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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正史——皇甫谧 潘岳 左思 陈寿

历史大观园 魏晋风度 2020-07-22 23:59:13 0


皇甫谧(215—282) 幼年时名静,字士安,安定朝那(今甘肃平凉西北)人。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自幼出继叔父,迁居新安。

皇甫谧少年时因家境贫穷,不喜欢读书,整日里游手好闲,被人认为是个痴呆儿,但他对抚养他成人的叔母任氏挺孝顺。有一次,他弄到了一些瓜果,自己舍不得吃,送去给叔母尝鲜。任氏叹息说:“你今年已经二十多岁了,却不想着读书求上进,拿什么来宽慰我呢?当年孟母三迁,儿子很有出息。你这样愚钝,莫非是我没有择邻而居,教育有所缺失吗?勤学修身,归根结底对你自己有益,对我又有什么呢?”任氏说着,忍不住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叔母的一番话给了皇甫谧很大的刺激和触动,他从此发奋读书,不敢有丝毫懈怠。由于家贫,皇甫谧白天干农活时也带着书籍,休息时就读一会。经过不懈的努力,皇甫谧终于博览群书,通晓百家之言,性格也变得沉静寡欲。他自号玄晏先生,致力于著书立说,先后写了《礼乐论》、《圣真论》等著作。

有人曾劝皇甫谧广交朋友,通过做官来提高自己的名望。可是他却不以为然,并写了《玄守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认为:“人最爱惜的是性命;道术讲究的是保全身体;性命和身体都不能触犯的是疾病。我听说食人之禄就要怀人之忧,身体强壮的人尚且不堪负担,更何况我这样体弱多病的人呢?再说贫困是士人的常事,低贱是道术的实质,倘若贫困而一辈子没有忧虑,难道不比富贵而伤神耗精更好吗?”他不听别人的劝说,坚决不愿意做官,而是倾心沉醉于典籍之中,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即使在身患严重的风痹症时,他也依然是手不释卷,有人因此而称他为“书淫”。

晋武帝非常赏识皇甫谧的才华,频频下诏催逼皇甫谧到洛阳任职。可是皇甫谧不想做官的初衷不改,他以一个乡间草民的身份和口吻,向晋武帝呈上了一份表疏,如实地诉说了自己身患风痹,半身不遂,四肢浮肿,喘咳不止的病情,再三说明自己实在不宜应召。言辞恳切的报告,得到了晋武帝的谅解,放弃了逼他进京的想法。

可是到了咸宁初年,晋武帝又接连颁布诏书,先后任命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中书议郎、著作郎,司隶校尉刘毅也荐举他为司隶功曹。皇甫谧依然一概不予接受,委婉地拒绝了。

长期患病的皇甫谧身体十分虚弱,可是他孜孜读书的劲头却没有丝毫懈怠。他一再拒绝武帝的征召,却上表向武帝借书。武帝也居然还送了他一车书。

为了战胜风痹,皇甫谧转而致力于研读针灸书籍。他发现以前的有关著作中,不仅仅在内容上存在许多重复,而且还有不少错误。于是根据《黄帝内经》中的《素问》、《针经》和《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三部著作,参考对照其他书籍,并且结合自己治病的心得,剔除了浮而不实的词句,删节了重复多余的内容,把精华部分重新加以分门别类的编排,总结整理成《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针灸甲乙经》或《甲乙经》)一书。

《甲乙经》全书十二卷,分为一百一十八篇,内容包括脏腑的生理、病理和诊断治疗。在这部书中,皇甫谧纠正了西晋以前经穴纷乱的现象,统一了穴位。他在书中记述了单穴四十九个,双穴三百个,共三百四十九个穴位,并具体指明了针刺深度、留针时间和艾灸时间。不仅如此,他还结合中医辨证施治的精神,对针灸的适应症和禁忌症作了明确的说明。

皇甫谧一生著述很多,除了《甲乙经》之外,又撰写了《帝王世纪》、《帝王年历》、《高士传》、《逸士传》、《列女传》、《玄晏春秋》等著作,都受到了世人的推崇。

太康三年(282),一生不肯做官的皇甫谧病逝,享年六十八岁。两个儿子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不设棺椁,不做新衣,不立坟茔,不种树木。平生之物,一概不予随葬,唯一的例外,是以一本《孝经》陪葬。

潘 岳(247—300) 字安仁,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祖父潘瑾,曾任安平太守;父亲潘芘,官至琅邪内史。潘岳自幼以才名见称,乡里称为“奇童”。为司空太尉府所征辟,举秀才。

泰始中,晋武帝躬耕藉田,潘岳特地作了一篇《藉田赋》,予以赞美和称颂。他在赋中显示出的文字富丽和纯熟技巧,很受当时人的推重。少年名高,因此而遭到众人的忌恨,自此后滞官不迁竟达十年之久。

潘岳在洛阳滞官的这段时期,由于仕途不顺,心情郁闷,常常一个人挟弹乘车出洛阳道游玩。潘岳相貌俊美,年轻潇洒,路上的妇人爱慕他的容止,时常手拉手地围着他,往他的车上扔果子,让他满载而归。

咸宁四年(278),贾充召潘岳为太尉掾。这一年秋天,潘岳写下了《秋兴赋》。他对官宦生活的沉闷感到厌倦,对滞官不迁,更是牢骚满腹,因而仿效古代的宋玉,借描写秋景来抒发自己无限怅惘的愁怀。这是潘岳最为人称道的名篇。在此前后,潘岳的连襟任子咸去世,也使他倍感凄楚,并对未亡人抱以深深的同情,写下了一篇《寡妇赋》,以一位寡妇的视角和口吻,层层叙述了夫妻婚后的恩爱和丈夫亡故的凄凉,也是潘岳作品中的名篇。

潘岳虽对仕途郁郁不乐,但是又自负其才,不把他人放在眼里,即使是对“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以及裴楷、和峤这样的名士,他也照样讽刺挖苦。他曾在阁道上题写歌谣道:“阁道东,有大牛。王济鞅(套在马颈上的皮带),裴楷鞧(牛马后部的皮带),和峤刺促不得休。”这就把当时的尚书仆射山涛、吏部侍郎王济、裴楷以及和峤都给得罪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潘岳在咸宁五年被调离洛阳,改任河阳县(今河南孟县西南)令。

潘岳出任河阳县令,远离了当时的政治中心,内心非常苦闷。他又写了一篇《河阳庭前安石榴赋》,直言不讳地发泄心中的怨愤,其中写道:“位莫微于宰邑,馆莫陋于河阳。”在他看来,没有比县令更卑微的官职,也没有比河阳更恶劣的县邑了。不过,潘岳尽管抑郁不平,却在河阳勤于政务,还种了许多桃树和李树。春天到来,河阳县境内到处可见盛开的桃花、李花,由此获得了“花县”的美称。

太康三年(282),潘岳又调任为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令。在怀县任上,潘岳曾针对朝廷废除民间客店而由官府专营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引经据典的说理和分析,终使朝廷取消了这一不合情理的政策。

潘岳出任县令多年,直到太康六年才被召回洛阳,任命为尚书度支郎,后来升迁为廷尉评。然而好景不长,不久就被罢免了职务,闲居于洛阳。

永熙元年(290),晋武帝病死,惠帝即位,外戚杨骏当了太傅。不久,潘岳被杨骏召为太傅府主簿。重入京城,对热衷于功名的潘岳来说,当然是值得庆贺的,但又把他卷入了一场政治纷争的漩涡,险遭杀身之祸。

元康元年(291)三月,楚王司马玮秉承贾后的旨意来到洛阳,不久就发兵诛杀了杨骏。事发之夜,潘岳恰好不在洛阳城内,才躲过了一场劫难。但既是杨骏的僚属,依然逃不脱受牵连被杀的厄运。幸好他在河阳时结识的旧友公孙宏正在楚王手下担任长史,才救了他一命,仅被免了官。眼看着政局的急剧变动,潘岳深切地体会到宦海风云的可怕。但他并不想从此从官场上抽身而退,而是得出了一个教训:“匪择木以栖集,鲜林焚而鸟存。”为了避免林焚鸟亡,他要重新“择木以栖”。潘岳早年曾是贾充的府掾,如今又是贾氏左右朝政,于是他选中了贾氏这棵大树。

潘岳和石崇、陆机、陆云、刘琨等人,依附到了当时权势炙手可热的贾谧门下,号称“二十四友”,而潘岳又位居“二十四友”之首,充当了贾谧的代笔人。他经常为贾谧代拟书表,诸如贾谧议立《晋书》限断的文辞,与陆机唱和的诗词,都出自潘岳之手。

元康二年,潘岳被任命为长安令。离京赴任后,潘岳写下他的又一名作《西征赋》。赋中追述了杨骏被杀事件,透露了自己在杨、贾之争中惶恐不安的心情和所托非人的后悔,也详细记述了自己赴任沿途所经之地的山川形势、人物古迹,抒发怀古之幽情,寄托着对现实的感慨。此赋篇幅之宏大、文采之富丽,在当时除了左思的《三都赋》,极少能有与其相比的。

元康六年,潘岳又一次被召回洛阳,提任博士。还未拜职,就因母病而去职,再次闲居洛阳,这时潘岳已经五十岁。闲居无事,他回顾了自己三十年的宦海生涯,深感坎坷不平而心灰意冷,于是写下了《闲居赋》,表达了自己对山林隐士、田园乡居的向往之情。

赋闲一年之后,潘岳又被召为著作郎。可是紧接着又使他遭受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重大打击。元康八年秋,他的妻子杨氏病死于洛阳。潘岳与妻子结婚二十余年,伉俪情笃,遭此变故,悲痛欲绝,在安葬妻子时写了《哀永逝文》。服丧一年期满后,又写下了《悼亡诗》三首,写景抒情,由物及人,通过一系列寻常琐细的描写和叙述,将真挚深厚的思念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自此以后,《悼亡诗》便成了历代哀念亡妻的典型。

元康九年正月,晋军攻破了西北地区的氐帅齐万年。当时担任黄门侍郎的潘岳,奉诏作了《关中诗》十六章,详述了这次战乱的经过,在赞美周处忠勇壮烈的同时,也抨击了无耻武将的虚冒功绩,暗含了对赵王司马伦的讽刺。也是在这一年,潘岳参预了贾后、贾谧废黜太子的密谋,把自己与贾氏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永康元年(300)四月,赵王司马伦及其亲信孙秀发动政变,贾后被废为庶人,贾谧被杀。原来就与潘岳有着私人怨嫌的孙秀,乘机利用权势诬陷潘岳与石崇等人谋反,潘岳和他的母亲、兄弟、子侄一同被杀。

潘岳是西晋太康文学的主要代表人之一。他的文学才华与陆机齐名,被并称为“潘陆”。梁代钟嵘的《诗品》将他列为上品,并作出了“陆才如海,潘才如江”的赞语。

左 思(约250—约305) 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人。他是战国时齐国公族左公子的后代,因而姓左。父亲左熹,最初在曹魏时只是一个小吏,后因颇有才能而提拔至殿中侍御史。

左思的家境寒微,但却世代研习儒学。他在少年时代曾经学过钟繇、胡昭等名家的书法,又曾学过操琴,然而都没有什么成就。他的父亲颇感失望,对友人说:“左思这孩子的才识,比不上我年少的时候。”这句话给了左思很大的刺激,从此勤奋好学,学问日益精进。他涉猎很广,连阴阳之术也很精通。左思文章写得很好,但其貌不扬,口才也不好。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他不喜欢与人交游,整日独居家中研习学问。

左思在家乡的时候,就已用一年的时间写成了《齐都赋》,又想接着再写魏、蜀、吴三都赋。恰在此时,他的妹妹左棻由于文才出名,被武帝选中入宫,于是举家迁居洛阳。

然而,出身卑微的左思并没有因为妹妹被选入宫而在仕途上有多少发展,他一生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官职。晋惠帝元康年间,张华担任司空的时候,左思曾做过张华的祭酒。他钦佩张华的学识,张华也欣赏他的才华。

元康元年(291),杨骏被诛杀以后,贾谧依仗贾后的权势而参预国政,一时间宾客盈门。左思也在此时成了贾谧的“二十四友”之一。他时常与石崇、陆机、陆云、潘岳等文人名士聚会。元康九年,贾谧担任了秘书监,典掌修撰国史,曾专门请左思来为他讲解《汉书》,并举荐左思为秘书郎。

然而,永康元年(300)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情。这年三月,他的妹妹左棻死去。仅隔一月,西晋皇室内部又发生变乱,贾谧因参与谋害太子而被杀。对于左思而言,左棻、贾谧这两个与他关系密切的人的死,所产生的震动是很大的。尽管他并没有担任重要职务,没有深陷到权力纷争的漩涡中去,但仍然感受到官宦生涯的险恶,因而决定退隐。就在这一年,他退居洛阳的宜春里,从此专注于典籍。

左思退隐不久,齐王司马冏命左思出任记室督,左思却以身体有病为借口推辞了。永安元年(304),河间王司马颙的部将张方领兵进入洛阳,在京城烧杀抢掠,闹得鸡犬不宁。左思因此而举家迁往冀州(治今河北高邑西南),后来病死于冀州。

左思一生的最大成就,是撰写了《三都赋》。他在随妹妹迁居洛阳以后,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采访、搜集资料。他曾拜见秘书郎张载,访求巴蜀地区的风物;又利用担任秘书郎的便利,广泛阅读国家藏书。在构思酝酿的那段时间里,左思在家中的厅堂上、篱笆边、厕所里都放了纸和笔,每当想到一句好词,立即记录下来。

历经十年寒暑,左思终于写成了《三都赋》。但是由于他地位卑微,并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可是左思却认为自己的作品绝不比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差。为了不致埋没了自己的十年辛苦,左思找了不少当时颇有声望的名士。他先找到了颇负盛名的皇甫谧。皇甫谧读后连声称赞,欣然为他的《三都赋》作了序。随后,著作郎张载为《魏都赋》作了注;中书郎刘逵为《吴都赋》和《蜀都赋》作了注,并且在所写的序言中热情赞扬说:“自中古以来写赋的人很多。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拥有名声在前,班固的《两都赋》理胜于辞,张衡的《二京赋》则文胜于质。左思所写的此赋,与上述数家相比,文辞与义理结合为一体,极为精致。若不是研核精审,其题旨绝不能如此凝练;若不是广谙物理,也绝不能赅备各地的异方殊俗。”陈留人卫权为左思作了《三都赋略解》,他也在序言中指出:“我读《三都赋》,深感辞义奇伟卓异,确实是难能可贵。”司空张华则赞叹说:“真可以与班固、张衡所写的赋相比美了。它可以使读过的人回味无穷,常读常新。”

众多名家和文坛宿儒纷纷为《三都赋》作注作序,极力加以推崇,顿时使原本无人重视的《三都赋》名声大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陆机初到洛阳的时候,也曾想过要写《三都赋》。当他听说左思正在撰写时,在给弟弟陆云的信中讥笑说:“此间有一个北方佬想作《三都赋》,等他写出来,也许只能用来盖酒坛。”但到左思的《三都赋》写成以后,陆机叹服不已,认为自己绝不能超过他,遂打消了自己作赋的念头。

左思的《三都赋》虽然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但其文学价值并不是很高。他走的是汉代大赋的老路,宏丽巨衍,铺张扬厉。倒是他写的《三都赋序》,在文学批评史上颇引人注意。左思对汉赋的夸张失实提出了批评,主张作赋要重视真实。他提出:“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左思的另一突出成就,便是他的《咏史诗》。他的《咏史》诗,名为咏史,实为咏怀。他突破了咏史诗的传统写法,不限于咏述史事,而把古人古事完全当作咏怀的工具。《咏史》诗八首中,大多为他托古讽今,抨击门阀制度和豪门世族之作。他在“咏史诗”上的贡献,犹如谢灵运之于“山水诗”,陶渊明之于“田园诗”,起了导路创新的作用。

左思在文学上的成就,在当时就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谢灵运赞扬说:“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篇中认为:“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钟嵘的《诗品》把左思列在上品,极力推崇“左思风力”,称其为太康年间的文章中兴人物。后来的人更认为左思的诗最得建安风骨的传统。

陈 寿(233—297) 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

陈寿年少时受学于同郡古史学家谯周,精读《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古代历史名著,研究撰写史书的方法、义例、别裁和通识,为日后自己撰写史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蜀汉末年,陈寿出任观阁令史,职掌典校书籍。当时,宦官黄皓专政,作威作福,许多朝臣都竭力奉承巴结,唯独陈寿不愿屈膝,由此而得罪了黄皓,屡屡遭到谴黜。

曹魏景元四年(263),蜀汉灭亡。待到入晋以后,虽然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陈寿却依然受到冷遇。原来,陈寿在为父亲服丧期间,因身体有病,曾命侍婢调治药丸,恰好被前去拜访他的客人撞见。当时的人认为这件事有违礼教,对陈寿加以贬斥和责难,因此他又被废黜了好几年。后来,担任中书令的张华欣赏陈寿的才学,以为他虽然未能避嫌,但不该因此而被废黜,于是举荐他为孝廉,陈寿才得以出任佐著作郎,出补平原侯相,后来又升任著作郎,兼任本郡中正。

熟谙蜀汉史事的陈寿在担任佐著作郎后,曾受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的委托,审定诸葛亮故事。此后,他又在泰始十年(274)编辑成《蜀相诸葛亮集》二十四篇,上奏朝廷。

太康元年(280),晋军灭吴,实现了天下统一。此时,陈寿开始整理三国史事,着手撰写《三国志》。在他之前,魏、吴两国已有官修和私家撰述的史书,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这些书自然都成了陈寿参考依据的资料。至于蜀汉,因为未置史官,没有撰述。但陈寿原是蜀人,对于故国文献向来很熟悉,所以蜀汉史书的缺失,并未影响他的撰述。在参考已有史书的基础上,陈寿又经过多方搜集和采访,撰成了《三国志》。

《三国志》一书,共六十五卷,分魏、蜀、吴三志。书以三国并列,在断代史中别创一格,该书涉及面颇广,举凡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相关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者,陈寿几乎都网罗其事迹,写入书中,又根据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专传,或用附见。陈寿以文章简洁见长,这一特点在《三国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三国志》通体简约爽洁,无繁冗芜杂之弊,各传中所选录的文章,基本上都择取了最重要的内容。

此书一经撰成,当时见到稿本的人都很赞赏,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有良史的才华。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也在撰著《魏书》,见到陈寿的稿本以后,自愧不如而毁掉了自己的书稿。中书令张华更是大加赞扬,并且准备把《晋书》的撰述也交付给陈寿。

但是,也有人对陈寿所写的《三国志》提出了批评和指责。据说,三国时曹魏官员丁仪、丁廙颇有盛名,陈寿在撰写《魏志》时,曾对丁仪的儿子说:“去弄一千斛米来,我就为你父亲立一个好传。”丁仪的儿子不给,陈寿就没有为丁仪立传。又有人说陈寿的父亲本是马谡的参军,马谡被诸葛亮处决后,陈寿的父亲也受到牵连,被处以髡刑。加上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又看不起陈寿,所以陈寿在书中以私怨而贬抑诸葛亮父子。其实,陈寿在修史时并没有因为私人恩怨而妄施褒贬。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只有“将略非其所长”一语,也不算过分。

陈寿撰成《三国志》以后,张华非常欣赏,荐举他为中书郎。可是深得武帝宠信的权臣荀勖却因为嫉妒张华而不喜欢陈寿,授意吏部改任陈寿为长广太守。历来不向权贵屈膝低头的陈寿,以母亲年老为借口,辞去了官职。

咸宁四年(278),杜预接替羊祜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在赴襄阳就任之前,杜预也向武帝荐举陈寿为散骑侍郎。武帝接受了杜预的建议,但没有任命他为散骑侍郎,而是任命为治书侍御史。他母亲去世前,曾留下遗嘱,命陈寿将她安葬于洛阳。陈寿遵照母亲的遗愿办理,不料又有人攻击陈寿不把母亲归葬蜀中故乡的做法有悖礼制,于是陈寿又一次遭到贬责。数年之后,陈寿被重新起用为太子中庶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就职,就在元康七年(297)病故了。

陈寿死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简明正史——皇甫谧 潘岳 左思 陈寿等上表提出:“已故治书侍御史陈寿所作的《三国志》一书,内容多有劝戒,深明得失,有益风化。虽然文辞的艳丽不如司马相如,但质朴率直却超过了他。希望能够予以采录。”于是,朝廷命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录了这部书,保藏于官府。

除了《三国志》以外,陈寿还撰写了《益部耆旧传》十篇、《古国志》五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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