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正史——西晋文化

西晋王朝存在的时间不长，后期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但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且在某些领域还有独特的贡献。

首先值得注意的，便是盛行于世家大族和士大夫中间的玄学。所谓玄学，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说。当时上层人物盛行清谈，所讨论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抽象命题，诸如有与无、才与性、本与末等等，内容玄远，大致倾向于老庄学说，对西汉以来独尊的儒学形成一种冲击。

玄学和清谈之兴，可以溯源于东汉，但却兴起于曹魏。由于曹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间的夺权争斗，热心政治的不少名士被卷入斗争漩涡而相继被杀。那些不满现实而又惧祸的士大夫，便转而采取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态度，以玄谈为事，积而成习，清谈玄学便成为高门大族的趣尚，逐渐占据了时代思想的主导地位。西晋代魏之后，玄学继续盛行，并逐渐将议题集中于庄子哲学。曹魏时的“正始名士”重老子，其时的向秀有《庄子注》，后来郭象又进一步加以补充发挥。这种学说正适应了当时知识集团与司马氏政权若即若离而又渐趋融合的现实趋势。司马氏权力集团是世族势力的代表，因宗法政治的需要标榜“周孔名教”。玄学清谈于是出现了老庄哲学可与名教相调和的观点。当时的清谈家提出：圣人虽然身处庙堂之上，但其心却无异于山林之中。每个事物都应各安其位，这就是自足其性。也就是在名教中也自有向往自然的乐地。这就使玄学和现实政治得以并行不悖，从而促使了玄学的风行。

当魏晋的玄学家们大谈“天地皆以无为本”，有的追逐名利、虚食俸禄，也有人放荡纵欲、玩世不恭之时，裴却写了《崇有论》，反驳“贵无”学说。他认为“无”不能生“有”；“有”（指存在）是自生的。裴反对那些崇尚玄虚的清谈家，认为他们破坏了礼教和社会秩序，造成荒淫放荡的社会风气，给社会带来了危害。但是裴的见解遭到许多人的攻击，被誉为西晋后期玄谈领袖的王衍还曾与裴辩论，却并不能使裴屈服。裴后来被赵王伦所杀，虽然主要是因为他卷入了宫廷政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玄学在西晋所占据的地位。

在大多数世族名士高谈玄虚之际，西晋也有一些士人在文学上作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绩。特别是在政治较为安定、经济较为繁荣的太康年间，更是集中地涌现了一批颇有成就的诗人和文学家，成为“太康文学”的代表。

太康诗人的佼佼者，素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说。

陆机的主要成就，是在他所写的《文赋》中提出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他主张：诗，要缘情而绮靡；赋，则应体物而浏亮；诔，要缠绵而凄怆；颂，须优游而彬蔚；论，应精微而朗畅；说，则炜烨而谲诳。陆机的这些见解，把“情”字放在第一位，重情感而不作无病呻吟，继承了建安文学传统，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世族对文学的要求，影响了西晋一代文风。

西晋诗文中最富于生命力的，无过于左思的《咏史诗》。左思曾因《三都赋》而名噪一时，使洛阳为之纸贵。他的诗也很有成就。其《咏史诗》一扫当时绮靡华艳的诗风，感情充沛，笔力雄迈，语言朴实，风骨矫健，在太康文学中可谓独树一帜。

潘岳热衷功名，趋炎附势，人品不高，但他的诗作颇有特色。他的诗辞藻华艳，长于抒情，特别是他首创的《悼亡诗》，更是情感真挚而缠绵，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太康时期的文风，大抵以追求绮靡为时尚，此时的作品，颇多雕琢字句，注重辞藻，张华、陆机等人，都是如此。虽也有不尽相同的风格并存，但总体上风骨逊于建安文学。

在史学领域，西晋也有值得称道的名家和名作。此时最有价值的史学著作，无疑非陈寿的《三国志》莫属。在陈寿之前，已出现了不少分国写的三国历史著作，如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谯周的《蜀本纪》等。与陈寿同时或稍后的，还有王沈的《魏书》、孙盛的《魏氏春秋》、阴澹的《魏纪》、孔衍的《汉魏春秋》、梁祚的《魏国统》、王隐的《蜀纪》、张勃的《吴录》，等等。但这些著作，都只是记叙一国历史，显然不及陈寿的《三国志》完整。陈寿所撰《三国志》，文字简略质直，以六十五卷的篇幅分别叙述了魏、蜀、吴三国历史，保存了三国时期及以前的许多有价值的史料。《三国志》问世不久，就被认为是当时所著的三国史书中最好的一部，陈寿也被荀勖、张华等人比作司马迁和班固。到唐代修撰《隋书·经籍志》时，《三国志》已列为正史的“四史”之一。

此外，张华的《博物志》、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著作，也以其别具一格的特色，在西晋史学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西晋时期的科学技术，也颇有发现和发明。西晋初期，负责管理户籍、土地、赋税和地图的裴秀，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和丰富知识，组织大量人力物力，以《禹贡》为依据，对西晋十六州的山川、城邑、水陆交通，进行了一次普查核实，据此绘制出十八幅《禹贡地域图》。这一规模空前的地图集，成为我国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不仅如此，裴秀又根据自己的实践，提出了“制图六体”的绘图理论，对后世地图学、绘画美术和工程制图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晋著名的乐律家荀勖在律学研究上也颇有成就。他制成发音准确的新律笛十二枚，用以调整律吕，并且计算出相当准确的管口校正数，得出了确定各笛长度和笛上各个按孔距离的规律，被后世称为“荀勖笛律”或“晋泰始笛律”。这既反映了我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先进成就，同时也表明了荀勖在音乐声学上作出的重大贡献。

西晋在医学方面的成就，则与王叔和、皇甫谧分不开。王叔和官至太医令，除整理、编次张仲景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其广泛流传之外，还编撰了我国第一部最为系统、最为集中的脉学专著《脉经》。王叔和在前代医家的基础上，改进了切脉法，使之更加规范，更具实用价值；又总结出二十四种脉象，分别进行比较鉴别，便于理解和掌握；还注意脉象、证候、治疗三者的结合，提出了用针部位、用药剂量和各种不同的治疗方法。他的《脉经》，不仅发展了中医脉学，而且对世界医学也作出了贡献。

皇甫谧则根据自己长期罹患风痹症的体验和疗治体会，对前人有关针灸的研究成果进行反复论证和整理，完成了《针灸甲乙经》的专著。这一专著从医学的整体观念出发，以辩证论治思想为指导，把生理、解剖、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治疗等相关内容加以系统化和规范化，结合自己的实践厘正了以往医书中的一些谬误，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针灸操作手法和各种注意事项，是我国古代针灸学的集成和总结。

当然，西晋王朝毕竟统治时间不长，这一时期在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无法与汉唐时期相提并论。但西晋的文化成就仍然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而也有其相应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