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市场经济——镇

宋以前指军事据点，后代有时沿袭，亦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宋以后主要指县城以下乡村以上设有税收等机构的商业居住区。镇，有凭借威势以慑服之意。用于军事方面，则始于汉魏之际。曹操以诸将军使持节戍守方面，或称“屯”，或称“镇”。如建安中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今湖北襄樊市)，镇荆州。而后逐渐将出任都督者一概称之为“镇”或“出镇”。西晋重用宗室诸王，以渚王镇邺、许昌、长安等军事要冲，这些要冲又转称为“重镇”。但当时镇尚是泛称，并未成为独立的一级军事据点或行政区划。

北魏都于平城时，为抵御柔然侵扰，在北方沿边地区设置军镇，是为镇成为独立行政区划之始。北魏比较重要的镇有御夷、怀荒、柔玄、怀冥，武川、怀朔、沃野、薄骨律、高平、鄯善、敦煌、焉耆等。镇的最高长官为镇都大将，统兵防御，主管城隍、仓库等，秩品虽同于刺史，然因独领一方，兵权在握，故又重于刺史。北魏迁都洛阳后，柔然衰落，诸镇遂失去了抵御外敌、屏蔽京城的作用，不再为人所重。镇将、镇兵和镇民的地位急剧下降，最终爆发了反对北魏统治的六镇起义，镇亦旋即撤销。

唐初，在边地设置镇戍。镇戍兵力少，往往废置无常，不利于防边戍守。于是在镇戍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屯兵多且又有长期驻地的军镇，如安西四镇、范阳镇、平卢镇等。节度使辖制军镇，或一或二，多者达四镇，故又称“节镇”。后安禄山、史思明以节镇身分发动叛乱，唐王朝又在内地相继设镇，意在藩卫朝廷。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局后，有鉴于藩镇之弊，遂去军镇，夺节度使兵权。有宋一代，镇已基本上不具备军事据点的意义，而主要是从事货物贸易的商业居民区。

宋代镇市激增，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乡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宋代对于一些商业居民点，户口虽不及县，但能够征收商税和酒税，即可置镇。宋代各镇设置监官，谓之“监镇”，虽也掌管“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但征税榷酤则是监镇的主要职责。北宋一代上升为镇的共106个，绝大多数是来自拥有上千家或几千家的商业繁盛的村市、草市、墟市和在交通要道上的驿传。其中四十个又分布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经济发展的地区。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镇市达1900个以上，南方各路约1300个，其中以两浙、两淮、江东、福建等路较多，而梓州一路则有300个以上。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及其间的差距。镇一般都设官征税，个别不设官的，则将税“卖扑”给私人承包。各镇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镇在经济上、财政上的地位，还超过它所隶属的县。全国有十多个镇的税收超过万贯以上，高的达两万八千多贯。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华亭县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境)为海舶会集的港口，北宋和南宋分别在这两个镇上设市舶司。少数的镇上升为县或监。镇和市的税收，在全国商税总收人中占不小的比重。它反映了宋代乡村居民同市场的联系较前代已大为加强。

明清时期，沿袭宋制，“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镇上一般驻有行政官吏，如巡检司、税课局、盐课司等。一些镇仍是以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地主官僚的聚居而著称。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镇也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除宋、元时旧有的镇外，在江南、东南沿海、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镇。这些镇既有直接设置的，也有从市上升而来的。明嘉靖年间，上海地区有34个镇，明末达到55个，清代前期，又新增加了33个镇。自明代就以工商业发达闻名的震泽镇，在清雍正二年(1724)升格为县。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吴江县盛泽镇有五六万户，砌州双林镇有一万六千余户。有几千户的镇更是不计其数。在新增加的城镇人口中，多数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为受雇于他人的手工业工人。明代中叶以后，镇的发展呈现专业化的倾向。一批以从事丝织业、棉纺织业、缫丝业，榨油业、制陶业，铁器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出现了。由于分工的关系，在镇与镇及镇与市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市镇体系和地区性的市场。镇成为地区性的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店铺、作坊、牙行林立，各类服务性、娱乐性的行业也有较大发展，市镇生活的寄生性日趋明显。另一方面，镇的发展并不平衡，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在全国内地广大地区，镇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