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全传——耆英

耆英

耆英（1790 ～1858），字介春，满洲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他可能是清太祖之弟穆尔哈齐的后裔。其父禄康，始为宗人府主事，后官至大学士兼步军统领。耆英是《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中方的主要签署者。咸丰八年（1858），被授侍郎衔，赴天津协助桂良等与英、法联军交涉，后因擅自离职，被赐死。

一、听命洋人 软弱无能

耆英与父亲一样，由供职宗人府步入仕途，先为主事，后为副理事官，擢理事官。在此期间，曾充山海关税关监督一年。嘉庆二十四年（1820），擢内阁侍读学士，两年后为内阁学士。宣宗继位后，耆英历任理藩院、兵部右侍郎、工部、户部、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在此期间，还身兼多职，如总管内务大臣、步军统领和各旗都统。道光十六年（1836），曾赴江西按事，并赴广州审理案件。

但离京不久，有人弹劾他释放一名犯赌之宦官。因此于道光十六年降职为侍郎。道光十七年（1837）初，再授兵部右侍郎，同年四月为热河都统。从道光十八年六月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充盛京将军。这些年，耆英忙于查禁鸦片走私，在辽东半岛沿海设防，以防当时正与中国交战之英舰的突然袭击。当璞鼎查所率之英国远征军占领浙江镇海后，北方各省沿海严加防卫，耆英更加严督东北沿海防务。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诏授耆英为广州将军，并令火速到任。但中途被留在杭州任杭州将军，因为英军已连陷几城，正从宁波和镇海出发，故令耆英兼钦差大臣处理英人入侵事。五月十一日，耆英抵杭州，七天后英军陷沿海城镇乍浦，杭州受威胁。耆英赴嘉兴加强防务，与此同时，令另一宗室伊里布前往乍浦英军司令部协商交换俘虏事宜。五月二十五日，诏促耆英赴广州本任，然六月五日，又令其留浙江专主与英人议和事宜。这时英军扩大侵略至江苏。六月十九日上海陷落。于是，耆英前往松江、苏州。此时，皇帝仍希望敌对下去，故拒绝牛鉴所请，牛鉴时任两江总督，他请示皇帝接受英国条款以结束战争。七月十五日，耆英奏陈军事抵抗已无望，速为前途定大计。耆英之奏报未及抵京，皇帝已知议和势在必行，并于七月二十六日密谕耆英接受英国条款，十天后又重下此谕。与此同时，英舰入长江，七月二十日陷镇江，威胁南京。八月十一日，耆英以签约全权大臣身份抵南京，此日开始会商。结果于八月十九日签订了《南京条约》，璞鼎查代表英国，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代表中国。条约共十三款，允诺给予英国的如下：割让香港岛；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开放五口通商；中英官员外交上平等。赔款项中，六百万元指明为赔偿英商，因林则徐收缴并销毁了他们的鸦片。这样，部分由于中国意欲禁止鸦片进口而开始的战争，以一份默认鸦片贸易的条约而告终。耆英恳求璞鼎查停止在英国辖地上种植罂粟，但璞鼎查不接受，理由是如英国停止出售鸦片，其他国家将接过这项贸易。璞鼎查指出，假如中国人停止吸食，假如中国官员廉洁正直，鸦片贸易将不禁自止。第一期赔款如数付清后，英舰如约撤离长江南下广州，在广州再举行进一步会商。诏令伊里布为广州将军和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人商谈。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耆英接牛鉴为两江总督。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仓库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五日，伊里布卒，诏令耆英赴广州继续协商。六月二十六日，耆英和璞鼎查在香港互换《南京条约》批准文本，并签署《过境税声明》。十月八日，又签署附约《虎门条约》，此约包括实行《南京条约》的细则。《虎门条约》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允给英国领事裁判权和其他治外法权，并包括“最惠国待遇”，根据“最惠国待遇”，中国允给一国任何特权，英国均可以要求均沾。

与璞鼎查签约后，耆英回南京。道光二十四年（1844）二月，美国使臣顾盛抵澳门，告知署理总督，美国使团拟进京。为阻止顾盛进京，诏令耆英为两广总督速离南京赴任，并授予办理五口外交全权。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耆英与顾盛开始会商，七月三日，《望厦条约》签订。此约将英国所享之一切特权给予美国，包括外国人享受治外法权的明确规定。随后，耆英又于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

作为这些条约的签署者，耆英完全不懂得条约对中国产生的深远影响。领事裁判权这一最关键的条款，可能被中国官员认为是最得意之计，借此可以避免审理洋人所带来之麻烦。甚至当宣宗议及《南京条约》时，似乎也仅关注赔款的偿付，并令耆英本人设法办理赔款事宜，耆英乃迫使先前之行商承担。道光二十五年（1845），耆英虽驻广州，却擢办大学士。道光二十六年（1846）初，京察有功被议叙，可能是皇帝认为耆英在绥靖英国上有功，从而使清王朝保存住力量以统治中国。耆英敬重并听命于洋人的政策为中国官僚集团开下新例，并使他广受西人称赞。

中英《南京条约》

但是与外人之新摩擦又在酝酿之中。广州反对英人坚持入城之情绪愈益高涨，从前，粤人一直鄙夷外人因而不能容忍英人入广州城。再则，道光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间，外人走出商馆漫游珠江时，已有骚乱发生。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三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德庇时率一支小舰队驶向广州以示反击，耆英被迫允诺英人两年后可以入城。但耆英未向北京详细奏报此事，因此继他之任的徐广缙以后不承认、不履行此诺言。耆英恼怒粤人生事，奏报闹事之人是受了无赖和歹徒之煽动，他还谴责在京官员妄想用暴民抵御外人。此年初，他处决了四名罪犯，因为他们曾率一帮人杀死六名英国人。由于这些事情，耆英不仅遭致粤人反对，而且许多在京官员也参劾他抑民联夷。这些呼声也影响到宣宗。

二、擅自离职 服毒而死

耆英刚回京时，身受各种荣誉，始充协办大学士，兼肥缺崇文门税关监督一职。道光二十八年末，擢大学士。但不久宣宗崩，文宗继位，耆英及其一派失宠。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耆英上奏年轻皇帝，略谓：低能之人，虽君子，勿用；才智之士，虽小人，当用。显然，其意可嘉，其言可诛。因皇帝若从其言，则被解职之官员当自称君子，而被任用之人岂非小人。耆英因此遭严斥，此后他称病在家。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帝手诏斥耆英抑民奉夷，面陈夷情，言过其实。同一诏内，还谴责穆彰阿欺瞒宣宗，压制林则徐等爱国者。事实是英人曾有书信给耆英和穆彰阿，此为他们被黜的原因之一，但诏书中未提此事。穆彰阿被革职，耆英降至五品官员，任兵部院员外郎。

咸丰二年（1852），耆英充工部员外郎。一年后，令供职于防御太平军之北京防城军统领绵愉衙门。咸丰三年（1853）初，国库空虚，诏令耆英、穆彰阿、卓秉恬和其他在京十五名富人捐饷助剿。据十五名捐饷人之一崇实所说，这三位老臣为绵愉和僧格林沁所迫，捐饷四万两。咸丰四年（1854）初，耆英以捐饷获四品顶戴。但咸丰五年（1855），其子庆锡，系一总兵，因向属员借贷，又未经允准就在近京处设衙门向各营分配马匹而处谪戍。耆英亦被革职圈禁，因他通过该衙门传送过信件。他被关在宗人府空房内，但不久即获释。

耆英

咸丰八年（1858），英法联军侵入天津，直接威胁北京清廷，英法称如不速派全权大臣前去议和，即进兵北京。咸丰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桂良和花沙纳作为钦差大臣赴津，但联军疑其权。六月一日，诏示桂良、花沙纳允诺不伤中国大体之任何条款。次日，耆英奉命赴津协助他们与联军及美、俄公使协商。诏加耆英侍郎衔，授权办理外交。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曾签署先前之约，且为西人所知。耆英时已年老眼花，也许他希望借此挽回名望，因此接受此任。六月三日，皇上授权耆英用直隶总督印以调兵和发令，并希望如桂良和花沙纳会商遭遇困难时，耆英有权作更多让步以协助他们。清廷为三使臣各备特制印绶。英使怀疑耆英会给会商设置障碍，宁与经验较少之桂良和花沙纳商谈。六月十一日，英国使用翻译官威妥玛拜访三位使臣，要求他们同意英国之和平条款。此次会见，威妥玛和李泰国出示耆英十三年前所书之一份论述西洋人并如何对付他们的奏折。这份奏折与其他文件，系英军于咸丰七年（1857）攻陷广州时，得自叶名琛衙门。两名翻译官指责奏折中的某些评论，认为是对西洋人不友好的表现，也是他们担心耆英将使商谈受阻的理由。通过威胁恫吓，威妥玛和李泰国最后从中国使臣处获得一份实质上全部同意英国要求的书面保证。此为耆英最后之从政活动，威妥玛和李泰国的态度使他深感恐惧，次日便离津而去。桂良和花沙纳也许怀疑耆英是奉派来监视他们的，故上奏说耆英之出面或对议和有利。文宗览奏令耆英留津，但他不从。

耆英违命擅自离职回京于通州被捕，解京讯鞫。曾荐耆英出面的亲贵们亦遭斥受轻惩。众多王公大员审理此案，定耆英绞监候。另一些官员，特别是肃顺主张立绞耆英。六月二十八日，与英签订条约之奏报抵京。次日，上颁一长谕谴责耆英违命，诿过于人，并无充分理由擅离职守，为“情法两全”，令其自尽，后耆英服毒而死，这位历事三朝长达五十二年之宗室的性命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