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

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至唐昭宣帝天祐四年（公元907年），是为唐后期。

唐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以及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在中央，宦官专权，朋党倾轧，南衙（朝官）北司（宦官）相争，在地方，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宦官、朝臣与藩镇之间既互相勾结，又彼此争夺，朝政异常黑暗。在苛重赋役，剧烈土地兼并和不断自然灾害重重打击下，广大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家破人亡。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首先表现在统治阶级的极端腐朽，及其内部的矛盾尖锐复杂上。

唐后期最高统治者大多是纵情享乐、昏庸残暴的皇帝。如唐懿宗，每月举行十余次盛宴，“听乐观优，不知厌倦”，经常在十余万扈从的前呼后拥中，到处游玩。为迎佛骨，“广造浮图、宝帐、香轝、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凤翔法门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其女同昌公主出嫁，“赐金五百万贯，仍罄内府宝货，以实其宅。至于房拢户牖，无不以珍异饰之。又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釜铛、盆瓮之属，仍镂金为笊篱、箕筐，制水精、火齐，琉璃、玳瑁等床”。两年后，她病死时，唐懿宗又极其奢侈地大办丧事，并惨杀无辜御医韩宗劭等二十多人，囚其亲属三百余名。

为了维护李唐统治，镇压人民反抗，唐王朝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官僚机构无比臃肿，雇佣军队数量惊人。

早在唐玄宗执政时期，全国官吏已多达三十六万八千余名。“自中世已后，盗起兵兴，又有军功之官，遂不胜其滥”。官僚可从朝廷得到优厚俸禄，享有免除赋役等特权，还能利用职权贪赃枉法，以饱私囊。如唐懿宗时，人们讽刺宰相曹确、杨收和徐商：“确确无余事，钱财揔被收，商人都不管，货贿几时休”。宰相路岩的亲吏边咸，家财“可赡军二年”。甚至一个小小的长葛县令严郜，罢职后能置“良田万顷，桑柘成阴，奇花芳草与松柏交错，引泉成沼，即阜为台”的偌大庄园，其如何吮吸民脂民膏可想而知。唐后期官僚奢侈腐化成风，公卿大夫竞为游宴，沈酣昼夜。

自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后，唐王朝养兵常八十余万。这些召募的职业兵，不事生产，一切靠朝廷供应，军费开支浩大。唐宪宗元和年间“率以两户资一兵”。至唐穆宗长庆年间，养“兵九十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

如此众多的官僚、军队，加上以皇帝为首的贵族、地主、商人和僧道等，组成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寄生阶级。元和年间已是“天下常以劳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这种情况，至唐末更加严重。

唐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为了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尔虞我诈，暗斗明争，闹到乌烟瘴气。

（1）宦官专权。唐代宦官专权“祸始开元”。宦官稍称旨者，即授三品官，列戟于门。高力士尤受重用。四方进奏，先呈他，后转唐玄宗，小事由其直接裁决。唐玄宗说：“（高）力士当上，我寝乃安”。朝政开始落入宦官之手。

安史之乱时，宦官李辅国挟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建立流亡政府，掌管军权。收复长安后，又押署制敕，政权亦为其操纵。唐代宗时，李辅国恃定策功，更加跋扈，公然对唐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其后宦官程元振“权震天下，在（李）辅国右”。宦官鱼朝恩之放肆又比程元振有过之而无不及。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后，中央禁军“全归于宦者”。唐王朝用宦官监军，戍卒不隶于守臣，守臣不总于元帅，至有一城之将一旅之兵，均派宦官监督，全国各地兵权也被宦官把持。宦官还掌握了出纳皇帝诏令的枢密使要职。因此，“自贞元之后，威权日炽，兰錡将臣，率皆子畜，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其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后期的穆、文、武、宣、懿、僖等皇帝，均为宦官拥立。唐文宗曾泣下霑襟地哀叹：“朕受制于家奴”，比“受制于强诸侯”的亡国之君周赧王、汉献帝“殆不如！”至于恣意诛戮诸王、妃主和宰相等，更无人敢言了。

有些皇帝不甘当傀儡，利用朝臣打击宦官。一部分朝臣不满宦官独揽大权，欲借天子招牌以谋取而代之。另一部分朝臣则趋炎附势，以遂私利。太和元年（公元831年），唐文宗与宰相宋申锡密议翦除宦官，为宦官知，便诬宋申锡谋反，迫使唐文宗贬其为开州司马。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唐文宗又和宰相李训、郑注等精心策划了一个以观看天降“甘露”而一网打尽宦官之计，由于关键时刻露了马脚而失败，大批朝臣被杀。大中年间，唐宣宗与宰相令狐绹等再次商量尽除阉贵，亦因密漏未遂。宦官权势更加煊赫。他们卖官鬻爵，贪赃枉法，广占田宅，横征暴敛，生活靡烂，是唐后期统治阶级中最反动、腐朽的势力。

（2）朋党之争。唐后期，科举竞争激烈，士人只有奔走权门，靠其荐举，才有较大及第希望。荐举者、考试官（座主）、新进士（门生）和同年进士之间，相互提携，逐渐形成朋党。他们与凭借门荫入仕者，彼此轻视、排挤。双方之争，肇端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制举考试，表面化于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科举舞弊，史称“牛李党争”。李党首领李德裕和郑覃，出身门阀士族，瞧不起庶族地主出身的新贵，说他们“祖尚浮华，不根艺实”，主张朝廷显官宜用公卿子弟，这些人从小熟悉官场，“不教而自成”，庶族寒门纵有出众人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不能尽悉。因此李党秉政时，多拔擢笃守礼法者，而“抑退浮薄”之人。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则认为遴选官吏，应以词采为重。他们不把那些仅凭高门望族或父祖官荫而入宦海的士族后裔放在眼里。其实，两党中人出身并不严格，李党里既不乏进士出身者，牛党里也有靠门荫入仕之辈。唐文宗时，牛李两党相互掣肘，争吵不休，许多政事无法解决。唐文宗深有感触的说：“去河北贼（藩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唐武宗继位后，李德裕为宰相，尽斥牛党的官僚。唐宣宗上台后，李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牛党东山再起，同样不容李党中人于朝廷。牛李党争表面上围绕科举问题，实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唐后期的朋党斗争一直持续至唐亡。

（3）藩镇割据（请阅本书第一章第一节）。

唐后期，由于朝政腐败，战乱不已，水利失修，水、旱、虫、风等天灾接连不断，有些地方官出于升迁私利，不准农民报灾，如咸通八年（公元867年），怀州（今河南沁阳）百姓报灾，刺史刘仁规“揭牓禁之”。陕州（今河南陕县）观察使崔荛，对于报灾百姓更加蛮横无理，“指庭树曰：‘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乃笞之”。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关东发生特大旱灾：“自截至海，麦才半收，秋稼几无，冬菜至少，贫者蓬实为面，蓄槐叶为齑，或更衰赢，亦难收拾，常年不稔，则散之邻境；今所在皆饥，无所依投，坐守乡闾，待尽沟壑”。在这样的灾荒年月，官府不仅不予赈济，而且依旧征收赋税，“督趣甚急，动加捶挞”。百姓撤屋伐木，雇妻鬻子，也仅能供催税官吏的酒食之资。百姓对唐统治者“畏之如豺狼，恶之如雠敌”。

唐僖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在其著名的《直谏书》里所说的国有九破：“终年聚兵，一破也；蛮夷炽兴，二破也；权豪奢僭，三破也；大将不朝，四破也，广造佛寺，五破也；贿赂公行，六破也；长吏残暴，七破也；赋役不等，八破也；食禄人多，输税人少，九破也”。正是上述唐后期统治阶级极端腐朽，政治异常黑暗的写照。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更突出的表现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激化上。具体来说，就是（1）苛重的赋税和差役，（2）剧烈的土地兼并（这两方面，请阅本书第七章第三节）。刘允章《直谏书》中所说的人民“八苦”：“官吏苛刻，一苦也；私愤征夺，二苦也；赋税繁多，三苦也；所由乞敛，四苦也；替逃人差科，五苦也；冤不得理，屈不得伸，六苦也；冻无衣，饥无食，七苦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八苦也”，典型地反映了唐后期广大劳苦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处境。这就是唐末农民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唐后期严重的社会危机，从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个方面同时表现出来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即将来临。

早在唐文宗时，刘于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应贤良方正科的著名对策中就向唐统治者发出了警告。他说：“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加以国之权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因缘而弄法”，“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如果遇上天灾、瘟疫，则“恐陈胜、吴广不独起于秦，赤眉、黄巾不独起于汉”。刘的话，切中时弊，但执政者恶而不听。

“不忍见国难危”的刘允章，唐僖宗时再次冒死上书，尖锐地指出，唐末“（人）有八苦而无一乐，国有九破而无一乐”，对于那些“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的天下黎民，如果朝廷再“不理，何以归哉？”终日只知“专务游戏”的唐僖宗，报本“不理”。当然，几声逆耳的忠言岂能打动昏君之心；病入膏肓的唐王朝，也不是任何人间的灵丹妙药所能起死回生的。将它抛入坟墓的历史任务，就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揭竿而起的千百万唐代劳动人民的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