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臣全传——徐元文

徐元文

徐元文（1634～1691），字公肃，号立斋。先祖原居江苏常熟，不知是为了避仇，还是为了躲祸，九世祖徐良举家迁到昆山，于是徐家便成了昆山望族。徐元文的曾祖父是明万历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他的祖父、父亲都是明朝的贡生；母亲是昆山顾家的名门闺秀，舅父就是那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号召而不与清廷合作的爱国硕儒顾炎武。康熙九年（1670），徐元文被提升为国子监祭酒，大力肃请国子监学政。康熙十三年（1672），又被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又被提升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直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后被降调吏局，监修《明史》。因子侄不贤，一再遭劾，最终致休回籍，抑郁病逝。

一、潜心好学 备受恩宠

徐元文从小沉毅好学。他以六经为根底，遍涉百家。做学问力求明理致用，对“诸子百家之言”能通晓故实，刻意探索本原。他作文赋诗，清新明达，从不粉饰辞章。他书写工整端重，从无一字潦草。当时，江浙继承东林、复社遗风，文人们喜欢结社，徐元文喜爱儒家理学，对才子雅士们的艳词欲章厌恶之至，不愿与他们为伍，于是和兄徐乾学、弟徐秉义也组织了文社，取名“慎交”，提倡三学，一时“时论归之”。

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攻破南京，但残明的抵抗和江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并没有因明福王政权的败灭而停歇，反而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清统治者为了稳定江南地区这半壁江山，在武力镇压反清力量的同时，又从“文治”方面钳制反清思想，利用“开科取士”这一科举制度，笼络江南汉族地主阶级，消弭他们的“反抗”之心，诱使他们充当新朝的鹰犬。就在这年秋，清廷正式实行科举制度。徐元文三兄长即先后凭借科举考试而成为清朝新贵。

清朝用于公布殿试结果的大金榜

顺治五年（1648），十四岁的徐元文获补诸生后，跟随兄长徐乾学奔赴金陵参加乡试，落榜后发奋读书。顺治十一年（1654），徐元文再次乡试，榜上有名。顺治十六年（1659），徐元文参加殿试。殿试后，顺治皇帝认为徐元文才华出众，名字吉祥，仪表端正，特赐状元及第。于是徐元文便成为徐家第一位新科状元。其后，他的两位兄弟也先后高中探花，“有声于时”的“昆山三徐”从此踏入仕途。

清初对科举中式甘心效劳的汉族士大夫是恩宠有加的。徐元文的传胪典礼异常隆重，通常在太和殿举行的传胪典礼，这次特意改在御殿——乾清门举行；本来新科状元是身着公服，头戴三枝九叶朝冠进殿受封的，这次则恩赐冠带蟒服裘靴晋见。顺治皇帝召见徐元文后，眼看自己的“文治”十分成功，得意洋洋地对孝庄皇太后说：“今岁得一佳状元”。徐元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后，深得顺治帝的恩宠，多次被召见，还被留膳宫内。有一次徐元文随顺治帝游南苑，顺治帝破例厚待他，竟“赐乘御马，命学士折公纳库为执”。徐元文受宠若惊，以“馆师不敢”有劳学士而婉拒，顺治皇帝方改派侍卫为他挽马。

徐元文在翰林院任职期间，益加刻励学问，他治学严谨，有独创精神，对儒家经籍从不循章守句、沿袭成说，即是对先儒的定论，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去力求“举其要，畅其旨”，收到融会贯通，得其要旨的功效。他治学态度又十分谦逊，不懂绝不装懂。有一次，他随顺治帝造访方丈，顺治帝向他询问佛家经籍，他坦诚地回答说，自己没有研究过这方面的学问，顺治帝也没有为难他，反而说：“此人大有见解。”顺治帝对徐元文的学问非常赏识，曾让他为自己的书房《孚斋》写篇文章，阐述读书之道。徐元文受命执笔，写了一篇《孚斋说》，顺治帝阅后大加赞赏，特命工匠刻印刊行。一时间，诸生学子把这篇文章奉为读书之“知要”，纷纷抄录，挂于书房。

二、重教兴学 肃清学政

清初，为了巩固政权，推选了一条右文重道的政策。除开科取士外，为重点培养人才，还明令地方学校向中央教育机关和最高学府——国子监贡献生员，称之为“贡生”。当时向国子监选送的贡生有五种，五种贡生都是经过考选的，是入仕的正途，他们既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也可以经过铨选出任职官。此后，清王朝为了弥补因连年用兵而造成的国库不足，又推行了一系列捐纳和优待政策，先是允许生员捐资纳粟，换取贡生出身，称为“例贡”；进而又允许那些尚未“进学”的童生也可以捐资，获得监生资格，称为“例监”；后来还允许八旗官子弟和文官四品、武官二品以上的子弟免试入学国子监，分别称为“恩监”和“荫监”。

捐纳和优待政策实行后，大批想参加乡试而又没有乡试资格的童生和想做官而又没有科名出身的生员，纷纷捐钱纳粮，混个“例监”、“例贡”出身，用金钱去敲开科场和官场的大门。这些人既不必去国子监苦读，又免去考科考之苦，终日里呼朋唤友，花天酒地，败坏了地方学校的学风。那些“恩监”和“荫监”生大都是富家子弟，他们依仗父祖的权势，骄惰顽劣，无心学习，搅得国子监师道不立、课程难行，破坏了国子监的学政。面对纪律废弛的学校和日薄的学风，徐元文感慨不已，他认为：“自古人才盛衰，视学校兴替”。汉唐以来，皆认真选拔，所以人才辈出，这非惟那时的人都是贤者，而是选拔精审、培养浓厚所致。他毅然以师道自任，重教兴学，肃整学政。

康熙八年（1669），徐元文充任陕西乡试正考官，主持陕西乡试。他注意选拔人才，严防考场舞弊，那一年中榜者，大多数是势单寒苦力学之士，对此，陕西反响很大，当地人士说：“学子奋厉读书、自此榜始。”

康熙九年（1670），徐元文提升为国子监祭酒，充任经筵讲官，执掌国子监行政、教学大权。当时，清廷急于筹饷平藩，滥开捐官纳监之例，每年入学国子监的学生，多数是靠金钱或官荫进来的，那些正途的贡生入监者寥寥无几，半数以上均为年齿颓暮之人，难于培养成材。徐元文对此进行大力整顿。他首先奏请康熙帝恢复了“优贡”和“副贡”，又力陈捐资纳监有四大弊端：一是养士育才莫重于科举，捐纳造成冗滥。二是官贡各生所谓正途，期满考取，必历三科九年。而捐资入监者，则不计年限。从而形成了对正途者严，对杂途者宽的不公局面，势必“沮寒士攻苦之心，长富儿骄惰之气”。三是捐纳使得国子监生员混杂，而又无革除劣等生之例，造成课程难行，士风益薄。四是捐纳造成仕途积壅，补授无期，使朝政名器堪为可虑。他奏请平定三藩后停止捐纳政策，康熙帝同意了他的奏议，捐纳之例“除河工外，得一切停止”。徐元文奏销了捐纳政策后，又大力整肃国子监的学政。他制订了严格的学规，要求学生尊师守纪，发奋攻读；又要求教习勤于教授，严于治学，端正教风。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讲授课业时词达而声宏，学生们都敬服他。徐元文任国子监祭酒四年，广选优俊，严于教学，使国子监“学政大饬”，深得康熙帝称赞。他离任后，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徐元文为祭酒，条规严肃，满洲子弟不率教者，辄加挞责，咸敬惮之，后人不能及也。”

三、振饬纪纲 澄清吏治

康熙十三年（1672）五月，徐元文被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重修《太宗实录》副总裁。翌年四月，改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充任日讲起居注官，专为康熙帝讲学。先前，熊赐履负责经筵讲官时，规定“非尧舜之道不陈，非四书五经及宋诸大儒之言不言”。这时，年轻的康熙皇帝已对熊赐履那套进讲内容感到不能满足，他让徐元文将《通鉴》与《四书》相参进讲，想从《通鉴》记载的历朝得失成败中探寻治国之道。徐元文便精选《通鉴纲目》中：“关切君德，深裨治理”的有关章节，撰成讲章，按期进讲。他讲解《通鉴》能“举其要，畅其旨”，徐元文这段时间进讲《通鉴》里的有关历史兴革内容，对康熙的行政治国有很大影响。为此，康熙帝赐他御书墨宝三幅，其中有一幅写的是“鸢飞鱼跃”，嘉奖他“讲筵之劳”。通过进讲，徐元文的政治才干得到了康熙帝的赏识，他先后被提升为左都御史、刑部尚书、户部尚书，直到宰辅——文华殿大学士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纵使后来被降职，还被委任为《明史》监修总裁官、《大清一统志》副总裁、《三朝国史》总裁官。徐元文从此得以参与朝政大事，施展其振饬纪纲、澄清吏治的政治才能。

《大清一统志》书影

徐元文任左都御史期间，正值平定三藩战争后期，吴三桂的几十万部众陆续投降。这些降兵降将要吃要饷，耗费巨大，使本来就吃紧的国库更加吃紧，不足的军需更加不足。如何处理这些降众？有人主张把他们羁留云南；有人主张将他们移调他处；有人主张对他们进行整编；有人主张把他们划归各旗管束。徐元文认为这些主张皆不可取：将几十万降众羁留云南，绝非长久之计，弄不好会激起事变，因移调他处，千里迁徙，耗资更大；换将整编，降众会疑心，终将留下隐患；划归各旗，降者人多势众，旗官难以管束。他上疏康熙帝，提出了与众不同的处理意见：首先，对胁从之众要恩许自新，以利瓦解三藩的军队。其次，安置恩许自新的胁从之众要区别对待，凡可留用者，应与绿旗将弁一例录用；不宜留用者一概分遣为民，由各道安插。如此，既可减少俸饷开支，又可充实军需。至于耿精忠、尚之信、孙延龄旧隶将弁，“尤宜解散，勿仍藩旗名目”。康熙帝采纳了徐元文的建议，顺利地解决了这件十分棘手的问题。徐元文还疏请革除三藩在粤、闽、滇、黔诸省的虐政，如盐埠、渡税、鱼课、船捐、牙行、勋庄、圈田等，疏言：今大兵势若雷霆，滇民望救水火，请康熙帝“宜预敕将军督抚入境日即为蠲除”。康熙帝也采纳了他的建议，荡除了三藩辖地的横征暴敛。

清初曾多次下令清查隐占田亩，以实国库，并订出奖励性的规定：“凡查出者分别甄录。”那些知州知县为了升官提职，竞相捏造。一些州县一夜之间凭空多出几十万亩“田地”。这些“田地”的税赋自然摊到所在地农民的头上，三亩之家缴五亩税，五亩之户纳十亩粮，这种强摊硬派，各县都有。许多交不出税赋的人家，有的被逼得卖田典地，弄得倾家荡产；有的被迫卖儿鬻女，落得个妻离子散；更多的是携老搀幼，逃亡他乡。清政府的清查政策不仅没有达到“以实国库”的目的，反而破坏了农业生产，成为造就一大批贪官污吏的祸根。

徐元文对这种清查政策的危害是深有感受的。当年的江南粮案徐元文也名列欠赋册中。他历经四年申诉、辩解，才得以申冤复职。江南有万余名因欠赋而被褫革的文武吏员，更有许多平头百姓，因官吏捏报田亩而陷入欠粮案中，被整得家破人亡。旧冤未申，岂能让新冤又起！徐元文决心谏止捏报之风，严处贪污之吏。

徐元文深知，要严处贪官污吏，杜绝捏报之风，首要的是掌握证据。徐元文上奏，力陈清查弊端。他说：“有些地亩，本无主名，原非隐占”，州县官吏“妄造诡户，谬托清厘，实则强派分赔，造成百姓不堪困苦，率多逃亡”。他还揭露一些督抚对属官捏报田亩之事，非但不查处，还“既共同欺妄于前，又为之掩盖于后”。为此，他力请严格对捏报田亩的处罚条例：凡从前捏报，但行检举，姑予宽免。若始终掩盖遮蔽下情，应加等治罪。他还说：“安民在于察吏，而察吏当自大吏始。”因此，他又上奏时下督抚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是“不举其职”，二是“察吏不严”，三是“功过无准”，四是“心多侥幸”。康熙帝对他的奏议非常重视，转批给吏部讨论通过。自此，督抚和州县官吏震惊异常，捏报田亩、损农害民之风得以收敛。

满清建国时期，在镇压农民、消灭南明政权及地方抗清武装的战争中，满族贵族抢掠大批百姓，将他们充为旗下家奴。又通过圈占田地，强迫失地农民投充为奴。还想方设法地逼迫民人卖身为奴。他们强迫这些被称为“包衣”的家奴，为他们耕田种地，放牛牧马，捕禽猎兽。包衣不仅从事繁重劳动，缴纳高额地租，而且身份极为低贱，经常遭受家主凌辱、鞭挞和转卖，每年被毒打致死和受辱自尽者不计其数。广大包衣实在忍受不了这种野蛮的、落后的家奴制剥削和压迫，纷纷离主出逃。

清统治者为了维护以“满洲籍家仆资生”的家奴制，虽施用严刑峻法，严惩窝主，重挞逃人，仍未能杜绝包衣逃亡。杭州将军马哈达认为地方缉捕逃人不力，疏请让八旗官兵自行缉拿，不移交地方衙门处理。徐元文竭力反对。康熙帝同意徐元文的主张，马哈达的奏议作罢。

如何解决包衣逃亡问题，徐元文认为光靠严峻的“逃人法”是不行的。家主凌辱虐待不禁，奸人拐骗掠卖不除，包衣逃亡就不会杜绝。治病要治本，他又上疏条陈对策：一是八旗家人投水或自尽者，经“验有伤痕及一家中前后死三者，酌定处分”。二是凡买卖家奴，“必由地方正印官验问，给印契为凭，否者坐之”。康熙帝赞同他的对策。此后，包衣的景况有所改善，掠卖平民为奴的案件也有所减少。

四、刚正不阿 直言诤谏

徐元文在朝为官三十年，宽厚谦和，与同僚相处，十分平和。但遇事刚正不阿，无所顾忌，无论是任左都御史，还是贬领史局，他都敢于直言诤谏，敢于坚持正确意见。

有一次，九卿会推江西按察使一职，有人推举道员张仲举担任，御史唐朝彝反对，他认为张仲举既无才学，又无政绩，不宜担任。可是多数人不同意他的反对意见，还起草了弹劾他的奏章。当时，副都御史李仙根、给事中李宗孔不愿在奏章上署名，于是被一并弹劾。康熙帝批转部议，结果二李被降五级调用，唐朝彝被革职。徐元文得知此事，立即上本奏道：九卿会推官员的目的，就是要求众人各抒己见，怎能害怕意见不一？如此处分意见相左者，如果所举不当，谁敢驳正？今科道公疏，不许一人不列名，若一二强有力者操纵廷议，众人只能随声附和，其后果不堪设想。康熙帝认为有理，答应免去诸人处分。

清初为用兵筹饷，实行捐纳授官政策，规定凡捐纳做官的，任满三年后，称职的予以升转，不称职的罢黜。但在实行中罢黜一项悬而未行，后又规定三年期满再捐纳的，一律升转，因而造成仕途壅塞，官吏冗滥，吏治腐败。

徐元文任左都御史时，各部、寺、院有三千多笔帖式要求按照前例捐升官职，他力主不可。有些人惧怕激成事端。主张让步。满族大臣也劝他不要触犯众怒。徐元文也深知这些笔帖式不是好惹的，他们都是满族权贵子弟，都是负责翻译汉文书、整理簿籍的低级官吏，实际上是皇上委派的情报人员，负有监督、考察各部军政大吏的特殊使命，得罪他们，对自己的仕途无疑是不利的。但他仍不让步，与同僚们争论了三天，后来，他对同僚们说：“这件事当‘独为一议’，由我一人上奏，责任也由我一人承担，决不连累大家。”最后，康熙帝认为徐元文的意见，有利于精简官员、澄清吏治，同意采纳。

平定三藩之乱后，群臣纷纷上疏康熙说：“天下荡平，皆赖皇上一人功德所致。”请他登封泰山，荣受尊号。徐元文反对大臣们的建议。他认为三藩战争已使国家满目疮痍，生民涂炭，现在还不是歌功颂德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振纲纪”、“核名实”、“崇清议”、“厉廉耻”。他建议，乘此武定功成之时，要严谕大小官员“崇大体”、“课吏材”、“定国是”、“正人心”，使国家的元气得以恢复。奏稿写成后，同僚们认为疏上言辞太直，会扫了皇上的兴致，劝他不要上奏。徐元文婉拒劝阻，毅然上奏。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章后，十分赞同他的建议，登封泰山的大典终于免除。

清代珐琅

康熙二十二年（1683）冬，徐元文因受推举官员失当牵连，被降调史局，负责监修《明史》。当时史局已建立五年，修史工作进展缓慢。徐元文到任后，心无旁顾，埋头修史。他取来史局诸人所写的纪传稿，参照百家之说，逐条考订史实。他治史严谨，每遇疑问，或写信，或送钱，敬请熟知前朝典故的人解难释疑。在他的领导下，修史进度很快，一年之内，完成纪传十之六七，缮写本纪七卷、列传十五卷进呈康熙帝。

修史虽是学术性工作，实则政治性极强。关于南明诸王及其大臣史事如何处理，是《明史》编纂体例中最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处理不好，会触怒皇上。因为秉笔直书而触犯皇上、遭致被革杀的史官，在历朝历代中并不少见。一些人出于顾虑，主张以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明朝覆亡为断，南朝诸帝不必写入。徐元文不同意，他认为南朝明诸王是客观存在的史实，不写入他们，《明史》何以为史书。争论不决之后，他毅然上疏，提出了关于编纂南明诸王史事的意见。他说：《明史》的编写，本纪可以崇祯帝终止，但南明福、唐、桂三王史迹，不可以不著，如何写入？请援用《宋史》益、卫二王和《辽史》耶律大石之例，将三王著入附传。至于明末诸臣尽忠所事者，凡考之有据者，都应当采摭。康熙帝看了徐元文的奏本，一时也委决不下，他召见徐元文，详细询问缘由。康熙帝沉思良久，点首同意徐元文的编纂意见。南明诸王及为其尽忠的大臣们的史事，由于徐元文的力谏，在《明史》中得以再现。

徐元文为人外和内刚，直言无忌，他行政不畏权贵，遵礼守法，但家门子侄不贤，巧取豪夺，为恶乡里，给政敌提供不少口实，因而徐元文一再遭劾。先是副都御史许三礼弹劾他入阁拜相后，收受贺银五千两，康熙帝置之不究。继而两江总督傅拉塔纠劾他及其子侄家人：“以官生理，公然受贿，扰害地方。”这次是满族封疆大臣的弹劾，康熙帝不能不问，追查结果，所讦各条虽多为徐元文子侄和家人所为，但他咎不能辞。康熙帝法外加恩，让他致休回籍。徐元文回乡后，昔日煊赫热闹的门庭变得凄惨冷落。他感慨人情万端，官场险恶，终于抑愤成疾，一病不起。不到一年，在康熙三十年（1691）闰七月二十七日，这位清代名臣便郁郁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