家有自己的目的,这一点值得注意。

我并非认定《竹书纪年》的记录一定真实可信,对于如此久远年代的史事,实在是很难弄清真相了。然而,古代的历史一直只是被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越古老的历史,越容易被人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人迷信先人更甚于神祇,把古代的贤人拿来一包装,于是乎圣人一个个冒出来,完美无瑕。儒家讲“君君臣臣”,君得有个君样,臣得有个臣样,那是什么样子的呢?于是榜样就出来了,君就是尧、舜、禹、汤这样,臣就是皋陶、伊尹、周公这样。

古代圣人是儒家政治理论的一块大基石,可是正如杨衒之所说的:“人皆贵远贱近,以为当然。”为什么会“贵远贱近”呢?随着文字的普及,历史记录的日益详细,人的不完美就体现出来了,不再是凭空想象了。想象总比现实完美,因而宁可相信在很久很久以前,人是可以完美无缺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圣人多生活在上古时代,秦以后能称为圣人的,就少而又少了。

除非我们可以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三千多年前去窥探真相,否则伊尹之谜,可能永远也难以解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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