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服装与装饰——魏、晋时期各族服装的融合

汉室在军阀混战中灭亡后，历史进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人那种将身体掩盖得严严实实的服装开始有了改变。近代学者们认为：魏晋名士风度的流行，形成了当时特殊的服装式样——褒衣博带。褒衣博带，就是宽松的大袍衫与长长的宽腰带。它的产生，是社会思想的变化改变了流行服装式样的典型例子。

魏晋名士们很注重人的内在精神，充分地追求自我，讲求脱俗的风貌，一反以往世人注重外表，讲求浮浅华丽的装饰美的心理，改以提倡通过漂亮的外在风貌表现出高妙的内在人格，追求内外完美的统一效果。这是一种与以往审美观念大相径庭的美学思想。它影响并改变了当时社会的审美习惯，给晋代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服装带来了新的风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南京地区陆续发现了多处具有大型拼镶砖壁画的六朝墓葬。这些壁画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以著名的魏晋文人“竹林七贤”为主题的大幅作品。60年代首先发现的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六朝砖墓中，南北两侧墓壁上嵌着对称的精美画面，每侧四人。根据人物旁边的文字题榜，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灵（伶）、阮咸”以及不属于“竹林七贤”的荣启期。（图20—8）这些壁画上的人物服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宽松肥大。他们上衣袖子的肘部做得特别宽，几乎可以拖到地面。由于绘画的线条圆润流畅，表现了衣料的柔软轻薄。腰间系的长带，似乎要随风起舞。这种衣服与汉代那种紧密包裹身体的服装一比，真有天壤之别。它们应该就是后代学者称呼的“褒衣博带”。

南朝时，民间产生了一种很流行的服装式样，叫做“半袖”。它是一种比较短的直领对襟罩衣，袖子很短，只有肩下面短短一截。它在属于这一时期的绘画、雕塑文物中经常出现。江南出土的南朝瓷文吏俑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服装。唐代画家孙位的《高逸图》画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隐士，他将宽松适意的衣服随便地披在身上，显示出当时率性而为的名士风气，外面也套着一件半袖。

南朝的汉族妇女衣裙，在南北朝时期左右着南北妇女服装的发展趋势，创造出了不少新的样式。在江南、四川等地，曾出土了南朝画像砖、石刻线画与浮雕、陶俑等多种生动逼真的造型艺术品，通过它们的具体形象来看，南朝的女装已经从深衣制度中解脱出来，变得更加贴近人生。其具体式样、裁剪方法、采用的质料等都有了很大改变。这时，上衣的衣身变得细瘦，紧贴身体，由掩襟改为对襟直领，显露出较多的脖子与胸部。衣袖也变得又细又窄，只是在小臂部开始才突然变宽。相传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所画的《女史箴图卷》，现仍完好地保存在英国博物馆。那上面所画的女子长裙与汉代壁画中的女裙相比，长度有了明显的增加。裙裾垂在地面上，拖曳出很长。裙子的上端提高束在腰部以上，裙子的宽度也有所增加。裙幅加大，使得裙腰要做出多重细褶裥，甚至有些裙子的整个裙幅上都缝成褶裥，显得裙子上细下宽，呈现明显的喇叭形。

南朝的大文人庾信写过这样的诗句：“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正是当时妇女衣装的写照。值得注意的是袖子的下半部却越变越宽大。诗人吴均写道：“纤腰曳广袖，半额画长蛾。”描绘出女装宽大袖子的时尚。

由于当时南朝的妇女衣装过于轻薄，女子们就将多层衣裳组合起来穿。同时又产生了一种新的衣物，叫做“抱腰”。它的外形有些像一条极短的短裙，穿时围在腰间，用丝带系住。也有的古代文献中记载：抱腰是一条绸布，上下都缝有带子，穿时将它包裹在腹部系紧。这就有些像现代的妇女腹带了。

南朝妇女的鞋履式样很多，使用的质料也非常丰富，有皮制的，丝制的，麻制的以及装有木底的等等。可惜还没有这一时期的鞋履实物保存下来。我们现在只能从当时的绘画、雕塑上见到一些鞋履的外形。根据古代文献中对鞋履名称的记载，这时的女鞋有凤头履、鸠头履、笏头履、玉华飞头履、立凤履等。它们都是将鞋子的头部装饰成各种纹饰或做成不同的形状，从而起到美化作用。结合当时的文物可知：凤头履应该是将鞋头做成凤凰形状，而笏头履是将鞋头做成一条翘起的长版，类似官员上朝时所持的笏版。其他各种名称的鞋大多也可以根据名称想象出它的大致形状。还有些鞋叫做五色云霞履、文履、珠履等。这些鞋子的命名可能是根据它们的质料花纹与所用材料决定的。

附带提到一点，古代人们，尤其是儒者们，往往把奇装异服的流行看做是一种凶兆。所以古人一直对服装有着种种思想上的禁忌。早在孔子，就对一些国君的奇装异服表示过不满。而当一些奇装异服的流行无法禁止时，后人也会把它看做灾害的征兆，把当时社会败落、政权灭亡的原因归结于这些服装的流行。例如《晋书·五行志》说：“晋武帝泰始初，衣服上俭下丰，著衣者皆厌腰，此君衰弱，臣放纵之系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这是把晋代妇女服装上衣紧小、下衣宽大的变化与将两裆穿在外面的做法看成是晋代君主衰弱，国家败亡的征兆。以后各代，也有一些将服装变化与国运兴败联系起来的说法，在征兆迷信流行的古代，这种看法也是对服装发展的一种左右力量。中国古代大部分平民的服装大多保持简单朴素的式样，除了儒家思想提倡简朴的思想影响与具体经济力量限制外，与这种禁忌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西晋末年，晋室南迁，北方成了游牧民族争雄的战场。近百年间，五胡十六国交替统治北方，也将胡人服装的影响逐渐扩展到中原各地。虽然当时北方汉族居民仍长期保留着自己的衣冠习俗，同时南朝的汉族传统文化一直在影响着北方社会，但是胡服的式样仍在这一时期内逐渐进入中原人们的生活中，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服装式样。

北方一些游牧民族的服装与汉族衣冠相比有哪些明显的不同呢？

首先，北方的鲜卑、匈奴、羌、氐等民族不像汉族那样将头发束成发髻。他们或者将头发编成辫子，或者披散头发，或者将头顶和前面的头发剪掉。他们根本就不使用冠、簪等用品，也就没有汉族最为重视的冠冕制度。他们习惯于在头上戴各种帽子。根据记录北朝史实的《邺中记》、《北史》等文献记载，当时有“金缕合欢帽”、“突骑帽”、“面帽”等多种帽式。对比现存的北朝陶俑的衣着，有一种顶部是圆形，由左右两片缝合成的帽子；（图20—9）还有一种女帽，上面有高高的圆顶，由四片缝成，帽子的后面披下一条斤帕，垂至肩头。此外还有三条棱的风帽，厚厚的大皮帽，酷似兜鍪的尖顶帽等。说明当时帽子在北方的普遍流行。

其次，胡人身穿窄袖子的紧身长袍，或者穿一种由裤子和褶组成的服装，脚蹬长靴。这些服装的形成是为了适应长期的骑马游牧生活。胡人长袍与褶的式样与汉族衣衫有所不同。例如褶，又叫左衽袍，是一种短身，细袖，前面大襟向左面掩起来的上衣。汉族人接受了褶以后，做了一些改动，把原本又细又窄的衣袖改成下部宽大的长袖子。这样改，可能是由于保暖的需要不那么迫切，又有保持汉族传统的心理在内。这种短上衣特别便于劳作与征战穿用，所以当时的农夫、士兵、仆役们大多穿这种衣服。在它盛行时，有些表现汉族传统文化的故事画也把人物的衣服画成这种式样。例如在宁夏固原出土的北魏孝子图漆棺上，虽然描绘的是舜、郭巨等汉族孝子的形象，却都给他们穿着裤褶服，戴上鲜卑帽。

北朝时期的妇女喜欢穿有夹领窄袖的长袍。有些人也穿裤褶服。例如一件在山西省太原北朝墓中出土的女陶俑，上身穿着一件长度仅及臀部的宽袖短褶，下身穿裤腿散开的大口裤子，显得身材苗条俏丽，十分动人。

北朝胡服使用的腰带也别具特色。它用皮革制成，缀上带扣与带钩，制作得非常考究。加上宝石、金、银、玉等珍贵的饰物，这些装饰物上面往往浮雕出精美的动物图案。由于游牧生活的需要，腰带上有多个带钩，用以悬挂日常使用的弓箭、刀剑、打火具、算囊等。

北魏孝文帝为了巩固鲜卑入主中原后的政权，曾大力改行汉族衣冠。（图20—10）以后，上面所说的这些具有典型游牧民族特色的服装被既宽松又典雅的汉族衣冠所代替。这个重大的变化在北朝的石窟造像、壁画、石刻画等艺术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特别是在北魏迁洛后修建的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等处的供养人画像上表现得更加明显。

20世纪40年代，洛阳曾经出土一批重要的北魏墓葬石刻，后流入美国。在其中的宁懋墓室画像中，有一些当时的世俗人物肖像。男子们身穿宽袖上衣，下面是长长的裙裳，腰间束着宽带。这是一种与汉代冕服非常相像的礼服。它与传统的汉族礼服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它的领子有些改变，做成了一种前端竖立起来的宽曲领。男子头戴纱冠，束发，插有簪笄。脚上穿着鞋头高高耸起的厚底舄。画像上的婢女，衣着发式与在邓县南朝画像砖中刻画的南朝女子完全一致。她们上身是对襟直领的宽袖短襦，下穿飘曳的长裙，在长裙的外面还附加一条紧束在腰间的短裙。可见当时南北的服装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了。

从出土陶俑、石刻、壁画等艺术品上看来，由南朝传入北方的笼冠是很流行的。笼冠是在汉晋时期出现的武弁大冠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形成的。它用乌纱做成，有高高的圆形平顶。在江苏省丹阳金王陈村出土的南朝墓砖画像上，就有头戴笼冠、身穿宽大服装的侍吏形象。

还有些服装是受到军服的影响。在铠甲的里面，为了防止钢铁的甲片与身体摩擦，往往要穿袍、襦等衣物来衬里。一种与两当甲外形相似的衣衫衬里这时就应遇而生。它叫做“两当衫”，或者写作“两裆”。这种衣衫穿着方便，两臂都露在外边，适宜活动，又适合在春、夏、秋季热天中穿着。所以，它很快就在民间流行开来。再进一步，连妇女也穿上了两当衫。妇女穿的两当由前后两大片缝成，很像今天的背心。当时妇女的上衣领口开敞得比较大，在里面穿一件两当衫，既保暖，还可以起遮蔽作用。所以，在南北朝时妇女穿两当衫是很常见的事情。

披风，也是经常可以见到的武士衣着。它与后代的斗篷相似，都是一件长方形的织物。上面用带子收紧，系在颈部。对于骑马的士兵来说，披风是很好的遮风蔽土的外罩。我们还见到具有袖子的长披风。例如河南省安阳的北齐范粹墓中出土的陶俑就穿着这样的长披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