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盛世的证明

盛世修书，盛世也南巡。两者一静一动，构成了乾隆盛世的两大指征。修书修成悲喜剧，南巡也巡成悲喜剧。如果说乾隆修书导致了对文明的戕害的话，那么他的六次南巡毫无疑问构成了对经济的戕害。一个盛世，遭遇两大戕害，最后的结局只能是盛极而衰。

也许我们首先不该否认乾隆南巡的理由正当性。作为一个政治家，特别是有追求的政治家，任何一个有意为之的重大活动其出发点还是着眼于政治。不错，乾隆南巡首先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说政治考虑。关键词也许是这么几个。

稳定。明末清初，江浙一带的反清斗争是相当激烈的，至乾隆时，虽然表面上的斗争已经终止，但依旧有秘密组织或者说反清思想在活动、在传播。这既是乾隆大兴文字狱，实行诛心之治的主要原因和借口，也是他坚持六度南巡的目的所在。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乾隆六次南巡的时间表：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六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这六次南巡前后间隔时间三十三年，覆盖了乾隆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段，也覆盖了这个王朝最鼎盛的时期。因为差不多在乾隆中叶之后，帝国就高潮不再了。乾隆的南巡见证了帝国盛极而衰的历程，事实上也是盛极而衰的重要推手。

财政。江南地区富甲天下，是清政府的粮仓、聚宝盆。帝国的财政差不多有一半出自此地。江南稳则全国稳。乾隆六巡江南，除了政治还有财政的考虑。这是乾隆朝财政安全的建构过程，乾隆在《御制南巡记》中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二曰南巡。”在这里乾隆把南巡和他的“西师”武功相提并论，很显然是因为南巡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

水患。乾隆朝水患频仍，地方官员却借水患之机中饱私囊，政风日趋败坏。乾隆南巡时五次阅视黄淮治理工程，四次亲勘浙江海塘，并指示清理杭州西湖，还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惩治腐败，从而树立了盛世之君的良好形象。这样的形象实在是建构帝国新形象的需要。因为在专制结构的大清统治体系中，民众其实普遍有着盛世明君的集体无意识，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是渲泄社会不公的一个假想出口或者说是减压路径。乾隆适时而来，走出大内，来到民间，高密度地推广自身亲民形象，象征性地减少社会不公的存在，这是他消解帝国政情民情信息不对称的一种努力。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这样的努力都是值得称道的。

民心。乾隆推行诛心之治，也推行养心之治。这是一个帝王的左右手，乾隆知道如何左手握右手。在对文字和文人进行围歼之后，乾隆也会满怀对文明的敬意到曲阜祭孔，到文庙行礼，到书院临视。当然，民心不仅仅是文心。帝国这么大，事情这么多，乾隆都要一一过问、解决。这是皇帝负责制的国度，但是皇帝和民众同时遭遇了信息不对称。真正知道信息的是庞大无比的官僚阶层，可这些人往往不能做到信息的上传下达。道理很简单，在信息不对称的时代，信息本身就是财富，掌握完全信息的官员们不可能贱卖信息，更不可能无偿赠送信息，所以乾隆必须走出来，了解民心，安抚民心，颁布体恤民情的法令。这些工作，他只有在路上才能完成。

以上这些，都是乾隆的喜剧，或者说是盛世的喜剧。悲剧在于，乾隆将他的南巡走成了行为艺术秀——这是盛世的南巡，形式就是内容，形式大于内容。乾隆六下江南，开支浩繁，竟将一个强盛的帝国活活走虚脱了。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六次南巡至少耗费2000万两白银，而乾隆朝平均的岁入只有4000万两左右。再加上他往东、西、北各地所做的巡游，以及地方接待官员趁机大搞政绩工程或者以接驾的名义中饱私囊，帝国财富的流失真是难以计量。史载，乾隆南巡时沿途往返5000余里，需要修建40多个行宫，某官员捐修苏州御道，一次就费银30万两，御舟拉纤的河兵竟需3600人……乾隆醉心于这些细枝末节。这是盛世的细枝末节，是盛世浮华的组成部分，也是康熙当年南巡时看不见的风景。乾隆尽管山寨了康熙，可他要的还是超越——这其实是盛世综合征：以政治的名义满足其至刚至强的虚荣心。所谓千古一帝，所谓十全老人，那是要诏告天下，行走四方，传之后世的呀。

在这里，行走四方最终走成了仪式，六次南巡终究是一件形式感极强的大事件、大礼仪。的确，在中国历史上，乾隆之后无南巡。所以乾隆的用心很清楚，就是将南巡走成一个符号，盛世的符号，超越康熙朝的盛世的符号——不是每个朝代都可以拿出2000万两白银走一走的，但是他乾隆做到了。

乾隆做到了行走四方，也就做到了传之后世。康熙在第二次南巡结束后，征召著名画家王翬将南巡这一重大事件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取名《康熙南巡图》。乾隆南巡时，也画有《乾隆南巡图》。这是传之后世的一个物证。其实乾隆大可不必这么做的，因为他走得这么兴师动众、仪式感这么强，又是长达几十年时间的行走，根本不需要一张画来证明什么。他的一颗雄心或者说野心就可以作证，口口相传的民间历史也可以为他作证，所以传之后世并不难，难的是以什么面目传之后世。在这一点上，乾隆自己也无法把握。任何历史都是模糊史，也是评说史，乾隆无法把握的是，他以什么形象出现在后人的嘴上和心里。

乾隆其实也忏悔。乾隆早期南巡时，规模华丽丽的，每次都在万人以上，结果便有不知趣的江苏官员学政尹会一上奏说南巡造成“民间疾苦，怨声载道”。乾隆斥他：“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差不多得到同样待遇的还有著名才子纪晓岚。他曾向乾隆报告，由于南巡过多，江南民众的财产已经枯竭。乾隆也斥他：“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这时的乾隆应该说是没什么忏悔意识的。乾隆真正有所忏悔是在晚年。《清史稿·吴熊光传》里，记载了乾隆晚年时说的一句话：“我当皇帝六十年，自认为自己没犯什么大错。唯有六次南巡，劳民伤财，把好事办成了坏事。”只是这样的忏悔于事无补。因为作为一个皇帝的心灵史，乾隆的忏悔可能让他有了一条人文的尾巴，令后人在品味其人生况味时有了别样的滋味，但是盛世不再，在精神上有所收获的只是乾隆本人而已，并不是他身后的这个帝国。

更何况乾隆的盛世综合征远非南巡一种。乾隆还喜欢盖园子，所谓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出现在乾隆盛世毫无疑问是意味深长的。和南巡一样，园林其实也为乾隆起着证明的作用。这样的证明似乎更加实证、触目惊心，更加可以传之后世。南巡和园林一动一静，动态的当时轰轰烈烈，可最终走成了传说，走成了虚无缥缈。园林虽然是静态的，却是静得天长地久，静得栩栩如生，触之可及，触之可亲，触之肃然起敬，这是乾隆的一个理性选择。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以下的这些皇家宫殿园林：皇宫的宁寿宫及其花园、天坛祈年殿、清漪园（颐和园）、圆明园三园、静宜园（香山）、静明园（玉泉山）、避暑山庄暨外八庙和木兰围场等，这些华丽丽的建筑除了圆明园被八国联军焚毁外，其他的都将自己站成了证明，证明一个人及其王朝的自信、野心与虚荣。

乾隆的自信、野心与虚荣他自己也有归纳，那就是“十全老人”，人世间九为至尊，所谓九五之尊，但乾隆是盛世之君。他要的不是九而是十。乾隆自称“十全老人”，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一生完成了“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这十次战争简单说来是指：一、1747年，平大小金川；二、1755年，平准部；三、1757年，再平准部；四、1759年，平回部；五、1769年，平缅甸；六、1776年，再平大小金川；七、1788年，平台湾；八、1789年，平越南；九、1791年，平尼泊尔；十、1792年，再平尼泊尔。

乾隆的“十全武功”是经不起推敲的，性质不一样，战果也有大小。乾隆征服准噶尔汗国，开辟新疆省确实功莫大焉，但他将这功劳一分为三——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这就有些凑数的意思了。而平缅甸、平越南和平尼泊尔不完全是以胜利收场的，或者乍胜还败，“十全武功”云云，可以自欺，不能欺人。

但乾隆要的就是自欺，道理很简单，盛世需要证明。最好的证明当然是武功。乾隆六十年是南巡六十年，也是武功六十年。只是乾隆为这“十全武功”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总计耗费一亿两千万两白银，盛世的国库差不多就此亏空了。

不过，这样的亏空在乾隆看来是值得的。国库的价值就在于亏空，银子都用到该用的地方去了。乾隆是不管银子的来源的，他只管银子的去向。为盛世增光添彩的事就是有意义的事，就是值得花银子去干的事，这是盛世之君的思维。于是，大清国周边的小国和穷国欣喜地发现，向大清国“进贡”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他们付出的是一些土特产，得到的是却是乾隆慷慨的恩赐。清国与印度之间的一个小国巨坎堤王国，每三年向大清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大清国则恩赐它大量的绸缎、银币和茶叶。“巨坎堤王国效应”使得大清国周边的小国和穷国纷纷利用进贡的名义从大清国获得额外的好处，有些国家甚至不惜以战争相威胁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如此迫切的“进贡”心情毫无疑问让乾隆变得很有成就感，盛世之君的感觉由此更加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