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勋起义

唐王朝虽将裘甫起义镇压下去，但唐末以来，各种社会矛盾仍在继续激化，农民反抗斗争在全国各地不断爆发，如唐懿宗咸通初年（公元860—862年），寿州枞阳（今安徽六安）义军“四起，其邑将危”，义军设伏于丛莽间，一举击杀裨将何武，“兵尽骸（骇）逃”。咸通三年（公元862年）九月，邕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南宁）军卒发动兵变，驱逐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他狼狈逃至藤县（今广西僮族自治区藤县），“诈为敕书及攻讨使印，募乡丁及旁侧士军以攻邕州”，这种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动辄溃败”。蔡京又到桂州（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桂林）避难，“桂州人怨其分裂，不纳。（蔡）京无所自容”。咸通八年（公元863年），怀州（今河南沁阳）农民驱逐刺史刘仁规，“相与作乱”，刘仁规藏匿村舍，“民入州舍，掠其家赀，登楼击鼓，久之乃定”。至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在桂州爆发了著名的庞勋起义。

为了防御南诏的不断进扰，唐王朝曾于咸通三年敕徐、泗二州募兵两千至岭南戍边，分其中八百人守桂州，约定三年代还。六年过去了，徐、泗观察使崔彦曾等仍以所谓军帑空虚，发兵所费颇多为借口，拒绝戍兵多次提出的代还要求，并要他们再戍守一年。戍兵家人将此消息飞书桂州，平时受尽都押牙尹戡，教练使杜璋、兵马使徐行俭等将官欺凌的戍兵们忍无可忍，都虞候许佶、军校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王幼诚、刘景、付寂、王弘立和孟敬文等九人遂乘当地桂管观察使易人而新使未至之机，带领戍兵，于咸通九年七月哗变，杀死都将王仲甫，公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首领，突入监军院，抢出兵器，“卷旂而归”故乡徐州。

戍兵们在庞勋率领下，从桂州结队出发，沿途“剽掠，州县莫能御”。朝廷风闻桂州戍兵哗变北归，于八月派高品张敬思“赦其罪，部送归徐州”。庞勋等以为朝廷不追究擅归之事了，故当崔彦曾的使者不断前来“慰抚”时，也多次回书致意，“辞礼甚恭”，并停止剽掠”。九月，庞勋的队伍行抵潭州（今湖南长沙），唐监军“以计诱之，使悉输其甲兵”，要解除戍兵们的武装。而山南东道节度使崔铉，则严兵把守要害之地，企图将戍兵们一举歼灭。他们不敢入境，并开始认识到“朝廷所以赦之者，虞缘道攻劫或溃散为患耳，若至徐州，必葅醢矣”。于是庞勋等人拿出私财，打造兵甲，虚张舟航旗帜，“剽湘潭，衡山两县”，沿江东下，经过浙江西部，进入淮南。

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懦怯，“以不奉（诛讨庞勋等）诏令”为借口，没有采纳都押牙李湘提出的伏兵高邮县、尽擒戍兵的建议，还“遣使慰抚，供给刍米”以求苟安。庞勋吸收逃亡士卒和贫苦农民加入戍兵行列，“招集银刀等都窜匿及诸亡命，匿于舟中，众至千人”。庞勋等至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刺史杜一面“飨之于毬场，优人致辞”，一面严加戒备，故戍兵不敢轻举妄动。行至徐城（今江苏盱眙西北）时，庞勋和许佶等对戍兵们说：“吾辈擅归，思见妻子耳。今闻已有密敕下本军，至则支分灭族矣。丈夫与其自投网罗，为天下笑，曷若相与戮力同心，赴蹈汤火，岂徒脱祸，兼富贵可求。况城中将士皆吾辈父兄子弟，吾辈一唱于外，彼必响应于内矣。然后遵王侍中故事，五十万赏钱，可翘足待也”，除赵武等十二人忧惧欲逃外，皆呼跃称善。庞勋杀赵武，遣使携其首于崔彦曾，声称庞勋等远戍六年，怀念乡里，而赵武等“因众心不安，辄萌奸计，将士诚知诖误，敢避诛夷”，以麻痺对方。十月，使者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崔彦曾用严刑逼知真情，乃囚使者。庞勋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通过邮路致书崔彦曾，提出停止尹戡、杜璋、徐行俭职任，还徐戍卒“别置二营，共为一将”的要求。当时庞勋等离彭城仅一百二十里，阖城惊惧。崔彦曾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团练判官温廷皓说：攻打戍兵有“三难”，而原谅他们有“五害”。“三难”是“诏释其罪而擅诛之，一难也。帅其父兄，讨其子弟，二难也。枝党钩连，刑戮必多，三难也”。“五害”则是，“当道戍卒擅归，不诛则诸道戍边者皆效之，无以制御，一害也，将者一军之首，而辄敢害之，则凡为将者何以号令士卒，二害也。所过剽掠，自为甲兵，招纳亡命，此而不讨，何以惩恶，三害也。军中将士，皆其亲属，银刀余党，潜匿山泽，一旦内外俱发，何以支梧，四害也。逼胁军府，诛所忌三将，又欲自为一营，从之则银刀之患复起，违之则托此为作乱之端，五害也。”诸将也都认为，若放庞勋等入城，“必为逆乱”，后患无穷，不如乘其远来疲弊，将他们镇压。崔彦曾遂一面命牙将田厚简“慰劳”戍兵，进行欺骗，一面命都虞侯元密等将兵三千讨伐庞勋，并命宿州（今安徽宿县）出兵符离，泗州屯兵虹县（今安徽泗县）互为犄角助战。元密等至任山（在今江苏徐州西南）以北数里外埋伏，欲于戍兵进入驿馆后擒杀。庞勋捕得元密的“逻子”（暗探），遂作“偶人”为兵列于山下，悄悄离去，还攻宿州。至深夜，元密始知庞勋已撤走，又恐中伏击不敢追。次日，庞勋至符离，宿州乔翔将兵五百出战于虹县灵壁东的濉水上，望风奔溃。庞勋进击宿州。当时宿州缺刺史，又没有剩余兵将，观察副使摄州事焦璐决汴水以断北路，妄图阻止庞勋进攻宿州。由于水流尚浅，庞勋率军涉水而进，宿州遂为庞勋占领，焦璐狼狈逃走。当时“淮北大水，征赋不能办，人人思乱”。庞勋将从官府没收的货财分给百姓，同时募兵，“亡命者从乱如归”，一日之间参军者数千，大批农民加入庞勋军，桂州戍卒兵变开始向农民起义转化。庞勋加强城防守备，自称兵马留后。次日，元密军始至宿州城外，其时汴水水流已深，元密引兵渡水围城，“会大风，贼以火箭射城外茅屋，延及官军营，士卒进则冒矢石，退则限水火，贼急击之，死者近三百人”。当天夜里，庞勋使妇人打更，搜集三百艘大船，满载资粮，在夜色掩护下悄悄撤离宿州，顺汴水而下，向泗州驶去。翌晨，元密始知，“狼狈追之”。由于未暇进食，追及庞勋时，既饥又乏。庞勋停舟河堤下，伏兵千人于舟中，列阵堤外迎敌。元密军将至，阵上的庞勋军都走投陂中，元密以为怯战而逃，纵兵追击。这时，伏兵从舟中突然杀出，前后夹击，“自午及申，官军大败”。元密始知中计，慌忙引兵逃走，“陷于荷涫，贼追及之，密等诸将及监阵敕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人，其余皆降于贼，无一人还徐（州）者”，“亡命者归贼如市”。庞勋从被俘官军知彭城无备，遂乘胜北渡濉水，踰山直趋彭城。崔彦曾一面移牒附近州县求救，一面堵住城门，强迫百姓上城防守，“悉诛贼家属”，但“内外震恐，无复固志”。唐朝末年，彭城结聚山林的小股农民起义不断出现，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农民起义军还曾一度攻“入徐州，杀官吏”。唐统治者对他们或血腥镇压，或招入军中，或遣送到岭南戍边，庞勋麾下的骨干许佶、赵可立、姚周、张行实等就是当年“徐州群盗，州县不能讨，招出之，补牙职”。庞勋带领六、七千人的队伍，打回彭城，慰抚城外居民，“无所侵扰，由是人争归之”。义军很快攻克外城，崔彦曾退保内城。广大民众帮助义军攻城，“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庞勋率军在大火浓烟中四面斩关而入，拿下彭城，活捉崔彦曾等文武官员，将戍兵们痛恨的尹勘、杜璋和徐行俭“刳而剉之，尽灭其族”，当天就有一万余人参加庞勋队伍。庞勋以许佶为都虞候，赵可立为都游奕使，“党与各补牙职，分将诸军”。又命原徐州旧将刘行及将千五百人屯濠州（今安徽凤阳东），李圆（一说李员）将二千人屯泗州，粱丕将千人屯宿州，“自余要害县镇，悉缮完戍守”，建立政权。

由于彭城向为关东重镇，感化军节度使治所，“自隋氏凿汴以来，彭城南控埇桥，以扼汴路，故其镇尤重”。庞勋占领该城，沉重地打击了唐统治者，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因此，庞勋扩军，民众踊跃参加，“至父遣其于，妻勉其夫，皆断组首而锐之，执以应募。”“不旬日，其徒五万”。原先活跃在光州（今河南潢川）、蔡州（今河南汝南）、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兖州（今山东兖州）、密州（今山东诸城）、沂州（今山东临沂），以及淮浙一带的小股农民起义军，也相继投奔到庞勋的旗帜下，桂州戍兵哗变已发展为戍兵与农民相结合的农民大起义了。

庞勋命谋士周重起草了一道表文，上奏朝廷，声称“臣之一军，乃汉室兴王之地，顷因节度使刻削军府、刑赏失中，遂致追逐。陛下夺其节制，翦灭一军，或死或流，冤横无数。今闻本道复欲诛夷，将士不胜痛愤，推臣权兵马留后，弹压十万之师，抚有四州之地。臣闻见利乘时，帝王之资也。臣见利不失，遇时不疑，伏乞圣慈，复赐旌节。不然，挥戈曳戟，诣阙非迟”。就是说，庞勋打算拥兵徐州，要求唐王朝承认现状，任命他为节度使，否则就要率军打进长安，称王称帝。

尽管唐统治者不同意庞勋提出的要求，但却要利用这一点因而抚之，一面派人不断与庞勋周旋，一面利用争取到的时间，调兵遣将，以便时机成熟时，一举将起义镇压下去。庞勋对唐统治者的阴谋缺乏认识，没有乘攻下彭城、广大农民革命热情高涨的大好时光，猛烈扩大战果，把斗争推向新高潮，而是相反，在政治上，消极等待唐王朝的任命，他因而不杀崔彦曾等也是出于求节钺的需要。在军事上则采取满足于抚有四州之地的保守主义方针。总之，把自己局限于徐州及其附近一隅，没有及时提出符合广大农民愿望和要求的明确斗争钢领，涣散了斗志，整个起义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尽管庞勋义军打了一些胜仗，但进展显然迟缓。

刘行及攻打濠州，至涡口时，“道路附从者增倍”。濠州兵仅数百，刺史卢望回素无设备，不知所措，遂“开门具牛酒迎”义军。而泗州刺史杜却早已“完守备以待之，且求救于江、淮”。故当义军将领李圆的百名前锋至该州时，杜假意迎劳，诱入城中全部杀害。李圆率军围攻，杜凭坚拒守。由于泗州地当淮河与通济渠交会处，向为兵家必争之冲要，庞勋增兵至万余，但终不能攻拔。十一月，徐州邻近诸州也纷纷派兵占据要害之地，以对抗义军。不过，因其兵少，义军势众，故屡败于义军，义军攻破鱼台、金乡、砀山和单父等十余县。

唐王朝派高品康道伟赍敕书至彭城，进行“抚慰”。庞勋亲至郊外迎接，“自任山至子城三十里，大陈甲兵，号令金鼓响震山谷，城中丁壮，悉驱使乘城，宴请康道伟于毬场，使人诈为其他义军降者数千人，“诸寨告捷者数十辈”。庞勋这样做，一是以示欢迎，二是（更主要的）显示自己的实力。康道伟回京时，庞勋“复作求节钺表，附道伟以闻”。有人见庞勋热衷求节钺，就乘机进言：“留后止欲求节钺，当恭顺尽礼以事天子，外戢士卒，内抚百姓，庶几可得”，庞勋“虽不能用”，但颇为欣赏，故在唐皇帝死亡的所谓国忌日，遵照朝廷惯例至寺院行香，犒劳将士时，也象地方节度使一样，先向朝廷所在的西方拜谢。

唐王朝一切准备就绪后，又遣敕使至徐州，继续与庞勋周旋。庞勋以为必赐旌节，“众皆贺”。而敕使带来的只是“但赍崔彦曾及监军张道谨，贬其官”，而无节钺。庞勋大失所望，“遂囚敕使，不听归”。

接着，唐王朝以右金吾大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徐州行营都招讨使，神武大将军王晏权当徐州北面行营招讨使，羽林将军戴可师为徐州南面行营招讨使，征发魏博、延、义武、凤翔诸道兵以隶三帅。同时命沙陀三部落使朱邪赤心及吐谷浑、达靼和契苾酋长各帅其众，共“二十万”人，分南、北两路讨伐庞勋义军。又诏司农卿薛琼出使淮南、庐、寿、楚等州，“点集乡兵以自固”，利用反动地主武装协同作战。

当时“两淮郡县多陷，唯杜守泗州”。庞勋因李圆久攻泗州不下，以吴迥为将，昼夜“百道急攻”。敕使郭厚本将淮南兵一千五百人救泗州，至供泽镇（在今江苏淮阴县境），畏惧义军，逗留不进。泗州团练判官辛谠，夜乘小舟潜至洪泽镇求教，郭厚本不答应。吴迥攻泗州更急，城中几不能御。辛谠复往郭厚本处求救，受到淮南都将袁公弁反对，经辛谠力争，又“恸哭终日”，郭厚本才发兵五百（一说三百）。辛谠驱兵至淮北进攻吴迥，杜倡于泗州城上布兵与之呼应，义军败走。庞勋命刘佶将精兵数千驰援吴迥，再攻泗州。濠州义军将领刘行及遣其将王弘立引兵前来助战。唐镇海节度使杜审权也命都头翟行约将四千官军救泗州。义军歼翟行约于淮南后，进围郭厚本和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派来援救泗州的李湘率领的五千官军于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南）。义军致书于令狐绹，表示只要朝廷赐予节钺，就立即归顺，令狐绹在向朝廷奏请节钺的同时，命李湘戍守淮口，不得随意行动，因而李湘军。解甲安寝，去警彻备，日与贼军相对，欢笑交言”。十二月初，义军发起突然袭击，步骑直捣李湘营垒，其军猝不及防，“五千人皆被生絷（活捉）”，一举攻占都梁城，并将俘获的李湘，郭厚本押送徐州。义军遂占据淮口，切断了东南漕运入长安之路。此后义军设置水寨，用铁索横断淮水，昼夜不息地急攻泗州。

为了打破唐王朝的战略包围，庞勋乘诸道官军尚未到齐之机，主动出击。当时，康承训军扎营新兴镇（今河南宁陵县南），屯兵柳子镇（今安徽宿县西北）的义军将领姚周出兵拒战。仅万人的康承训寡不敌众，退屯宋州（今河南商丘），以待援兵。庞勋分遣其将丁从实等各将数千人南攻舒州（今安徽潜山）、庐州（今安徽合肥），北击沂州（今山东临沂）、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占领沭阳（今江苏沭阳）、下蔡（今安徽风台）、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巢县（今安徽巢县）、滁州（今安徽滁县）、和州（今安徽和县），杀滁州刺史高锡望，和州刺史崔雍望风而降。

闰月，戴可师将兵三万（一说二万）在淮南进攻义军。义军多次失利，“尽弃淮南之守”。戴可师进而围攻都梁城。城中义军很少，遂诈称“方与都头议出降”。他以为义军窘迫欲降，就主动后退五里。义军于深夜从城西涉水撤出都梁城。翌日清晨戴可师入空城，恃胜不设备。恰逢大雾弥漫，濠州义军将领王弘立抓住战机，率军数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捷径奔袭都梁城。戴可师正大醉，“官军不及成列，遂大败，将士触兵及溺淮死，得免者才数百人，亡器械、资粮、车马以万计，贼传可师及监军、将校首于彭城”。庞勋借此大捷之威，进围当时江、淮往来唯一要冲——寿州（今安徽寿县），夺取诸道向朝廷缴纳的贡献和商人货财，再次切断了唐王朝的汴路漕运，给唐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庞勋又“作露布，散示诸寨及乡村，于是淮南士民震恐，往往避地江左”。

庞勋不仅以凌厉的攻势一举打垮了官军的南面进攻，而且在北面战线上也粉碎了敌人的政治诱降，王晏权“数月招携，啗之以利，民口卒无革心者”。王晏权是王智兴侄儿。唐王朝以其为北线之帅，本欲借王智兴原在徐州多年为将帅的“威名”，“以怖贼，及是，反为贼困，不敢战”。义军向王晏权发起多次进攻，“王晏权兵数退衄”。

在有利形势下，庞勋没有趁势转入外线作战，而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都梁城大捷后，庞勋“自谓无敌于天下”。进围寿州后，“勋益自骄，日事游宴”。淮南节度使令狐绹惧怕义军继续进攻淮南，利用庞勋求节钺的弱点，遣使表示“许为奏请节钺”。对唐统治者仍抱有幻想的庞勋，“乃息兵俟命”，令狐绹则“收散卒，修守备”，伺机卷土重来。

唐王朝在命诸道兵急赴战场的同时，又走马换将，把丧师怯战的王晏权和令孤绹撤职，以左卫大将军马举（一说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充徐州南面招讨使，以泰宁军节度使曹翔为徐州北面招讨使，屯兵于滕县（今山东滕县）、沛县（今江苏沛县）。前天雄节度使何全皞也遣其将薛尤将兵一万三千人助战，军于丰县（今江苏丰县）、萧县（今安徽萧县西北）从西北威胁义军大本营——徐州，康承训则将诸道军七万余人屯柳子之西，自新兴至鹿塘（今安徽永城南）三十里，壁垒相望，从西南进逼徐州。在官军重兵压境三面包围下，义军处境十分不利。因为义军分戍四境，兵力分散，徐州城中义军不到数千人，义军诸寨还纷纷要求增加兵力。由于应募者寡，“民多穴地匿其中”，庞勋派人“搜掘为兵”。同时，与庞勋一起哗变的桂林戍兵“尤骄暴，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逐渐丧失了人心。因此，义军控制的。境内之民皆厌苦之，不聊生矣”。当时江淮地区又有旱灾和蝗虫，野心勃勃的义军将领孟敬文甚至企图取庞勋而代之。

咸通十年（公元869年）正月，官军进攻丰县，庞勋命心腹将将兵三千驰援。进攻海州的义军，因遭官军破坏桥梁的暗害和伏兵的突袭而全军覆没。进攻寿州的义军也被从淮、浙而来的官军所破，损兵数千。辛谠搬来的浙西官军携带米、盐，则在楚州（今江苏淮安）突破义军水陆防线，进入被围的泗州城。

二月，义军将领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请独将所部三万人破康承训军，得到庞勋赞同。王弘立引兵渡过濉水，袭围鹿塘寨，“自谓功在漏刻”、麻痹轻敌，在沙陀骑兵和寨中官军的反击下，义军大败，“官军蹙之于濉水，溺死者不可胜纪，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弘立单骑走免，所驱掠平民皆散走山谷，不复还营，委弃资粮器械山积”。为了瓦解义军，唐王朝救令“诸军破贼，得农民，皆释之”，故此后每当义军与官军作战时，有些义军就溃散。三月，康承训打败王弘立后，率军进逼柳子，与义军守将姚周“一月之间数十战”，其后康承训因风纵火，姚周弃寨撤退时，又遭沙陀骑兵追击，“自柳子至芳城，死者相枕”。姚周将麾下数十人（一说十骑）奔宿州。该州义军守将梁丕“素与之有隙，开城听入，执而斩之”。周重声泪俱下地对庞勋说：“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谋，今一旦覆没，危如累卵。不若遂建大号，悉兵四出，决力死战”，又劝庞勋杀崔彦曾，义军将领都表示赞成。

在此生死存亡关头，庞勋当机立断，接受了周重的建议。四月，庞勋杀死崔彦曾及其幕僚等，并“断淮南监军郭厚本、都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训军”，同时召开大会，对大家说：“勋始望国恩，庶全臣节；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勋与诸君真反者也，当扫境内之兵，戮力同心，转败为功耳”，“众皆称善”。庞勋的言行说明他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认清了唐统治者的虚伪面目，毅然改正求节钺的错误，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因而得到了广大义军将土热烈拥护。庞勋命全城男子集于毬场，挑选丁壮，得三万人，重新制办了旗帜，组建了新军。许佶等共推庞勋为天册将军、大会明王。他谦逊地辞去了王爵。此后庞勋再也没有向唐统治者求节钺，并以极大努力领导义军顽强战斗，但为时已晚，当时整个局面已不利于义军。

由于魏博官军屡围丰县，庞勋决定首先从此打开缺口。他深夜潜入城中，纵兵围困近丰县城的一座官军营寨作诱饵，伏兵要害之地，以消灭运动中的大量援敌。另外四寨官军果然来救，被伏兵杀二千人。魏博军畏惧义军势众，“知（庞）勋自将，惊而溃”。正在围攻滕县（今山东滕县）的曹翔风闻魏博军溃散，赶紧引兵退保兖州（今山东兖州）。义军“悉毁其城栅，运其资粮，传檄徐州”，出师数日，“摧（敌）七万之众”，声势复振。

庞勋乘丰县之胜引兵西击康承洲，至萧县，又约襄城、留武、小睢等寨义军共五、六万人，准备于四月二十九日夺回柳子。庞勋的进一军事计划不幸被混在义军中的淮南败卒密告康承谰，后者立即秣马整众，暗中设下伏兵。襄城等地义军先至柳子，中伏败走。庞勋仓促引兵自三十里外奔赴柳子时，诸寨义军已败，庞勋军“皆不战而溃”。康承训倾巢而出追击，以骑兵邀前、步兵蹙后，两面夹击，义军损失数万人，“（庞）勋解甲服布桥而遁，收散卒，才及三千人，归彭城”。

马举将精兵三万，分三路北渡淮河援救泗州，他用纵火焚栅之法，打败义军，义军大将王弘立英勇战死，吴迥退深徐城，义军不得不从围攻七月之久的泗州撤围。五月，当沂州（今山东临沂）官军围攻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时，庞勋命郑镒率所部援救，郑镒见庞勋屡败、官军势强，率部投降了官军。

六月，唐王朝又诏黔中观察使秦匡谋参与围剿。马举从泗州出兵攻打濠州，占领濠州管辖的招义（今江苏盱眙西）、锺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定远（今安徽定远东南）。义军将领刘行及在濠州城外筑寨拒守。马举用佯攻其西、猛击其东南之策，焚毁其寨，刘行及退入城中坚守。马举在城东、南、西三面掘堑，继续围攻濠州。庞勋命吴迥屯兵淮水北岸，助刘行及御敌。马举派兵攻打吴迥，义军损兵数千，营寨被平毁。唐王朝又以神策军将军宋威力徐州西北面招讨使，将兵三万屯军丰县与萧县之间。曹翔引兵相会，共同进遥徐州。

七月，康承训攻克临涣（今安徽永城东南），进拔襄城、留武、小睢等寨。曹翔占领滕县（今山东滕县），进击丰县、沛县（今江苏沛县）。

在敌人步步进逼、义军不断失利情况下，义军内部矛盾也日益暴露。一些义军叛逃，保据山林，反过来劫杀义军，其中尤以五八村最甚，叛徒陈全裕拥叛卒数千人，“战守之具皆备，环地数千里”，深为义军之患，后被康承训招降。沛县义军守将李直诣彭城计事，裨将朱玫举城降于曹翔，并在其指使下，攻占义军的丰县、徐城和下邳。庞勋兵攻打陈全裕和朱玫，皆不克而还。小校诸葛爽见庞勋势衰，遂裹胁百余人，与泗州守将阳群（一说汤群）降唐。蕲县（今安徽宿县南）土豪李兖也杀义军守将，举城降于康承训。

康承训乘机长驱直进，攻拔宿州之西的第城驿，围困宿州。宿州是义军拱卫大本营——徐州的重要屏障。义军将领张儒、刘景、张实等将兵数万，列壁相望，环水自固，以拒官军。张实向庞勋建议道：“今国兵尽在城下，西方必虚，将军宜引兵出其不意，掠宋、亳之郊，彼必解围而西，将军设伏要害，迎击其前，实等出城中兵蹙其后，破之必矣”。庞勋采纳其策，命其父庞举直和许估镇守徐州，亲率二万义军西征，力图扭转不利战局，挽救起义大业。

同年八月，康承训焚毁宿州外塞，义军退保罗城。康承训见硬攻不行，就“遗辩士以威动（张）玄稔”。宿州把守子城的义军将领张玄稔，原系徐州旧将，“尝戍边有功，虽胁从于贼，心尝忧愤”。见官军攻城甚急，宿州危在旦夕，遂夜召亲信数十人谋划投降。他派心腹张皋深夜前往康承训营联络，以便里应外合。九月，张玄稔一伙用突然袭击的诡计杀害张儒、刘景等人，开门出降，康承训兵不血刃地垂手而得宿州。张玄稔还引狼入室，向康承训献毒计道：“今举城归国，四远未知，请诈为城陷，引众趋符离及徐州，贼党不疑，可尽擒也”。他纵火焚宿州，如城陷军溃之状，引兵至符离，符离义军不知其诈，张玄稔杀守将，收兵万人。张玄稔至徐州，围而不攻，先向城上义军发起攻心战，说“朝廷唯诛逆党，不伤良人；汝曹奈何为贼城守？若尚狐疑，须臾之间，同为鱼肉矣”。潜伏在徐州城里的崔彦曾亲信原徐州故吏路审中，偷偷打开徐州“南白门，官兵入”，庞举直、许佶率领义军将士坚守子城，“拒守者三日”。在从北门突围时，庞举直和许佶不幸被追兵击杀，义军将士临危不惧，萸勇杀敌，宁愿赴水而死，也不屈膝。

康承训占领徐州后，立即引步骑八万追击庞勋。庞勋奔袭宋州（今河南商丘），虽陷其南城，终因城中有备，难以攻取，遂强渡汴水，南攻毫州（今安徽毫县）。康承训军先锋朱邪赤心所将数千骑兵尾追而至。庞勋引兵循涣水东进，将归彭城，未进饮食，至蕲县，将渡涣水。唐将李兖“发桥，勒兵拒之”。九月九日庞勋至县西，官军大队人马赶到，向义军发起总攻，庞勋及义军将士忍饥英勇抗敌，终因众寡悬殊而失利，庞勋英勇战死，近万名义军将士捐躯，其余绝大多数义军将士宁投水死也不苟活，表现了农民起义军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宋威攻取萧县，宿迁等寨降于军官。但是，濠州义军在吴迥率领下巍然屹立于敌人深堑重围中，孤军奋战，儿童和妇女也“运薪塞隍”御敌，马举“白夏及冬不克”。十月，义军粮尽，才不得已夜中突围，吴迥在招义牺牲。至此，庞勋起义失败。

庞勋起义是继裘甫起义后又一次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是对唐末统治者的第二次沉重打击。在短短的一年零二个月里，起义军转战于今广西僮族自治区。湖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及山东广大地区，攻占过徐、宿、濠、滁、和等“十余州”，拥“众二十万”。庞勋起义军“斩官吏”，打得官军数易将帅，狼狈不堪。特别是庞勋起义军一再截断江淮至长安的漕运通道，卡住了唐王朝的经济命脉，几置其以死地。由于“庞勋盗据徐州，久屯戍卒，连年飞，物力方虚”，“罄国币以佐军”，不仅大大加剧了唐王朝本已极其困窘的财政危机，而且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专权宦官以镇压庞勋为借口，讽令地方藩镇贡奉助军钱，并从中索贿。检校兵部尚书兴元尹、山南西道节度使牛蔚，“尽索军府之有三万端匹，随表进纳”，没有另给宦官重贿，“中官怒，即以神策将吴行鲁代还”，庞勋起义还打乱了唐王朝封建统治秩序，咸通十年正月，“以徐州用兵罢元会”，甚至不得不破例，“礼部贡举，宜权停一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天下缘此以至瓦解”的史论，就是这次起义在有唐一代农民战争史上重要地位的写照。

正因为庞勋起义猛烈地冲击了唐王朝的反动统治，唐统治者恼羞成怒，在将起义血腥镇压下去后，还要对起义军将士和起义军群众报复，如官军攻占徐州后，“悉捕戍桂林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在《平徐州推恩制》中，凡庞勋亲属及桂州回戈逆党为贼胁从、及纵因战阵拒敌官军、招谕不悛、惧法逃走”者，列为惩处对象，并特别规定：徐、宿、濠三州城内，“庞勋及桂州逆党亲属，并为庞勋腹心谋议凶徒，须加刑戮”。对于逃亡义军将士，张贴告示，要他们“两月内所在陈首”投降，还要对起义将士和起义群众在起义过程中捣毁、或没收的地主豪绅的田宅、仓窖等产业归还原主。

广大义军将士和起义群众没有被唐统治者的血腥屠杀和经济剥夺所吓倒、征服。幸存下来的部分义军将士和起义群众，继续坚持斗争。史称：庞勋“余党犹相聚闾里为群盗，散居兖、郓、青、齐之间”。唐统治者十分恐惧，宰相路岩、韦保街上表弹劾康承训“不能尽其余党”之罪，唐懿宗将其贬为蜀王傅、分司，旋再贬力恩州司马。又命徐州观察使夏侯瞳“招渝”。义军将士不为所骗，依然进行反抗斗争。唐传宗即位初，反抗斗争更加活跃，“州县不能禁”，朝廷“敕兖、郓等道出兵讨之”。这时新的革命高潮已经来临，王仙芝、黄巢起义相继在山东爆发。这支队伍，有可能和王仙芝、黄巢率领的起义大军相结合，一起进行彻底推翮李唐黑暗统治的新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