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美学——三国人物的性情与意气

政治和军事活动是三国时代的主题。三国舞台的主角是军政人物。三国的政治舞台可谓群星闪耀。皇族、士族、在战争中崛起的军阀、凭借土地和财富招兵自保的豪强，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到政治活动中来。清代史学家赵翼说：“人才莫盛于三国，亦惟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君臣、将领、幕僚们在战争年代形成的特殊处世方式和人生哲学，对于魏晋士风是有深刻影响的。今人说到魏晋风度，想到的往往是阮籍、刘伶、陶渊明之类与权贵决裂的名士，认为他们可悲可叹，怪诞有趣。实际上，怪诞名士在三国人物中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的风度并不比名士风度缺少审美色彩和文化况味。军政人物有着比文人学者更多姿多彩的性情与意气。他们的人格精神、生活方式、文章写作、审美趣味等，绝不是阮籍、嵇康可以涵盖的。解析三国军政人物的性情与意气，可以展示魏晋风度的全貌，揭示魏晋主体意识的丰富性。

一、性情与人情味

赵翼对曹操的差评渊源已久。《后汉书?许劭传》中许劭评曹操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裴松之注《三国志》引孙盛《异同杂语》中的说法是“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世说新语?识鉴》中的说法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裴松之在注《三国志》时引了许多表明曹操奸诈、虚伪的例子，如：常讨贼，廪谷不足，私谓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后军中言太祖欺众，太祖谓主者曰：“特当借君死以厌众，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其酷虐变诈，皆此类也。赵翼认为，曹操在大业未成时，为了借助一切力量，用人宽怀仁厚、不拘一格，但在扫荡群雄、势位已定后，就杀了他嫌忌的人。因此说曹操用人不是出于本性真情，只是玩弄权术而已。

曹操作为三国前期头号军政人物，在考虑军国大事时，首先要权衡利弊，随机应变。这用不着伪装，曹操也不会认为自己虚伪。比如说小斛量米一事，这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部下感到受骗，不是大斛换小斛，而是当兵吃粮天经地义，粮食不足就是欺骗。曹操推诿责任于粮官，这不是再次欺骗，只是平众怒而已。因此，这是政治家为了战争目的不择手段。如果说是欺骗，那么未免太小儿科。

厌恶权术，反感奸伪，体现出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天下为公、体恤下人、倾情弱势、爱惜生命、取信于民等，相应就有基本的道德立场和情感倾向。历代批判曹操的人，主要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这些价值观、道德观，因此就以权术和奸伪来表达这种厌恶。权术和奸伪之所以成为负面词语，也是因为有很多像曹操一样的人，违背这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尺度，后人以权术和奸伪来谴责这些人，进一步强化了这两个词语的负面意义。

“性情”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审美范畴。“真性情”一语既是道德称许，又包含审美愉悦。“性情中人”就是“真”人，与奸人、虚伪之人相对。当人们厌憎权谋人物的奸伪时，就会对权谋之外的人之常情或人情味倍加珍惜。

曹操除了以“权术相驭”，也具有常人的性情。如《曹瞒传》中说：“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曹操的杀伐，是他的职位和使命所决定。曹操自有人情味的一面，可以说是一个精神情感丰富的人，是一个有着传统道德观念的人。他在《十二月己亥令》中说：“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以大事小，这是至德，不论他是否甘愿以大事小，事实上终生没有僭越。只看到他的奸伪，忽略他的性情，这种误读折射出传统文化心理的古怪。

赵翼显然最为推崇刘备用人“以性情相契”。刘备得人心是公认的。要说曹操得人心，及所拥有的人才数量，比刘备有过之而无不及。曹操诗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恐怕只有曹操，才能够如此自信而自豪。曹操不为文人学士待见，可能是因为他对文人学者的特殊心性缺乏宽容，诛杀谋臣和文士，令文人寒心。历史由文士书写，文士历来认为“性”以“善”为本，明君以王道为至上，曹操无情无义，就只能以“权术”、“奸伪”来盖棺论定。刘备则有许多体现仁义的事例，而无反例。比如赵翼举的一个例子：其征吴也，黄权请先以身尝寇。备不许，使驻江北以防魏。及猇亭败退，道路隔绝，权无路可归，乃降魏。有司请收权妻、子，备曰：“我负权，权不负我也。”权在魏，或言蜀已收其孥，权亦不信。君臣之相与如此。［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这一事例体现的是一种普通人之间皆有的情义，因为有情义，所以彼此体谅、信任。

无论曹操还是刘备，作为政治家的权术与作为普通人的性情，既是矛盾的，也是完全可以统一的。《三国志?蜀书?庞统法正传》中记载，刘备攻成都期间，打下涪城后，大宴将士，席上对庞统说：“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庞统却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这是很扫兴的话，可能是庞统的真实心理，借着酒劲说出来了。刘备说：“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这话虽是狡辩，也不无道理，哄庞统走，可见气性很大。庞统不肯低头，就出去了。刘备又感到后悔，军师不能够得罪啊，就请庞统回来。庞统回来后坐下，不看刘备，也不说话，顾自吃喝。刘备问刚才谁错了，庞统说：“君臣俱失”。刘备大笑。在此，庞统是酒后真性情流露，刘备则既有长者的雅量，也是理性地权衡利弊后表现出宽仁的姿态。

《先主遗诏敕后主》充分反映出刘备作为常人的真情：朕初疾，但下痢耳，后转杂他病，殆不自济。人五十不称夭，年已六十有余，何所复恨？不复自伤，但以卿兄弟为念。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这是一封感人的家书，作为给爱子的遗嘱，虽然有无限的不甘心，但更有无限的不放心，所以既为刘禅的进步而喜，更谆谆嘱咐他“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奄奄一息之际，还具体交代儿子要读哪些书。这就是人之常情。

三国关系中也体现出一些人情味。曹操的《与诸葛亮书》中说：“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诸葛亮的《与陆逊书》则是谈私事的：“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诸葛亮因为侄儿诸葛恪性情疏懒，难以担当军粮主官的重任，而请求曾经率军打败蜀国的陆逊去向孙权求情，改任他人。这也是人之常情，体现出浓浓的人情味。

回归史实来看，曹操、刘备、诸葛亮都会运用权术，也都有其权术之外的真实性格及人情味。但在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权术与奸伪挂钩，成功君主往往体现出厚与黑的一面，“性情”便只能够在失败君主和权力斗争中的弱者——名士那里寻找。越是处于权力巅峰的人，越是被排斥在“性情中人”之外；而那些失意文士、隐士、弱者，则被当做“性情中人”的代表。“性情”就是这样与名士画上了等号。

今人在欣赏魏晋名士的性情时，常忽略了其中的无奈乃至悲哀。三国名士刘巴的性情较之阮籍、嵇康、陶渊明可能更意味深长。刘表多次让他出仕，他都不去。刘备到江南时，荆楚士人纷纷依附，刘巴却去投奔曹操。曹操让他去招纳被刘备占据的长沙、零陵、桂阳，这当然办不成。诸葛亮劝他归附刘备，刘巴说他领受曹操的命令而来，事情没成应当回去复命，弄得刘备非常生气。后来他到成都，曾经劝刘璋不要让刘备入蜀，后来又劝刘璋不要让刘备去打张鲁，说这是纵虎归山。刘备攻下成都，任命刘巴为左将军西曹掾。张飞曾经和他住一起，刘巴不搭理张飞，张飞很气愤。诸葛亮对刘巴说：“张飞虽实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刘巴说：“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如何与兵子共语乎？”后来张昭和孙权谈起此事，认为刘巴狭隘，做过了头，孙权说：“若令子初随世沈浮，容悦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称为高士乎？”刘巴这位高士，有才有德，曾经略施身手就为刘备解决了财政问题，自己非常节俭，不治产业。他不屑与武人交往，言行间毕现恃才傲物的性情。文臣诸葛亮、张昭为他担心，孙权则欣赏这种高士做派。当然，刘巴也不想惹祸，私下不与人结交，不是公事不发表意见。他曾经与主簿雍茂劝谏刘备不要急于称帝，刘备找了个借口将雍茂杀了。这血的教训必定让刘巴学会识时务。

由上所述，“性情”一词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合乎道德的本性，如忠、诚、信等，二是指人情味。在文人的心目中，心中无私的人才会显露本性，重感情的人会有同情心，不会争权夺利、漠视生命，有道德与有人情味是统一的。

出于这种人道主义理想，文士赋予了“性情”一词以特殊的美感。他们对于君主的人情味既怀疑又神往。权力巅峰人士的性情能够减少下层人对于权势的畏忌。君主的性情与恶人的善行一样更令人感动，也更让人不敢奢望。没有制约的权力无限趋近于恶。为了减缓对恶的恐惧，人们就更加推崇名士的性情，将它美化、理想化。

自古以来文人学士崇尚性情，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希望纵心任情而不得，所以特别推崇那些放任本性真情的名士。于是，真性情就成为魏晋风度的核心内涵之一。

二、英雄意气与名士意气

“意气”与“性情”关系密切。“意气”之“意”是指心意、志趣，与思想认识、情感态度有关；“气”的本义是构成一切事物的基本元素，后来指精神本体及其外化形式；“意气”就是心意、志趣、思想、情感的本来状态与表现形态的结合。杜甫《赠王二十四侍御》中说：“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是说他和王侍御心意相通，脾性相近，有共同的人生理想，二人都欣赏对方的性情真率。显然，这一联上下意思相近，可以做互文的理解。在讨论魏晋士风时，意气是与性情同样重要的方面。魏晋士风的基本特征就是放任性情和意气。真性情之人不能够屈曲自己的志趣和心气，甚至会意气用事，按照自己的意志，率性而为，将胸中郁积的“气”释放出来，让思想感情喷发出来。《世说新语?文学》中说：“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刘伶以忘怀时空于酒中的大人先生自喻，宣示他对一切皆是过眼烟云的认识，抒发自己蔑视功名利禄的心志和厌倦人际纷争的感情，表白他不愿与世人一样沉迷于各种欲望，只想与世无争、忘情于酒中的心意。

“意气”和“性情”也有不同所指。性情指向人性色彩或人情味，意气则指向主体的精神追求。赵翼说孙权用人“以意气相投”，与刘备“以性情相契”对应，都有君臣对脾气的意思，不过孙权与臣下是想法、认识接近而心意相通，刘备与臣下是感情深厚而共同努力、共同承担。

“性情”连用时偏于情，是一个颇具美学意味的术语。“意气”的意义则不是那么明确，由具体语境决定。如《世说新语?文学》中说谢安“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凝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这里的意气偏指其“意”，就是说他的思想高远而深沉。《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殷中军与孙安国等探讨周易，“孙语道合，意气干云，一坐咸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这里的意气偏于“气”，就是语言有气势，大家虽然不同意他的道理，但是说不过他。

“意气”有时候呈现贬义。嵇康《家诫》中说：“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6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这句话及以下几句的意思是劝儿子不要过于清高，不求人不帮人，并告诉儿子与人相互帮助时的一些分寸。“束修”即约束、修养。嵇康对于自己的君子意气并不满意，所以临刑前要儿子平易一些。可见这里的“意气”略含贬义。又，法正给刘璋上书中说：“左右不达英雄从事之道，谓可违信黩誓，而以意气相致，日月相迁，趋求顺耳悦目，随阿遂指，不图远虑为国深计故也。”同上书，第659页。“意气相致”就是指刘璋是凭“意气”来招纳人才，这些人变化多端，无信无义，阿谀奉承，毫无远见。显然，这里“意气”也有贬义。

赵翼是拥刘派的史学家，他说孙权用人以意气相投，贬义虽不明显，但还是与刘备有高下之判。

史家对东吴有所轻视，这是因为，曹魏实际上传承皇权正统，尽管奸伪，但雄才大略和功业不可否认；刘备拥有正统的名分，诸葛亮、姜维始终以弱小国力讨伐中原，得失是非不论，其志可嘉。唯东吴在夹缝中生存，首鼠两端，不得善终。后来东吴都城成为东晋政权偏安之所，勾起文人学士心中之痛，对东吴的情感倾向就更复杂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杜牧的《赤壁》诗，有无限感慨。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是感慨周郎之后，东吴再无英雄气概。

在孙权的早年，东吴君臣的意气还是值得称道的。那时候，孙权、周瑜、鲁肃，乃至曾经主张与曹操讲和的张昭，都可以说是意气相投的一群人。

鲁肃是士族后裔，也是地方豪强。地方豪强在乱世中的自保策略是弱者联合，不遗余力地支持同盟者，于是体现出豪情和英雄意气。出道前，鲁肃见社会动荡，就召集乡里青少年练兵习武，还仗义疏财，颇有声望。他家有两个大粮仓，每仓3000斛，大约相当于30吨。当时任居巢（今安徽巢县）县长的周瑜因缺粮向鲁肃求助，鲁肃随手指着其中一仓，让周瑜搬走。这就是豪情和意气。后来，鲁肃率领部属百余人随周瑜到江南投奔孙权，孙权向他请教天下大计，鲁肃说：“高帝区区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唯有鼎立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这与诸葛亮《隆中对》可以媲美。鲁肃所谓“高帝之业”，可能只是迎合孙权心理的“最高纲领”，“鼎立江东”才是基本点。赤壁之战前，东吴战和意见莫衷一是。鲁肃非常简明地说出了真理：做臣子的降曹仍可谋得一官半职，东吴之主投降可就不好安置了。以鲁肃的英雄气概，是不甘心屈服于人的。他和孙权可以说是意气相投，因为射虎少年孙权也是一个不甘屈服的人。建安十八年（213），曹操率数十万大军进攻濡须口，孙权率兵数万抵抗月余。曹操远远看见对面将士严明整肃，不仅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孙权则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方至，公宜速去”，又在另一张纸上写道：“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注引《吴历》）前者是申明利害，后者是强调抵抗的决心。这就是孙权的意气。

鲁肃及孙权的这种意气，“意”是理性认识，是智慧和思想，“气”是豪情壮志，是英雄气概。

后来，鲁肃劝说孙权容忍刘备占有荆州，这与他借一仓粮食给周瑜的大气是一致的。他甘心受关羽的欺凌，极力维护孙刘联盟，这种委曲求全也是大智慧，是大胸襟。孙权不甘心肥肉落入他人之口，吕蒙不忿于关羽的盛气凌人，他们的意气相投，却是意气用事，这种意气相当于“情绪”。其结果就是孙刘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张昭是典型的士人。他的意气，是思想智慧，以及支撑他为坚持真理而力争的心气。他作为主和派首领，可能容易被人诟病，但是他不愿意生灵涂炭的人文情怀还是值得肯定的，并非仅仅是考虑一己之利害得失。《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记载了一些他与孙权意气冲撞而相投的事迹。张昭当初是主和的，孙权自然耿耿于怀。孙权称帝时，大会群臣，追忆周瑜的功劳。张昭正打算歌功颂德一番，孙权却说：“若如张昭之计，已乞食矣。”张昭非常惭愧，就告老辞官。后来蜀国遣使前来，吴国群臣口舌难与争锋，孙权又想起张昭来，于是重新启用他。张昭表态说再也不会“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前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过，此时也只是口头附和一下而已，在其位就谋其政，并不会夹着尾巴做人。公孙渊称藩王时，孙权要遣使去辽东。张昭认为不可，人家必然杀掉使者，好向曹魏政权表态。君臣激烈争辩，孙权不能忍受，握刀怒道：“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敬君已极，而多次于众中折孤，孤尝恐失计。”张昭看了孙权好久，才说：“臣虽知言不用，每尽愚忠者，实因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遣诏顾命之言犹央耳。”说完涕泪横流。孙权也感动了，“掷刀于地，与昭对泣”。但孙权还是派遣使者去了辽东，张昭气愤，称病不上朝。孙权也很恼火，派人用土堵了他家大门，张昭则在门内用土封堵。后来，公孙渊杀了吴使。孙权这才醒悟，多次派人去慰问张昭并认错。张昭坚决不出门，孙权亲自去请，张昭说病重。孙权就放火烧门来恐吓他，张昭更加紧闭门户。孙权让人灭了火，在门外待了很久，张昭的儿子们扶张昭出来。君臣这才和解。

孙权与张昭意气相投，应该说是张昭因无私而有浩气，因忠心而意志坚定，从而感染了孙权。孙权有意气，有个性，也能够谅解老臣的意气用事，能够理解意气中的真用心。

赵翼还举了一些例子说明孙权能够与臣下意气相投：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

吴、蜀通和，陆逊镇西宁，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

陆逊晚年为杨竺等所谮，愤郁而死。权后见其子抗，泣曰：“吾前听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以人主而自悔其过，开诚告语如此，其谁不感泣？使操当此，早挟一“宁我负人，无人负我”之见，而老羞成怒矣！［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142—1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赵翼所谓意气相投，首先在于强调君臣的互相信任，以诚待人。进一步说，这种信任，是因为君臣有着同舟共济的目的、同仇敌忾的心志，是因为对事情本身能够达成共识，思想及思维方式一致，也是因为性格比较通达，宽容，彼此心意相通，能够互相理解。

可惜，在孙权老年，再没有兼具见识和勇气的直谏之臣，他自己也昏聩了，加之外部压力也不那么强，没有了共同目标，人人各有自己的想法，因此朝政混乱不堪。

与三国早期军政人物的意气相比，名士们的意气，仅仅是个性，是任性使气，是消极抗争，甚至是意气用事。嵇康本人自命清高，桀骜不驯，虽通人情却完全表现得不通人情。他给儿子的遗书，几乎是以自己为鉴。今人固然可以用审美的眼光来欣赏魏晋名士的意气，也应该理性认识其中的利害得失，不要因为审美而失去正确判断。人们对于审美对象的情感倾向极容易转化为认知和认同。我们不要将魏晋士人的自觉单纯看做是名士高标独立的意气，也应弘扬那种体现出博大襟怀和深刻智慧的英雄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