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在文明的旗帜下

如果不带历史偏见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顺治到康熙再到乾隆，一条向汉文明致敬的纵贯线清晰可见。这是三个皇帝的文化选择，也是他们由文明而政治的王朝路径。顺治陶醉于满汉文明的大融合，康熙身体力行，成为汉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多个领域的学者、方家，而乾隆更是集大成者，在位60年，不仅是汉文明的学习者，也是汉文明的整理者、传播者。

主持纂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乾隆集全国之力完成的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参与者前后有4186人，时间长达20年，这些文化界的精英们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一次全面地、系统地清理，选择重要的刻本、抄本，缮录采入《四库全书》。对汉文明来说，这实在是继明《永乐大典》后功莫大焉的事情。可以说是盛世之举，所谓盛世修书，乾隆也需要这样一项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来对其盛世的确凿性加以证明。

诗人。准确地说应该是汉诗人。乾隆和康熙一样，勤奋好学，是多个领域的学者，也许方家还谈不上，比如说不能称他为文学家、语言学家、书法家和学者，但是“诗人”二字，乾隆还是可以担得起的。乾隆一生喜爱作诗，据统计，他写的诗总计有42613首。毫无疑问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全唐诗》所收的有唐一代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才48000多首，乾隆可谓以一人敌数千人，或者说他撑起了一个时代，起码在诗作数量上。也许我们可以质疑他写的42613首诗的质量，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否请了枪手为其代劳，但我们不可以质疑的是他的诚心、热心，对汉文明的诚心、热心。毕竟一个人诗写得有多好是不可求的，但是能写多少却是可以追求的。乾隆“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诗”，又说：“每天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一个满族皇帝，对写汉诗如此孜孜以求，汉文明的魅力真是无坚不摧了。

除此之外，乾隆还是一个有名的文物收藏爱好者，清宫书画大多是他收藏的。一个每天临摹，自称最爱宋黄庭坚的书法爱好者，他写的字与黄庭坚的字实在是谈不上形似，更别说神似了。从现在存世的乾隆书迹看，他的字虽然点画圆润均匀，结体婉转流畅，但是缺少变化和韵味，并无明显的成就，有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但是乾隆对书法的热爱就像他对诗作的热爱一样，确实是疯狂的。因为喜爱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乾隆在差不多50年的时间里，在这幅只有20多字的残简上写满了自己的题跋，总计达73处之多，完全淹没了王羲之的真迹，但是乾隆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有与名家融为一体的意思。

乾隆也许还是个三流的画家。虽然他的画跟字相比，水平又下了一个层次，不过乾隆的热爱依旧是真实的。他酷爱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许是鉴识水平太低，乾隆一直赏玩不已的《富春山居图》事实上是一幅假画，到后来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真迹出现时，乾隆却依旧认假为真，每天捧着假画赏玩不已。在这幅假画上，乾隆先后题跋55处。那份热爱，依然虔诚。

可以这样说，乾隆对汉文明的热爱是全方位的，也是不伪饰的。这是一种文明对一个王者的征服，这样的征服出现在盛世，有其象征意义，也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乾隆终究逃不过这样的历史逻辑，他似乎也不想逃，而是沉醉其间，沉醉在先进文明的巨大覆盖里，不能自拔。

只是这样的沉醉很快就有了不和谐音。一部《四库全书》背后，有文明的累积，也有文明的被戕害。乾隆下令编纂的《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36304册，但是因编纂此书而禁毁的古书达十万册之多。这是政治对文明的戕害，也是最高权力的一次狰狞表现。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这些书同样都是文明的载体，只是它们不符合乾隆的价值规范和观念要求罢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场阴谋，一场针对文字的阴谋，一场皇权对人类文明的合围和屠杀。这样的合围和屠杀让300名学者、3600名抄写者10年的劳作有了诡异的味道，也让最终得以完成的近420万页文字变得残缺不全，疑窦重重。所以，一个问题产生了，一向崇尚宽养之治，对汉文明有着特殊癖好的乾隆为什么会在突然之间变脸呢？

其实，我们都误解或者误读了乾隆，乾隆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以道治，也以术治；以养心治，也以诛心治；以文明治，也以政治治；以德治国，也以法治国。在宽严之间，乾隆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是他的统治术。他尽管山寨康熙，却不是全方位克隆。康熙宽有余，严不足。雍正严有余，宽不足。两者都有偏颇。但乾隆不同，他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在名实之间有时名实相符，有时名不副实。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拿捏的尺度相当精妙，宽至极则严，严至极则宽，乾隆对这样的拿捏总是游刃有余。他处理皇族、政敌等历史遗留问题时已经初露峥嵘，这一回，乾隆对文字以及文字背后站着的文人大开杀戒，则是其执政思维的延续，是“宽至极则严”，也是其统一价值规范和观念要求所采取的专项行动。

可以说，乾隆兴起的文字狱，在清朝历代中是为数最多的，这是盛世的阴影和污点。在文明的旗帜背后，躺下的不仅是一具具书的尸体，还有一具具人的尸体，文人的尸体。文人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文人思想锋利，这是比武器更加可怕的力量，乾隆盛世，自然不能让思想的异数蔓延泛滥。当文明以冲突的形态而不是和谐共处的形态存在时，暴力就成了最后的裁决者——乾隆出手了。

更深层次的悲剧还在于，乾隆将暴力扩大化了。对诗文吹毛求疵，捕风捉影，无中生有，上纲上线，人为地制造文明伪冲突，将暴力指向任何一个并无思想异数的文字工作者，这已构成了一种灾难，针对普通人的灾难。文字存在的本身成了一种罪，成了文明的罪与罚，成了反文明的证据。盛世悖论，竟至于此，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

悲剧不仅不可避免，还成为一种常态。乾隆时期，文字狱俯拾皆是，较著名的有这么几起：

《南山集》案。《南山集》案可以上溯到康熙时期。康熙时，戴名世因为著作《南山集》被认定有严重的“政治问题”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与此同时，他受株连的亲戚朋友达几百人。这本来是康熙时期的一出悲剧，但是50多年后，乾隆利用“《南山集》案”借文杀人，杀害了71岁的举人蔡显，株连24人。原因是蔡显的诗文集《闲闲录》里引用了古人《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但是乾隆却认为蔡显含沙射影，他断定“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则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如此大逆不道，再加上《闲闲录》里载有“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等字句，乾隆也认为蔡显是对现实不满。由此，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

《字贯》案。涉案人是一名叫王锡侯的举人，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他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花费17年心血编写出《字贯》，但是乾隆以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同时，《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则是另一罪状。据此，王锡侯被处斩，《字贯》彻底禁毁。刻印《字贯》的雕版、废纸也被全部销毁。另外，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因“失察”治罪。

前大理寺卿尹嘉铨案。大理寺卿尹嘉铨退休后让儿子给乾隆上了两本奏折，请求赐予谥号，并且与开国名臣范文程一起从祀孔庙。乾隆看后下令革去尹嘉铨的顶戴，交刑部审讯。同时，指派官员前往抄家，特别嘱咐要留心搜检“狂妄字迹、诗册及书信”。查抄者很快在尹嘉铨的文章中查到“为帝者师”的字句。乾隆恼怒，称：“尹嘉铨竟俨然以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加此妄语，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能否为朕师傅？”随后，尹嘉铨被处以绞刑，他的著作及有关书籍93种也被销毁。

沈德潜反诗案。江南名儒沈德潜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77岁时辞官归里。沈德潜在朝时，写的诗颇受乾隆赏识，常出入禁苑，与乾隆唱和。所以沈德潜退休后被乾隆赐赠太子太傅的头衔，从一品，可谓皇恩浩荡了。但就在沈德潜死后不久，他竟然遭到乾隆的清算。因为在沈德潜的诗集里，赫然收录着几首他当年给乾隆皇帝当枪手写的诗，这就等于揭穿了乾隆一生作四万多首诗中某些难与人言的秘密。与此同时，沈德潜还干了两件“蠢”事。一是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将降清明臣钱谦益的诗列为诗集之首，乾隆居后。沈德潜此举，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二是沈德潜为徐述夔《一柱楼诗集》作“传记”。该诗集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以及“且把壶儿搁半边”等敏感字句，徐述夔获罪，沈德潜也难辞其咎。至此，沈德潜遭到了政治清算，他的坟墓被乾隆下令铲平。

胡中藻诗案。大学士鄂尔泰的门生、曾为内阁学士的胡中藻是个诗歌信徒，著有《坚磨生诗抄》。但是胡中藻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诗句，有把大清污为“浊清”的嫌疑。乾隆下令秘查，随后，胡中藻被处斩，已故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入祀。鄂尔泰的侄子鄂昌，因为与胡中藻曾有诗词唱和而被赐死。户部侍郎裘曰修，也因此案遭革职。

不用再多举例了，仅上述五案就可以看出乾隆对文化的戕害和恐惧已经到了何种地步。这是以政治面目出现的针对文明的恐惧。文明覆盖了乾隆，身处其间的他一方面深知文明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明白了这种力量的存在，所以才恐惧，才会因为恐惧而杀戮和草木皆兵。也许乾隆本人也未必相信那些文绉绉的诗人会对这个帝国的颠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他还是下手了。手段之毒辣为秦始皇以来所仅见，这实在是乾隆设的一个赌局，他赌他的盛世可以承受得起这样的戕害和扫荡。因为经济正确，所以政治正确，盛世的人心向背让乾隆这个绝对自信的帝王相信，他的任何行动都是庞大的帝国可以承受和消化的。

乾隆赌赢了。乾隆的雷厉风行、杀气腾腾虽然造成举国上下人一片心惶惶，但是仅此而已。盛世依然是盛世，有一部《四库全书》在，文明也就被定格和明证在那里了。这是流芳百世的证据和荣光啊……

可事实同时也证明，乾隆赌输了。实施文化恐怖主义政策之后，“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一代史学大家孟森语）。《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和不满。这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是不满的大多数。盛世失声，文明萎缩成一部没有生命力的《四库全书》，推动盛世继续往前走的动力顿然流失甚至转化成阻力。这是乾隆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大清帝国在未来的岁月里必须付出的代价。

在这一点上说，乾隆真的是过于自信了。在文明的醉与罪之间，他做到了有所为，却没做到有所不为。盛世才到正午，乾隆却想风光看尽，将一大段美好的时光摁了快进键，殊为可惜、可叹。他是文明的醉人，也是文明的罪人。不错，盛世是乾隆开创的，可在不久之后就将失去。因为嘉庆继位之后，大清的这个盛世也就随风而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