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捉襟见肘的代价

1821—1850年，在中国是道光朝。那么，道光皇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应该说，在清朝所有的皇帝当中，道光帝是最暧昧的一位。他坐在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中间，坐在1840年的节点上，天雷滚滚，这个资质平庸的男人要应付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1840年前后的大清国，已是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的世界第一大帝国，人口差不多有4亿人，占全世界总人口近三分之一，据说当时的GDP也占世界总额的三分之一。貌似很强大，却实在是脆弱得可以。这种脆弱不仅仅是国力的脆弱，也是体制的脆弱，封闭体制相对于开放体制的脆弱，道德治国相对于法律治国的脆弱。道光皇帝的宿命在于，他没有其祖父乾隆皇帝和父亲嘉庆皇帝的好运气，他左闪右躲，还是躲不过来自西方世界的猛烈撞击。毫无疑问，这样的撞击实验是在意料之中的，没有任何悬念可以期待，那场以鸦片为由头的战争最后以大清国的割地而告终。

据《清宫补闻》记载：道光皇帝在签署《南京条约》之前的一个夜晚，绕殿逡巡，不停地拍案叹息，直到五更时分，才用朱笔草书一纸（同意议和的批复），连称自己对不起祖宗。

道光之前的五位皇帝，死后都建有“圣德神功”的碑楼，但道光皇帝死后，却没有碑楼。他的儿子咸丰皇帝虽然为他撰写了碑文，却只能刻在神道的阴面，不易被人察觉，这是一个皇帝的耻辱。清朝有制，凡皇帝有失国之尺地寸土者，不得建“圣德神功”碑楼。道光皇帝在鸦片战争之后丢了国土香港，已然是个有缺憾的皇帝，所以不能建“圣德神功”碑楼。

在他之前，这个王朝已经承平200年，外侮不敢近。在他之后，他的儿子咸丰连北京城都丢了。帝国的危象可以说层出不穷。有些危象道光自己见了也是触目惊心，他的陵寝在修建过程中发生漏水，几经迁建却硕鼠甚多，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户部银库被盗案，几十名高级官员牵涉其中，上下齐手，一个王朝气数将尽的征兆，已是历历在目。

道光平定过新疆张格尔的叛乱，功勋卓著，却也丢了香港，惩罚林则徐，终成千古罪人。在英雄已然远去的时代，道光，这个身上衣服打着补丁，长得瘦骨嶙峋，一脸苦命相的男人看守着处于中衰节点的大清王朝，真可谓茫茫然不知所之。

他做的其实不是皇帝，是寂寞。

1828年2月14日是道光七年的除夕。这一天，道光皇帝的早餐菜谱是：“鸭子白菜锅子一品，海参溜脊髓一品，溜野鸡丸子一品，小炒肉一品，羊肉炖菠菜一品”，差不多是四菜一汤的水平。这还是在除夕，在时事维艰的道光七年即将过去的时刻，这个帝国领导人给自己的犒赏。

这天，道光依旧穿着打补丁的裤子，“衣非三浣不易”（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见《满清外史》记载），依旧愁眉深锁，为帝国捉襟见肘的日子做道德榜样和国家表情。道光帝即位时，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白银。而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八千余万两。人多钱少，日子怎么过下去嘛？

的确，帝国的日子是越来越艰难了，以至于他这个当皇帝的一天仅有早、晚两次正餐。虽然道光年间人均占有土地还有两亩多，但与乾隆年间人均占有土地六亩左右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一切都是人多惹的祸，帝国人口大增，土地却不见增加，吃饭问题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问题。怎么办？道光皇帝给出的对策是勒紧腰带过日子。

早在道光元年的十一月初八，道光皇帝就发布了他的施政纲领——《声色货利论》。在这篇文章中，道光帝提倡节俭治国，表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很有天下为公的意思。

最重要的是道光皇帝身体力行，带头过紧日子，他以“衣服穿破了打上补丁再穿”为标志，倾力打造穷国领导人的寒酸形象。道光皇帝经常派太监出宫去买烧饼，晚饭就和皇后以此为食，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做，还节约了灯油。他坚持使用普通的毛笔、砚台工作，坚持每餐不过四样菜肴的工作餐标准，以此引导国风民风。

国风果然被影响了。起码在道光皇帝视线所及，很多官员都开始艰苦朴素起来。大学士兼领班军机大臣曹振镛率先穿上打补丁的裤子，其他朝中大臣也纷纷仿效。一时间道光朝变得衣衫褴褛，很有日薄夕阳的意思。

但是这样的节俭却只是一场秀。为了配合道光帝的治国理念，朝臣们在旧货市场淘宝，以淘到最旧、最破衣服为荣，以穿新衣、新鞋为耻。真买不到旧衣服的官员则自己动手，将新衣做旧，不旧不穿。一个王朝的形象也就这样被做旧了。在新与旧之间，真是虚伪之极，官员的人格和国家的品格开始扭曲、异化。

道光帝有一件黑色的狐皮端罩。他想在端罩四周加上一圈狐皮，内务府向他报告预算说需要一千两银子。虽然到最后狐皮没有加成，但内务府的大手大脚、中饱私囊等行径，还是从这一细节里流露了出来。狐皮再怎么贵，也用不了一千两银子啊！另外，从宫廷中的燃料开支来看，据档案记载，道光元年十二月初一至二年十一月底，共消耗木柴十六万八千三百三十六斤，比嘉庆二十五年同期增加了74.41%，另外红箩碳、黑炭以及煤的消耗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宫中人员增加所致，另一方面完全是铺张浪费。道光帝虽然是宫中的主子，帝国最高领导人，却对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浪费无可奈何。他的管理无能、优柔寡断由此可见一斑。

而在道光皇帝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很多官员依旧声色犬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场宴席可以历时三昼夜，一种豆腐可以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50多种花样。人人都是美食家，个个都是饭局明星。所谓“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依然一派盛世光景。

道光八年（1828年）的夏天，道光帝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宴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有功将士。但他们得到的待遇只是几碟小菜而已。这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的将士毫无疑问心寒了，道光帝节俭竟然节俭到他们头上，精忠报国的意义何在？他们想不通。

更想不通的事情在随后发生。为了勤俭治国，节约兵饷，道光帝宣布清军今后在新疆只留守六千人。这与将军们上奏的要留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差距甚大，事实上也不符合新疆地域广阔、民情复杂的实际。在多次与道光帝交涉未果后，将军们甚至激愤地提出，以后清军只守新疆东部，让西部自治好了，一场由节俭导致的攻防游戏在道光帝和将军们之间展开，游戏背后，却是国之安危与社稷民生。

最后的解决之道则是道光帝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宣布各省裁军百分之二，从中节约出三十余万银子，“以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饷”（见《清史稿》），这其中被裁军的地区也包括了东南沿海。史载：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广东、广西两省部分骑兵和步兵被裁，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一，福建水陆各营以及浙江部分骑兵和步兵被裁。

毫无疑问，这是捉襟见肘的代价，若干年后，鸦片战争爆发，道光帝才猛然惊觉，原来任何一个地方的兵员都裁不得。新疆可以有叛乱，东南同样会有外患，靠节俭是节俭不出国家安全的，只是这样的认识为时已晚。这个一生视节俭为理想追求的人，实在是搞不明白节俭与浪费的辩证法，也搞不明白开源与节流的辩证法。越节俭越贫困，就像当时朝中大臣向他质问的那样，“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节俭在这个王朝成了原罪，成了道光无能的代名词。道光自己也只能感慨生不逢时，在新时代与旧时代的夹缝中委曲求全，以搏一条生路。

可帝国的危机却已是如影随形。它不仅仅是外患，还在于人心。人心出问题了，出了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