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服装与装饰——隋唐盛世的辉煌

隋唐时期，中原又重新进入了大一统的天下。由于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达，这一时期成为古代服装式样最丰富的时期。保留下来的文物图像资料也最多。首先来看看官员的制服。随着时代演进，隋唐的官员服饰制度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备、等级森严的体系。它包括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四个部分。各个等级之间是以不同的纹饰以及色彩严格区分开的。

隋炀帝时，正式恢复了古代的冕服制度。文武官员朝服穿红色的纱单衣，白色纱内衣，白袜皂靴，戴进贤冠。唐代则遵循了隋代的定制。唐代武德四年，唐高祖颁布了衣服诏，规定了皇帝的服装共12种，其中冕服依照周代的礼制确定为六种，它们是：“大裘之冕、衮冕、冕、毳冕、绣冕、玄冕。”

衮冕是使用最广泛的礼服，在各种祭祀和宫廷里重大的仪式中皇帝都穿它。我们在古代描绘帝王的图画中最常见到的就是这种衮冕。唐代衮冕的专用冠冕上装有黄金打制的饰物。在冕版的前后各垂下12条由白珠串成的旒。冕的左右两侧悬挂着玉制的充耳，用意是提醒皇帝不轻信谗言。冕中插有玉簪，与发髻固定在一起。上衣宽身大袖，底子是黑色的，上面绣了八种花纹，它们是“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下裳是红色的多褶大裙，上面绣四种花纹是“藻、粉米、黼、黻”。这12种花纹就是标志着皇帝威严的12章。里面穿白色的纱单衣。腹部前面系有锦绣的蔽膝，腰间系大带、革带、绶带与玉佩等。

在唐显庆元年九月，太尉长孙无忌等官员向唐高宗上奏，认为诸臣子在助祭时穿的礼服与皇帝的礼服相同，是贵贱不分，请求皇帝在任何礼仪场合都穿最高规格的衮冕。从此，唐代皇帝礼服中冕以下的各种服式都只成了虚设的名义。群臣的礼服共分为十种。一品官员穿更低规格的衮冕，二品官员穿冕，三品官员穿毳冕，四品官员穿绣冕，五品官员穿玄冕。五品以下的官员礼服叫做爵弁，头上戴像爵杯的冠，没有垂旒；冠上垂下黑色的缨系；上身穿黑色的外衣，里面是白纱中单；下身是红裙；腰间系大带、革带、蔽膝；足穿红履。自六品官至九品官，在宫廷典礼和祭祀中都穿这种衣装。

大臣们在穿礼服时，除了戴冕以外，还经常使用其他四种冠。如亲王与异姓王可以戴三梁冠、束黑介帻。亲王还在冠上附加上金蝉饰。这种金蝉饰，以前可能是高级官员普遍使用的，辽宁省北票出土的北燕冯素弗墓中就发现过用金丝制作的类似饰物。

九品以上的文官戴进贤冠，并根据品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冠梁数目。三品以上官员的冠有三道梁，四品、五品的冠有两道梁，九品以上至六品的冠只有一道梁。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丹青引》一诗写道：“文臣头上进贤冠，武将腰间大羽箭。”可见当时进贤冠是文官的重要标志。在陕西省礼泉的唐代名臣李墓中曾出土三梁进贤冠，虽然它上面的织物已经腐朽，但是由镀金铁梁形成的基本结构还保存了下来。

九品以上的各级武官和门下省、中书省、殿中省、内侍省等宫廷部门的官员要戴武弁，束平巾帻。御史台等监察司法部门的官员则专门戴标志司法的獬豸冠，它的中央有一根铁柱。

这些繁缛庄重的冕服，穿着麻烦，也不会太舒服，而且为了显示它的崇高威严，只在盛大的典礼中使用，一年也就穿几次。而在其他的日子里，皇帝百官就改穿统一规定的朝服、公服和常服。

朝服主要在官员陪祭、朝飨等大典礼中才穿，并且只限于七品以上的官员使用。五品以上的官员朝服由冠帻、红纱衣、白纱内衣、白色裙裳、革带、红纱蔽膝、袜、舄等组成。白纱内衣还缘上黑色的宽领。腰佩剑、玉佩、绶带等。特别是要在胸前附缀一块方形的织物，叫做“曲领方心”。后代的官员“补子”很有可能是这种装饰的演化。五品至七品的官员朝服与此相同，只是不带剑、玉佩和绶带等。为了辨别，文官穿朝服时要在冠上插上一支白笔。官员们所戴的冠帽，基本上分别是上面所说的进贤冠、武弁、獬豸冠等。

比朝服更加简单、穿着场合更随便的是公服，它也叫从省服。公服与朝服基本相同，只是不系蔽膝，不加黑领，不穿白纱内衣，也不佩戴剑、玉佩和绶带。但是要佩戴起着标志官员品级作用的小彩带——纷，以及装纷的鞶囊。鞶囊的文饰具有区别品级的特征，二品以上用金线镂花，三品用金银线，四品用银线，五品用彩色丝线，六品以下的官员便不能佩戴纷和鞶囊，而是依靠冠的式样来区分品级高下了。

武官们在宫中站班时，穿的公服式样具有实用意义，适宜作战。它包括平顶的巾帻、发簪、具有金玉饰物的冠、两当外衣、褶衣、长裤、靴与革带等。长裤采用白色。褶衣分为浅红色、紫色两种。五品以上官员穿紫色，以下穿浅红色。如果文官乘马陪伴皇帝出行，也要穿与上述服装相似的衣物，只是不穿两当。

上面是礼制规定的制服，但是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愿意在平常穿一些既随便又舒适的衣服。这就产生了官员们日常穿的服装“常服”。

官员的常服以襕衫为主。这种服装创始于北周时期，是一种圆领、窄袖、左右开衩的长袍。它是在胡人袍服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不论官员或是平民都可以穿。为了区别，北周的宰相宇文护曾下令在官员穿的袍服前襟下摆处加缀一道横栏，把这种衣服叫做襕衫。隋唐时期保留了这种袍服。隋炀帝更是明确下诏，限定了各种人等衣袍的颜色，用来区分高下。他规定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官员分别用红、绿两色。小吏们用青色，平民用白色，而屠夫与商人只许用黑色。士兵穿黄色衣袍。这些颜色被严格区别开，任何等级都不得使用其他等级的服装颜色。

唐代初期，帝王的常服沿循了隋代的制度，采用赤黄色的袍衫，戴向上反折的乌纱头巾，束九环带，穿六合皮靴。有一幅据说是唐代画家画的唐太宗图，画上的唐太宗穿的正是这样一套服装。各级官员的常服也仿效帝王，采用圆领襕衫。这种襕衫一般比较短，长度到小腿部，露出靴子。根据礼制的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用较高级的、绫、罗等丝织品做常服，颜色为紫色，饰物为玉质。四、五品的官员用粗一些的绫罗，颜色为朱红，用金质饰物。六、七品的官员用丝布、杂绫等丝织品制作服装，颜色是绿色，用银饰物。（彩图5）八、九品官员穿青色的襕衫，用石的饰物。

唐代壁画，如敦煌壁画中，常绘有当时男子的一般衣着。可以看出当时的衣裳式样繁多，整齐华美。在陕西省扶风法门寺地宫中发现过一件唐咸通十五年刻的《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宝器衣物帐》碑，上面记录了供奉的衣物有“可幅绫披袍、纹縠披衫、缭绫浴袍、幞头、帽子、巾子、长靿袜、鞋”等。这大约也是当时最常用的衣着吧。

唐代的妇女服饰，是当时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最好体现。它既保持了中华文化的传统，又兼容并蓄，引入了大量美好的外来因素。在服装设计思想上破除了一切束缚与局限，花色式样层出不穷，可以反映这一成果的考古文物材料更是美不胜收。在南北朝时期，襦与裙已经成为妇女衣装的两大主要部件。在此基础上，唐代的女装发展成衫、裙、帔子三种构件。（图20—11）唐代的女上衣一般比较短，衣身与袖子比较窄。显得紧贴身体，俏丽多姿。当时把单衣叫做衫，夹衣与絮有衬层的棉衣叫做襦和袄。在每一类中都有多种不同的裁剪式样。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衣服的长短，领子、衣襟、衣袖等部位的形状以及各种装饰上。

当时女子穿衣时，习惯将衫子下摆束在裙腰里面，所以显得裙子很长，自胸部以下直到地面。再配上一条迎风飘舞的帔子，使女子们风姿袅娜，神态妩媚动人。在隋代与唐代初年，一种由不同色彩的竖条拼缝起来的长裙十分流行。这种长裙上面系到胸部，加上竖条的视觉效果，更显得裙长、身子修长，独具风貌。我们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陕西省乾县的唐永泰公主墓壁画中、传世的唐代绘画《步辇图》等处，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美丽长裙。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曾经出土过一件完整的唐代着衣女俑。她的上身穿一件绿色的纱衫，外面罩一件橙红色的双鸟联珠纹锦半臂。下身穿红黄相间的条纹长裙。裙子的上端用锦带束在胸部，肩上披着黄色的罗帔。类似的服装我们在陕西省乾县的永泰公主墓中壁画上也可以见到。不过永泰公主墓中壁画内的宫女衣装大多采用又薄又透明的轻纱制作，尤其是外面穿的短衫与帔子等，显得十分通透。这大概是宫中的习惯要求吧。

比较起来，帔帛是唐代服装中新出现的成分。在隋代以前的中原服装资料中，还很少见到这种服饰。但它也不是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服装样式。孙机先生指出：在中国当时相邻的各国民族服装中，只有波斯与波斯附近的一些小国使用帔帛。在欧美以及伊朗等地博物馆中收藏的萨珊波斯金银器图案中，可以看到披着帔帛的波斯女子形象。实际上这种艺术造型与披帛的风俗可能传自更遥远的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由此看来，在唐代十分流行的帔帛，应该是从西亚传入的外来文化影响。

半臂，也是唐代女装中经常可以见到的新衣着。它是袖口仅到上臂的对襟上衣。领口宽大，可以裸露出胸部。没有扣袢，只是在胸前用缝在衣襟上的带子系住。半臂的下摆长及腰部，可以束在裙内，也可以将半臂罩在裙子外面，有些像今天的短风衣。在阿斯塔那的唐代墓葬中，还出土了保存得非常好的女俑，她身上的衣服是用真的绸缎制作的，其中就有一件真正的锦缎半臂。

唐代妇女喜欢穿窄瘦上衣的风气，可能仍然是北朝胡服流行的余韵，同时有西域以及境外风俗的影响。隋唐时期空前兴盛的中西交往，使得西域、中亚、南亚甚至欧洲流行的各种服饰进入中原，并且受到中原人士的欣赏和模仿，又兴起了新的一轮胡服流行热潮。这次的胡服热没有掺杂任何民族压迫的政治目的，而纯粹是社会自发的一种追求时髦，追求美的消费倾向。使这次胡服流行时尚既迅速又深入，并给华夏衣冠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这时的胡服主要是翻领、对襟、窄袖的直统长袍，或者圆领的窄袖长衫，下身穿长裤，足登靴鞋，腰束革带。这种腰带上缀有花饰，并且还挂上佩刀、砺石、契芘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日用工具，是游牧民族惯用的。在陕西省乾县唐永泰公主墓中壁画的宫女图等处，有描绘得很精致的胡服女子画像。韦泂墓中石棺线刻上有一个穿胡服的侍女，身穿圆领窄袖长衫，袖口上还缀有锦制的宽边。腰间紧束革带。衣衫长至小腿，露出下身的条纹紧口裤和脚上的六合皮靴。另一个侍女身穿大翻领中掩襟长袍，束带，内穿紧口裤和长靴。韦顼墓中的胡服侍女石刻画，除去穿了翻领长袍、条纹裤、锦靴以外，还戴有浑脱帽。甚至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中出土的绢画上也有穿着这种胡服的女子像。

胡服的裁剪式样上没有明显的男女区别，顶多只是女装的颜色、花饰多一些。所以在中原的胡服热中，也隐含着女子穿男装的风气。

男女有别，是中国传统礼教的一个重点。女子穿男装，可以看做是女子地位有所增高，礼教的束缚有所减弱的结果。早在南北朝时期，平民男女就都爱穿裤褶服，使男女衣着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隋唐时期，裤褶不大流行了。继之而起的是男女都穿圆领衫以及翻领长袍的风气。男女的服装式样上又没有什么大区别了。如果这种装束的女子再戴上幞头，就与男子完全一样了。当时一些性格爽朗开放的女性往往喜爱装扮成男子。

当时在宫廷中有一种宫女，专门负责在帝王后妃的身边侍从，传递言语，名叫裹头内人。她们都穿着男子的服装。在永泰公主墓壁画的宫女队伍中，左边最后的一个人，身穿翻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头戴幞头，足蹬皮靴，可能就是这种“裹头内人”。

唐代以前的文物中，很少见到女子戴帽子的情况。而在唐代妇女欣赏胡服，争穿胡服的时尚里，女子戴胡帽的现象很多。这也是从男子流行胡帽的风气发展过来的。初唐时期，被称做浑脱帽的胡人毡帽风行一时。这种浑脱帽可能是完全用动物毛擀制成的毡帽。这时最典型的一种胡帽就是诗人张沽所称的“卷檐虚帽”。这种帽子是顶部又尖又细，底边向上翻卷的毡帽。根据世界各地的考古资料，可以知道古代在欧亚大陆北方游牧的各个民族，例如中国北方的匈奴人，西北的月氏人、粟特人等，都戴着形状类似的毡帽。在外来胡帽的基础上，唐代妇女经过巧妙的构思与加工，创造出了大量美观新奇的胡帽样式。在陕西省礼泉的唐代李贞墓中曾出土女子骑马俑，她戴的帽子是将顶部尖细的卷檐帽下沿裁剪成优雅的曲线，形成了一个云头形的帽檐。

此外，当时吐蕃流行的一种皮帽也给唐代妇女以启发。吐蕃的皮帽有一个向前方弯曲的扁圆形帽顶，有些像鹅冠，下沿露出衬里的皮毛边缘。吐蕃帽也有用毡子制作的，它的下沿是两个可以上下翻的护耳。中原妇女们改用锦缎和毛皮作为原料，巧妙地裁剪、缝制出这些西域式样的帽子。但气派要华贵许多。还有一些帽子完全用织锦来缝制。例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上女乐人戴的帽子看上去就是用锦缎制作的。而韦顼墓中石椁上线刻画中的另一位女子，戴着一顶鹅冠状的胡帽。它用锦缎做面，皮毛做里。帽子的下沿还用皮毛做成卷云纹状，戴上它显得十分秀丽妩媚。

从广义上讲，唐代初期妇女沿袭北朝习俗经常戴用的幂也是一种胡帽。幂是一种从头顶直垂到脚下的纱网，可以把全身都罩在里面。有些像一个大罩袍。北周时期朝廷规定妇女外出时要戴上幂。这是一种将男女严格区分开，甚至不许妇女一点肌肤外露出来的衣物。中国礼教虽然历来主张“男女授受不亲”，但是也没有偏执到这种地步。可见幂不是中国的土产。《大唐新语》一书中也说：幂是“发自戎夷”。至今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等中亚国家的妇女仍然戴着长长的面纱和厚头巾。北非、西亚阿拉伯各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妇女也必须戴面纱遮掩脸部，全身也要遮掩严密。这是这些地区流传已久的风俗。唐高宗时，汉族对幂加以改造，创造了一种只能遮掩面部的帷帽。帷帽的主体是一种叫席帽的凉帽，用竹篾、芦苇等编织而成。它有一圈宽宽的帽檐，在帽檐外边加缀上一圈薄薄的纱网，长度与脖颈相齐。这就成了帷帽。（图20—12）根据唐人王睿《炙毂子录》一书的记载，席帽原来是西北羌人的发明，是用羊毛毡片缝制的，在秦汉时期引入中原，改为用席片制作。而后唐文人马缟的《中华古今注》中介绍，帷帽只用藤条和席片作为骨架，上面还要绷上缯帛的面子。晚唐时期又有人把油布缝在帷帽上，可以防雨。帷帽加上纱网，主要出于外出行走时防日晒、挡尘土、遮风避雨的需要。在传世的唐代画卷《关山行旅图》和敦煌莫高窟的唐代壁画中，都发现了这种戴帷帽的女子形象。最可贵的是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的唐墓中出土过一座完整的女子骑马俑。她头上戴着一顶帷帽，连下垂的纱网都保存得完好无损，给我们留下了逼真的唐帷帽式样。

安史之乱后，汉族传统思想在中原重新占了上风。于是，汉族传统的肥大妇女服装式样又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在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唐代画家张萱作品《捣练图》上，描绘了一批正在加工丝织品和缝制衣衫的妇女形象。她们身穿的对襟衫子袖子宽松，裙子就更为肥大。在另一位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与《执扇仕女图》中，贵族妇女的服装达到了极度绮丽奢华的程度。她们身穿锦绣丝织品制作的长裙。裙子上端用锦带束在胸前，宽大的裙裾拖曳在地上。上身里面不穿内衣，仅外着一件薄薄的透明纱衣。颈部与胸、臂的大部分都裸露在外。正像唐代诗人描写的：“绮罗纤缕见肌肤。”纱衣袖子宽肥，垂及地面。在肩部还披着彩色的织锦帔帛。

发式与化妆，是古代女子区别于男子的重要修饰手段。唐代妇女对于美化自己更下工夫，对于面部也要进行认真的化妆与修饰，这在古代文献与考古文物发现中有着大量反映。

唐代妇女的面部化妆与以前的化妆相比，有了更多的内容。它一般包括七个方面：一、施铅粉，二、抹胭脂，三、涂鹅黄，四、画黛眉，五、点口脂，六、画妆靥，七、贴花钿。这些步骤中几乎包含了当代美容化妆的全部内容。所使用的化妆品，除去以前已有使用的白粉、胭脂、花黄、眉炭等之外，还增添了斜红、花钿等新的式样。

施粉是非常普遍的，从唐代壁画上就可以看出很多妇女的面部、肩部都被涂成雪白，表现当时妇女施粉的风气。抹胭脂不用多说了。涂鹅黄则是在女子的前额上涂上黄粉，这是从南北朝兴起的风气。在新疆吐鲁番唐代墓葬中出土的绢画上有几位涂了黄粉化妆的女子。她们的化妆只是在额头正中央涂一个黄色的圆晕。这种化妆的做法与北朝相比，就有了很大的改变，显得更柔媚，而不是过分生硬了。

用胭脂点在面颊上的圆点，叫做妆靥。这是与花钿互相配合的化妆手段。

唐代的花钿有很多种形状，有学者总结了唐代绘画作品中能看到的花钿形状，有桃形、梅花形、宝相花形、月形、圆形、三角形、石榴花形、三叶形等三十多种。这些花钿有时是用颜料直接画在脸上，更多的是先制成花样，用时贴在脸上。当时人们用纸、鱼鳞片、金箔、丝绸、茶油花饼等多种材料制作花钿，然后用鱼鳔胶或者呵胶粘贴在额头上。呵胶是一种用口呵气就可以软化的物质，使用起来很方便。

花钿的颜色主要有红、黄、绿等几种。其中红色是最常见的。初唐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中、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绢画上以及其他初唐文物上的花钿，大都是红色的。而中晚唐时期诗人的咏唱中，却主要提到绿色的“翠钿”与黄色的花钿。像杜牧的诗句：“春阴扑翠钿”，温庭筠的词：“眉间翠钿深”，“扑蕊添黄子”等。晚唐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图》中，雍容华贵的少妇们脸上贴的也是黄色的花钿。

在新疆吐鲁番唐墓中出土的绢画上，还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装饰，就是在女子的眼角两旁各画一道竖着的弯弯新月。它叫做“斜红”。在陕西省西安郭杜镇出土的唐执失奉节墓中壁画舞女脸上，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彩绘陶女俑脸上等处也画有这种妆，可见这是唐代很普及的化妆手段。它也可以先制成花子，然后再贴到脸上。

最能显示时代特征的要数唐代妇女的发髻式样。根据唐人段成式的介绍，唐高祖宫中有半翻髻、反绾髻、乐游髻等流行式样。唐玄宗时，宫中又有双环望仙髻、回鹘髻、愁来髻等样式。唐德宗贞元年间，宫中又创造出归顺髻、闹扫妆髻。在长安城中还流行过盘桓髻、惊鹄髻、抛家髻、倭堕髻等。段成式列举这些发髻名称是为了说明在时尚流行中隐含的局势变化征候，所以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发髻的全貌，但已经如此丰富。唐代文献中记载的发式还有同心髻、交心髻、凤髻、侧髻、反绾乐游髻、乌蛮髻、丛梳百叶髻、飞髻、宝髻、囚髻等等。这些发髻，大多可以从遗存至今的唐代图画、陶俑、石刻线画、造像等艺术品中找到对应的式样。

唐代后期，妇女在头上戴的饰物越来越多。贵族妇女经常是珠翠满头。头饰多使用金银、珍珠、宝石、玳瑁、珊瑚、象牙、玉、骨角等珍贵材料制作。类型有梳子、篦子、簪、钗、步摇、搔头、金银宝钿等。段成式有诗形容妇女的头饰，“出意挑鬟一尺长，金为钿鸟簇钗梁”。近年在江苏省镇江、河南省偃师杏园等地出土的唐代金钗上也有花鸟纹饰。在各地的唐代墓葬中曾发现多种簪、钗、步摇等金银饰物。它们都打造得十分精细美观。显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手工业水平。唐代后期，贵族妇女们在头上戴花树。它也是一种比较大的花钗。上面的花饰更多，往往做成一式两件，对称地戴在头两侧。

而在妇女发髻上插梳子作为装饰，也是中、晚唐时兴起的风气。诗人元稹的《恨妆成》一诗中有“满头行小梳，当面施圆靥”的句子，就是在描述这种装饰头面的习惯。这时的梳子，装饰十分华丽。唐墓中出土的梳子，有用牛角做成的，上面装饰有金质的梳背，梳背上打凿出精细的花鸟纹样。它已经不只是用来梳理头发的工具，而是一种华贵的装饰品了。

晚唐时期妇女对于眉毛的描画也有其独特之处。从唐代中期开始，就时兴起又短又宽的桂叶眉。在唐代《簪花仕女图》上，仕女的眉毛都画成既短又阔，末端向上扬起，形状像一片桂叶，有些甚至像蚕蛾的翅膀，所以人们又叫它蛾眉，后来便成为女子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