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心腹大患

道光朝的精气神，除了萎顿于陋规或者说官场潜规则外，也萎顿于鸦片的烟雾缭绕中。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鸦片成了道光朝的心腹大患呢？

早在1820年，也就是道光即位前一年，外事专家包世臣就忧心忡忡地断言，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十年之后的道光九年，道光朝吸食鸦片的民众已“渐染十数省之广”。道光十一年，大清国“各处城乡市镇”都能见到各式各样的瘾君子。而到了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林则徐认为用洋药者（吸食鸦片的民众）至少占中国人口的1％。当然，林则徐的说法仅仅代表他个人的一种猜测。比这种猜测更具考据精神的是，有当代学者认为道光朝吸食鸦片的民众很可能有4000万名之多。

这是一个王朝的忧患。当承平日久，盛世的遐想成为道光朝浪漫的集体无意识之后，麻醉自己、娱乐自己便成了一种公共行为。没有人知道一场以鸦片为主题的战争已近在眼前。甚至在总计80万名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中，居然也有不下20万的士兵吸食鸦片。而在东南沿海的绿营军中，更是有过半的士兵吸食鸦片。天朝的武装力量，岌岌可危，天朝的东南防线，一触即溃。这个王朝，再也承受不起鸦片的重量了。

于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道光面前：要不要禁烟？

这似乎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的。早在雍正九年，清政府就开始禁烟了，嘉庆四年，两广总督吉庆奏请嘉庆皇帝“不许贩卖（鸦片），犯者拟罪，递加至徒流环首”，立法不可谓不严苛。但如果仔细窥伺雍、嘉两朝的禁烟政策及实施成效，人们又可以发现，其中还是有漏洞存在的。在雍正朝，虽然对“兴贩鸦片烟”“私开鸦片烟馆”都立了罪名，却对吸食鸦片的民众不加处罚。雍正朝也不能完全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虽然在法令上“私开鸦片烟馆”拟绞律，也就是可以处极刑，但终雍正一朝，却没有“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嘉庆朝的禁烟成效同样也是大棒高高举起，胡萝卜轻轻落下。嘉庆末年苏州有十万名瘾君子的现实就证明了鸦片的泛滥，证明了帝国世道人心的流失和迷茫。

所以，道光的迷茫也正在这里。禁还是不禁，是一个问题，怎样禁，更是个问题。

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二十七，一个叫许乃济的官员向道光帝上了一道名字很拗口的折子，叫《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这道折子虽然名字很拗口，主题词却只有两个字——驰禁，也就是给鸦片解禁的意思。许乃济在奏折里认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同时许乃济从药理学的角度提出“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泄辟瘴，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很有为鸦片正名的意思。总之，许乃济建议“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理由是，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而且“今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他还建议让“内地得随处种植（罂粟）”，以土烟抵抗洋烟，彻底改变鸦片贸易中道光朝面临的入超境况，一劳永逸地解决大清白银外流问题。

这真是个石破天惊的建议。在雍、嘉两朝严厉禁烟却收效甚微的背景下，许乃济的驰禁论是不是可以突破僵局，化害为利？道光皇帝不敢下定论。他需要更多的证据，他将许乃济的奏折转发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想听听他们的建议。

道光帝没想到，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在回奏中不仅同意许乃济的驰禁论，甚至还搞出了驰禁鸦片的章程九条，请求道光帝批准执行。一个王朝的世道人心，此时正从茫然进一步走向“开放搞活”，只是这样的“开放搞活”令人提心吊胆，令人惆怅不已。

禁还是不禁，看来真的是一个问题。

事实上，对于囊中羞涩的道光朝来说，驰禁鸦片不仅是一个现实的选择，还是一个具备极强诱惑力的现实选择。在当时，“种植罂粟花，取浆熬烟，其利十倍于种稻”。这也是雍、嘉两朝禁烟不能做到底气十足的重要原因。但接下来的事实却让道光帝一下子心生惧意——许乃济的这篇奏折被译成英文，到处传播了。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向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报告说：“许乃济驰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道光帝当然不关心印度的鸦片种植有没有被刺激，他只关心鸦片在大清的泛滥情况。很显然，许乃济发布驰禁论的道光十六年是火烧眉毛的年头。这一年广州从海外进口鸦片突破3万箱大关，比上一年增加了4000箱左右。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严禁论开始抬头。道光十八年（1838年），一个46岁的中年男人向道光帝递上了他写的奏折，他叫黄爵滋。三年前，这个道光朝奏折写得最好的人被任命为鸿胪寺卿（鸿胪寺是司掌朝廷典礼的机构，其长官为正四品官），三年后，黄爵滋出手了，写了一篇影响历史进程的奏折。

黄爵滋在他的奏折中如是统计：“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在这里，所谓的“漏银”是白银外流的代名词。数年间，几千万两白银因为鸦片贸易外流，令道光朝面临“将无可充饷之银”的“银荒”，这是道光帝做出禁烟决策的最主要动因。

但禁烟之后事更多，道光帝怎么也没想到，鸦片之害，居然已经威胁到他的母亲皇太后。皇太后由于受宫中太监的诱骗，早已吸上鸦片，过上吞云吐雾的日子。至此，道光帝的禁烟运动不得不打一个折扣，起码对自己的老母亲，道光帝还是不能查处也不敢查处的。甚至为了保证禁烟运动开展后皇太后有烟可吸，道光帝还秘密地让有关官员为其母亲准备一个鸦片供源，同时对外隐瞒消息，此情此举，毫无疑问从一个侧面预示了道光朝的禁烟运动将有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始，却伴着挥之不去的黯淡结局。

结局来得很快，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水到渠成”地为英国人的入侵提供了极好的借口。道光帝应该是很痛苦地看到了鸦片所带来的报应，不是禁烟不对，而是禁得太晚了。林则徐担心几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在这场战争中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不需要几十年，到那时，几十万清军已经挡不住几千劳师远来的英军了。也许在这里，我们还不能把鸦片战争中清军的失利完全归结为鸦片之害，但最起码，东南沿海的绿营军有过半士兵吸食鸦片的事实令世人对这支军队不敢有任何期待。

最伤感的结局还在后头。随着鸦片战争的失利，道光帝发端于战前的禁烟运动无疾而终。衰世的烟雾依旧缭绕，隐现着他那张伤感无奈的苦瓜脸。这个王朝，还是有着“十分之一二的京官，十分之二三的外官，十分之五六的钱谷幕友（司法税收人员），以及不可数计的长随吏胥（跟班、差役）在吸食鸦片”（道光时人蒋湘南对官吏胥役吸烟状况的估计）。他们在衰世至乱世的大崩溃之前吞云吐雾，麻木沉沦。这些可怜可恨的人儿精枯骨立，不复有人形存在，就像这个王朝的未来一样，没有希望，只剩下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