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龙椅——一个王朝的精气神

一个帝国自有一个帝国的仪式感。对于康乾盛世来说，木兰秋狝与东巡谒陵是两项重大的仪式活动。它们如仪举行，浩浩荡荡，在国家层面上展示了盛世的精神体魄，这也是一个王朝活力与自我激励的象征。木兰秋狝追怀一个彪悍民族笑傲世界的无畏精神，东巡谒陵展示的是满族的祖宗荣誉感和大清王朝的自我认同。作为盛世之君，康、乾是非常注重这两项活动的。

先说“木兰秋狝”。康熙二十年，“木兰秋狝”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被固定下来，形成代代相承的国之大典。康熙自然是身体力行，乾隆帝也对秋狝大典重视有加，自乾隆六年到乾隆五十六年，乾隆秋狝次数竟达40次之多！

这是盛世之君的自我操练，也是帝国精气神旺盛的重要指征，但是盛世的荣耀往往是衰世的尴尬。嘉庆皇帝画虎类猫，气喘吁吁，在祖宗留下的国之大典上经常力不从心，洋相尽出，无情地泄露了大清王朝盛世中衰的消息。

嘉庆在位25年，举行“木兰秋狝”11次，次数不可谓不多，但几乎每一次，他都走得泥泞艰难，就像这个王朝的沉重行走一样，跌跌撞撞，险象环生，令人唏嘘不已。

嘉庆七年（1802年）是嘉庆帝第一次正式举行秋狝大典的年头。事先，他有很多美好的想象，可最终却只拥有一个伤感的结果。因为在永安莽喀行围过程中嘉庆皇帝发现，野兽稀少，特别是“鹿只甚少”，以至于无法行围。事实上这不是生态问题而是管理问题，管理围场的大臣庆杰、阿尔塔锡等人由于长期玩忽职守，允许人马车辆随意出入，以致围内野兽稀少。第一次秋狝的流产似乎是嘉庆王朝不祥的开篇，嘉庆皇帝很难想象在康乾盛世会有此类事件发生。从表面上看，野兽稀少是个小问题，其实质却是王朝精气神的流失——这个王朝不谙武事久矣，等到重新抖擞精神时却再也找不到可以擒获的猎物。没有了猎物的猎人还是猎人吗？估计嘉庆是不敢回答这个问题的。

嘉庆帝在第一次举行秋狝大典前曾经发表过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秋狝大典，为我朝家法相传，所以肄武习劳，怀柔藩部者，意至深远。”他还说：“朕披览奏函，瞻依居处，不觉声泪俱下。”但是最终，真正落到实处的却只有“声泪俱下”四个字。

嘉庆帝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秋狝依旧受困于野兽稀少的问题。分析其中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管理围场大臣平日不能实力稽查，咎无可宥”，嘉庆由此将管理大臣、副都统韦陀保等交部议处，并且把乾隆五十七年以来所有的管理大臣一一拿来查议，还在制度层面上完善和强调了相关的管理章程。这差不多可以称为一个王朝的亡羊补牢，也许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但是聊胜于无。嘉庆为了早日恢复秋狝大典的尊严，甚至出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规定——将鹿只的增多与管理官员的奖励联系在一起。他试图通过奖罚手段快速达到目的。

但是，目的还是没有达到。接下来，嘉庆惊骇地发现，他的每一次秋狝行动都能发现帝国的新问题。这其中不仅有管理问题，还有疲软问题，擅离职守问题以及制度弊端，等等。嘉庆十一年木兰秋狝，竟然发生了管理围场大臣、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大臣舒明阿等人擅离职守，由围场外前往看热闹的咄咄怪事。木兰秋狝，堪称一场军事行动，皇帝的安全是重中之重，这些管理大臣们却毫无安全意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帝国“疏懒不堪”的现状。同样是在这次秋狝过程中，嘉庆还发现了官兵倒卖官配马匹的现象，其目的只为中饱私囊，此举导致很多官兵围猎时无马可骑，只能跟在皇帝后面瞎跑。这个现象细究起来虽然是制度弊端，但实在有失皇家尊严，可嘉庆皇帝除了申斥了事外，别无他法可想。

再接下来的几次秋狝也是狼狈不堪，甚至称得上惨不忍睹。嘉庆十三年，嘉庆帝秋狝木兰，围内竟只有十余头鹿只留存，行围时又只剩下三头，并且都跑至围外，令他徒呼奈何。

嘉庆十四年，由于围内雨水较多，道路难行，嘉庆帝的木兰秋狝大典只得暂停。

嘉庆十五年八月，嘉庆再次举行木兰秋狝。可围内野兽稀少的老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嘉庆十七年的木兰秋狝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一边嘉庆帝在行围，另一边正红旗军官领着贼人在盗罚场木，完全无视天子的尊严。

嘉庆十八年的木兰秋狝纯粹是败兴之举，嘉庆帝来到围内，野兽依旧稀少，问题依然如故。回銮过程中，京师又发生了天理教徒围攻皇宫的事件，嘉庆帝惊吓之余很是惆怅不已。

此后的木兰秋狝不是因故暂停，就是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个王朝的磕磕绊绊已是显而易见了。嘉庆帝也不再激情满怀，而是沉默是金，默然地将这祖宗留下的仪式行仪如故。在这里，木兰秋狝的盛世意义被完全抽离，只剩下干枯的形式有一搭没一搭地进行着，聊以象征一个王朝的威严还在断续存在。

仅此而已。

嘉庆帝的最后一次秋狝是一个未完成式。嘉庆二十五年，嘉庆又一次来到已经略显苍老的避暑山庄，准备举行第十二次秋狝大典。行前，他警告说：“诸臣若存偷安之心，微言示意，经朕觉察，立置于法，决不轻赎。”很有将秋狝大典进行到底的意思。但事后证明，这是苍白的警告，也是空洞无力的警告。别说大臣们，即便是他自己，老天也不忍心再看其受折磨，也不忍心看着这变了味的秋狝大典继续在人世间存在。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的第二天就突然去世了。木兰行围活动至此成了嘉庆王朝的绝响。

遥远的绝响。

说完木兰秋狝，再来说说嘉庆帝的东巡谒陵。清帝的东巡盛京谒陵祭祖，始于康熙。目的是为了告慰列祖列宗并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当然，做这件事的前提是谒陵皇帝必须要有拿得出手的丰功伟绩以资“告慰”。嘉庆十年七月，嘉庆帝上路了，这是他第一次东巡谒陵。在此之前，他平息了白莲教起义，让这个帝国重新变得云淡风轻。嘉庆帝或许会以为，这是他告慰列祖列宗的资本，列祖列宗会欢迎他到来的，但是一路上的景象还是让他心惊兼心凉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东巡谒陵了，所行道路年久失修，泥泞难走。并且“跸路数十里内，道旁并无一二官员带领民夫伺候，且亦无修道器具”。这事实上是比道路失修更严重的问题，人心散了，人心失修了，老百姓都叫不动，最后竟然是盛京将军“富俊等亲自扫除平垫”，嘉庆从中看到官民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到了不可修复的地步。

不仅是官民关系，官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和谐，充满了漠视、隔阂甚至是对立。盛京将军富俊虽然早已布置了修路任务，可知县伊诚等人并不执行，侍郎花尚阿时也没有及时加以督促，直到检查官宜兴前往检查时，才老大不情愿地进行了补修。而宁远州知州克星额简直是拎不清，平日有外省州县官过境时，他还知道出迎，现在嘉庆皇帝来了，他却一个劲儿地到前面查看道路去了。嘉庆帝认定他事先不做好道路维护工作，临时抱佛脚，是“昏庸玩误之员”，立即将他革职，发往热河当差去了。

在祭祀扬古利、费英东时，嘉庆还发现了腐败现象，他所行的道路并非直路，竟然多绕行四里多。这说明修路官员借修“御道”之机向朝廷多要银两，个中腐败情形不言而喻。可嘉庆生气的不仅在这一点上，因为“绕道开修新路，将旗民田亩平治除垫者，不知凡几”，他担心原本就紧张对立的官民关系在这件事上又雪上加霜了。

另外，在东巡谒陵途中，嘉庆还遗憾地发现，为了修道派夫之事，酷吏横加催派，以至于发生了酿毙人命的事情。这样一桩恶性案件的发生为他的第一次东巡谒陵蒙上了重重阴影。这个帝国，真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吉祥的。好事都能变成坏事，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指向了帝国的宿命，那就是磕磕绊绊，几无善终。

13年之后，也就是嘉庆二十三（1818年）年，在痛定思痛之后，嘉庆皇帝准备第二次东巡了。他原以为，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帝国的创伤应该都抚平了，起码道路不再泥泞难行。但他想得还是太简单了，这回的问题不是发生在道路上，而是发生在人心里。大学士松筠以“三辅亢旱”为由谏阻嘉庆东巡，这实在不是个好由头。帝国这么大，几乎每年都有某某地方亢旱的消息传来，如果因为这个理由不能成行，嘉庆皇帝简直要抓狂了。

到此时嘉庆执政帝国已经23个年头，大概很有“时不我待，来日无多”的感觉，所以这一次的东巡，他的欲望格外强烈，对谏阻者的处置也比较严厉。最终，大学士松筠因言获罪，被革去大学士、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等职，但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才准官复原职。嘉庆就此事向大臣们辩护说：“成汤遇旱，六事自责，六事中有谒祖陵一节乎？”意思是谒祖陵不受天灾的影响或干扰。

但是干扰却此起彼伏。松筠因言获罪后，御史吴杰前赴后继，他针对谒陵派差一事，奏请嘉庆皇帝禁止差务派累。另外，在嘉庆下令求言后，有三名御史对处理松筠一事提出不同的意见，请求仍将大学士松筠召还内用。御史李广滋还指出，盛京为准备谒陵大典，竟按亩向百姓摊派钱款，给民众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所有这一切都让嘉庆皇帝恼羞成怒。东巡路上干扰多，不反击是不行了。嘉庆一方面指责三御史“莠言乱政”，另一方面严惩李广滋。嘉庆下令：“李广滋不胜御史之任，著撤回原衙门，仍以编修用。”此后不久，李广滋被革职拿问，最后发乌鲁木齐效力赎罪。

这就是嘉庆二十三年的大清帝国，帝国至此已经脆弱到听不得一丝刺耳的声音。这一年，嘉庆59岁，年届花甲。当他历经万般阻挠，东巡成功，终于站在祖陵面前时，嘉庆皇帝忍不住含泪说出了这样的一番话话：“子孙若稍存偷安耽逸之心，竟阙此典，则为大不孝，非大清国之福，天、祖必降灾于其身，百官士庶，若妄言阻止，则为大不忠，非大清国之人，必应遵圣训立置诸法，断不可恕，况乱臣贼子，岂可容乎？”

这应该说是他的辩解，也是呐喊，是嘉庆王朝最后时刻尖厉而苍白的抵抗。只是这样的抵抗意义并不大。因为两年之后，嘉庆在这个世上就不复存在了。此后，道光皇帝继位。道光九年，道光皇帝以成功平定张格尔之乱进行了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东巡——这是清王朝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东巡谒陵。从此以后，大清再无东巡事，这个王朝的精气神至此已是萎靡不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嘉庆的东巡谒陵是帝国中衰的一曲离歌。忧伤、低回，充满了不和谐音。

充满了宿命感和警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