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交通与交通工具——古代的交通工具

古代的陆路交通工具，主要是供行路人骑乘和驮载货物的各种牲畜和车辆，也有后来出现的近距离内使用的轿子和肩舆等。在中国的北方，用于骑乘和驮载的牲畜有马、骆驼和驴、骡、牛，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局部地区内还利用过象、驯鹿、牦牛和狗；在南方则主要用马、牛和驴、骡，局部地区用大象。

一、牲畜

（一）马

马是从国外传入中国的。马匹进入中国的年代和传播路线，至今仍是未解之谜。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黄河流域在商代已经普遍有马的遗迹存在了，许多商代的墓葬中和陪葬的车马坑内，都发现了马的骨骸。不过，商代中期以前马匹极为罕见，较多出现驾车的马是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汉代以后马车已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了。

商周时期，马匹一般是用来驾驶车辆的，很少用于骑乘。西周晚期，由于受到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在战争和驿传中乘马者渐多，马匹也因而成为物资交换中的畜产，成为君主奖励军功的赏赐。例如周宣王为了奖励虢国的子白征伐猃狁立下的战功，在周庙的宣榭里举行隆重的献禽、饮至之礼，并当场赠给子白以马匹和弓矢。子白为此做了一个青铜器铭文纪念，这就是著名的“虢季子白盘”。洛阳西工区在1969年发掘清理了一批战国初期墓葬，其中有座墓随葬一匹铜马，昂首静立，无鞍及鞍具，尾巴打结，造型厚重，同时出土了铜马衔和铅制的辔饰，这时的马已较多用于骑乘了。

到汉代时，良马已成为财产和权力的象征。汉武帝十分喜欢西域大宛的汗血马，求马之使者相望于道。一年中出使西方诸国的使者多时十几次，少时五、六次，每批至少有百余人的队伍出行，路程远的需要八九年才能返回长安，马匹成为使者和商旅必不可少的坐骑和驮载工具。（图23—11）在黄河流域各地发掘的汉代贵族墓葬中，常见画像砖或画像石，刻画着马车、骑马人、牵马人等。山东沂南、河南南阳等地的画像石墓，普遍有车骑出行图，就是中小地主也不例外。陕北绥德发掘的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地方豪强王得元墓，墓室右壁刻画的出行图有轺车一辆、帏车一辆，车前导从二人；相邻的米脂豪绅牛文明墓，葬于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墓中出行图上有轺车二辆、帷车一辆，车前各一骑，尾随一骑。可见当时达官贵人、地主豪绅出行时，不仅自己乘车骑马，而且随从和仆役也可乘马护卫。公侯将相的大墓，则多有铜马、木马或陶马的模型随葬。1990年在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的东汉铜马，高135厘米，马体中空，体壁极薄，由头、颈、腰、臀、尾、四肢等九个部分组成，以子母口拼接后用铆钉固定工艺十分精湛。铜马昂首扬尾，造型准确，威武生动，旁边还有一个高67厘米的牵马铜人。1969年发掘的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了一百多件铜车马武士仪仗，其中有马车、骑马武士和牵马人，这座墓中的“马踏飞燕”铜雕塑像，成为今天中国旅游界的标识。远在西南地区的云南大理市，1990年在下关城北清理了一座东汉熹平年间（172—178）的贵族墓葬，出土了30多件陶瓷器和20多件铜器，其中一件陶马身长96厘米，高97厘米，体态浑圆，背有坐鞍，马头前伸，双耳直竖。马鬃修剪的十分整齐，整体造型逼真，是一件难得的坐骑陶塑艺术品。由此可知，以马为坐骑在各地已很普遍了。

唐代以后，马匹在交通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稳定、军事强大的唐帝国，使北方地区的马匹源源不断地输入黄河流域和西南地区，唐朝政府官员骑马入朝成为定制，打马球也成为贵族的时尚活动，对此在文献中和唐代壁画墓里都可见到。

（二）象

商代以前，黄河流域还有一些大象出没在山林中和湖沼旁，近代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徐中舒等对此都做过详尽的考证。目前，学术界对“殷人服象”已无异议。在殷墟的出土遗物中，不但有象牙雕镂的礼器，而且发现了不少大象的牙齿，公元前12世纪的商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还出土了形象逼真的玉象。商代有些极大的卜骨就是以象骨为材料的。卜辞田猎有“获象”之语，甲骨文“为”字即是一人手牵象的样子，上述资料足以证明象是当时常见的动物。

据《吕氏春秋》等书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乃以师逐之，至于江南”。根据当时的车制判断，商人服象主要是说以大象为坐骑和用象驮负货物、拖曳货物，而不是用于驾车。周秦以后，大象在中原地区便很少见到了。到了汉唐时期，大象已成为南方向朝廷的贡物。不过，用大象来运载货物和骑乘，在中国西南地区至今仍是常见的现象。

（三）骆驼

骆驼是北方沙漠地区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大约在春秋时期，燕、赵诸国战胜北方的少数民族戎人之后，骆驼就越来越被人们所注意了。《史记·匈奴列传》说骆驼是北戎的“奇畜”，后来各国便相继把骆驼和良马相提并论了。

使用骆驼运输是沙漠地区最常见、最得力的方式。自南北朝以后，人们对骆驼的认识逐步加深，知道有一种称为“明驼”的良种，可以日行数百里，时称“明驼千里足”。位于山西大同的公元5世纪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及其妻子姬辰的合葬墓中，出土了大批陶俑和动物模型，其中包括驮粮食的马匹和骆驼。墓中出土遗物显示出北方游牧经济的情况，说明马和骆驼是北方交通运输中不可缺少的工具。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北魏初期，河西草原上畜养的骆驼多达百万匹。隋唐时期，骆驼是中国华北、西北一带仅次于骡马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在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上，西方商人的驼队络绎不绝，丁冬的驼铃声响彻村道和边镇集市上。（图23—12）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三彩骆驼俑，有的驮着货物，有的是胡人骑坐在驼背上快活地弹唱。

（四）驴

驴，是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驮载牲畜和行路人的坐骑，数量巨大，分布极其广泛，从东北平原到西南高原，到处可以见到骑着毛驴赶路的老人和妇女，到处可以见到驮着货物的、拉着小车的驴。驴在中国的民间，作用比马、骆驼都大，十分受人欢迎。

由于负重的能力有差异，人们历来把马看得比驴重要得多，千里马和蹇驴成为对人的才干不同的比喻。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只有贵族才可以乘坐高大华丽的马车，骑马者多为军队将士、官府役使和年轻的公子王孙，平民百姓只能乘坐牛车和骑毛驴行路，在广大农村，驴的使用更为普遍，驴在陆路交通中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图23—13）

（五）其他畜类

牛是人类较早驯养的一种家畜，在中国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曾发现牛的骨骸。用牛来驮运货物和骑乘，至迟在西周时期已有记录。商代的甲骨文多次发现以牛为祭牲的记载，是否已把牛当做交通工具尚不清楚；西周的青铜器铭文中常见把马和牛同时赏赐给功臣的记录，则可说明马与牛是都可以骑乘、驾车的。

陕西凤翔八旗屯的秦国墓葬中，曾出土陶制牛车模型二件。这二件牛车分别为一牡一牝驾车，两车的车轮形制大小相同。牛与车轮为泥质灰陶烧制，它们之间有车辕、轴、舆等部件的木质朽痕，且辕明显为两根。这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双辕牛车模型，它与殷周以来的单辕车相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汉代以后，牛作为驾车和骑乘的工具，文献和考古发现已十分清楚，资料很多。《史记·货殖列传》里就有“牛车千辆”的记载。（图23—14）

牦牛，是西部高原地区特有的牲畜，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及青海、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地区。牦牛因为能在高原雪山上长途驮运，被称为“高原之舟”，与“沙漠之舟”的骆驼相媲美。西藏地区的古代运输主要靠牦牛。

狗和驯鹿，是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喜欢利用的工具，一般是在冬季用之拖曳冰雪上行进的爬犁。

爬犁，是北方民族在冬季使用的交通工具，因为是在冰雪上滑行，极少阻力，所以不需要用很大的牵引力就可以前进，狗的力量足以拖曳爬犁，驯鹿就更加绰绰有余了。

元、明时期，黑龙江下游一带的驿站有所谓“狗站”之设，计24处。这些狗站中饲养的狗不是像西晋时期文学家陆机所养的狗那样，以狗送信，而是用来驾爬犁送驿使，传达官方文件或书信的。用狗或驯鹿为交通工具的情况，至今仍存在于少数地区。

二、车辆

人类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在交通运输工具方面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利用驯养的动物做运载工具，是比较简单的方法，而机械工具的发明和车辆的制作，则成为人类交通运输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们自从发明了车轮、车轴和车厢，就在动力和速度上不断改进车辆的部件和整体结构，从夏商王朝直至现代，各种车辆相继出现，对于车的改进和创造从来没有停止过。

中国古代学者普遍认为，车是在夏后氏时代由奚仲发明的。

《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吕氏春秋·审分览》等都说是奚仲造车。《左传》定公元年（前509）：“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山海经·海内经》：“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后两本书的记载和《墨子》等书略有不同，但对夏代已经发明了车，以及车和奚仲有密切的关系，则古典文献的记载都是相同的。《后汉书·舆服志》对此做了总结：“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轮行可载，因物知生，复为之舆。舆轮相乘，流运罔极，任重至远，天下获其利。”这是指最初车辆出现的状况，可能还是以人力驱动的；“后世圣人观于天，视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携龙、角为帝车，于是乃曲其辅，乘牛驾马，登险赴难，周览八极。”这是指夏代根据星移斗转的现象，发明了有辕有轭的兽力车的情况，随着制造技术的进步和完善，“群工致巧”，车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了。

夏代的车是什么样子，目前还没有考古发现可资证明。商代的车辆则有大量发现。

车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很多记述，从字形观察，当时的车制是大体相同的。

中国各地的商代遗址中，常有在贵族墓地内杀殉马匹和用车马陪葬的现象。河南安阳殷墟的西部，白家坟、梅园庄、北辛庄和孝民屯之间的农田上发掘出九百多座殷商墓葬和五座同时的车马坑。这五座车马坑虽然都被盗扰和破坏，但完全可以从残存的遗迹汇集出当时的车制。

殷代的车，一般为双马单辕式，木轮高大，轮牙着地和承辐处齐平，每轮有圆形辐条18根，分别插入车毂和牙上的凹窝中。车轴长3米，轴两端稍细插入毂内，两头各套有一个铜軎，軎上有一个长方形穿孔着木辖，辖顶端套着一个兽形铜帽。圆形的车辕长近3米，用辖置于轴上，相交成十字形。车厢（舆）为长方形，厢后有供上下用的缺口。（图23—15）驾车的马，身上遍布装饰着铜泡的革带。

西周的车子，其形制基本上与商代相似，只是根据用途不同而种类有所增加。战斗中将士乘坐戎车，王侯将相出行时乘坐装饰华丽的路车，平民百姓只能乘坐牛车。

《诗·小雅·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这是指当时王室拥有的戎车之盛；又云：“路车有奭，簟笰鱼服，钩膺絛革”，“方叔率止，约错衡，八鸾玱玱。”《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郊矣：设此旐矣，建彼旄矣。”这都是形容路车之类。

西周时期的车马，在黄河两岸的数十个遗址中大都有所发现，出土的实物表明，上述文献的记载是十分真实的。

1974年在陕西渭南县的南堡发现的西周初期车马坑中，有车马器35件，其中一件长筒形车軎上有四个牛头图案环绕一周，同类铜车马具还有虎头形车辖和当卢、马镳、銮铃、铜泡等等。1976年底在河南省新郑县唐户村发掘出一批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葬、车马坑内埋葬着四匹马，骨架保存尚好，两匹马的头向着北方，另两匹马头向着南方，土坑内中部较有规矩地分布着軎、、组成的车子零件，共有四组，每组相距一米左右。根据车子的朽木痕迹判断，坑内的车当为两乘，这种车为二马所驾。1976年山东蓬莱县村里集也发掘了一批西周墓葬，出土的遗物中有两种车軎，一种是平首直筒形；另一种是軎身成十二面形的，素面。前者刻画兽面纹饰线，两个辖首都是兽头形。

最著名的是陕西长安县沣河西岸的张家坡西周墓地，发现了大量车马坑，已发掘清理的十多座中一般每座埋一车二马，也有二车六马的。最多的坑中埋四辆车，有的车马坑内还葬着一名驭夫。在河南浚县的辛村发现了西周时期卫国贵族的墓地，发掘的14座车马坑中有一座最大的长10米，宽9米多，埋车12辆、马72匹。西周时期燕国墓地在北京市房山县琉璃河发现了，墓葬旁边的车马坑中埋放车马的数量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有直接关系，车马坑中少的用二马一车或四马一车陪葬，多的有14匹马5辆车。燕国贵族的墓葬在北京昌平白浮村也有类似发现。总之，西周的车制是与文献记载一致的。

春秋战国之际，交通工具开始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主要是作战用的戎车数量减少，骑兵的数量增加了，牛车在民间更为普及。1994年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郑韩故城附近的周庄战国墓地发掘了一些车马坑，有一辆车两匹马和两辆车四匹马的两种随葬坑，这种现象在山东地区的滕州、淄博等遗址中也普遍存在，说明当时的车制和埋葬制度都已经比春秋时期更俭约了。

汉代的车辆已经很多，仅宫廷用车和文武官员的公私车辆就有20多种，并依照等级形成了严格的用车制度。

天子乘坐的车叫做“路”，后世因轭前横木曰“辂”而改“路”为辂。据《周礼》王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其中玉路为第一，非王者不得乘坐，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唐宋以后。

皇太子、皇子及武将文官都可坐安车，但从装饰上必须有所区分，皇太子的安车是朱轮、青盖、金花篷、黑色纹饰、各种饰件都要异常精美，多鎏金器，习称“青盖车”。皇孙的安车则是绿色的装饰，习称“绿车”。公侯、列侯乘坐的安车，是“朱班轮、倚鹿轿、伏熊轼、皂绘盖、黑”。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驾出行，皆乘“金根车”，车篷四周加青色帷裳；如果不是法驾，乘的是紫色车篷的“车”，有衣蔽相遮掩，车身各处亦加华丽的装饰，每车驾三匹马。长公主的车是红色车篷；公主、皇妃和封君则乘坐油画车，仅用一马驾辕。

皇帝亲耕时乘的车叫“耕车”，形制与装饰同金辂一样，也有人称为“芝车”。车上三盖，帝王居左，驭手在中，农具放在右边。

皇帝外出校猎乘坐的车叫“猎车”，形制亦同金辂，“重辋缦轮。缪龙绕之”，因为常猎获凶猛的野猪，习称“猪车”南北朝时期改为“虎车”。

戎车则是天子和军中将帅在战争中乘坐的。汉代的戎车仍如周秦一样，是一种轻便车。无篷无盖，建矛戟，幢麾于其上，驾两马，这种车在文献中和考古发掘中常可见到。

根据汉代的乘车制度，士大夫食俸二千石者，乘车皆皂盖，朱两；一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改制：三百石以上皆可皂布盖，千石以上更以皂绘覆盖，二百石以下白布盖。并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可见对商人地位的鄙视。

当时还规定，王公、列侯、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等官员的夫人，每逢朝会或参加皇后“亲蚕”仪式时，可以乘坐她们丈夫的安车。但平时出门不准乘坐，只能乘“漆布辎饼车”。

皇帝出行，礼仪极其盛大隆重。上路后，公卿在前面奉引，太仆亲自驾驭乘车，大将军参乘担任警卫，他的车后要紧紧跟随81辆官车，分三列齐头并进，每列27辆，并有其他装载和驮运货物的千乘万骑随从。

这种出行礼仪大体上是由秦始皇制定的。周代的诸侯出行，是二车九乘。秦灭六国后，合并其车服，所以大驾出行改为81乘。

汉代使节乘坐的车有三种，称为大使车、小使车和近小使车。朝廷派遣重要使节出行，御者必须立乘，车驾四马，施赤色帷幔，前面有一个车队导从：贼曹车、斧车、督车和功曹车各两辆。如果是一般的使臣，无节，导从之车减半。一般的使者则乘坐小使车，御者不立乘，车子也不那么华美，导从车中没有斧车。近小使车，是专门为追捕、考察和奉命取物的官吏乘坐的，阑舆赤毂，白盖赤帷，仅有骑兵40人跟随。

汉代官吏的用车制度，对在地方郡县的公卿以下官员，直至县令、亭长，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图23—16）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古代的用车制度是相当严格的，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即使在皇帝的眼底下，亦常有王公贵戚“美车服不轨法度者”。所以，文献记载不能作为考查用车制度的唯一准绳。

下面根据考古发现，简单叙述一下汉代几种常见的车。

在古典文献中最常见到的是安车，车舆为长方形，舆前有挡板，饰一铜兽首。前横轼装饰着两个铜铺首衔环。舆两侧有倚屏。华盖的面为黑色，沿边装饰着彩带，呈椭圆形。车辕有筩。驾车的马均佩带辔饰和马衔。这种安车的器具零件常见错金银镶嵌玛瑙及绿松石的工艺品，十分精美华贵，属皇太子、皇子和文武高级官员用车，即“青盖车”。

地方官员的猎车，长方形车舆，有华盖，车上两侧各置铜弩机一架及箭囊一个。车亦由四马牵引，车舆彩绘，饰件多为鎏金铜器，马饰亦多为错金银镶嵌玛瑙及绿松石的饰件。

凤凰车，车舆为长方形，左右两侧有倚屏，屏上有彩绘图案，舆后两边还有彩绘小屏及铜笛。舆的四角为四松篷架，篷盖上绘有流云形、几何形和凤凰图案。这种车也是四马牵引，是高级官员的另一种车，也许即贵夫人的车。

贵族出行最常乘坐的车是轻便的轺车，四面敞露，由一匹或两匹马驾驶，也可以驾牛。（图23—17）许多地区的汉代墓葬都发现了这种轺车的模型，1977年甘肃武威祁连山下杂木河畔发现的第48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较大的木质彩绘轺车的资料。车舆为横长方形，前轼及两刻出方格形栏杆（车铃），轼的右部还有覆瓦状伏栏，上施红彩。两骑的上沿锒嵌着矩形铜饰件。舆内右侧的底部有略高起的坐垫，亦施红彩。车骑内侧用红、白二色绘画出羽毛状彩饰。舆下垫伏兔二枚。架轴上和轴头套着铜軎。轮毂为壶形，辋六块，竹辐十六根。辕后端连着舆底，前端上翘如蛇首状。舆前横置编结的竹槽。伞盖柄为两节式，中有铜箍连接，柄端有十六根弯曲的竹弓插接支撑的伞盖，盖顶为圆形皂绘。御奴跪坐，作双手持缰绳状。马昂首睨视，头部有铜当庐，带着装饰兽面纹饰的衔镳。马颈上套轭，轭皆铜饰。车衔的两端也有铜饰件。因为轺车是一种很流行、较普及的车，不仅城市中随处可见，而且乡村也到处都有。汉代有的县城小吏督邮，就驾着牛拉的轺车来往村镇间执行公务。

汉代的马车实物，在北京大葆台、河北满城和定县、山东曲阜和长清、河南永城等地的王侯墓葬中都有发现。山东临淄的西汉齐王墓，仅在陪葬坑中就清理出大木车3辆，小木车1辆，马13匹和一万多件随葬器物。山东长清双乳山一号汉墓出土的双辕轺车，对研究汉代的马车形制、用车制度和陆路交通都是珍贵的资料。类似的车在北方一些贵族墓葬的壁画中也有描绘。

除了上述王公贵戚乘坐的车辆，在文献和考古发掘中还有一些不常见的车，如山东曲阜九龙山西汉墓中发现的小马车，车舆倚屏，屏内有四根树立的木条，屏顶饰有弓形铜饰，全车各部分几乎都用漆绘彩饰，由四匹小马牵引，马身都装饰着镶嵌玛瑙或金片的饰件，这种车可能是贵族妇女乘坐的一种车。还有一种贵族妇女乘坐的一种牛车，亦称“七香车”。梁简文帝《乌棲曲》云“青牛丹毂七香车”及唐代王维《洛阳女儿行》里“罗帏送上七香车”，均指这种车。卢照邻还在《长安古意》中详细描述了七香车的华美。

另外，汉代还有两种不常见的车，一种是丧葬用的辊辕车，是安车的一种。这种车的使用是由秦始皇之丧开始的，因他死于东巡归来的途中，正逢炎热的夏季，用李斯之计秘不发丧，为防尸臭外溢，以冰块围护棺外，并同时载鱼而归，以腐鱼的气味欺骗舆论。此后，辊辕车专用为丧车，《汉书·霍光传》记载，“载光尸柩以辊辕车。”颜师古注曰：“辒辕本安车也，可以卧息。后因载丧，饰以柳霎，故遂为丧车耳。”古代的车上都要建旗，分为正竖与斜插两种，安车上面的旗帜是斜插的。据《释名·释丧制》，舆棺之车又叫辆。其盖曰柳，亦曰鳖甲，因其形似鳖甲，故称。另一种是槛车，多用押解囚犯或装载家畜。汉代将重要囚犯押解上路，要囚之以槛车。即用粗木制成的槛式车舆，驾之以牛，有兵士押送。西汉时，淮南王刘长谋叛，文帝尽诛参与谋叛者，在众大臣的倡议下，将刘长流放到蜀郡的严道县。因刘长身体壮，“力能扛鼎”，在押送时装在槛车中。沿途郡县都害怕有什么失误，所到之传舍皆不敢开启槛车的封条。这个骄横一世的淮南王不甘如此受辱，绝食而死。文帝为开脱自己“杀兄”之责，竟下令将诸县传舍不发封者一律斩首。汉安帝永初四年（110），中郎将任尚坐赃千万，也由这种槛车押解，斩首于市。从汉代直到清代，押解囚犯一般都用槛车。

民间常见的交通车辆，除了使用畜力的马车、牛车、驴车外，还有更为普遍的独轮车。西汉末年，独轮车开始出现，其中齐鲁地区和巴蜀一带比较流行。在四川成都汉墓的画像砖上，四川渠县燕家村和蒲家湾的汉代石阙上，以及山东嘉祥汉代武梁祠的画像石上，都出现了独轮车的形象。这种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两个把手前方架设一个轮子，把手之间则以二、三横木连接，形成一个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轮子两侧有立架护轮，一般只需要一人推动。如果载物较重，则可以有另一人在车的前面用绳子拖曳，行车灵活轻便，也很适宜在狭窄的路上行走。运输量比一般的人力、畜力大许多倍。两汉魏晋时期，独轮车已经是北方地区广泛使用的车子了，一般多用于一定距离和范围之内的货物运输。甘肃酒泉、嘉峪关地区1977年发掘了八座晋代墓葬，出土文物反映了河西走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贵族生活和交通运输情况。在酒泉县的丁家闸村一座十六国时的大型壁画中，绘制了墓主人日常生活中乘坐的驾牛通峡车和车。画中有一支运输车队，由四个车夫推着四辆独轮车组成，正在行进中。在唐宋辽金的墓中壁画上，也曾见到有独轮车的描绘。

汉魏以后，民间的运输车辆主要依靠牛车和马车，其中马车以客运为主，牛车分为载人和载货的两种。马车的形制与装饰，往往表明车主人的地位。载人的牛车，主要是妇女与儿童、老人乘坐。1996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雨花台区花神庙清理了两座南朝墓葬，出土了一件陶制牛车模型。陶牛驾在辕上，昂首瞪目，双耳竖起，两角弯曲，身体壮硕，扁尾下垂。车厢左右两壁近顶部各有一小圆孔，可能是挂帘幕用的。车厢外底部四角各有一插座，内有圆形插孔，可能用来插旗幡类装饰物。尤其令人瞩目的是牵牛车的男仆俑，头戴平帻，身穿袴褶，褶为窄袖鸡心领，内露红色中衣，下摆分叉。袴大口，呈喇叭状，较宽松，及地不露脚。双手作牵绳状。男俑的服装为当时的“胡服”，原在北方的游牧民族流行，魏晋以后才在黄河流域传开，南朝亦受其影响，成为一种“无论贵贱通服之”的常服与便服。南京出土的陶牛车和牵牛俑，说明南北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是很广泛的，交通的发达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条件。

文献记载，唐宋时期黄河流域民间使用牛车已极其普遍。农忙时节，牛可耕田；农闲时节，牛可挽车进行短途运输。诗圣杜甫在《卖炭翁》中曾描写了一个赶着牛车卖炭的老人被宦官欺凌的悲惨故事。到了宋代，牛车已经广布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了。考古发现的唐代牛车模型已经很多，一般是贵族墓葬中的随葬品，有木制和陶制的。1988年河南郑州市上街唐墓出土的陶牛车，车厢呈方形，上有卷棚式顶盖，两端上翘。车厢前侧刻出木栅门，后侧刻出双门，中有门柱，右侧一门关闭，左侧一门洞开。车棚下及车厢两端的上部涂白粉，绘红彩，车棚顶部饰有7道凸棱。车体各部分比例协调，前有一头陶牛，膘肥体壮，两角上翘，神态生动。同样的陶车，在河南偃师杏园村发掘的唐墓中也发现了。比起南京出土的南朝牛车，有了明显的进步。

在辽宁、吉林发掘的辽代壁画墓中，出行图常绘有驼车，法库叶茂台辽末宰相萧义墓中的出行图，驼车、武士、仆役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使用牛车这种状况直到今天在北方农村仍旧存在，而驼车则早已不见踪迹了。

明清以后的商品经济发展较迅速，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除了上述各种车辆外，在民间还有许多其他形制的车子，如牛车就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种类，独轮车的形式也并非一致，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

三、肩舆、步辇与轿

随着交通事业的发展，秦汉以后的交通工具也有新的发展和改进，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了利用人力的乘坐工具——肩舆。宋代把新式家具交椅和肩舆结合起来用于出门旅行，出现了比以前更舒适轻便的肩舆。

肩舆，是一种二人或四人扛抬的乘坐工具，既可以在通衢大道上行进，也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行走，是帝王在宫院中往来、官员公余出门会客和贵族、乡绅田园生活中必备的代步工具，文献和历代文学作品中屡有记述。1965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大同郊区发掘了北魏大臣司马金龙的夫妻合葬墓，出土随葬品极其丰富，其中墓室内放置的一张漆屏风上，绘画着精美的历史故事，有一幅汉成帝在后庭行游图，图中的汉成帝就乘坐着四个人扛抬的肩舆，美丽多才的班婕妤随行其后，这幅画似可作为汉代已经出现肩舆的一个证明。（图23—18）但在魏晋隋唐时期，肩舆还只是少数达官贵人的代步工具。

宋代的官员乘坐肩舆已经十分普遍。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载：“张君猷为湖南漕。过南岳，自肩舆中见路左一道观甚丽，榜曰‘朱陵宫’，遥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君猷意欲下，而从骑半已过。”1978年，在江苏省溧阳县竹箦乡发现了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的夫妻合葬墓，有随葬的肩舆模型。墓主李彬，金陵溧阳人，其曾祖、祖父万“累世不仕”，李彬本人也从未做过官，但由于世代经营，到李彬时已成为“赀积巨万”的地方富豪，平日以交接社会上层人士为乐，每出门便乘肩舆，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的情况。

李彬墓中的肩舆模型，即为一只大椅，形制完全同室内所陈设，只是两旁各安置一根竹杠，不施杠帷。舆夫二人，皆短衣小帽，装束整齐，可能是在其家中长期固定做这种劳役的仆人。二人在肩舆的前后作抬舆的姿态。舆的两根抬杠的间距，略宽于人之双肩，舆夫在行走时是将一根杠子担在肩上，另一根则用手承托举起。这样可使手与肩相互轮换休息。这种肩舆十分便于在数里、数十里范围内出行，而不宜远行。现在，到一些高峻的名山大岭游览，犹可见到类似的肩舆，由舆夫帮助体弱的老人和妇女儿童登山爬坡。例如四川各地至今仍有肩舆，当地俗称“滑竿”。

步辇亦即一种肩舆，不过其舆可以卸下而形成供人躺卧的担架，也可以用来运送货物。

肩舆和步辇，北方用木制，南方则多用竹制。南宋时，江南盛行一种小竹舆，十分轻便，在文献中多见记载。

由于肩舆是用人力代替车马而行走的，所以有些讲究礼仪的士大夫不愿意乘坐，北宋王安石辞去宰相之位后，居于钟山，出门唯乘驴。有人劝他说：还是乘肩舆舒服些，王安石变色道：“自古以来，王公即使不讲道德的人，也未尝敢以人代畜！”一时传为佳话。

不过，在多山的地区和交通落后的地方，肩舆的作用是很大的。苏轼远贬海南，出门就不得不常以肩舆为伴，曾作《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一诗，写海南岛的山风海雨，十分精彩传神。

轿子是由肩舆发展演变成的，在宋代出现，南宋后比较流行。轿子是把肩舆和步辇上的乘椅改制成厢式，坐轿的官员仕女从轿后所开之门掀帘而入，下轿时从前面挑帘而出，轿厢之左右各有遮挡着帘布的小窗口。在现代，轿子已不是常见的交通工具了，而且渐失去交通工具的意义，由于它过去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乘坐的，有表现高贵的色彩，遂成为新嫁娘结婚时去夫家的一种吉祥喜庆象征的代步工具。

北宋时，一般官宦人家的妇女出行，可乘坐四人抬的小轿或八人抬的大轿，视其门第而定，尚有一定法规所限，南宋后，八人轿似乎更多用于高官。陈世崇著《随隐漫录》，曾写到南宋都城临安的贵妇人乘坐八人抬的大轿在街市中穿行的情况。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宋代以后的贵族墓壁画、石刻中有轿子的图案，如四川彭山发现的南宋虞公著夫人出行图，就是轿夫备好大轿整装待发的情景。

1995年初，浙江温州市陈村清理了一座明代墓葬，墓主人是太学生项思尧和夫人王氏。项思尧生于嘉靖元年（1522），卒于隆庆二年（1568），生前未得一官半职，因其先辈世为高官，家室富贵，所以墓中仍有较多随葬品。其中有陶制轿子一件，由轿身、轿盖、轿杠三部分组成，通高16.4厘米。轿身呈立式长方形，四个立柱，柱身有平台，柱端用横梁连接，前后柱中间各有一横梁，同时其外侧有外凸的半圆形坐垫，平台上有长方形脚垫。轿盖为四角攒尖顶，四角弯曲上翘，盖面弧平。轿杠为长条形，中间方，两端圆，长27.4厘米。同时出土的还有四个轿夫俑，均呈站立状，头戴圆形平顶帽，双脚分立，身穿圆领对襟宽袖襦袍，腰系束带。其中两个右手弯曲叉腰，左臂曲肘，拇指伸直而食指内弯呈握轿杠状；另外二人的手势正与他们相反。这件陶轿的发现，对复原明代的轿子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的轿子，在西方未曾发现，但是肩舆、步辇在古埃及的油画上曾经见到，据记载，波斯人也曾使用肩舆。在古代罗马，只有皇后和元老院议员的夫人才能乘坐肩舆，后来就完全变成运输伤员的担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