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农业史话——五谷六畜

虞、夏、商、西周、春秋时期黄河流域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体，在种植业中又以谷物生产为中心，畜牧业也相当发达，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蚕桑生产获得发展，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一定地位。

在农业发生之初，人们广泛进行栽培试验，往往多种作物混种在一起，故有“百谷百蔬”之称。以后，逐步淘汰了产量较低、品质较劣的作物，相对集中地种植若干种产量较高、质量较优的作物，于是形成了“五谷”、“九谷”等概念。“五谷”一称，始见于春秋末年；它的所指，汉人已有不同解释，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差别，但大同而小异。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对照可以看到，我国先秦时代主要粮食作物是粟（亦称稷）、黍、大豆（古称菽）、小麦、大麦、水稻和大麻（古称麻）。以后历朝的粮食种类和构成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变化的。

从原始时代到商周，粟黍是黄河流域、从而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它们是华夏族先民从当地的狗尾草和野生黍驯化而来的。它们抗旱力强，生长期短，播种适期长，耐高温，对黄河流域春旱多风、夏热冬寒的自然条件有天然的适应性，它们被当地居民首先种植不是偶然的。上述特点黍更为突出，最适合作新开荒地的先锋作物，又是酿酒的好原料。在甲骨文和《诗经》中，黍粟出现次数很多。春秋战国后，生荒地减少，黍在粮食作物中的地位下降，但仍然是北部、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要植物性粮食。粟，俗称谷子，脱了壳的叫小米。粟中黏的叫秫，可以酿酒。粱是粟中品质好的，贵族富豪食用的高级粮食。粟营养价值高，有坚硬外壳，防虫防潮，可储藏几十年而不坏。唐代大诗人李白说：“家有数斗玉，不如一盘粟。”从原始农业时代中期起，粟就居于粮作的首位，北方人民最大众化的粮食。粟的别名稷，用以称呼农神和农官，而“社（土地神）稷”则成为国家的代称。粟的这种地位延续至唐代。

水稻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从野生稻驯化的，长期是南方人民主粮，原始社会晚期扩展到黄河、渭水南岸及稍北。相传大禹治水后，曾有组织地在卑湿地区推广种稻。

我国是世界公认的栽培大豆的起源地，现今世界各地的栽培大豆，都是直接或间接从我国引进的，这些国家对大豆的称呼，几乎都保留了我国大豆古名“菽”的语音。根据《诗经》等文献记载，我国中原地区原始社会晚期已种大豆，而已知最早的栽培大豆遗存，发现于吉林永吉县距今2500年的大海猛遗址。大豆含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被誉为“植物肉”，对肉食较少的农区人民的健康有重大意义。大豆根部有能固氮肥地的根瘤，古人对此早有认识，金文中的“东”（菽的初文）作“”形，是大豆植株形象，一横表示地面，其上是生长着的豆苗，其下是长满根瘤的根。反映我们的祖先的观察是多么细致和敏锐。

小麦、大麦原产于西亚，对中原来说都是引进作物。我国古代禾谷类作物都从禾旁，惟麦从来旁。来字在甲骨文中作“来”，正是小麦植株的形象，麦穗直挺有芒，加一横似强调其芒。小麦最早就叫“来”，因系引进，故甲骨文中的“来”字已取得表示“行来”的意义；于是在“来”字下加足（）作为小麦名称，形成现在的“麦”字。小麦很可能是通过新疆河湟这一途径传入中原的（西部民族种麦早于中原）。在新疆孔雀河畔的古墓沟遗址，发现了距今3800年的小麦遗存。近年甘肃民乐东灰山出土距今5000余年的麦作遗存。有关文献表明，西方羌族有种麦食麦的传统。周族在其先祖后稷时已种麦，可能出自羌人的传授。但小麦传进中原后却在东部地区发展较快。

大麻原产我国华北，目前黄河流域已出土原始社会晚期的大麻籽和大麻布。“麻”字始见于金文。《诗经》等古籍中有不少关于“麻”的记载，并区分其雌雄植株（附带指出，这种对植物性别的认识，在世界上是最早的）：雌麻称苴，其子称膺，可供食用，列于“五谷”；雄麻称臬，其表皮充当衣着原料。

我国种植蔬菜至少始于仰韶文化时代，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了油菜（古称芸或芸苔）种籽，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十字花科芸苔属蔬菜种籽，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了莲子，浙江河姆渡遗址则出土了葫芦籽。《诗经》记载的蔬菜种类不少，可确定为人工栽培的有韭、瓜（甜瓜）和瓠（葫芦）。稍后见于记载的有葵（冬苋菜）、笋（竹笋）、蒜和分别从北方和南方民族传入的葱和姜。

作为谷物的补充的蔬菜和果树，最初或者和谷物混种在一起，或者种于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商周时代，逐渐出现了不同于大田的园圃。它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囿分化出来。上古，人们把一定范围的土地圈围起来，保护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鸟兽，这就是囿，有点类似现在的自然保护区。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种有某些蔬菜和果树。最初是为了保护草木鸟兽，而后逐渐发展为专门种植。其二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如西周有些耕地春夏种蔬菜，秋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春秋时代形成独立的园圃业，这时园圃经营的内容与后世园艺业相仿，种蔬菜和果树，也往往种一些经济林木。

商周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种植业相当发达。甲骨文中有仓字和廪字，商人嗜酒成癖，周人认为这是他们亡国的重要原因，可见有相当数量剩余粮食可供其挥霍。《诗经》中有不少农业丰收的描述，贵族领主们在公田上收获的粮食堆积如山，“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不过，在当时木石农具与青铜农具并用的条件下，耕地的垦辟、种植业的发展毕竟有很大的局限性。当时的耕地主要集中在各自孤立的都邑的周围，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是荒野，可以充当牧场，所以畜牧业大有发展地盘。而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还很多，从而形成这一时期特有的生产部门——虞衡。

在我国，与“五谷”相对应的有“六畜”，为人们所乐道。这个词也是春秋人先说出来的。“六畜”的含义比较明确，指马、牛、羊、猪、狗、鸡。这里的“畜”，犹言家养。这是就黄河流域情形概括的。它们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均已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表示六畜的字已经齐全。据近人研究，六畜的野生祖先绝大多数在我国本土可以找到，说明它们是我国先民独立驯化的。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猪的国家。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家畜遗骨中，猪占绝对优势。从那时起，猪一直是我国农区的主要家畜；这是和定居农业相适应的。在农区，不论地主农民，几乎家家养猪。汉字的“家”从“山”从“豕”，豕即猪。羊也是中原农区重要肉畜。而原来居住在青海甘肃一带的羌人，很早就形成以羊为主的畜牧经济，因而被称为“西戎牧羊人”。人类饲养马和牛起初也是为了吃肉。中原地区牛马转为役用传说在黄帝时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这里的“乘”不是骑，而是驾车。我国大概是最早用马驾车的国家。商周时打仗、行猎、出游都用马车。狗是人类最早饲养的家畜，最初是作为人类狩猎的助手。进入农业社会以后，狗除继续用于狩猎和守卫以外，也是人类肉食来源之一。鸡是我国人民最早饲养的家禽。以前人们认为家鸡起源于印度，但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遗骨比印度早得多，家鸡的野生祖先原鸡在我国广泛分布，我国无疑是世界上最早养鸡的国家。养鸡最初可能是为了报晓。磁山遗址家鸡多为雄性，甲骨文中的鸡字是雄鸡打鸣时头颈部的特写。但鸡很快成为常用的供食用的家禽。农民养鸡甚至比养猪更普遍。鸭和鹅是从野鸭（古称凫）和雁驯化而来的，又称舒凫和舒雁，我国人工饲养的时间不晚于商周。鸡鸭鹅合称三鸟，是我国人民肉蛋主要来源之一。

商周畜牧业很发达。商人祭祀鬼神用牲，少者数头，多者动辄上百上千。周人牧群数量也相当可观。进入春秋后，畜牧业继续在发展，尤其是各国竞相养马，兵车数量迅速增加。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的国家，而且在很长时间内是惟一这样的国家。世界上许多国家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都是由中国传去的。野蚕本是桑树的害虫。原始人大概是在采食野蚕蛹过程中发现蚕丝是优质纤维，逐渐从采集利用到人工饲养，把野蚕驯化为家蚕。在这前后又开始了桑树的人工栽培。据古史传说，我国养蚕始于黄帝时代，据说黄帝元妃嫘祖教民养蚕，这当然只能理解为原始人群集体创造的一个缩影。距今5000年左右的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出土了仿家蚕蛹的陶蚕蛹，距今4700年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则出土了一批相当精致的丝织品——绢片、丝带和丝线。从目前研究看，家蚕驯化很可能是距今5000年前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若干地区的原始居民同时或先后完成的。从《诗经》、《左传》等文献看，先秦时代蚕桑生产已遍及黄河中下游。人们不但在宅旁、园圃栽桑，而且栽种成片的桑田和桑林。丝织品种类也很多。在棉花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以前，蚕桑是我国最重要衣着原料，蚕丝织物是农牧区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物资。蚕桑成为我国古代农业中仅次于谷物种植业的重要生产项目。

虞、夏、商、西周时代，渔猎采集并没有从农业经济领域消失。甲骨文中有关田猎的卜辞和刻辞记事约占全部甲骨文的1／4。商代的田猎具有开发土地、垦辟农田、保护庄稼、补充部分生活资料和军事训练等多方面作用。当时还有许多“草木畅茂、禽兽逼人”的未开发区，在这些地区开发耕地最简单易行的方法是“焚林而田”，这样就把田猎和农业统一起来了。周代，未经垦辟的山林川泽蕴藏的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仍然是人们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不可缺少的来源之一，不过取得这些资料的方式已经区别于原始农业时代掠夺式的采集和狩猎了。周代规定了若干保护山林川泽自然资源的禁令，如只准在一定时期内在山林川泽樵采渔猎，禁止在野生动植物孕育萌发和幼小时采猎，禁止竭泽而渔、焚林而狩等等。甚至还设官管理，负责向利用山林川泽的老百姓收税，或组织奴隶仆役生产。这种官吏，称为虞或衡；而以对山林川泽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为内容和特点的生产活动，也称为虞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