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简史——东汉以来的宗教与经济

东汉至南北朝的宗教问题，占着一个很大的历史地位，当然这一个时期是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

佛教到中国最可靠的史料是《后汉书·楚王英传》。汉明帝永平七年给楚王英的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又据《牟子理惑论》及《四十二章经序》（注四），称明帝永平中遣使求法，摄摩腾及竺法兰来到中国，并载有《四十二章经》。其中摄、竺二人实在均非明帝时人，姓名可能有误，但《四十二章经》中故事，东汉时人已经知道，却是没有疑问的事。

在章帝章和中的滕县石刻，也有佛教故事的六牙白象。但一直到桓帝时期浮屠及黄老君还是同时被敬奉，灵帝献帝时期佛教已经是两方面来到中国，一方面是大陆，另一方面是海上。海上的佛教，先到交州，然后再到中原（见《弘明集·牟子理惑论》）。在群雄分立时期，徐州有一个笮融，据地自雄，断各郡的委输，来大起浮屠寺。汉末至三国时，外国高僧如安世高、支楼迦谶、康僧会等，咸来中国。魏文帝时，中国人朱士行才正式剃度为僧（见慧皎《高僧传》）。西晋时期，佛法更盛，当时何曾便是重要的佛教信徒。到东晋时期，支道林的谈锋更为一般人所敬佩。

道教为中国本土的宗教，其成因本来非常复杂。大致说来，主要的因素是：（一）中国古代的原始信仰。（二）战国秦汉的方士活动。（三）佛教的影响。

在中国古代的原始信仰中，又可分为两项，即：（甲）祭祀，（乙）巫术。中国古代的祭祀，其对象为上帝，上帝之下为山川，再下为社稷，另外为祖先、奥、灶之类。中国古代只允许天子祭天，诸侯祭山川、社稷。大夫以下，只能祭社。这一种社，就是《礼记》所说：“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的置社，在汉代称为“里社”，是以里为单位的。凡是下人聚会，娱乐，就以里社为单位，社仓、社首、社火等等的名称，也就从里的组织出来。这一种社祠，就是土地庙，再扩充一步成为城隍庙。

其次，关于巫术。巫在中国古代社会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古代巫、祝、卜、史甚至于医，都是同一类的人。他们都不是贵族，但因为和贵族服务的关系，也就比一般平民要高些。尤其史是占星的，也是管记录的，后来就成为保藏文化典籍的所在，以至于有天下文书先上太史、后上丞相的故事。

到了秦汉时代，巫术和方士已渐和儒家合流。也可以说一切的学问都成了方士化。哀平时期的《包元太平经》更成为《道藏·太平部》的创始经典，再发展成为东汉的太平道。显然的，东汉的太平道发展在人口密集而生产状况较高之区，张角巨鹿人，张陵沛县人，宫崇和于吉琅琊人，都在山东沿海之区。后来张鲁在蜀郡传道，又是中国西部经济条件较为优越之处。

张角才起来的时候号为“大贤良师”，天下景从。此时正在严禁党人之际，宦官中比较有见识的吕强，恐党人和张角勾结，建议大赦党人。依照吕强的建议，其中诚然有些是假设之词，不过事实上也不见得党人一定不可能和张角有任何的联络。张角的暴动，后来虽然失败了，但和张角互为呼应的“天师道”信仰，确有士大夫一直在扶持，不纯是民间的秘密社会。西晋赵王伦、孙秀之乱，东晋孙恩和卢循之乱，都仍然是“天师道”的政治与军事的活动。直到北魏时寇谦之去“三张伪法”，改造了天师道，成为一个纯宗教的信仰，于是真的道教才树立起来。

在西汉时期，中国北方已经很普遍的使用牛耕，并且人工灌溉的事也很发达。到东汉时期，仍然依照西汉已有的基础，向前进展。

明帝时期，曾经发生过牛疫。章帝时也发生过牛疾，并且诏书还说：“比年牛多疾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建初元年诏）又：“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佣，赁种，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元和元年诏）至和帝永元十六年又诏：“遣三府掾分行四州，贫民无以为耕者，为雇犁牛直。”可知东汉时期耕牛与耕种关系的重要。

但是江淮一带，仍在未完全开发状态之下。《宋均传》：“江淮之有猛兽，犹北土之有鸡豚也。”原来《汉书·地理志》记载成帝时朱赣条奏说：“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但东汉时的“火耕水耨”却移至印度支那半岛，《东观汉记》说：“九真俗，烧草种田”，这就表现出来江南种植的方式是已经进步了。再看建初时期，庐江太守王景和九真太守任延都教民牛耕，也可以知道牛耕一事确有向南进展的趋势。

自从光武时代，恢复了汝南的鸿却陂；明帝永平时代，又恢复了许多汝南的陂池；和帝永元时期，何敞为汝南太守，再增加了一批，这样汝南的水利当然非常可观，因此造成了经济的充裕，和三国初期的“颍汝多才子”也就一定有直接的关系。除此以外，如章帝章和时期，马稜对于广陵的水利；在元和时期，张禹对于下邳的水利；在顺帝时期，马臻对于会稽的水利，也都有不少的贡献。

在南方被注意的，是水利的事业；在北方被注意的，却是屯田的事业。光武建武六年因为屯田有效，令人民的田租从十分之一减为三十分之一。其时屯田事业，可以知道的，有马援屯田上林苑，刘隆屯田武当，张纯屯田南阳，李通屯田顺阳，而杜茂则领率大军屯田边郡，其中未曾记载下来，一定尚不止此数。

本来河西四郡的建立，便是西汉时代屯田的成绩。光武及明帝时代，又屡次举行西北边郡的屯田，明帝并且屯田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县），到和帝时代，屯田事业更随军事的胜利而扩大起来。直到顺帝时羌祸爆发，屯田事业便遭废弃。到了三国时代，江淮空虚，屯田事业就用在江淮之间了。

在西汉时代已经有若干繁华的都市，这些都市就代表着手工业与商业的据点；在王莽时代，便将长安、洛阳、成都、临淄、邯郸，称为东南西北中五都，皆置市长一人，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五人，以管理市场，收取赋税。到了东汉时期，这些都市，仍保持着繁荣的地位。据王符的《潜夫论》说：

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

所谓浮末，就是商人。同样，在《第五伦传》上说：

时长安铸钱多奸巧，乃署伦为督铸钱掾，领长安市。

这也就是说，到了东汉时期，长安仍是一个商业性的都市。此外如成都为巴蜀平原的贸易中心，临淄、邯郸为黄河下游的贸易中心，仍然不失其重要的商业地位。以至于南方的番禺、西方的武威也都是国际性的商业都市。还有南阳一区，因为是功臣侯者的故乡，也就成为一个消费的中心。

农产的进步和商业的发展，都增加了钱货的使用。在西汉初年，大量的通货是以金来计算，而武帝以后，大量的通货，却以钱来计算。据赵翼的《廿二史劄记》说：

后世黄金日少，金价亦日贵。盖由中土产金之地，已发掘净尽，而自佛教入中国后，塑像涂金，大而通都大邑，小而穷乡僻壤，无不有佛寺，即无不用金涂。以天下计之，无虑几千万万，此最为耗金之蠹。加以风俗侈靡，泥金写经，贴金作榜，积少成多，日消月耗。故老言，黄金作器，虽变坏而金自在，一至泥金、涂金，即不复还本，此所以日少一日也。

赵氏的见解，虽有特见而不全对。因为中国向来不是一个产金丰富的国家，古代黄金产于江汉，这是沙金而非山金，不会有太大量的出产。就考古发掘的结果来看，中国古墓中黄金器物之富，远不如埃及巴比仑。中西交通的结果，固然输入佛教，同时也输入黄金，况且淘沙为金，每年也有大量的生产。金富于展性，金箔涂像虽有消耗，但每年新产，应当可以补偿。后世金少的关系，可能由于古代集中在少数贵族，以后渐分散在众庶之家。因为分散，就现着少了。这种黄金分散的现象，也就是一般平民生活，逐渐提高的事实。

（注一）这些地名，为容易了解起见，用现代地名。

（注二）侨姓指东晋南渡时从北方迁到南方的世家大族。

（注三）乡饮酒礼的礼节详见《仪礼》，只是《仪礼》未说什么季节举行。

（注四）《四十二章经》实非印度原有佛经，当属中央亚细亚的经典摘钞，再译为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