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史——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与特点



目前，学术界关于文化的含义似有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但概括起来，不外有三：一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二是指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以及思想、信仰、风习、艺术等；三是指与政治、经济并列的一种形态，并由此又派生出一种更狭小的含义，即指认字与学习。 中国古代文献中所提到的" 文化"，多指" 文治教化"而言，与上述第二义略同。 如汉刘向《 说苑?指武》："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又，《 文选》载晋束皙《 补亡诗?由仪》："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唐李善注：" 辑，和也。言以文化辑和于内，用武德加于外远也。"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史，所取的当然也只能是这种含义。本章便先从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与特点两个方面入手，作一宏观的考察。

多元一体的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但最终又是归于一体的，即融为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 这无论从考古发现、古史传说，还是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信史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一、考古学与古人类学所揭示的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一体性人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在肯定中国人是土生土长的一点上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但实际上，摇篮并非一个。 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非止一处。

早在旧石器时代，当中国人还处在原始群的时代起，中国大地上的猿人（ 直立人）就已经有多处的分布了。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 元谋人"，便是距今170万年左右的中国最早的人类。 元谋猿人已经能够制造和使用石器，并学会了用火。 元谋猿人化石（ 两颗上中门齿）及其文化遗物（ 刮削器及炭屑等）的发现， 对探索我国早期猿人的体质特征及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再联系到1980年在云南禄丰县所发现的距今约800万年的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还可以推断，中国西南地区当是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演化的中心地区之一。

1963至1964年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 蓝田猿人化石"，也属我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化石，距今约五六十万年。从已发现的头盖骨、颌骨及牙齿来看，其形态特征较北京猿人更为原始。" 北京人"亦称" 中国猿人"，是1927年首次在北京西南龙骨山洞穴内发现的，距今约四五十万年。 第一个头盖骨于1929年12月发现，此后又陆续发现40个以上的个体。北京人以石器和骨器为主要工具，并能用火，以狩猎为生。

此外，分布于中国大地上的早期智人（ 又称古人），则有金牛山人（ 辽宁营口市金牛山）、丁村人（ 山西襄汾县丁村）、大荔人（ 陕西大荔县）、马坝人（ 广东曲江县马坝）等，他们距今约10万年至4万年。 而距今约4万年至1万年的晚期智人（ 又称新人），也有多处发现，如山顶洞人（ 周口店山顶洞）、峙峪人（ 山西朔县峙峪）、河套人（ 内蒙乌审旗的黄河沿）、柳江人（ 广西柳江通天岩）、左镇人（ 台湾台南县左镇）等。

上述旧石器时代猿人、 古人、 新人在中国大地上的分布之广泛，足以说明中国人在起源上的多元性。 然而他们又都表现出了一种共同的特征，即蒙古人种（ 黄种）的形态与特征，如铲形门齿以及以刮削器为主的工具组合等， 这又雄辩地说明了他们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居民。而由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即是土生土长的中华文化。 在这一点上来说，又是一体的。

到了距今8，000年至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 中华文化的这种多元一体的特征便表现得更加明显。首先是黄河流域文化，这包括以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为代表的黄河中游文化，以大汶口文化（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泰安大汶口）和龙山文化（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为代表的黄河下游文化，以马家窑文化（192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为代表的黄河上游文化，以及以大地湾文化（1983年首次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为代表的前仰韶文化等。 其次是长江流域文化，又包括以河姆渡文化（1973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良渚文化（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为代表的长江下游文化和以大溪文化（ 四川巫山大溪）、屈家岭文化（1954年首次发现于湖北京山屈家岭）为代表的长江中游文化等。再次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燕辽文化。红山文化1935年首次发现于辽宁赤峰红山，1986年又在辽宁西部东山嘴、牛河梁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祭坛和" 女神庙"，以及陶质裸女像、玉猪龙等，这标志着红山文化也已达到了很高的文明程度。此外，在珠江流域、河西走廊以至青藏高原，都有新石器文化遗存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其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 例如在距今5，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在黄河中游曾突然衰落， 而龙山文化在这一带的影响则明显扩大，甚至波及到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这即反映了龙山和仰韶两种文化的叠合与交融。 良渚文化与龙山文化也有许多方面的相同，并且其中的许多文化内容又是商文化的一个来源。屈家岭文化受仰韶文化的影响明显，在某些地区（ 如豫南鄂北）两者常常交错分布。 再如，学术界一般还认为继承河南龙山文化（ 距今4，900-4，000年）的是夏文化，而商周甲骨文和青铜文化又均是以黄河中下游的新石器文化为主要源头。 凡此，皆可以说明，丰富多彩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已由多元区域性的发展而逐渐内向和融合， 并最终汇聚成了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高度文明的中华文化。

二、远古传说所保存的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一体迹象新石器时代的社会形态是氏族社会。 而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 又标志着远古的中华大地上曾经有过许许多多创造这些文化的氏族或部落集团。 但由于年代的久远以及书写条件的困难，我们今天已无法见到当时的文字资料。 不过，神话传说还是流传于后世了。 一般认为， 原始神话产生于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即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期，也就是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些传说经代代流传，最后被记录了下来，虽然零乱，而且又被掺进了若干后人的意识，但透过其神话的色彩，还是可以窥见一点古史的真面目。

关于远古部族的划分，近人多根据徐旭生先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的论述，而又稍加调整，将中国远古部落大致分为三大集团，即西北的华夏集团、东方的东夷集团和南方的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无疑是三集团中最重要的集团， 以至此后竟成了中国全族的代称。这一集团主要包括黄帝和炎帝两大氏族，而两族内又各有许多的分支。《 国语?晋语四》说：" 昔少典氏取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由于古人常将氏族的名字与个人的名字相混，故所谓少典" 生"炎、黄，正如郭璞所说：" 诸言生者，多谓其苗裔，未必是亲所产。 "（《 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大约少典氏和有 氏是两个世代通婚的氏族（ 正如后世的姬姓同姜姓一样），而黄帝族和炎帝族便是从他们中间分出来的。倘再上溯，则华夏集团最早很可能发源于" 昆仑之墟"（ 青海高原），此后逐渐东移，而少典和有 便是他们到达陕、甘交界处时的两个氏族的名称。炎、黄分出后，黄帝族居于陕西北部的黄土高原，因姬水而得姬姓；炎帝族则居于陕甘交界的渭水上游一带，因姜水而得姜姓。此后，这两族都有一部分东移。黄帝族东迁的路线偏北，大约先沿北洛水南下，然后东渡黄河，沿中条山、 太行山脉逐渐向东北走去， 直到今天的北京附近（ 即古蓟地）。 他们所建立的主要国家有虞、虢、焦、滑、霍、杨、韩、魏、芮、贾等。 炎帝族则顺渭水东下，再沿黄河南岸向东，一直发展到豫西南及豫、冀、鲁三省交界的地方。他们所建立的主要国家有申、吕、齐、许、甘、纪、向等。 可以说，在有史以前，华夏集团的炎、黄两族已顺着黄河两岸散布于中国的北方及中部的许多地区了。

东夷集团主要有太昊（ ?）、少昊（ ?）、蚩尤等部族。太昊风姓，或谓即伏羲氏，遗墟在陈（ 河南淮阳），其后人的封地为任（ 山东济宁市境内）、宿（ 山东东平县境内）、须句（ 山东东平县境内）、颛臾（ 山东费县境内）等。 少昊嬴姓，遗墟在鲁，即今山东曲阜，古名穷桑或空桑。 蚩尤为古代九黎族首领，其居地在山东西南部。 此外，偃姓的皋陶与少昊同属一族，" 皋"即" ?"，偃、嬴一声之转。偃姓所建立的国家有英、六、蓼（ 均在安徽中部）等。夏初的后羿，也属东夷集团中的少昊氏族，寒浞灭羿后仍居羿地，今山东潍坊市的寒亭，即寒浞墓之所在。还有己姓的莒，亦为少昊之后，最早姓嬴，后改。至于秦、赵祖先蜚廉的" 蜚"，当与费国的" 费"字同字异形。 费亦嬴姓，建国很早，后灭于周初，地在今山东费县境内。 殷末，蜚廉的子孙西行，后来建立了秦、赵。 还有郯，国在今山东郯城县境内，亦为少昊之后。可见，东夷集团所分布的地域，北自山东北部，最盛时曾达到山东全境，西至豫东，南至豫西南和安徽中部，东至海。

苗蛮集团主要是分布于湘、鄂、赣一带的三苗。 在楚人入主这一带之前，他们是这里的先住部落。 古代传说中，尧、舜、禹都曾有过" 伐三苗"之事，后来，三苗便被迫迁到了西北和西南的边地一带。 除此之外，《 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尧的部下 兜，也有人认为当是南方的一个部族，并与苗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原属华夏集团的祝融，后来也同苗蛮集团密不可分。至于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的百越，也有人说应划入南蛮集团。

上述三大部落集团经过长期的交往和斗争， 终于融成了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其大致的过程，先是黄帝、炎帝联合起来打败九黎，杀其首领蚩尤（ 涿鹿之战）；随后，黄帝又三战而打败炎帝（ 阪泉之战），遂成为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首领（ 或谓黄、炎之战在先，黄帝、蚩尤之战在后）。此后尧、舜、禹相继禅让，实际上又反映了黄帝族与东夷各部族间的斗争。直至禹的儿子启所建立的夏朝，在其初期仍同东夷族有过反复的较量。至于苗蛮集团的三苗，虽其族已迁到了边远地区，但他们的文化影响还是部分地留在了原地，并与此后的楚文化相融合。春秋、战国时期，以" 蛮夷"自居的荆楚，还同中原各国有过多次的争斗，直到秦汉的统一，南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才最后融为一体。

三、古代史籍所记载的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一体事实从历史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立的王朝是夏、商、周，而它们又分别有着不同的来源和文化传统。

夏的祖先是禹。 据孟子说，" 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史记?六国年表》《 集解》引皇甫谧说）《 尚书笺》也说：" 夏，中国也。 始自西夷，及于内地。"再联系到《 史记?匈奴列传》所说的"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的话，以及夏的属国昆武、室韦等均为北方少数民族的事实，所以有人就认为夏人即胡人，亦即匈奴人。 不过从考古调查来看，夏兴起于以嵩山为中心的颍水上游及伊洛平原，最后又达于晋南一带，当是没有问题的。 学术界一般也都认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便是典型的夏文化。又据《 史记?夏本纪》载，夏自禹至桀，共传十七世，历471年。 夏的国都，最早禹居阳城（ 今河南登封嵩山以南），后居阳翟（ 今河南禹县），至太康时居斟 。 斟 或谓即今偃师二里头夏墟遗址。 该遗址内已发现有宫殿、陵寝、房屋、道路、水井及各种作坊等。" 夏"义训为" 大"。《 论衡?正说》：" 夏者，大也。"

《 方言》：" 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 "" 夏"又与" 厦"通，有" 广居"之义。是所谓夏人，即居住高房大屋之人也。这不但已为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所证明， 而且也显示出夏的文明程度在当时来说已是很高的了。《 史记?夏本纪》还说" 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 夏小正》"，而后世中国的历法，在月建上所采用的也主要是夏正。这说明夏的天文历算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夏代还曾有过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据说《 尚书?禹贡》便是" 禹别九洲，随山?川，任土作贡"的结果。 这样说来，则夏代的地理学及水利学的知识也是非常丰富的。 又《 吕氏春秋?音初》所载" 侯人兮猗"以及《 尚书?汤誓》

所载"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两首民歌，也有人认为即是夏代民歌的孑遗。至于夏人居住区的语言被后人尊称为" 雅言"，夏人居住区的音乐被后人尊称为" 雅乐"，则更可以令人想见夏的文化水平了。

商来源于东方，即山东西部、河南东北部一带，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部落集团中的一支。《 诗经?商颂?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商颂?长发》：" 有?方将，帝立子生商。"玄鸟即燕子。《 史记?殷本纪》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说明契是商的第一位父系祖先，而契之前，商人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其图腾崇拜对象为玄鸟。至于" 帝喾次妃"云云，则是后人附会。据《 史记?殷本纪》

载，自契至汤，传十四世始代夏桀而有天下。 这十四世正相当于夏代，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商朝建立后，又传十七世、三十一王，约六百余年，至纣时遂为周武王所灭。 这样前后合计，商已有着上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商的文化已经高度发达了。 这无论从史书记载，考古发现，还是甲骨文字的印证， 都是可以说明的。 商的祖先相土已开始作乘马，王亥开始作服牛，可见，在商朝建立之前，商人就已经学会驯养牛马以作为运载工具了。商的农业和手工业也空前发达。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可以表明当时农作物的品种已经很多；而商代的饮酒之风，则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商代粮食的增多。

在手工业方面，除了制骨、制玉、石雕、漆器及皮革、纺织、舟船、酿酒外，冶铜技术已经很高，殷墟武官村出土的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为我国已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 商代的建筑开始使用木骨架结构，即先在夯土台基上安放柱础，竖立木柱，然后安置梁架，覆盖屋顶，装上门窗。 这种建筑方法奠定了我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格式。 而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分工，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在商代也取得了显著发展，" 商人"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当时所使用的货币为" 贝"，十贝为一" 朋"。《 易经》卦、爻辞中讲到经商的时候也经常有" 得朋"、" 失朋"的记载。 我国的汉字发展到商代后期也基本成熟，甲骨卜辞和器物铭文中出现的汉字已达3，500多个。《 尚书?多士》说：" 惟殷先人，有典有册。"这说明商人已有了书写的典籍和历史文献。例如《 尚书?盘庚》，基本上是一篇珍贵的商代文献。《 墨子?非乐》还说殷人" 恒舞于宫，酣歌于室"，《 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 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可见商代的歌舞也很盛行。

除此之外，商的领土又较夏代有了很大的扩张。《 诗经?商颂?长发》：" 相土烈烈，海外有载。"可能在相土时商的势力已达到了渤海边。 又《 商颂?殷武》："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说明商朝不但已经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连西方的氐羌也向它臣服了。 对西北方的鬼方，商也进行过征伐，商王武丁用了三年时间将鬼方打败。《 易?既济?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及《 未济?九四》"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两段爻辞，便反映了这一段史实。 武丁还曾南征，所谓" 挞彼殷武，奋发荆楚"（《 商颂?殷武》），即是商的后人追述这次战争的诗句。 此后，商的势力更伸张到了长江以南的地区。

周人是一个姬姓部落。周的第一位父系祖先名弃，是有邰氏女子姜?" 践巨人迹"后所生。 这说明周人在弃之前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而此后则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 周人善于农作，弃也被后代祀为农神后稷。 据说弃曾做过夏朝的农官，及夏之衰也，弃的后代不?" 自窜于戎狄之间"（《 国语?周语上》），遂与羌人相处并世代通婚。 此后，周人在与戎狄的斗争中曾多次迁徙，到后稷的十六世孙古公?父（ 即太王）时，才定居于岐山之南的周原（ 陕西岐山县），自称周人，并开始臣服于商。 至古公?父的孙子文王（ 姬昌），则已成为西方诸侯之长，称为西伯。文王之子武王（ 姬发）遂联合众诸侯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国都镐京（ 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自武王至幽王，西周共传十二世。平王东迁洛邑以后，史称东周。东周自平王至赧王，又传二十五世。 前后合计，约八百余年。

周代不但社会经济高度发达，而且在" 文治教化"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例如，按五等爵位分封诸侯，并实行以嫡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 这样便将政治与血缘关系永远纠缠在一起，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纽带。再如在经济上所实行的井田制，所谓"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孟子?滕文公上》），实即后世之劳役地租，也将人民永远地束缚在土地之上。在意识形态方面，周人不像商人那样迷信，而是比较讲求实际，注重人事，他们所标榜的" 敬天保民"，实即后世" 天人合一"及民本思想的滥觞。至于周的职官制度、礼乐制度（ 包括采风之制）、婚丧制度以及衣食住行准则，许多也都为后世所遵从。

但也必须看到，周的文治教化水平虽然很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辉煌时代，但却不是凭空出现的，更不是周公一人所制作的。 周的文化是在自身传统的基础上，又沿袭或吸取了夏、商文化的有益成分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孔子所说：" 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周朝建立后，不但将夏、商、周三族复合成为同一民族的雏形即华夏族， 而且也将三支来源不同的文化融为一体了。 中国文化来源的多元一体性，在这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同周围的戎狄蛮夷（ 即四夷或四裔）又继续进行交往、斗争和融合。 其时华夏亦称" 诸夏"、" 诸华"。 而所谓" 华"，乃指服章之美、文采之盛。 其时中原之人自谓其文化高于周围四夷，故常以华夏自居，如孔子就说过" 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话。（《 左传?定公十年》）与此同时，" 中国"之称也普遍了。" 中国"一词首见于西周早期的《 何尊铭文》，《 尚书?梓材》追述周成王的话也说"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又，《 诗经?大雅?民劳》：" 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 大雅?桑柔》：" 哀恫中国，具赘卒荒。 "不过当时的中国主要是指夏人曾居住过的伊洛平原即" 中土"，或是京师之地。 到春秋、战国时，" 中国"所指的区域扩大了，基本与华夏同义。但其时的中国人也并不拒绝四夷，他们在划分夷、夏时，所用的便纯粹是文化的标准，即所谓" 用夏变夷者夷之，夷而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 罗泌《 路史?国名纪》）。这样一来，便加速了夷夏文化的交融。 到了秦汉统一中国之后，以华夏族为基础，并融合了四夷的一部分，遂形成了汉民族。 而中国与华夏，也常被后人合称为" 中华"了。 此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及元明清三个阶段，又有更多的少数民族被融进了汉民族，而汉族也不断从少数民族那里吸取有益的文化成分，于是逐渐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

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中国文化是古老的、深邃的、伟大的。关于它的特点，古今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 但由于视角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互异，各自的把握也不尽一致。本节试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几个大的方面着眼，从各种文化因素的组合关系入手，以揭示其内在的特征。

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如仔细考察，则这一对组合中，人的因素又常常居于主导地位，即所谓人本位的文化。应该说，中国人对" 天"向来是怀有一种敬畏之情的。古人有" 三畏"，第一" 畏"就是" 畏天命"。 天在金文中写作""，本义为人头，引申为一切至高无上的东西。故自农夫以至士人，凡遇难决之事辄称" 听天由命"，凡有惑而不解则曰" 天知道"。

由于天的至高无上，古人又为天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并进而幻想出一个有意志、有人格的天，即所谓" 天帝"，或曰" 上帝"。而人间的一切便都是上帝所安排的。如《 诗经?周颂》便说" 昊天有成命，二后（ 周文王、周武王）受之"（《 昊天有成命》），" 丕显成康，上帝是皇"（《 执竞》）。 再进一步，则人间帝王又成为天帝之子了。《 周颂?时迈》：" 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 大雅?常武》："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而《 礼记?曲礼下》更是最早提出了" 君天下曰天子"的概念。

这种思想到了汉代的董仲舒，又更加系统化也理论化了。董仲舒一方面把天说成是宇宙间最高的主宰，称"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

（《 春秋繁露?郭祭》）； 一方面又说" 王者承天意以从事"（《 春秋繁露?尧舜汤武》），" 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以孝道"（《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这样，君权便是上天所授，同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 至此，天和人合一了。 而"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换言之，人间的一切法则（ 包括伦理、道德、政治）也都是由上天所规定好的，永不改变。而天如何体现它的意志呢?" 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 汉书?董仲舒传》）这样，天人之间的联系也建立起来了，即所谓" 天人感应"。 正是基于此，历代帝王无不注意对天象和灾异、符瑞的观察，甚至天象的每一次微小变化，都会在人间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老百姓呢？遇上饥荒和自然灾害，也难免要" 叫苦连天"。

诚然，天在中国人头脑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以至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天。 逢年过节要祭天，丰收了要祀天，甚至连结婚也要拜了天地才能算数。但如仔细考察则会发现，在天和人之间，中国人最重视的还是人，天只不过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拜对象，一种用于宣传或聊以自慰的概念罢了。 实际上天意就是民意，天心即是人心，这一点谁都清楚。 早在周代，当时的统治者就曾提出" 敬天保民"的口号，而" 敬天"仅是一种幌子，" 保民"才是实质。

《 尚书?泰誓》说："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孟子》引）《 尚书?皋陶谟》说："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这都说到了问题的实质。《 ?梁传?桓公十四年》：" 民者， 君之本也。 "

《 左传?僖公十九年》：" 民者， 神之主也。 "《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战国时期的孟子更倡言"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又在强调人为本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 到了荀子，则不但大谈其" 明于天人之分"，而且还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天论》）从而十分明确地提出了" 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 显然，荀子心目中的天，已经与今人所说的大自然的含义差不多一致了。

除进步思想家外， 天的含义在老百姓那里也渐渐有了演变。

《 诗经??风?柏舟》："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 "《 毛传》解释说：" 天谓父也。 "又《 仪礼?丧服》传：" 夫者，妻之天也。 "这种子以父为天、妻以夫为天的意识，在今天的某些农村中依然残存着。《 史记?郦食其传》还说：" 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这说得更直截了当了，吃饭的事就是天。在这里，天作为万物主宰的含义没有了，其神秘色彩也消除了，天成了具体的人，或人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可见，天和人虽还被联系在一起，而其实质，则早已偏到了人的方面。

一方面标榜天的至高无上，并倡言天人合一；一方面却又强调人的因素第一，并事事以人为出发点。 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中国人的重人轻物，讲求" 积极"、" 实际"、" 入世"，当与此有关。

二、诸家兼容，以儒为主中国古代文化是具有兼容性的。先秦时期实行百家争鸣，自然各种学派都可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在一些学术中心，如齐的稷下和魏的西河，虽有辩难，然也呈诸家并存的局面。《 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十家，除纵横、农家、杂家、小说家没有固定的见解外，其余儒、墨、道、法、名、阴阳各家，在先秦思想领域都有一定的市场。

秦代尚法，并曾实行焚书坑儒，但儒家的影响还是无法消除，以至秦亡之后，儒家的经典和儒生又一齐冒了出来。 汉初尚黄老，司马谈作《 论六家要旨》，对道家推崇备至，然于其他各家也并不排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的正统地位是被确立了，但除墨家外，其余各家亦未遭禁绝。而且，就在统治者来说，也还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用之。 此后两千多年间，道、法及阴阳家的思想， 都曾不同程度地被人们所接受过。 中国古代所最推重的学问家，也往往是那些" 总贯百家"的" 集大成"者。 直至东汉佛教传人，中国的思想界也不见抵触，今天在许多地方尚能见到的合供孔子、老子、释迦牟尼塑像于一堂的现象，便是最好的说明。 唐太宗贞观年间基督教曾传入中国，并在一些上层人士中间流传，当时被称作景教。 高宗以后，随着大批阿拉伯人的进入，伊斯兰教也开始在中国扎根。 至于各少数民族所信奉的宗教和思想（ 如元代之全真教、蒙藏之喇嘛教、满族之萨满教等），更是多种多样。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与其所包容的众多的学派和思想因素是分不开的。

中国文化的这种兼容性， 与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及地域性发展是分不开的。以先秦而言，儒发达于鲁，法家多出于三晋，道家多出于宋楚，而阴阳、名、道等学者又多聚于齐，这些都与其自然环境相关。 即使实现了文化的统一，其痕迹也是很难抹掉的。

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各种思想中，儒家思想无疑是最主要的。

这不仅因为儒家思想曾被历代统治者确定为统治的思想， 甚至连教学和科举考试也要以儒家思想为内容；而且，儒家以仁爱为基础的伦理观念，以礼为约束的道德规范，以"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标榜的进退出处原则，以及从和谐中求均衡和发展的中庸思想， 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这个酷爱和平和稳定的东方大国的国情。

况且，儒家思想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而影响最大的则数孟、荀两派。 思孟学派到了汉代便渐与阴阳五行合流（ 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到了宋代，更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而形成理学（ 代表人物是朱熹）。至于荀派，其后学也渐与名、法合流，著名法家韩非和李斯便都是荀况的学生。 儒家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要吸收其他一些学派的优秀成分作为营养， 这样便形成了以儒家为主而又能兼纳各家结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思想。

三、多神并敬，无神为常中国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但信教的人数与全国的总人数比较起来却很少， 更没有出现像西方世界中那种举国笃信一教的现象。 在中国，敬神的人倒是很多。 而中国人的神也不是什么上帝或神话中的神，多是与人们生活休戚相关的" 神"。可以说，凡能" 保佑平安"、" 赐福于人"者，中国人皆奉为神明而敬之。

上至天神、日神、月神、星神、云神、雷神、雨神、风神，下至土地神、山神、河神、海神，外至井神、树神，内至门神、灶神，甚至各种动物都可以化成神，如狐神、蛙神、蛇神、五通神等。 某些历史人物死后也可成神，如秦琼、尉迟恭之成为门神，伍子胥之化为涛神等。至于种庄稼要供谷神，养蚕要供蚕神，酿酒要供酒神，做生意要供财神，更是常见的现象。 更有甚者，走路还要祭路神（ 如荆轲刺秦王前之" 既祖取道"），上厕所也要祭厕神（ 据说是一位女子自缢于厕后所化）。《 离骚》说：" 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实际上，中国的" 神"要仔细统计起来，远远不止百种。

中国人的多神并敬，当然与原始的图腾崇拜遗风有关。 其次，如剔除其迷信的成分，应该说，也表现了一种良好的生活愿望。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希望过幸福生活，而幸福生活的首要标志便是丰衣足食，故所敬之神便多与衣食住行有关。 至于什么爱神、缪斯之类，中国人并不感兴趣。实际上，在多神并敬的背后，正透露出人们对各种日常生活要素的完美追求。 再次，敬" 神"对某些人来说，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中国人在某些特定的时间，似乎不敬神便不足以自慰，久而久之，遂成风习。 如春节之祭灶神、财神，春秋之祭社神，出海之祭海神，入山之祭山神等便是。

但是，正如多中心即无中心一样，中国人的多神并敬，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权威的神作为主宰，所以到头来仍是无神。常见一些乡间的老年妇人，遇庙烧香，逢神必拜，但要问她笃信者为何神，则是什么名目也说不上。 而稍能说出几种神的名目的，却又常常根据个人需要而随时改变其信仰的对象。这一点，似乎还比不上眼下某些球迷对某国球队崇拜的专一。而且，中国人对" 神"的感情也远不如某些民族来得亲切，从孔夫子开始便说" 敬鬼神而远之"，而且还说"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那么不祭呢？ 他不肯说了。 在中国历史上，祭神的事虽不间断，但若要谁去为神而舍身，怕没有几个是自愿的。" 河神娶妇"便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表面上祭神热热闹闹，而内心深处则避之惟恐不远。

表现在文化特征上，便是多神并敬而实则无神。

四、德能统观，以德为重中国文化在人才观方面向来是德能统观的。德即道德，能即才能。《 礼记?檀弓》说" 选贤与能"，汉代选官的荐举制度也是既有孝廉（ 重德），又有秀才（ 重文才）。 即使到了后代，德和能也常常被人们所并称，如曰" 德才兼备"，或曰" 何德何能"者便是。

其实，中国文化中的" 德"、" 能"虽常常" 相提"，却不是" 并论"

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德常处于主要的或主导的地位，即所谓" 重德"。儒家教人初学入门的《 大学》，其开篇即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而且篇中反复强调：" 德者，本也"，" 君子先慎乎德。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孔夫子也常说：" 君子怀德"（《 论语?里仁》），" 志于道，据于德"（《 论语?述而》），"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论语?子路》）。而在德与才两者之间，孔子所最看重的也是德。 他曾明确地说："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 论语?泰伯》）周公是孔子所最崇敬的大圣人，但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智能和技艺，而不注重道德修养，也还是" 不足观"的。

这种观点一直影响于后世。 如曹操年轻时曾问许子将（ 劭）：" 我何如人也?"许子将说：" 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孙盛《 异同杂语》）这就是世人对那些才能卓著而德性不足的人的评价。

中国人所注重的德，其含义是非常丰富的。 但归纳起来，则不外" 孝"与" 仁"两端。 孝是要求晚辈尊敬长辈，与此相联系的还有" 悌"，即要求同辈之间也要互相尊重。 孝悌都做到了，便可以求得一个家庭的和谐。 而事父母孝，事君也会忠，即所谓"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大学》）这就是孝虽为一种伦理道德范畴，而历朝历代无不提倡" 以孝治天下"的道理。" 仁"是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其基础是" 爱人"，即教人一切从" 爱"出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具体说，在家要做到孝悌，到社会上要" 克己复礼"，即一切行为都符合礼的规范，而待人接物则要有修养，即所谓" 恭、宽、信、敏、惠"。（《 论语?阳货》）如将" 仁"推行到社会政治方面，那便是" 仁政"，或曰" 王政"、" 德政"、" 美政"。

将仁推广到人与利（ 物）的关系方面，则是" 义"，即教人不可见钱眼开、见利忘义。其他如" 贤"、" 善"、" 诚"、" 恕"、" 勤"、" 俭"等，也都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范畴。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德，而不是重能，实际反映了中国人对人和物的不同态度。 一般说来，" 德"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 能"所体现的则多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所强调的既不是西方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印度和阿拉伯地区的" 人与神"

之间的关系。中国自古以来所最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以孝和仁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在中国文化中被重视的原因。

五、述作共倡，述为号召所谓" 述"，就是继承；所谓" 作"，就是创新。中国文化对这两者都是非常重视的。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这就为文化的继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中国文化中的有些因素，如礼俗、宗法、衣、食等，甚至可以从先秦一直沿袭至后代。 先秦婚礼中的" 六礼"，其要点（ 如纳彩、纳征、请期、亲迎)至今仍被时俗所遵行。 周代的" 六官"，也一直被后世奉为职官的准则。 再如某些家族的家风、家教，也可以从古代一直传到近代。 像孔子的" 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的"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杜甫的" 诗是吾家事"，包拯的" 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其影响所及，均非一代。 此皆可见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特点。

在学术方面， 这种传承性表现得尤其明显。 孔子的整理" 六经"，"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中庸》），实际所起的是承上启下的作用。 而稍后，七十子后学又对孔子的学说进行了继承和发扬。 迨至汉儒，更重" 师法"和" 家法"，甚至连举孝廉也要" 试家法"。 师法谓源，家法谓流；合而言之，即要求传经者重视学术源流的继承。中国学术源流的脉络，经晋、唐、宋、明，直至清代仍可以看得很清楚，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少见的。

在创新方面，《 大学》曾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

汤之《 盘铭》曰："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康诰》曰：" 作新民。 "《 诗》曰："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 "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其所谓" 日新"、" 新民"、" 惟新"，即" 用其极"，亦即" 止于至善"之义。 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要通过不断的革新，以达到最佳的境界。《 周易?象传》所说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是这个意思。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文化史上的创新潮流虽不断出现，而多数的创新则是以继承为号召的，即所谓" 以复古为革新"。如唐宋的古文运动，明代" 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以及清末今文经学的复兴等，都是打着复古的旗号而进行革新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革新之所以要以继承为号召，这一方面是因为孔孟之道在中国所具有的绝对地位，而且连孔子本人也说过" 述而不作"的话；同时，也因为中国历史悠久，积习太重，成见太多，不以先圣之道为武器便难以打破缺口，改变现状。 即使是当代，如要进行某些方面的革新，也难免会提出" 继承传统文化"的口号。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 每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其他文化的影响。 尤其当两种以上的文化接触时，相互吸引、融合以至被淹没的现象都是可能发生的。 这样的先例在世界不少民族中也曾有过。但中国虽曾经过多次的异族入侵，也吸收过不少异族的文化成分， 而其文化的主体却始终能得以保持， 并一直延续于当代，这不能不说与中国文化的上述特征有关。 今天，世界潮流正猛烈地冲击着中国，但完全可以相信，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古老、深邃、伟大的中华文化，其主体仍会永久保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