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饮食文化——享受自然

大约自隋唐时代开始，皇室、官僚、富豪、士大夫们的宴饮活动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巧立的宴会名目，翻新的饮食花样，在那个时代难以尽数，有钱人想方设法造出机会来大吃大喝，肆意挥霍。这样的筵宴既有摆阔绰的，也有追求雅兴的，免不了也有落入俗套的。

隋代那个杀父而登上皇帝宝座的炀帝杨广，凭借他的老子积累起来的巨大民力与财富，随心所欲地安排着自己奢侈的生活。杨广常常在游玩中打发日子，他由大运河乘船出游江都（扬州），庞大的船队首尾相衔，逶迤二百余里。挽船的壮丁多达八万人，两岸还有骑兵夹岸护送。杨广下令船队所过州县，五百里内居民都得来给贵人献食。

杨广在宫中花天酒地，饮馔极丰。他所食用的馔品，一部分名目保存在谢讽所撰《食经》中。谢讽是杨广的尚食直长，他的《食经》虽早已不存，但从《清异录》上还可找到这书的一些内容。

唐人举行比较重大的筵宴，都十分注重节令和环境气氛。有时本来是一些传统的节令活动，往往加进一些新的内容，显得更加清新活泼，盛唐时的“曲江宴”，就是一个例子。

中国采用科举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是从隋代开始的，唐代进一步完善了这个制度。每年进士科发榜，正值樱桃初熟，庆贺及第新进士的宴席便有了“樱桃宴”的美雅称号。宴会上除了诸多美味之外，还有一种最有特点的时令风味食品，就是樱桃。由于樱桃并未完全成熟，味道不佳，所以还得渍以糖酪，食时赴宴者一人一小盅，极有趣味。

这种樱桃宴并不只限于庆贺新科进士，在都城长安的官府乃至民间，在这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也都纷纷设宴，馔品中除了糖酪樱桃外，还有刚刚上市的新竹笋，所以这筵宴又称作“樱笋厨”。这筵宴一般在三月三日前后举行，是自古以来上巳节的进一步发展。

皇帝为新进士们举行的樱桃宴，地点一般是在长安东南的曲江池畔。曲江池最早为汉武帝时凿成，唐时又有扩大，周回广达十余公里。这是一座全都城中风光最美的开放式园林，池周遍植柳木等树木花卉，池面上泛着美丽的彩舟。池西为慈恩寺和杏园，杏园为皇帝经常宴赏群臣的所在；池南建有紫云楼和彩霞亭，都是皇帝和贵妃登临的处所。在三月上巳这一日，皇帝为显示升平盛世，君臣同乐，官民同乐，不仅允许皇亲国戚、大小官员携带妻妾和侍女以及歌伎参加曲江盛大的游宴会，还特许京城中的僧人道士及平民百姓共享美好时光。曲江处处皆筵宴，皇帝贵妃在紫云楼摆宴，高级官员的筵席摆在近旁的亭台，翰林学士们特允在彩舟上畅饮，一般士庶只能在花间草丛得到一席之地。

长安唐代韦氏家族墓壁画中的《野宴图》，描绘的大概是曲江宴的一幕场景，图中画着九个男子，围坐在一张大方案旁边，案上摆满了肴馔和餐具。人们一边畅饮，一边谈笑，好不快活。（图21—10）唐代大诗人杜甫的《丽人行》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紫驼之峰出翠釜，水晶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这描写的是权臣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等享用紫驼素鳞华贵菜肴，游宴曲江的情形，翠釜烹之，水晶盘盛之，犀角箸夹之，鸾刀切之，该是多么快意！新科进士更是得意，这从刘沧《及第后宴曲江》诗中看得出来：“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许多食风的形成以及相应食品的发明，于季节冷暖有极大的关系，如《清异录》所载的“清风饭”即是。唐敬宗李湛宝历元年（825），宫中御厨开始造清风饭，只在大暑天才造，供皇帝和后妃作冷食。造法是用水晶饭（糯米饭）、龙睛粉、龙脑末（冰片）、牛酪浆调和，放入金提缸，垂下冰池之中，待其冷透才取出食用。这食法同现代用电冰柜做冷食冷饮并无区别，那冰池实际是以冰为冷气源的冷藏库。

夏有清风饭，冬则有所谓“暖寒会”。据《开元天宝遗事》所载，唐代有个巨豪王元宝，每到冬天大雪纷扬之际，吩咐仆夫把本家坊巷口的雪扫干净，他自己则亲立坊巷前，迎揖宾客到家中，准备烫酒烤肉款待，称为暖寒之会。

把饮食寓于娱乐之中，本是先秦及汉代以来的传统，到了唐代，则又完全没有了前朝那些礼仪规范的束缚，进入了一种更加放达的自由发展境地。包括一些传统的年节在内，又融进了不少新的游乐内容。比如宫中过端午节，将粉团和粽子放在金盘中，用纤小可爱的小弓架箭射这粉团粽子，射中者方可得食。因为粉团滑腻而不易射中，所以没有一点本事也是不大容易一饱口福的。不仅宫中是这样，整个都城也都盛行这种游戏。

每逢年节，一些市肆食店，也争相推出许多节令食品，以招徕顾客。《清异录》记唐长安皇宫正门外的大街上，有一个很有名气的饮食店，京人呼为“张手美家”。这个店的老板不仅可以按顾客的要求供应所需的水陆珍味，而且每至节令还专卖一种传统食品，结果京城处处都有食客被吸引到他的店里。张手美家经营的节令食品有些继承了前朝已有的传统，如人日（正月七日）的六一菜（七菜羹）、寒食的冬凌粥，新的食品则有上元（正月十五日）的油饭、伏日的绿荷包子、中秋的玩月羹、重阳的米糕、腊日的萱草（俗称金针、黄花菜）面等等。这些食品原本主要由家庭内制作，食店开始经营后，使社会交际活动又多了一条途径，那些主要以家庭为范围的节令活动扩大为一种社会化的活动。

在唐代人看来，饮食并不只为口腹之欲，并不单求吃饱吃好为原则，他们因此而在吃法上变换出许多花样来。著名诗人白居易，曾任杭州、苏州刺史，大约在此期间，他举行过一次别开生面的船宴。他的宅院内有一大池塘，水满可泛船。他命人做成一百多个油布袋子，装好酒菜，沉入水中，系在船的周围随船而行。开宴后，吃完一种菜，左右接着又上另一种菜，宾客们被弄得莫名其妙，不知菜酒从何而来。

这时的烹饪水平也为适应人们的各种情趣提高了许多，大型冷拼盘的出现就是证明。《清异录》载：唐代有个庖术精巧的梵正，是个比丘尼，她以鲊、鲈脍、肉脯、盐酱瓜蔬为原料，“黄赤杂色，斗成景物，若坐及二十人，则人装一景，合成‘辋川图’小样”。这空前绝后的特大型花色拼盘，美得让人只顾观赏，不忍食用。辋川为地名，在西安东南的蓝田县境，因谷水汇合如车辋之形，故有此名。辋川本是唐代著名诗人宋之问和著名山水诗人兼画家王维的别墅所在地，那里有白石滩、竹里馆、鹿柴等20处游览景区。梵正按王维所作《辋川图》一画中20景作成的风景拼盘，是唐代烹饪史上少有的创举。

精彩的饮食活动，在很多场合下不是在家庭成员范围内完成的，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在亲朋故旧的聚会中，在与外人的交际中，更能在饮食活动中体现出超出饮食之外的意境，体现出时代的风貌。这样的意境或高雅，或粗俗，或热烈，或淡素，很少有在皇宫见到的那种庄重和官场见到的那种审慎。

北宋时，社会风气一度比较质朴，这与士大夫们的倡导有关。表现在饮食生活上，人们追求一种淡泊素雅的风度，这在中国历史上还并不多见。这种淡泊素雅的风度，可称为君子风度，自古以来就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所推崇，正所谓“君子之接如水”（《礼记·表记》）、“君子之交淡若水”（《庄子》）。

北宋时一些高居相位的官僚，也能以节俭相尚，十分难得。如撰有《资治通鉴》的史学家司马光，哲宗时被擢为宰相。此前他曾辞官在洛阳居住15年，也就是撰写《资治通鉴》的那阵子，他与文彦博、范纯仁等这些后来都身居相位的同道相约为“真率会”，每日往来，不过脱粟一饭，酒数行。相互唱和，亦以简朴为荣。文彦博有诗曰：“啜菽尽甘颜子陋，食鲜不愧范郎贫”；范纯仁和曰：“盍簪既屡宜从简，为具虽疏不愧贫”；司马光又和：“随家所有自可乐，为具更微谁笑贫？”充分表达了他们兴俭救弊的大志。司马光居家讲学，也是奉行节俭，不求奢靡，“五日作一暖讲，一杯一饭一面一肉一菜而已”。司马光为山西夏县人，他在归省祖茔期间，父老们为之献礼，用瓦盆盛粟米饭，瓦罐盛菜羹，他“享之如太牢”，觉得味过猪牛羊。司马光的俭朴大概与家教有关，他自己曾说他父亲为郡牧判官时，来了客人未尝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过七行酒”，吃的果品只有市上买来的梨栗枣柿，肴馔则只有脯醢菜羹，器用皆为瓷器漆器，无有金银。当时的士大夫差不多都是如此，“人不相非”。人们更多讲究的是礼、情，所谓“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比事摘录》）。（彩图6）

范纯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学家范仲淹的儿子，他的俭朴也是承自父辈的家法。范仲淹官拜参知政事，为副相，贵显之后，“以清苦俭约称于世，子孙皆守其家法。”范纯仁做了宰相，也不敢违背这家法。有一次他留下同僚晃美叔一起吃饭，美叔后来对人说：“范丞相可变了家风啦！”别人问他何以见得，他回答说：“我同他一起吃饭，那盐豉棋子面上放了两块肉，这不是变家风了吗！”人们听了都大笑起来，范纯仁待客既如此，自家的生活就可以想见其淡泊了。

淡泊素雅虽为一种流行风度，但这并不意味着说士大夫们都是一位位苦行僧。他们即便在这种淡泊之中，也在寻找着生活的无穷乐趣，高雅的“斫鲜之会”正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据《春渚纪闻》说，吴兴溪鱼极美，冠于他郡，郡城的人聚会时，必斫鱼为脍。斫脍须有极高的技艺，所以操刀者被人名为“脍匠”。又据《避暑录话》说，过去斫脍属南食，汴京能斫脍的人极少，人们都以鱼脍为珍味。文学家梅圣俞为江南宣城人，他家有一老婢，善为斫脍。同僚欧阳修都是江西人，极爱食脍。他们每当想到食脍时，就提着鲜鱼去拜访梅圣俞。梅圣俞每得可为脍的鲜鱼，必用池水喂养起来，准备随时接待同僚。（图21—11）

有时这斫鲜之会还以野宴的方式出现，更充满一种清新的情趣。据《东京梦华录》，汴梁人在清明节时，都涌到城外郊游，“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圃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城西皇家金明池琼林苑，三月一日起开禁，允许士庶在划定的游览区赏玩。池西垂杨蘸水，游人稀少，那里有一些兴致很高的垂钓者，他们事先在池苑管理处买得淮钓的牌子，然后才得开钓。钓得的鱼有的当即便高价卖给游人，游人随带脍具，乘鲜临水斫脍，用以佐酒，称为“一时珍味”。

五代时的梁、晋、汉、周，皆定都于汴京，就是开封府，或称为东京汴梁。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王朝，都城依然在汴梁。连续几朝的建都，给汴梁带来很大发展。汴梁比起汉唐的长安，民户增加十倍，居民百万，甲兵几十万，成为历史上空前的一大都会。

在宋代以前，一般都会的商业活动都有规定的范围，这就是集中的商业市场，如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宋都汴梁，则完全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格局，城内城外，处处店铺林立，并不设特定的贸易商市。在众多的店铺中，酒楼饭馆占很大比重，饮食业的兴旺，成为经济繁荣的一个象征。

汴梁御街上的州桥，是市民和远方商贾必得一游的著名景点，附近一带有十几家酒楼饭馆，如有“张家酒店”、“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鹿花包子”等。城内的“市井经纪之家，往往只于市店旋买饭食，不置家蔬。”此外，还有不少沿街叫卖的食摊小贩，十分热闹。汴梁城内的商业活动不分昼夜，没有时间限制，晚间有直到三更的夜市，热闹之处，则通晓不绝。夜市营业的主要是饮食店，经营品种众多，有饭、肉鱼、野味、蔬果等，无所不包。夜市注重季节的变化，供应时令饮食品，如夏季多清凉饮料、果品，有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越梅、香糖果子、金丝尝梅、生腌水木瓜等；冬季则有盘兔、滴酥水晶脍、旋炙猪皮肉、野鸭肉等。酒食店还继承了唐代创下的成例，每逢节令，都要推出许多传统风味食品，如清明节有稠饧、麦糕、乳酪、乳饼；四月八日佛节初卖煮酒；端午节有香糖果子和粽子；中秋则卖新酒、蟹螯等。在著名的杨楼、樊楼、八仙楼等酒店，饮客常至千余人，不分昼夜，不论寒暑，总是如此。

酒店之外，汴梁的饮食店还有不卖酒的食店、饭店、羹店、馄饨店、饼店等。食店经营品种有头羹、石髓羹、白肉、胡饼、桐皮面、寄炉面饭等。还有所谓“川饭店”，经营插肉面、大燠面、生熟烧饭等。其他有“南食店”，经营南方风味，有鱼兜子、煎鱼饭等。羹店经营的主要是肉丝面之类，算是一种经济快餐。客人落座后，店员手持纸笔，遍问各位，来客口味不一，或熟或冷，或温或整，一一记下，报与掌厨者。不大一会，只见店员左手端着三碗，右臂从手至肩驮叠着约二十碗之多，顺序送到客人桌前。客人所需热羹冷面，不得发生差错，否则客人报告店主，店员不仅会遭到叱骂，还要罚减工钱，甚至还有被解雇的危险。

宋代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是流传至今的反映汴梁市民生活和商业活动的鸿篇巨制。五米多长的画幅，十分细致生动地展示了以虹桥为中心的汴河及两岸车船运输和手工业、商业、贸易等方面紧张忙碌的活动，纵横交错的街道，鳞次栉比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流，交汇成一派热闹繁华的景象。汴梁人的饮食生活，是《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重点之一，图中表现的店铺数量最多的是饮食店和酒店。可以看到店里有独酌者，也有对饮者，也有忙碌着的店主。

类似市肆酒楼，还见于山西繁峙岩上寺内的壁画。在一幅壁画上画有头顶的、肩挑的、手提的、车推的、摆摊的饮食小贩。在临河搭建的一座壮观的酒楼里，有数人围坐桌前共饮，一旁还有弹唱助兴的歌女。楼前高挑着一面酒旗，上写着“野花攒地出，村酒透瓶香”，十分引人注目。壁画将酒楼的情景描绘得十分真切，这是属于金代的作品，可补《清明上河图》的不足。（图21—12）

北宋败亡后，金人多次从汴梁收罗数以千计的艺人，其中包括不少烹饪高手，有的还是流落民间的御厨，这些人把中原的烹调技艺带到了北方。当然，更多的烹调高手随着朝廷的南迁而涌进了新都临安，南方因此而有机会吸取中原的烹饪技巧，南北饮食文化得到一次空前的交流。

临安即风景秀丽的杭州，南宋自公元1138年起在此建都，它因此而取代汴梁，一跃而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都市。饮食业是临安最大的服务行业，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汴梁来的厨司和食店老板带来了中原的传统与技巧，钱塘门外著名的鱼羹铺主人宋五嫂，就是自汴梁流落到此的。

临安各类饮食店都有自己的特色，经营品种不同，以适应不同层次的雇主。如几种普通酒店中，有茶酒店，即茶饭店，以卖酒为主，兼售添饭配菜；有包子酒店，专卖鹅鸭包子、灌浆馒头、鱼子、薄皮春茧包子、虾肉包子、肠血粉羹；有直卖酒店，专售各色黄白酒；有散酒店，以零栲散卖碗酒为主，兼售血脏、豆腐羹、蛤蜊肉等；还有庵酒店，有娼妓作陪，酒阁内暗藏有卧床之类。

临安的大酒楼有太和楼、春风楼、丰乐楼、中和楼、春融楼等名号。所供酒类名号也极高雅，如玉练槌、思春堂、皇都春、珍珠泉、雪腴、琼花露、蓬莱春、清风堂、蓝桥风月、银先、紫金泉、万象皆春等，都是全国各地的名品。酒店雅座在楼上，楼下为散座，一般人入店，并不轻易登楼上阁，买酒不多，只在楼下散座。初一入座，酒家店员先上“看菜”，这是样品菜，只看不吃，问好顾客想买多少，然后换上所点的菜肴。有些远来的客商不懂这些规矩，见了“看菜”就动筷子，多被人冷眼耻笑。

临安食店多为北来的汴人所开办，有羊饭店、南食店、馄饨店、菜面店、素食店、焖饭店，还有专卖虾鱼、粉羹、鱼面的家常食店，为一般市民经常光顾的场所。此外还有茶坊，除主营茶饮外，也兼营其他饮料，有漉梨浆、椰子酒、木瓜汁、绿豆汤、梅花酒等。

不论是汴梁还是临安，酒楼食店的装修都极考究，大门有彩画，门内设彩幕，店中插四时花卉，挂名人字画，用以招徕食客。在高级酒楼内，夏天还增设降温的冰盆，冬天则添置取暖的火箱，使人有宾至如归的良好感觉。食客酒店进门，便有专门的伙计提瓶献茶，奉迎入座。接着请客人点菜，店伙计能将一二百种菜点的名称价码背得滚瓜烂熟。菜未烹好之前，先上果品数碟，酒温之后，菜肴接连上桌。酒楼还备有乐队，有乐手十余人至数十人，清歌妙曲，为客侑食。有的酒店还雇有名妓若干人，身着艳丽时装，凭栏招邀酒客，或陪侍客人进酒。

中国有一套逐渐完善的节令饮食风尚，它是在民间形成的，为普通民众所崇尚。唐宋时代，帝后们在某些特定的民间节日里虽然也会“与民同乐”，但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到了明代，民间一整套节庆活动都被搬进宫中，与节庆有关的饮食活动，在深宫也都一丝不苟地进行。每到岁时佳节，皇宫也热闹非凡，那里成了民间风尚的一个缩影。

平日饮食，多是为了口腹之需，而岁时所用，则又多了一层精神享受。历史上逐渐丰富起来的风味食品，往往都与岁时节令紧密相关。饮食与节令之间，本来就有一条紧密联系的纽带。各种食物的收获都有很强的季节性，收获季节一般就是最佳的享用季节，这就是现在所谓的时令食品。古代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人们把食物的组配和季节的更替作了一些貌似合理的规定，如《礼记·月令》所说的，孟春之月，天子食麦与羊；孟夏之月，天子食菽与鸡；孟秋之月，天子食麻与犬；孟冬之月，天子食黍与彘。这些食物尽管与季节可以拉上一定的联系，却不能算是真正的节令食品。

各种各样的岁时佳肴，几乎都有自己特定的来源，与一定的历史与文化事件相联系。到了今天，有一些岁时佳肴早已被淡忘，然而更多的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风靡了中华大地，甚至飘香到异国他域。

南朝梁人宗懔所撰《荆楚岁时记》，较为完备地叙述了南方地区的节令饮食，汉代至南北朝时期的节令饮食风俗几可一览无余。

自古即重年节，最重为春节。春节古称元旦，又称元日，所谓“三元之日”，即岁之元、时之元、月之元。西汉时确定正月为岁首，正月初一日为新年，相沿至今。新年前一日是大年三十，即除夕，这旧年的最后一天，人们要守岁通宵，成了与新年相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荆楚岁时记》说，在除夕之后，家家户户备办美味肴馔，全家在一起开怀畅饮，迎接新年的到来。还要留出一些守岁吃的年饭，待到新年正月十二日，撒到街旁路边，寓送旧纳新之意。大年初一，鸡鸣时就得起床，在堂阶前爆响竹筒，用于避鬼。现在的烟花鞭炮，正是由此变化而来。到天亮时，全家老小都要穿戴整齐，依次祭奠祖神，互贺新春。这一日要饮椒柏酒、桃汤水和屠苏酒，下五辛菜，每人还要吃一个鸡蛋。饮酒时的顺序与平日不同，要从年龄小的开始，而平日则是老者长者先饮第一杯。

新年所用的这几种特别饮食，并不是为了品味，主要是为祛病驱邪。古时以椒、柏为仙药，以为吃了令人身轻耐老。西晋人成公绥所作《椒华铭》说：“肇惟岁首，月正元日。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讲的也是这个道理。桃木古以为五行之精，能镇压邪气，制伏百鬼。桃汤当指用桃木煮的水，用于驱鬼。晋人周处的《风土记》说：“元日造五辛盘，正元日五熏炼形。”五辛指韭、薤、蒜、芸苔、胡荽五种辛辣调味品，可以顺通五脏之气。新年吃五辛，可见完全出于保健的愿望。梁时有一条正月初一不许吃荤的规定，荆楚之地因此不复食鸡蛋。初一不吃鸡蛋，可能与这一日为“鸡日”有关。古代以正月一日为鸡日，二日为狗日，三日为猪日，四日为羊日，五日为牛日，六日为马日，七日为人日，所以习惯上一日不杀鸡，二日不杀狗，三日四日不杀猪羊，五日六日不杀牛马，七日不行刑。一日既然不杀鸡，鸡蛋也就吃不得了。

到了正月七日，即是人日，须以七种菜为羹，照样无荤食。北方人此日要吃饼，而且须是在庭院中煎的饼。

正月十五日，熬好豆粥，滴上脂膏，用以祭祀门户。先用杨枝插在门楣上，随枝条摆动所指方向，用酒肉和插有筷子的豆粥祭祀，这是为了祈福全家。

从正月初一到三十日，青年人时常带着酒食郊游，一起泛舟水上，临水宴饮为乐。男男女女都要象征性地洗洗自己的衣裳，还要洒酒岸边，用来解除灾厄。

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为春社之日。这一天乡邻们都带着酒肉聚会在一起，在社树下搭起高棚，祭祀土地神。末了，人们共同分享祭神用的酒肉。本来这些酒肉是人们用于祭神的，祭罢还要说成是神赐予人的，吃了它便能福禄永随了。

冬至节过后一百零五日，为寒食节，大约在清明节前一二日。相传寒食节起因于晋文公悼念介子推的被焚。晋文公即位前在外流亡19年，介子推相随始终，并曾割股肉给文公充饥。文公复国，论功行赏，而忘却了共患难的介子推。于是，介子推背着老母亲，隐居到绵山深谷。文公去绵山寻求，介子推坚持不出。文公令人放火烧山，子推抱木而死。晋人哀怜子推，于是寒食一月，不举火为炊，以悼念这位志士。到了汉代，因老弱不堪一月的寒食，于是改为三日不举火。曹操还曾下过废止寒食的命令，终不能禁断。寒食所食主要为杏仁粥及醴酪。

寒食一过，就是春光明媚的三月三日清明节。这一日人们带上酒具，到江渚池沼间作曲水流杯之饮。在上游放入酒杯，任其顺流而下，浮至人前，即取而饮之。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尽兴，古时还以为流杯宴饮可除去不祥。这一日还要吃掺和鼠麴草的蜜饼团，用以预防春季流行病。

五月五日，是南方初夏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传说这一日是楚国诗人屈原投江的丧日，重要的食品是粽子。粽子古时按其形状称为“角黍”，用箬叶等包上黏米煮成。或以新竹截筒盛米为粽，并以五彩丝系上楝叶，投进江中，以祭奠屈原。当然这个节日是否与屈原有关，还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无关宏旨。到宋朝时，政府出面追封屈原为忠烈公，将五月五日定为端午节，传谕全国纪念屈原。现在流行的芦叶粽子，是明代弘治年间才兴起的，时间不算太久。

六月炎夏，兴食汤饼。汤饼指的是热汤面，意在以热攻毒，取大汗除暑气，亦为祛恶。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正值秋高气爽，人们争相出外郊游，野炊宴饮。富人或宴于台榭，平民则登高饮酒。这一日的食品和饮料少不了饼饵和菊花酒，传能令人长寿。陶渊明把重阳看做最快乐的一天，所谓“引吟载酒，须尽一生之兴。”他还有诗曰：“菊花知我心，九月九日开；客人知我意，重阳一同来。”饮酒赏菊，确为一大乐趣。

十月一日，要吃黍子羹，北方人则吃麻羹豆饮，为的是“始熟尝新”。尝新即尝鲜，早已成俗，泛指享用应时的农产品。

到了十一月，采摘芜菁、冬葵等杂菜晾干，腌为咸菜酸菜。腌得好的，呈金钗之色，十分好看。南方人还用糯米粉、胡麻汁调入菜中泡制，用石块榨成，这样的咸菜既甜且脆，汁也酸美无比，常常作醒酒的良方。

十二月八日，称为腊日。这个节日除了举行驱鬼的仪式，还要以酒肉祭灶神，送灶王爷上天。祭灶由老妇人主持，以瓶作酒杯，用盆盛馔品。又说佛祖释迦牟尼是这一天成佛的，佛教徒此日要煮粥敬佛，这就是“腊八粥”。后来祭灶活动改在十二月二十四日，与腊日不相干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节日——中秋节，在《荆楚岁时记》里不曾提到，或许这部分内容已残佚不存，不可查考。中秋是一个食月饼庆团圆的突出家庭色彩的节日，据说是从先秦的拜月活动发展而来，魏晋时便已有中秋赏月的习俗，可能还没有成为普遍的风尚。

以上这些古老的节日及其饮食，作为民族传统几乎都流传了下来。尽管不少节日的形成都经历了长久的岁月，很多在南北朝时期之前便已成风尚，但南北朝却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不仅这些节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而且本来一些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节日也被其他地区所接受，南北的界限渐渐消失。如本出北方的寒食和南方的端午，风俗被及南北，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后来一些节日饮食虽有所变化，但整体格局却并没有多大改变。节令食风，是华夏民族一份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传统一定还会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