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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原来是这样——我本枭雄:西伯与姜太公

历史大观园 还原历史 2020-06-21 14:25:41 0

说到姜尚,我便想起今天尚有不少人家门上挂着“姜尚在此”的牌子,可降魔驱邪,消灾化难,可见此公之威力何等惊人。

然而作为历史人物,姜尚充满神秘感,令人恍如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大史学家司马迁走南闯北,见闻多矣,对姜尚的记录也多是含混不清,在其传记中,用了许多“或”字,或是这样说,或是那样说,有的这么说,有的那么说,他都搞糊涂了,更别说我们。

准确地说,姜尚应该叫“吕尚”,姜是姓,吕是氏。

在春秋战国之前,姓与氏是分开的,一般名字从氏,而不从姓。只是后来姓与氏渐渐变得没分别了,才出现两种叫法,既可称“姜尚”,又可称“吕尚”。

既然现在都挂着“姜尚在此”的神牌,我自然也使用姜尚这个称呼。

此人的家世,我就不详细追溯了,早期生活比较平淡,曾经干过杀猪屠牛的行当,摆过地摊(“卖食”),当过宾馆服务生(“迎客之舍人”,也可理解为大户人家的迎宾员),还因为混得不好被老婆赶出家门(“逐夫”)。那么他是如何发迹的呢?西伯姬昌是如何找他当帮手的呢?光是《史记》里,就记有三种不同的传闻,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姜太公钓鱼”的故事。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为什么叫姜太公呢?因为他当时已经七老八十了,不仅老,而且穷困潦倒,好在古代人少资源多,填饱肚子还不成问题。太公就到河边钓鱼,钓鱼本来不稀奇,稀奇的是《史记》的写法:“以渔奸周西伯。”诸君读《史记》时可要万分留神,西伯是“阴”,太公是“奸”,阴者,阴谋也,奸者,奸计也。一个老人家,钓鱼还搞奸计啊?

看来这个老人家着实不够纯朴。

他耍什么花招呢?人家钓鱼用弯钩,他偏不,用直钩。直钩能钓得到鱼吗?说实话,这个我也不知道,不然怎么叫愿者上钩呢?与众不同就是一个标签,至少吸引眼球,有特立独行的范儿。这个老人家非常聪明,因为西伯姬昌不是号召“尊老”吗?他不仅老,还与众不同,只要坚持不懈,他准能被西伯注意到。

果不其然,机会终于来了。

有一天,西伯出门打猎。殷商时代很迷信,做什么事都得占卜一下,这一占卜,大吉。卜者对西伯说:“这次出门打猎,不是收获飞禽走兽,而将收获一个能帮您成就霸王之业的帮手。”西伯当然心里痛快,边打猎边留意有什么能人异士。这时他可能听到别人提及姜太公,因为此翁常年在渭水河畔以奇特的方式钓鱼。这种新闻无疑令西伯很新奇,他决定前去看看,也算是发扬敬老的传统美德。

大家想想,要是姜太公不显得古怪,与常人无异,谁会去关注他呢?

他混了大半生,到晚年明白一个道理:人是需要炒作的。

这一见面,改变了姜尚的人生,这时他已是古稀之年。西伯找到这个古怪的老人,亲切交谈,姜太公岂能错过这个机会呢?他把一辈子揣摩出来的真知灼见,一股脑儿地说出来,令西伯大吃一惊。原本以为只是个乡村鄙夫罢了,岂知人不可貌相,姜还是老的辣。老姜一下子把西伯折服了,因为他不仅会说阳谋,也能道阴谋,谁能想到一个潦倒一生的人,居然是个权谋大师。

此时西伯突然想起爷爷说的一句预言:“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

这个姜尚原本是东方人,不远千里跑来西周,这不正是爷爷说的“圣人”吗?西伯激动地对姜尚说:“我太公曾经说有个圣人要到岐周来,周将因此兴起。看来圣人真的是您啊。我家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原来钓鱼的姜尚就是西伯的太公(爷爷)盼望的人,所以后来他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太公望。

就这样,西伯恭敬地把姜太公请上车,一起回都城去了,尊他为师。

不过还有两个版本,简单提一下。

第一个版本称姜尚以前曾在纣王手下办事,因为纣王无道,他便离开殷商,游说诸侯。只是众诸侯都害怕纣王,姜尚碰了一鼻子灰,最后他到了岐周,得到西伯姬昌的重用。这个版本与许多关于姜尚生平的记录都不同,有美化之嫌,故而不太可信。

第二个版本则称姜尚原本是隐士,隐居于海滨,与散宜生、闳夭等人是好朋友。后来散宜生、闳夭都投奔西伯,当时西伯又被纣王所囚禁。闳夭等人知道姜尚这个人有谋略,便请他出山,商量如何解救西伯。姜尚也认为西伯是明君,还尊老爱幼,有意要扶助他,便慨然答应。后来闳夭用了姜尚的计谋,献给纣王美女、宝马、奇珍异宝以赎回西伯。西伯得救之后,回到岐周,便重用姜尚,拜他为师。

以上三个版本虽然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姜尚被重用时,已是年迈,而且他是西伯的老师。

年到七十方得志,这大约可视为励志学的经典案例了。

有志不在年高,六十岁还一无所成的朋友不必灰心丧气,姜尚在此,给我们提供学习的范本。那么姜太公果真有翻江倒海的本领吗?请看《史记》所说:“周西伯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

又是“阴”字。

“阴谋”、“阴权”,司马迁着笔也实在凶狠,姜太公权谋家的形象跃然纸上矣。

在殷则有伊尹,在周则有姜尚。其实伊尹与姜太公一样,都是权谋大师,何以司马迁把姜太公视为兵家及权谋家之鼻祖呢?因为有一本著名的兵法谋略书是挂在姜太公的名下,这本书便是《六韬》。《六韬》又称为《太公兵法》,据说是姜太公所传,全书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的对话方式编成,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兵法书之一。当然,现在一般认为此书乃是后人假托姜太公之名写成的,但多多少少能体现姜太公的兵学思想。这本书在宋代时被编入《武经七书》之中,成为古代兵学的教科书,地位尊崇。

握有纣王授予的征伐大权,加上一个老谋深算的姜太公,西伯姬昌可以放开手大干一场了。

西伯把征伐目标首先对准犬戎。

犬戎是戎人的一支,也是华夏族的劲敌。打击犬戎,首先是保障岐周的安全,岐周与戎人相邻,不战斗无以拓展生存空间,西伯的父亲季历曾经与戎人血战七次,六胜一负,沉重地打击了戎人势力。但是后来西伯被召入朝,又被关了七年,在这段时间里,戎人再度转强,不仅威胁到周,同时也威胁到其他诸侯乃至殷商中央帝国,故而伐戎势在必行。更重要的是,政治风险很小,根本不会引起纣王的怀疑。

西伯姬昌的策略,与当年的商汤基本上是一致的。在伐戎成功后,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些残暴的诸侯身上,他握有王命,可以讨伐这些“不义之国”。

西伯问姜太公:“我想讨伐暴君,应该先征服哪个国家呢?”

姜太公答道:“先征服密须。”

为什么是密须呢?密须是当时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诸侯,但是国君内则残暴,外则穷兵黩武,侵略阮国,名声不好。攻打密须,师出有名,也容易得到密须百姓的支持。

有人站出来反对道:“密须国君很厉害,不一定能打得赢。”

姜太公反驳道:“密须国君虐待民众,失去百姓的支持,就算再厉害,也不足为惧。”

西伯姬昌对姜太公言听计从,在攻打犬戎后的第二年,发兵讨伐密须。果然不出姜太公所料,周军出动后,密须百姓非但不支持国君,反倒秘密组织起来,发动暴动。周师尚未抵达,密须政府就被起义军推翻了,控制首都的起义军向西伯投降。就这样,周师兵不血刃,占领密须,并把都城迁到了程地。

一年后,周师讨伐耆国,再次大获全胜。

连续三年,西伯姬昌在姜太公的帮助下,三战三捷。这时有人开始对岐周的崛起忧心忡忡,纣王手下一个名为祖伊的大臣,认为西伯乃是借征伐为名,大肆扩张自己的实力,已是严重危及殷商的统治地位。

与费中、恶来等人相比,祖伊算是有责任心的人,他跑去对纣王说:“上天已经终结我殷商的国运了。无论是卜者占卜或是用元龟占卜,都看不到好兆头。并非先王不肯保佑后人,而是大王您荒淫暴虐,自绝于人民,所以上天抛弃我们,使我们寝食不安。您既不知天命,又不遵从先王法典。如今我国内百姓,都巴不得殷商灭亡,都说‘老天爷为什么不显示威力?毁灭殷商的天命怎么还没到来呢?’大王您究竟想要怎么办?”

祖伊的话说得十分重,斥责纣王的荒淫暴虐。说这些话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祖伊把性命给豁出去了,冒死进谏。好在他运气还不坏,他并没有被杀死,可能当时纣王心情不错,就放他一马了。

有人可能会问,这个祖伊是什么人呢?他为什么要为垂死的殷商以身犯险、冒死进谏呢?这个人也是有来头的,他家世世代代都是殷商的重臣,其家族曾有过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位是商汤时代的名臣仲虺(huǐ),一位是武丁时代的名臣祖己。可以说,这个家族数世沐王恩,祖伊当然不想看着殷商就此垮台。

可是纣王压根儿就懒得理他,甚至都懒得争辩,只是淡淡地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我生来就是帝王,这就是天命,这就是上天赐给我的,谁也夺不走。听到这里,祖伊扭头走了,嘴角挤出一句话:“纣王不可谏矣。”

做臣子的,该说的说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够了。

祖伊说得没错,西伯姬昌大有取代殷商之势。

伐耆战争后一年,西伯发动第四次征伐,吞并邘(yú)国。一年后的伐崇之战,可视为西伯与纣王决裂的开始。前面说过,崇侯虎是一个小人,多次向纣王检举揭发西伯,并直接导致西伯坐了七年牢。西伯心里最痛恨的人,恐怕就是崇侯虎。我们从史料中并没有看到纣王有多器重崇侯虎,因为西伯发动伐崇之战,纣王似乎并没有加以干涉。为什么崇侯虎大拍马屁没有得到回报呢?我想以纣王勇武盖世的枭雄本色,恐怕打心眼儿里是瞧不起崇侯虎这样只会溜须拍马的小人。

崇国终于没能顶得住周人的攻势,这个诸侯国被无情地从地图上抹去。

奇怪的是,纣王还是无动于衷。

这时他已经在位三十几年,岁月的侵蚀、醇酒、女人会一点一滴地消融一个男人的锋锐之气,哪怕他曾经是英明神武的。不要忘了,此时的纣王也已经年老,当荒淫且安逸的生活成为一种习惯,要把他再次投入血与火的战场,他也会陌生得手足无措。人不是永远都明智,也不是永远都勇敢无畏。

伐崇之役,西伯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倘若纣王能从醉酒中清醒,本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他还是有机会扭转局势。上天给了纣王最后一次机会。在伐崇之战后,突如其来的饥荒席卷了周的领地,西伯被迫把都城由岐下迁往刚刚从崇国占领来的丰邑。纣王倘若还有一点进取之心,此乃制服西伯的大好时机,但是他错失了。第二年,众诸侯前来周的新都丰邑朝见西伯,西伯俨然成为与殷纣分庭抗礼的帝王。

大饥荒过后,西伯派自己的儿子姬发经营镐邑,并修筑一座辟雍。辟雍是什么东西呢?辟雍相当于现在的大学,但还有特殊含义。《礼记》记载,天子所立的大学才叫“辟雍”,诸侯立的大学只能叫“泮(pàn)宫”。西伯还未称为天子,却修了辟雍,在礼制上是有僭越之嫌。

不仅如此,西伯还修筑了一座灵台。灵台就是天象观测台,这同样有僭越之嫌,因为古代天象观测的权力是集中在帝王之手的,其他人可不能随随便便搞一个天学机构。古代对天文历法的重视程度,不是停留在科学层面,而是上升到政治高度。西伯已是做好“制正朔”的准备,换言之,他打算要革命了,革掉殷商的命。

令人深感不解的是,直到这个时候,纣王仍然没有采取行动。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西伯的叛变只是时间问题。这里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其一,殷商大夫辛甲逃往周地,西伯公然接纳他;其二,西伯有一块美玉,纣王派人前去索取,姬昌断然拒绝。以上两例足以证明西伯已经不把殷商朝廷当一回事儿了,纣王的虎威不在矣。

只是西伯没有能够等到革命成功的那天,他已经垂垂老矣。自从他继承君位,已经过去整整五十年,继续革命的重任只能交给儿子姬发。后世史家总把西伯姬昌当作周王朝的实际奠基人,故而尊他为“周文王”。

周文王或西伯姬昌是中国历史上一大重要人物,同时是对中国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据说他在被囚禁期间,推演出《周易》。《史记》记:“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就是易经,据说他写了《易经》六十四卦的卦辞与爻辞,内容很简略。后来经孔子等人的补充、解释与发扬光大,这部书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号称“群经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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