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美学——葛洪的文德观

葛洪（284—364或283—363）在清谈名士主演的魏晋舞台上独树一帜。葛洪生平的独特性不仅在于他少见地做到了功成身退，更在于他是为炼丹事业隐居。他思想的独特性既在于兼综儒道、无所不包，也在于集理性精神与非理性狂热于一身。他的著述多姿多彩，除了《抱朴子》内外篇共七十卷，还著有碑诔诗赋百卷，移檄章表笺记三十卷，神仙、良吏、隐逸、集异等传各十卷，抄录《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等三百一十卷，《金匮药方》一百卷，《肘后要急方》四卷。

《抱朴子内篇》共二十卷，是道教诸术的集大成。他说：“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书，不但大而笑之，又将谤毁真正。”因此他力证神仙的确实存在和成仙的可能。葛洪认为道本儒末，儒者是易中之难，道者是难中之易。他说“圣人不必仙，仙人不必圣”。圣人不修仙，是命中无缘，不能因圣人不为，便说天下无仙，人人都可以成仙，只是人们缺乏信念而已。

《抱朴子?外篇》共五十卷，大多是一卷一个专题，只有第四十九卷包括知止、穷达、重言等三个专题，《自叙》是自传，《博喻》、《广譬》是一段一个论题，是其他各卷论题和思想的总汇。葛洪的美学思想主要见于外篇。

一、大隐情怀和入世精神的统一

在《自叙》篇中，葛洪解释了自己的选择，说明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追求。他所追慕的，还是历来超群之士，他们“或以文艺而龙跃，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勋著于盟府，德音被乎管弦，形器虽沈，铄于渊壤，美谈飘飘而日载。”他之所以在盛年隐退，是觉得人生有限，光阴飞逝，希望以著述“鹰扬匡国”，“显亲垂名”，青史留名，精神不朽。

葛洪秉承老庄重视生命本身的思想，推崇隐逸行为，这也是为了对自己对他人阐明选择退隐的理由。他的隐逸观念和情怀见诸《嘉遁》、《逸民》、《守塉》、《安贫》、《任命》、《名实》、《知止》、《穷达》等篇。

《嘉遁》题目的意思就是嘉许遁隐之士。葛洪认为，人的身体完整地受之父母，应该珍惜，不能够残缺地归于大化。精神是由自己控制的，不能够任其迷乱、沉沦。躬耕自足，凿井而饮，穿粗布衣服，住草庐，弹琴歌咏而自娱，练习书法，练习气功，延年益寿，自然而终，这就是有尊严的圆满人生。不一定要拥有权力才觉得显赫，靠俸禄来养活自己，汲汲于仕进，就像用夜明珠去弹千仞之雀（隋珠弹雀典出《庄子?让王》），这是智者所不屑的。

当然，葛洪只是肯定自己的退隐，并不否定出仕。“出处之事，人各有怀”，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不必彼此攻讦。

在《逸民》篇中，葛洪借隐士与仕人的对话，回应了世人对隐逸行为可能会有的种种质疑。他认为隐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这就将隐士提高到不朽的地位，对于后世文人无奈隐居或主动退隐，都是一个极大的精神支持。隐士是不是“天下无益之物”呢？葛洪首先认为不能用具体特定的社会事务来要求隐士，社会中不同个体的使命和作用有不同作用，并且这个作用未必就小。这些话并非强辩，一个社会，当然不能人人去当隐士，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应该保持一些隐逸之心。这个意思老庄早就表述过了。对于“隐遁之士，则为不臣，亦岂宜居君之地，食君谷乎？”确实，隐士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嫌疑及风险。葛洪认为：“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今隐者洁行蓬荜之内，以咏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让，儒墨不替，此亦尧舜之所许也。”这些话进一步提升了隐士在道德上的地位，有助于消除统治者与隐士之间的互相忌惮。中国古代文人学士大多有隐逸情结，这里头有葛洪言行的作用在。

《任命》篇以人生短促来消解对人生意义的执著：“年期奄冉而不久，托世飘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则知坚冰之必至，处始则悟生物之有终。”《名实》篇中，葛洪认为那些有声名位望的人名副其实，隐士寂寞无闻，但才德和作用都是实在的，不必在乎世人怎么看自己。“名实虽漏于一世，德音可邀乎将来。乐天知命，何虑何忧？安时处顺，何怨何忧哉！”这对于退隐或谪居的人，无疑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守塉》（“塉”指土地贫瘠或贫瘠的土地，此处就是“贫”的意思）和《安贫》两篇，既是强调隐士们安贫乐道的信念，也是消除贫穷可能给隐逸行为带来的质疑与否定。范蠡建成大功，退隐后又富甲天下，这样是最理想的。葛洪难道就不担心贫穷吗？是不是也该多开荒、多种粮，甚至经商呢？葛洪引庄子的话说，隐士“意在乎游南溟，泛沧海者”，“井蛙不可语以沧海”，隐士的心志是一般人不能够理解的，葛洪自有追求和乐趣，满足于小农的物质生活。并且，财富也是祸患之源，葛洪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而抱定自己的信念：“夫士以三坟为金玉，五典为琴筝，讲肄为锺鼓，百家为笙簧，使味道者以辞饱，酣德者以义醒，超流俗以高蹈，轶亿代以扬声，方长驱以独往，何货贿之秽情。”

在《知止》、《穷达》篇中，葛洪再次强调了人心要知足的道理。“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冲者，必全之算也；宴安盛满者，难保之危也。情不可极，欲不可满，达人以道制情，以计遣欲，为谋者犹宜使忠，况自为策而不详哉！盖知足者常足也，不知足者无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无足者，祸之所钟也。”这些道理，源自老子祸福相依之说，庄子以后，说的人不那么多，儒家进取之心占了主流，魏晋以来，有这种思想的人又多起来，葛洪再次着重阐申，进一步影响了文人学士的人生观。陶渊明可能读过葛洪的书，他自谓“葛天氏之民”，葛洪曾追溯其始祖于葛天氏。在《红楼梦》中，秦可卿对王熙凤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树大招风”，与葛洪的话何其相似。总之，这一类的思想，不论源流何在，是文人学士思想中的重要构成。

在《穷达》篇中，葛洪提出了一个常令怀才不遇之士困惑的问题：“一流之才，而或穷或达，其故何也？俊逸絷滞，其有憾乎？”葛洪认为：“夫器业不异，而有抑有扬者，无知己也。故否泰时也，通塞命也。盖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时不会，或俟河清而齿已没，或竭忠勤而不见知，远行不骋于一世，勋泽不加于生民。席上之珍，郁于泥泞，济物之才，终于无施，操筑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将有何限？而独悲之，不亦陋哉！”人生有限，生不逢时，这是无法抗拒的命运，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很多，没必要顾影自怜，独自神伤。

二、通脱的文化观念和文学艺术观念

葛洪对于德行与文章关系的认识集中体现了魏晋人通脱的文化观念和文学艺术观念。德行与文章的关系源出《论语?先进》篇。孔子将门下弟子的优长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为四类。这里的“文学”是文章和学术的合称。古代的文学观相当于文章观，也有文化学术观的意思。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德行，有德行者能够造福他人，起码不妨害他人，也能够安顿自己。他特别欣赏颜回，就是因为颜回安于贫寒生活而不改其乐。孔子将文学放在最后不是偶然的，一是因为文章学术是他所长，他的遗憾在于其道不行，不会以著述自足；二是因为文章学术的作用毕竟是间接的，有待人们去实施，甚至可能没有什么实际作用。

汉儒重本轻末、崇本抑末，在文章与德行关系上，重德行而轻文章。王弼崇本息末是强调抓住要旨，以一总多，一与多的关系是互相印证的，没有轻重之分，因此崇本举末或本末并举才是王弼的本末观。郭象甚至更为重视末，重视具体的事实和现象。在本末问题上，葛洪属于折中派。对于德行与文章的关系，他并不抑此扬彼，在《循本》中说：“德行文学者，君子之本也。”魏晋很多清谈名士秉承何晏之风，热衷于空谈玄虚的“道”，不注重实际的方略和作为，因此葛洪就有针对性地强调“末”，甚至提出“德行为粗、文章为精”的独特见解，这对于刘勰总体上肯定文章的意义，建构起系统的论文学说提供了理论支撑。

葛洪论及文章的篇目主要有《钧世》、《尚博》、《辞义》、《应嘲》等。

在《钧世》中，葛洪针对厚古薄今的观念发表了比较辩证的意见：“古之著书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隐而难晓；今人意浅力近，故露而易见。以此易见，比彼难晓，犹沟浍之方江河，垤之并嵩岱矣。故水不发崐山（昆仑山），则不能扬洪流以东渐；书不出英俊，则不能备致远之弘韵焉。”

葛洪认为，古人不是神圣，他们的思想认识见诸文字，是可以理解和把握的。语言应该明白晓畅，文章深涩不是优点。古代作者也希望他们的意旨容易被理解。古文之所以显得深奥，是因为“世异语变，或方言不同，经荒历乱，埋藏积久，简编朽绝，亡失者多，或杂续残缺，或脱去章句，是以难知，似若至深耳”。他觉得《尚书》就不如近代的政事文章“清富赡丽”，《诗经》是美文，也不如汉赋那样华美和内容丰富。古代诸子文章超过今天的同类作者，则正是因为贵古贱近的观念所致，今人没有思想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在对事理的认识上没有超过古人。古书未必尽美，学者应该甄别。

葛洪并不否定古胜于今现象的存在。他特别推重诸子百家，近世文章著述难以企及。他分析说，诸子百家文章出于“硕儒”、“才士”之手，“其所祖宗也高”，触类旁通，不拘一格，变化自如。在《百家》篇中，葛洪进一步指出，“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确实是近世著述所不及。不过，这只是在说事实，并非认为超越古人不可能。葛洪已经透露出超越古人的关键，那就是要祖述经典，以圣贤、经典为师，还能够变通。葛洪特别强调新变，在《尚博》中他说“变化不系滞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凝阂于一途之逼促”，在《百家》中他重复了前半句：“变化不系于规矩之方圆，旁通不沦于违正之邪径”，后半句表明旁通既不能够拘泥于一途，也要避免误入歧途，比如说玄谈在他看来就不是正途。征圣、宗经、新变，这些意思后来都见诸《文心雕龙》。严羽说立意须高、取法乎上、入门须正，也是同样的意思，是赶超古人的关键。葛洪还透露出一个意思：圣人是文化学术的源头，是基本论题和思想的创始人；越到近代，学者越是术业有专攻，因此触类旁通和不断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葛洪在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的问题上是辩证的，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在《辞义》中，一方面，他指出文无定法——“总章无常曲，大庖无定味”，人的才能各有长短——“夫才有清浊，思有修短”，应该允许多样性的存在——“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乎！”并指出“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因此才有偏见。另一方面，他又具体指出了今不如古的主要问题：“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也。”显然，魏晋文章总体上存在这个缺点。葛洪自己，就是要身体力行，纠正文章时弊。

葛洪特别谈到古今诗歌在审美性方面的变化，或者说，当代诗歌在辞采华美、情感色彩强烈、思想内容丰富等方面的进步。“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人类文明在不断发展，如车船可以代步，文字取代结绳记事，都是一种进步，文章内容丰富、形式华美也是一种进步。葛洪的观点为刘勰所接受。

大体来说，在古今关系问题上，葛洪在文章的价值观、功用观上崇古，在文章的内容变化、形式发展和审美性方面肯定近世。

在《尚博》中，葛洪接着“贵古贱近”的话题，批判了独尊儒术带来的狭隘视野，推崇通识、博学。经书、子书等各类著述都有其意义和用途。以汉代学者的狭窄视野，拘泥于训诂，轻视各种新思想和新形式，“或云小道不足观，或云广博乱人思”。葛洪肯定魏晋文章学术有高深的义理、丰赡的辞藻，可以发挥方方面面的作用。只是因为思想上没有与圣人、经典接轨，所以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结合葛洪对魏晋清谈的不满来说，葛洪是以经典为本的，但是崇本也要举末，不独尊经典，不偏好儒学，通达之人要“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

汉代重德行轻文章，因此凡论文学，侧重论其中的学术内容，而不论文章本身，不论辞藻形式。葛洪基于尚博的主张，进一步辨析了德行与文章的关系，肯定了文章的意义。这是对西晋陆机《文赋》专门探讨“作文利害之所由”的肯定，也是对“文论”这一新课题的推重。

葛洪的设问是：经书是本源，子书及各类繁多的著述只是沿着经书展开的“流”，驰骋辞藻，于事无补。德行在孔子那里的重要性本来是排第一位的，“缀文固为余事”，现在却倒过来，轻其源而贵其流，这怎么行呢？葛洪的回答是：“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吾故舍易见之粗，而论难识之精，不亦可乎！”德行最为重要，自古至今没有异议。葛洪抓住了问题的要害：重要的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需要反复论证和说明的。是否合乎德行，一目了然，评判有固定的尺度。文章则有微妙之处，其格调高下、内容优劣难以判断，人们难以达成共识。因此，不必因为重视德行而总是讨论德行，而应该好好研究文章本身，包括一篇具体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以及文章这一整体所呈现的性质、功用、接受等等——这就是文章之学，亦即《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一》中所谓“论文之说”。刘勰写作《文心雕龙》，应该说是直接受到了葛洪的鼓励。

在《文行》中，葛洪具体论说了文章的重要性：“筌可以弃而鱼未获，则不得无筌；文可以废而道未行，则不得无文。”“道”是无限展开的，一切思想都要通过文章来传播，因此，道与文是同等重要的，本末同一不可分。汤用彤说：“夫文者，言也。既实相绝言，则文可废。然凡人既未能证体，自未能废言。”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第19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也是类似的意思。葛洪认为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为称，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圣谥于一字，仲尼从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鹰隼之所被，六甲出灵龟之所负，文之所在，虽贱犹贵，犬羊之鞟，未得比焉。”这是展开《周易》中“圣人立象以尽言”的意思，也如王弼所言，“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后来，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得以进一步发挥。

即使按照人们根深蒂固的重本轻末、本先末后的观念，葛洪也认为：“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锦绣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云雨生于肤寸，江河始于咫尺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未可呼为余事也。”语言和文章的重要性，是与圣人对世界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思想认识都要通过文章来传达，正如皮毛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后来，刘勰认为道和文具有同一性：“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彻底改变了汉代重道轻文的现象，肯定了一切文章的价值。这是刘勰得益于葛洪之处。

葛洪也具体论说了文章的微妙难识，主要是作者有各种气质和不同学养，文章有各类内容和各种风格。他还没有说到读者的复杂性。读者也是各种各样的，可能不熟悉某类内容，可能不习惯某种风格，因此接受难，写作也难。究竟怎样恰当地表述，才能够充分传播各种学说，这是一个永远的难题。

在《应嘲》、《喻蔽》中，葛洪对自己的著述也做了一些反思和总结，涉及文章著述的心理动机、价值取向、写作原则、评价尺度等问题。

首先，他充分肯定著述的意义。老子、鬼谷子都是隐者，著书讨论世务，并不一定要居其位才谋其政。这当然也是阐明他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是以立言不朽的价值观为支撑的。他的写作原则，是“立言者贵于助教”，开口动笔必“弹断风俗，言苦辞直”，针砭时事，无所顾忌。他的写作，不为沽名钓誉，不考虑个人得失。

其次，对于作品数量这样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葛洪也做了很认真的思考，强调作品的质量。他说：“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圣贤将思想认识诉诸文字，这是根本目的，至于作品多寡不是问题。当然，著作多寡一直是文人学者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有的人作品少，可能会被认为是成就不高。有的人作品太多，又可能被认为是用心不够，态度不严谨。葛洪认为，人与人不同，写作的内容、形式都会因人而异，数量多寡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质量，在于思想意趣是否高远。

第三，葛洪著述可谓杂家，难以归入某家。葛洪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患荑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树也”。葛洪并非为了自辩而强词夺理，而是因为确实存在一些自以为是的专业人士，强调学问的专业性。

学术发展是以对象的定性分析和分门别类为基础的，这是为了研究的深入，绝不是要限制学术的展开。葛洪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思考文学性问题，思考美学学科属性问题，思考专业评价体制问题，都是有所启示的。

葛洪的美学思想主要在于以上方面。至于他偶有片言只语关涉美学问题，如说“非染弗丽，非和弗美”——多样统一的美学观念、“西施有所恶而不能减其美”——美的本质、“美玉出乎丑璞”——审美创造论、“见美然后悟丑”——美的相对性，“人的好恶之不同”——审美差异论，还有形神之辨等等，因为他本人没有展开，所以略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