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美学——《明象》和美学层面的言意之辨命题

言、意、象的关系一般表述为言意关系。这个问题复杂而重要。它不仅仅是一个言尽意或言不尽意及如何尽意的问题。语言符号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既有历史性又有时代性，既有社会性又有个体性，既有文化整体性，又可能只是分有文化的一部分，其约定俗成既有必然性，亦有偶然性。意——人类意识也是复杂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没有止境，日积月累的知识，通过分门别类的整理，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但是人的精神世界远远不只是一些认识，还有更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容。这样的主体意识本来就不容易为语言符号所传达，语言符号自身的文化性又增加了表达的障碍。人们对世界的客观认识，可以形成常识，诉诸教与学。如果对象不是具体的，而是形而上的问题，是宗教哲学问题，或者是文学艺术作品，那么这种认识、理解和阐释就可谓“不可言说的言说”了。曹丕说文章才能虽在父兄不可移于子弟，是的，一些有着特殊才能的人，创造出了难以言说的作品。文学艺术有不可言说的方面，我们所要讨论的，就是如何言说难以言说或不可言说的对象。这就要求我们对语言符号及人类意识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王弼的《周易略例》，在这方面有着重大贡献。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篇中，辨析了象数符号与语言、意义——包括情感和直觉体悟在内的一切主体意识的关系，由此可以说明《周易》为什么可以以及如何在美学领域展开，有哪些基本启示。

象是《易经》的标志，所谓易道广大，其实就是因为象这种原始符号能够容纳最为丰富的解释。王弼讨论言象意问题，学界一般与庄子的得意忘言说联系起来，等同于哲学和古代文论领域的言意之辨命题。二者虽有关联，也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才是王弼真正贡献于哲学和文论之处。

王弼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这是为了说明卦象与卦爻辞的关系，而对“象”——图形符号本身的特点加以说明。象是相对于文字而言。从语言符号的产生过程看，象是最初的表意符号，人们直观它就可以明了其意义。随着思想认识的发展，符号也在发展，那些有了明确而固定意义的象就会通过形的简化而演变为文字，否则就会被淘汰。有的图形符号会保留下来，不过一般都需要文字解释。在文字发展过程中，还会产生新的图形符号。王弼之所以要说明意、象、言的关系，是针对汉代易学神秘化的走向。比如汉元帝时期的京房，依托《周易》将异常的自然现象或灾害与政事联系起来，使得易学演变为占卜之术。由于卦象具有解释的任意性，因此容易导致各种杂说都依托《周易》展开。王弼专注于义理解释，首先就要将卦象的意义限定于卦爻辞，卦爻辞就是对卦象的说明，这样，王弼《周易注》的任务就只是解释卦爻辞了。

王弼这段话直接表述的意思是：象，是由人的表意需要而产生的；言——卦爻辞则是说明象的，说明象所承载的意。“尽意莫若象”是沿袭系辞中“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说法，是说对于当时创造象的人来说，象与他的意紧密联系着，因此说尽意莫若象，并非说圣人立象可以完全表达其意。“尽”有努力完成的意思，如《荀子?荣辱》：“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以巧尽械器。”“圣人立象以尽意”也许只是指圣人希望以象去尽意，未必是立象即可尽意。当然，相对于言不尽意而言，王弼可能认为象与意更接近，因此说“尽意莫若象”。广义的象作为表意符号，与意的联系更密切，语言难以表述的意往往可以记载于象，无需言说，只需意会。在今天，人们一思考，头脑里有很多现成的思想，语言就会跳出来，以至于人们忽略了头脑里更多的是表象。因为社会交往依靠语言，所以，人们甚至轻视象。实际上，在更多时候，在更大程度上，我们头脑里的意绪是与象结合在一起的。创造卦象的智者，无法复制头脑中那么多“象”，所以只有采用最简明的方法，用阴阳二爻来外化“象”。这个象不够“形象”，更不能够明确表意，不能够明确传达。因此，就要用文字来表述。既然“象生于意”，那么“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就是要用语言来表述与象连在一起的意。

王弼在说言意象的问题时可能想起了庄子的得意忘言，更可能是受其启发，而运用于《周易解释》。《庄子?杂篇?外物》第二十六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王弼《明象》中说：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以尽情，而画可忘也。王弼的意思就是，人们的目的是“意”，象和言作为符号都是手段。这样他就提出解释《周易》的一个重要思路：突出主要问题，紧扣要义，不要拘泥字面，也不要随意比附。他说：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从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这是非常简明而有创建性的观点，对于经典解释有着重要意义。它指出了汉代易学解释中存在牵强附会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老子想尔注》中表现得更明显，几乎成为一种学风。符号具有任意性，语言如此，象更如此。因此，易学解释应该接着最初的经义，以卦爻辞为本原来展开，并且，对于卦爻辞的文字也要得意忘言。

王弼的观点对于文学文本接受很有启示。

忘象忘言并非是说语言符号不重要，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更不是说形象场景不重要。王弼只是要求我们不要拘泥于字面，不要随意解释，随意比附。文学作品的象对于读者的意义在于，因为任何既有的文本解释都不是意本身，所以只有阅读作品才能够领悟其意。甚至，读者可以忽略作品语言本身的意义，以言观象，进入作品的特定语境和情境，化身为其中人物，去感受其中物象，“经历”其中情节。

王弼谈易之象数，揭示了一切广义的“象”的重要性。形象说明胜于一切语言。在自然科学中，各种图像，和更接近于象数的符号，比文字说明要直观易懂。在人文社科类书籍中，图表和统计数据之类也比文字介绍要简明有效。在情感和审美领域，“象”更是有语言不可言说的方面。言是说明象的，是意的表达手段，手段总是有局限的。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指出言是不一定可靠的。以谈情说爱为例，一个表情、一个动作胜于一切语言，实实在在地表现比任何山盟海誓都要感人。只是，人常常会受外在思想观念支配去判断感情，忽略实实在在的感受。

文学作品中的场景、物象对于表意和接受有着胜于语言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技术条件成熟，影音作品迅速取代了纯文学。

总而言之，言和象都是表意符号，王弼论言意象关系，可以简化为言意关系。忘言忘象在科学领域不适用，科学著述要求语言和意义明确等同，要求各种图像符号表意非常明确，传达某一领域内的常识，总之意最重要，用什么符号都是服务于表意目的。对于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则尤其要强调忘言忘象。作者的思想、情绪、感觉等都不一定是语言可以描述的，与之相连的物象也是丰富而变动的，不能轻易下结论。对文学作品的解说，也要克服语言自身的惯性，避免读者将语言本身的意思当做解说者的意思，避免望文生义。

文学艺术作品的解读是言不尽意的，说得清和说不清的两难可以从两方面缓解：其一，读者读到什么就是什么，作者之意对于读者来说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其二，如果要说，就说那些说得清的方面。王弼说过要辨名析理，深奥的道理需要由名去推导、领悟，文学艺术作品的意蕴与深奥的道理有所类似，也要通过文字、物象去推究。不能够一味强调不可说。如果真的不可说，那还说什么呢？不可说但努力说，老子如此，王弼也是如此。文学批评只有尽量寻求合适语词和合适的表达方式，力求趋近于文学艺术作品的丰富而隐晦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