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美学——西晋士风与尚美风潮

西晋一朝，政局颇为复杂。前期晋武帝尚能有所作为，但其立国之本有亏，因而治国方略模糊，试图调和儒道，崇尚谦和冲退；后期晋惠帝天性暗弱，权柄旁落，宫廷斗争频起，政治陷入混乱之中。这一时期的士风深受政局影响：前期，士人追求高名，喜好自我文饰，以致言行不一。后期，士人或是肩负重任而无所作为（如王衍），或是身处险境而不知冲让（如郭象、张华、陆机）。在生活层面，士人竞于奢华，崇尚任情放达。在思想领域，则开始出现个体之悟，强调个体化、多元化。

一、西晋时期的复杂政局

西晋政治以晋武帝驾崩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二期。前期，随着嵇康被杀，阮籍死去，平定蜀国，之后平定钟会之叛，泰始元年（265）晋武帝司马炎迫不及待地夺取大位，建立晋朝。太康元年（280），西晋灭吴，统一全国，表面上呈显出一幅安定平和、蒸蒸日上的兴盛景象。不过，西晋前期的政治局面有其内在的先天性的缺失，这正如有学者指出：“西晋一朝，从始建到南渡，它的整个政局都是混乱的，在政治上，它事实上始终处于不安定的状态。之所以如此，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这个朝廷的建立，借助于不义的、残忍的手段；建立之后，又因为它立身不正，没有一个有力的维护朝纲的思想原则。这就造成了政局中的许多尴尬局面。在许多问题上，这个政权的占有者处于一种道义上的尴尬境地，失去了凝聚力。他只能依违两可，准的无依。这就是西晋政风的基本特点。”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137页。以上所引，也许用于专指西晋前期的政局会更为切当一些。干宝《晋纪?总论》也说西晋“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文选》卷四九，第692页。，指的就是司马氏通过一系列的事件、手段铲除异己力量，甚至直接弑杀高贵乡公，从而达到完全控制朝政的目的。这样大悖名教的做法，连后世东晋帝王都为之羞愧不已，《世说新语?尤悔》：“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54页。其在当世士人心中留下的阴影也就可想而知。比如，晋武帝受禅、陈留王赴就金墉城之时，晋武帝的叔祖父司马孚拜辞陈留王，流泪不已，说：“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晋书?宗室传》）

西晋武帝一朝，始终优容士人。尽管如此，晋武帝在君臣纲纪、忠义节气等重大问题上始终有些进退维谷：要想晋室基业稳固，就必须大力倡导君臣忠义之大节；想要力倡忠义节气，而又先天底气不足。他所宠信的一班臣子，如贾充、裴秀、王沈等人，在魏末之际大都已有违背君臣大节之处，且正是倚此而身居高位西晋泰始中，有谣谚云：“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指贾充、裴秀、王沈这些人扰乱曹魏纲纪，有助成晋室兴建之功。见《晋书?贾充传》卷四，第1175页。，以致其他朝臣在西晋初期仍对此耿耿于怀。贾充等人也难以自安。以贾充为例，他在暮年“恒忧己谥传”，他的从子贾模则说：“是非久自见，不可掩也。”（《晋书?贾充传》附贾模传）“不可掩也”四字，尤其大有深意。贾充等人弑杀高贵乡公的事情虽然可以掩藏一时，他们在司马昭的佑护下虽然得志居高，但是这种违背君臣大义的事情毕竟难以一直掩藏下去，是非曲直，自在人心。贾充担忧的正是这一点，而贾模则劝其不如顺乎自然。在这样的政治情势中，虽然有何曾、傅玄等礼法之士立意矫正风俗，裁抑纵诞违礼的行为，而且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风俗衰变已然不可避免。晋武帝之世开始调和儒、道，提倡冲和谦退之德，明言：“方今风俗陵迟，人心进动，宜崇明好恶，镇以退让。”（《晋书?山涛传》）同时，多次下诏搜求隐逸之士，如皇甫谧、郑冲等人。

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驾崩，惠帝继位。其后，由于惠帝天性暗劣，政出群下，纲纪败坏，变乱不已。先是太傅杨峻专权，永平元年（291）被贾后设计诛杀；随后便是贾后干政，导致“八王之乱”。据《晋书》卷五九，“八王”指的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等八位诸侯王。他们各镇一方，手握兵权，在宫廷变乱之中举兵向阙，意图相机争夺权位，“昭阳兴废，有甚弈棋”，最终导致骨肉相残，宗社颠覆。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后，深有感慨地发论：“（武帝驾崩之后，）曾未数年，纲纪大乱，海内版荡，宗庙播迁。”总体而言，西晋后期政局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正是趁此内乱之际，匈奴、鲜卑贵族借着奔赴国难的旗号逐渐深入内地，控制了大河南北。西晋王朝只延续了五十年，便在内乱与外患的双重冲击下灭亡了。

二、士人风习的多元色彩与个体之悟

西晋时期，虽然武帝意图融合儒道，建立新的人格理想，但是，士人的精神世界中，却大多既失去了儒家的持守、方正，又失去了道家的清静、自然。这样，正如西晋立国之本有亏一样，西晋士人的立身之本也是有所亏欠的。参读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153—167页。他们所倾心关注的，往往是个人、家族的现实利益，是一时的显赫权位，是名动士林的盛誉。所以，西晋士人融合儒道的结果，便是由儒家进取有为的精神化为奔竞不止的热情，由道家任顺自然的精神化为因时而变的机心。两者的结合，便是一方面奔竞不止，一方面又因时而变。与汉代士人相比，西晋士人丧失了可堪持守的立身之本；与建安、正始士人相比，他们又丧失了反思人生、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他们的思想世界，实际上陷入了准的无依的状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追求名位，追求任情放达，也追求美的姿容和风神。

首先，西晋士人在个人出处方面始终处于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主要表现为清远高名与现实利益之间的矛盾。西晋士人心逐名利，却又往往有意显得淡泊名位，心志高远。前期，晋武帝意欲折中儒、道，所以一边强调儒行博学，一边崇尚谦和冲退。傅玄在武帝即位之初上书建议：“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以惩不恪，臣是以犹敢有言。”晋武帝诏报曰：“举清远有礼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晋书?傅玄传》）晋武帝的诏书强调“举清远有礼之臣”的重要性，而将“退虚鄙”的话题搁下。“清远”，意谓心思清明、高远，不为名位所羁绊，《易?渐》王弼注：“进处高洁，不累于位，无物可以屈其心而乱其志。峨峨清远，仪可贵也”楼宇烈：《王弼集校释》，第486页。，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礼”，意谓讲求儒行，敦于礼教。由此可见，晋武帝心目中的理想臣子，既要有儒家的礼教风范，又要有道家的明澈高远。最终，这样的人格理想转化为对冲和谦退之德的崇重。武帝诏书中，多次表彰山涛、郑冲、羊祜、魏舒“冲让”、“高让”之德，以此为恬远清虚。对此，士人也有所回应，刘寔《崇让论》、夏侯湛《抵疑》、杨乂《刑礼论》等文都强调礼让。不过，西晋创基立本已然有亏，风俗衰变的趋势便不是张扬隐逸、表彰冲让所可制止的。所以，西晋一朝，士人的真实风貌是：“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干宝：《晋纪?总论》，［梁］萧统《文选》卷四九，第693页。

士人本尚奔竞，而朝廷提倡谦退，于是士人一边追求高名，作出谦退冲和、超然物外的姿态；一边却热衷于追逐现实利益，这样就出现大量言行不一、巧于自我文饰的士人。以山涛而论，几乎每官必让，固辞不就，后期尤其如此，完全是志行高远的君子之风。不过，山涛最终都勉力就职。山涛未出仕之时，对其妻说：“忍饥寒，我后当作三公。”（《晋书?山涛传》）而且，李熹曾上言，奏举他侵占官田，《颜氏家训?勉学篇》也指出：“山巨源以蓄积取讥。”可见，山涛的固辞不过就只是一种姿态而已，他并非真的能够超然物外，舍弃名位和现实利益。在这一方面，更为典型的是王衍。他“希心玄远，未尝语利”（《晋书?王戎传》附传），妙善玄言，名动一时。但是，八王之乱中，他曾身居宰辅高位，却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一心安排家族退路；后来被石勒所破，为了自救，竟劝石勒称帝。

山涛、王衍两人作为一时士林领袖，尚且有此矫情自全之思，其他士人则更甚。《晋书》所记载的贾谧“二十四友”中，包括了欧阳建、潘岳、陆机、陆云、挚虞、左思、刘琨等著名文人，《晋书》称他们为“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这些在后代赫赫有名的文人，当时实为浮竞之徒而已。刘宋时期，谢晦曾说：“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南史?谢晦传》）陆机、潘岳、张华等西晋士人趋于名利功业，奔竞不止，身处险境而不自知，最终都死于非命。他们也曾表现出隐退不竞的志愿，如张华《鹪鹩赋》说：“任自然以为资，无诱慕于世伪”（《文选》卷一三），潘岳《闲居赋》也说：“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文选》卷一六），但最终还是无法抵御功名利禄的诱惑。宋人苏轼曾评价说：“心迹不相关，此最晋人之病也。”《题山公启事帖》，《苏轼文集》，第21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心迹不相关”，说的就是晋人口中所论、笔下所写，往往与其实际所为判分为二，彼此脱节。

其次，在生活层面，西晋士人任情放达，竞于奢华。在日常生活中，西晋士人往往任随本心，自由表现，不拘礼俗，恣意之极。西晋人的竞于奢华，正是其任情放达风习的一种极端表现；而西晋人的任情放达风习，又是汉晋以来个性觉醒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末之际，阮籍、嵇康等竹林中人纵诞背礼，其骨子里其实仍然有着某种确定无疑的持守。以阮籍为例，其悖礼之举不可谓不多，但背礼而不脱其自然之性。前面已经提到，阮籍曾经醉眠邻妇之侧，痛哭邻家处子之卒，当其如此，只是对其美色的自然欣慕，并未掺入私欲的成分在内。魏晋名士有一股真性情，足以发现美，感受美，以清新纵逸之气而体现为美的风度。阮籍对美色的欣赏，正如荀粲对妻子的深情，都是名士独有的审美品格的外显。但是，阮籍散发箕踞，或作青白眼，已经具有个性表现的成分，并不能全作自然情性来解释。顺此而下，西晋元康名士如胡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竟然连日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就已经由自然情性的一端滑向颓靡欲望的一端。

葛洪《抱朴子》描写西晋及南渡初期的士人风习说：“世故继有，礼教渐颓，敬让莫崇，傲慢成俗，俦类饮会，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体。盛务唯在樗蒱弹棋，所论极于声色之间，举足不逾绮襦纨袴之侧，游步不去势利酒客之门，不闻清谈论道之言，专以丑辞嘲弄为先。以如此者为高远，以不尔者野。”《抱朴子外篇?疾谬》，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卷二五，第601页。可见，西晋后期，士人无论是饮会姿态、穿着仪表，还是活动内容、谈论话题，都已经颇为低俗放荡，成为风习，难怪连周这样的儒学君子，也会有令人瞠目结舌的秽行《世说新语?任诞》注引邓粲《晋纪》曰：“王导与周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72页。

西晋士人任情放达的另一方面，是竞于奢华，沉湎侈汰。这一点突出地表现了西晋士人追求“身名俱泰”（《世说新语?侈汰》）的人生理想。以石崇为例，其人品格卑下，谄事贾谧，其巨额财富更是来路不正《世说新语?侈汰》注引王隐《晋书》：“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028页。而石崇喜好夸示富丽，又好与人斗富，“财产丰积，室宇宏丽。后房百数，皆曳纨绣，珥金翠。丝竹尽当时之选，庖膳穷水陆之珍。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晋书?石苞传》附传）其中种种，《世说新语?侈汰》记载颇多，这里不一一赘述。其他西晋士人，如何曾、何劭、何遵、何绥、王恺、王濬、羊琇、贾谧、刘琨等，《晋书》中也都载有他们的奢豪之举。可以说，“奢侈之风，演成有晋一代士风之重要标志”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153页。不过，石崇最终因财丧生，却也反证了西晋士人“身名俱泰”的人生理想的破灭。石崇、贾谧、王衍、张华、陆机等西晋士人，不管其出身如何，他们都有意于追求“身名俱泰”的快意人生，最后却都死于非命，如此结局，在西晋复杂政局中又有其必然性《晋书?文苑传》载张翰语：“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见《晋书》第2384页。在此乱局中，石崇、陆机等人既想求取名利，又要保全自我，追求“身名俱泰”，确乎如火中取栗。

石崇在河南金谷涧中建有别庐，冠绝一时，他每日引致宾客，在其中饮酒赋诗。石崇也颇引以自傲。他撰有《金谷诗叙》，其文曰：“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世说新语?品藻》）其《思归引序》也以金谷别庐为题材，内容与此相类：“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百木几于万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文选》卷四五）石崇金谷别庐所承载的功能，主要是“娱目欢心”，实现耳目感官与精神心理的双重愉悦，这与他追求“身名俱泰”的人生理想是相一致的。而送别王诩的金谷之游，参与者多达三十余人，诗酒宴饮，音声为乐。更重要的是，他们从山水园林中体悟到高逸情趣，获得一种自然美感，这有异于世俗的奢豪之美。金谷别庐不仅为时人所瞩目，也是东晋南朝及后世士人心仪的园林典范，石崇《金谷诗叙》也成为后世士人所效仿的篇章。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就有明显的模仿痕迹。石崇的金谷别庐和《金谷诗叙》之所以在后世士人心中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主要在于金谷盛会代表了一种新的士人风流，雅致、诗意，充满自然情趣和高逸情怀。

再次，西晋士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尚美风潮。曹魏以来的名士，如何晏、夏侯玄、阮籍、嵇康等人，都有一种特别的美与风度。前面已经说过，名士有一股真性情，虽不足以发明德行，但足以发现美，感受美，并且以清新纵逸之气而体现为美的风度。西晋士人延续了这种重视美的风姿和神韵的名士风习。

在西晋士人群体中，王衍、潘岳、卫玠等人的姿容之美最为时人称赏。王衍天生外貌英俊白洁，王戎盛称其风神、容姿如同不杂尘滓的玉树琼林，“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赏誉》）。当其手持白玉为柄的麈尾，麈尾与人颜色相类，浑成一体，“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王衍平时还很讲求修饰。《世说新语?雅量》中载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这一点：“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王衍挨打之后，并不与人计较，而其从容“盥洗”、“照镜”等举动，显示出他对自己容貌的在意。潘岳的姿容美妙，在当世也颇有名声，《世说新语?容止》记载说：“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他甚至被人比作璧玉：“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西晋后期士人卫玠风神秀异，也被人喻为“珠玉”、“明珠”。过江之后，“京师人士闻其姿容，观者如堵。玠劳疾遂甚，永嘉六年卒，时年二十七，时人谓玠被看杀。”（《晋书?卫瓘传》附传）因为姿容秀出而被人“看杀”，当然有些夸张其辞。不过，西晋士人对于姿容之美的品鉴、推重和崇尚，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风习。

此外，西晋士人在清谈之时，也注重语言、音调之美。《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邓粲《晋纪》：“（裴）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听到裴遐言谈的人，不管是否明白他所谈说的义理，单单是听到他言谈时“清畅，泠然若琴瑟”的音辞、语调，就已经为之“叹服”了。王衍曾经品评张华：“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世说新语?言语》），“靡靡”，也就是娓娓动听的样子，其中当然也含有语音美妙的意思。

总体而言，西晋士人身处复杂政局之中，对于个体存在与个体价值，有着自己独特的悟解。他们不再像阮籍、嵇康一样，以一种高悬的理想境界来衡量现实人生，深度反思现实人生。他们更愿意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眼前的真实人生中，放弃那些虚悬的理想，承认理想即是现实，现实就是一切。尽管这样做有时会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巨大冲击、痛楚和创伤，但他们还是愿意让自己在一时的现实利益中获得满足、快意和沉醉（或者说麻木），再也不愿经受以往那种虚幻的人生理想的煎熬。因此，“他们要在现实中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欢乐与享受，得到他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一切满足，即使这个现实环境污浊混乱，他们也要在这污浊混乱中寻找自己欲望的满足，要在这污浊混乱中尽可能轻松地生活下去。他们并不存在改变这个污浊混乱的现实的任何愿望。”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第196页。

由魏末到西晋，士人的心志从建安时期追求声名、功业，追求某种永恒性，转而追求今生的现实之乐，而不去关注身神永存。这种转变，在向秀《难养生论》中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向秀认为：“若夫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亦古人之所修也。至于绝五谷，去滋味，窒情欲，抑富贵，则未之敢许也。”他又说：“生之为乐，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食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舍圣轨而恃区种，离亲弃欢，约己苦心，欲积尘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后，实不可冀也。”《嵇康集校注》，第162页、166—167页。在向秀看来，人生一世，其乐趣在于顺乎人的本性欲望，享受夫妻间的恩爱之情、家人间的天伦之乐，也享受曼妙的歌舞、华美的服饰、精致的饮食，这才是人之为人的天性所在。如果为了长生久视，就压制人的自然本性，离弃这些人生乐事，那样的人生追求，背离了人的自然本性，因而是难以实现的。

西晋士人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的。他们贪求今生之乐，不欲功在身后，这是西晋士人与建安文人的最大区别。毕卓曾经对人说：“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晋书?毕卓传》）吴地名士张翰任心自适，不求当世。别人对他说：“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他却回答对方：“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传》）对于西晋士人来说，一杯美酒在手，胜过身后永存的声名。他们不再用心于身后的永恒性存在，更愿意沉醉于眼前的酒杯中。两晋之际的名士郭璞，为人率性，不修威仪，嗜酒好色。著作郎干宝常常劝诫他说：“此非适性之道也。”郭璞回答道：“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尽，卿乃忧酒色之为患乎！”（《晋书?郭璞传》）郭璞以享受人生作为人的本性，上天既然赋予自己以这样的本性，那就应该极尽人生之乐的限度，而不需着意加以克制修饰。

正因为西晋人把顺遂自己的欲望本性视为人生乐事，视为人之为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所以，西晋士人放纵物欲、情欲的程度远远超过前代。西晋士人中，醉心财货者如王戎、和峤，他们财产丰饶而又天性吝啬，都在史上有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西晋士人尊重个体自我的本然欲望和情感，任其自然发散出来，这就促使士人自由地展现其个性之美，士人开始崇尚个体之美，向往美的风姿。西晋士人的尚美之风是汉晋时期个性觉醒思潮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