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简史——东汉的士风与曹魏

西汉一朝学术的演进，儒学已成学术的中心。本来社会道德已经固定了，再加上政治的长期安定，选举的方式，也固定在乡举里选的法则之下。名誉好的士人，才能得着进身的阶梯，他们在本乡可以“仕州郡”，在全国可以选为秀才、孝廉，在《汉书》中的“内行修”就是一个重要的论人的标准。

从西汉经过王莽再到东汉，虽然有治有乱，但大致说来，将近四百载的时期中，并无安心作恶的坏君主（桓灵还只是受人蒙蔽的庸主，尚不至于安心作恶），也没有坏得不堪的外戚，甚至于梁冀虽为罪恶所归，也还能重视人才。这一种安定风气的养成，使得两汉政治上了轨道，使得士风的修饬成为两汉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

这种修饬的士风，约制的儒行，当然也会成为知人论世的准则。其中诚然有许多虚伪的人借着名誉来钓取利禄，但其中也不是没有具有真心信仰而身体力行的人。例如《后汉书》列传第二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所记的便全是以孝行著称的人。

其中的例子如汝南郡的薛苞，被后母憎恶将他分出。他每日号泣，结庐家外，每朝仍入家洒扫，又被父逐出，仍在里门外作庐，不废朝夕谒见的礼貌。一年以后，父母后悔，仍然还家，后来仍为父母共服六年丧服，哀感动人。再与弟分家，选择坏的房屋和田地。弟不善经营，数次破产，他仍再将产业分给与弟。章帝时皇帝特征召，位至侍中。

又《后汉书·韦彪传》称：“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这些孝子，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赋性笃厚，一方面也由于孝友成为一般的道德标准，世人便在不知不觉之中，更培养这种感情，因此也就比其他时期，更为显著了。

再如《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称：“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修清节，资财千万（千万即千万钱，当黄金千斤），父越卒，悉散与九族。隐居山泽，以求厥志。”又《王丹传》：“家累千金，隐居养志，好施周急。每岁农时，辄载酒肴于田间，候勤者而劳之。其墯孏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厉。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轻黠游荡、废业为患者，辄晓其父兄，使黜责之。没者则赙给，亲自将护。其有遭丧忧者，辄待丹为办，乡邻以为常。行之十余年，其化大洽，风俗以笃。”在这方面所表现的，一方面是有些人愿意替乡里做不取代价的服务，另一方面在乡里之中，隐然成为一种势力。

这种乡里中的势力，当然有其光明的一面，也必有其黑暗的一面。所以就有人不愿和乡里中的亲友发生关系。例如《后汉书·周燮传》：“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乡党宗族，希得见者。”《朱晖传》：“屏居野泽，布衣蔬食，不与邑里通，乡党讥其介。”朱晖之子即《绝交论》著者的朱穆。在这里边，又可见东汉时期乡谊过度的发展，也自然有其流弊。

这种乡谊是从乡和社发展而成的。社的发展很早，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在汉代大致一里为一社，再经许多社的结合而为乡，由政府聘请乡三老来联系。到了光武建武三年，再命郡国行乡饮酒礼，那就更和儒术接近了。乡饮酒礼，据《周礼》为每三年正月举行一次，汉代承秦法，以十月为岁首，武帝太初改历，许多制度未改，所以乡饮酒礼仍在十月举行（注三）。其后汝南月旦评（见《郅恽传》）也是在十月中举行，可见月旦评和乡饮酒礼，是有若干关系的。

这种乡里的联系，再加上东汉门生故吏和府主宗师的联系，到了桓灵之际，越受外面的压迫，团结便越加坚固；而桓灵之际，又是宦官当政、名士矢志的时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和当政的皇权，更显著对立了。

这时一般的士人，家世并不完全一致，财产也贫富不等，但立场是相同的，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清明而公平的中央政府，他们才能有出路。并且也显然的，社会中的中间阶级，或中产分子，是同情于他们的主张。

这一种社会运动发展的结果，不仅要对于君主、贵胄、宦官抗衡，并且对于中间社会阶层，也因为政府中官吏位置不够，竞争剧烈而互相排挤。当然不免有成群结派的习惯，这也就是东汉的“三互法”的根据，来预防中央官吏和地方发生关系，失去监察的效用。而东汉时代宦官攻击儒生，称为“党人”，也不见得全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

后汉的党人诚然有不少的弊端，甚至还有许多不近情理的事，但这般人中却也有不少的人，具有过人的操守，发自真诚，绝非出于虚伪。乡党及士人的团结对政治却可以发生别的影响：第一，中流社会形成了一个集团，不便统驭。第二，彼此结党相攻，在政治上不易看出真的是非，更增加了行政方面的困难。第三，社会上过于看重了道德的因素，忽略了能力的培养，因而行政干部有时难以寻觅富有活力的人才。—因此到了献帝时期，曹操当政，便转换了一个另外的方向。

曹操的政治，很显明的有法家的倾向，他对于东汉礼教的风气很不赞同，他直接开展了法家的风气，间接开展了清谈的风气。关于这件事的前因，我们可以做一个分析：

一、曹操本人不是出于礼教的世族，他是一个宦官子弟，他的先天潜意识对于东汉儒生习惯不会赞同。

二、他的本人虽然不完全具有坏的成分，他有时也未尝没有正义感，不过他的出发点，是法家的，他的道德观念也是法家的，和西汉的酷吏中，如郅都、尹赏等人的出发点都差不多。

三、曹操的少年生活本不同于礼教世家，《三国志》本传说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注引《曹瞒传》：“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这都是汉代游侠少年的风习。到了曹丕之时，也受到了不少的影响，例如曹丕《典论·自叙》：“时岁之暮春，句芒司节，和风扇物，弓燥手柔，草浅兽肥，与族兄子丹（曹真）猎于邺西，终日手获麞鹿九，雉兔三十。”直到明帝时这种遗风尚有存在的，《魏志·高柔传》：“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此种好游猎广禁苑的倾向，还可溯源于曹操的时期。这又是和东汉儒雅的儒生是不同的。

曹操本人既然和儒生不同，是在另外一个立场上，因此他也就在建安时期，利用他当政的地位，发了著名的魏武三令。

建安十五年令：“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十九年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二十二年令：“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明说要求的是明白治术的人才，纵然不忠不孝也没有关系，明白显示着曹操用人是不愿受东汉以来一般习惯的拘束。这种用人方法的动机，当然由于东汉以来儒生的道德和能力脱节，越被社会敬仰的人，越是没有能力的人，为着事业的成功，是不能不将能力格外看重而不再顾及道德一项条件。这样标准之下，曹操确曾收罗了不少的人才。

但曹操虽然得到了一部分成功，却在当时也明白显示出来不少的弊端。《三国志·杜恕传》，杜恕说：

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这样下去，使得魏代很少有忠心卫国之士，最后动摇了魏代的国本。

魏世除去以法术为立国原则而外，对于群臣的严察，也是一个现象，所特设的一种“校事”官，便是以察为明的一个现象。《杜恕传》说：

昔武皇帝（曹操）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按一切犹言临时）。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也。此霸世之权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宫庙，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唯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 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

这真可以说“为法之弊，一至于此”了。这些流弊，当然出于曹操预料之外，但却没有办法不这样的演变。

儒术在魏世虽然渐衰，但对于虚名，互相标榜，仍然很盛，《魏志·卢毓传》说：“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窗八达之诮，帝（明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这正说当时世俗的虚名，不能选出来实用的人。卢毓虽然略为名誉辩护说，“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人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但他认为有名的是常士，和东汉以来认为有名的是非常人才，就显然有些不同了。

明帝疾恶名誉，还是由于曹家为法术世家，《魏志·何晏传》注引《魏略·李胜传》云：“胜少游京师，雅有才智，与曹爽善。明帝禁浮华，而人白胜堂有四窗八达，各有主名。用是被收（被捕）。”但明帝的处置在事实上并无多少效果。到了齐王正始时期，这种风气更盛，这就是所谓“正始玄风”。

《晋书·王衍传》云：“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此后又有嵇阮之流，《三国志·魏志·王粲传》：“瑀子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其中“以庄周为模则”一语，最为得要。在一个极端用法术政治之下，天下领袖人物，只好取法庄周，而在时势艰危之际，也就没有谁去断然负责，自然而然的要变成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局了。

因此晋时裴对于这一种态度，认为不对的，他的“崇有论”说：

立言借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

裴所说的这般人，正是自命为礼教的叛徒，他们都要冲破礼教的藩篱，来做到他们认为的“适生达性”。他们对于政治和社会，当然有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变所以成功的直接原因。

自然这种风气的养成，也自有它的原因。就现在已知的史料来分析，可能是：

一、由于东汉以来的礼教过分的拘束，一些人厌倦起来，成功了一种不顾一切的反动。

二、由于佛教的传入，因此也引起一般人对于老庄学的注意。

三、由于东汉以来，服食求仙的风气，渐推广于普通士大夫中，在服药与饮酒的生活中，不能谨守过去的仪节。

四、贵胄子弟多不愿力学，东汉晚期贾、马、服、郑以来，经训之学非下苦功不可，因此他们去讲清谈，只要“神情明秀，风姿详雅”（见《王衍传》），就可得一般人的重视，可以不必再治笺注训诂之学。

五、在曹操法术政治之下，最好做老庄之学，一方面可以逃避现实，另一方面一样可以得名誉。

六、尤其是法术破坏了儒学，使道德标准失掉了偶像作用，而法术本身又没有最高的指导思想，最后士大夫便走上了以“为我”二字为护符，而成为以个人享乐为目的的人生观之路。

这种风气一天一天推广下去，终于法术主义也归于衰歇，变成了西晋时代以后，清谈、享受、世族、庄园的政治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