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文明起源



红山文化牛河梁泥塑女神像

中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其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说：“有人说商代是中国文明的开始，如果真是那样，中国文明简直就像传说中的老子，一生下来就长出了白胡子”，“二里头文化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

今天，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始文明，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夏先生提出的二里头文化晚期已经进入文明时代的观点被学术界广泛接受。

时至今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文明从起源、发展到最终形成的整个历程及其背景、原因、道路、特点、模式以及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位置等对当代中国所产生的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尚书·舜典》：“濬哲文明”，都是指光明、有光彩的意思。在西方，“文明”是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与所谓“野蛮”相对的概念。

那么，中国文明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它为什么能够绵延不绝、长盛不衰？

中国以古代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号称礼仪之邦。可是，20世纪初，当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时候，近代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西来说。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科学民主呼声高涨，知识界要求重新审视历史，打破三皇五帝的传统史学体系。恰逢其时，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人们“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中国文明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步的。

始于1928年的安阳殷墟大规模考古发掘揭示出辉煌成熟的晚商文明，从此再也没有人把商代当作传说时代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就此拉开。

自1928年河南安阳殷墟发掘至今，九十多年过去了。现今，日益丰富的考古学材料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早在距今数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了若干文化区系，到了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逐渐形成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为主干，其周围环绕多个区域性文化的重花瓣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起源既是多元的，又是有核心的，呈现多元一体有核心的结构模式。

考古学研究还表明，中华文明的形成不是一个早晨就能够完成的，而是有一个复杂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有超过百万年的历史根系，约从公元前4000年前后开始向文明社会挺进，至公元前21世纪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时期。

从空中俯瞰蔚蓝色的地球，可以看到，中国屹立于亚洲的东部，它西连巍峨的帕米尔高原，东濒辽阔的太平洋，北抵大兴安岭和阿尔泰山，南达南海的曾母暗沙群岛。它像一只报晓的金鸡，雄踞在世界的东方。

据研究，三百四十万至一百七十万年前，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三次地质运动，使它隆升到现在的高度，在中国与旧大陆西方之间形成一道巨大的地理屏障，加上北边的巨大沙漠，中国因此与旧大陆的西侧分隔开来。同时，在中国的东边和南边则面临着浩渺无际的太平洋和南海，这就使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

中国周围不仅有高山大海这些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给远古时期先民的对外交流造成天然阻隔；而且，从人文环境看，在中国文明起源阶段，与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文明发祥地距离遥远，和最近的古印度文明中间恰恰隔着世界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二者也难以发生关系。因此，无论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决定中国的文明不可能是外来的，只能走独立起源的道路，是世界上少有的原生性文明之一。

文明的温床：两大农业区的形成。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上几个最古老的人类文明，都发生在最早出现农业经济的地方，都是农业文明。农业与文明发生如此紧密的联系，并非偶然。

在史前时期，对于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农业。农业的发明，实现了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的改变，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人类历史实在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有人称之为“农业革命”。可以说，自从人类发明了农业，才算真正踏上了通向文明社会的征程。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农业是由神农氏发明的。《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农氏只是传说中的人物，究竟生活在什么时代，无法确定，不过，更多的古典文献将他排在五帝之前，可见其年代相当久远。

在中国幅员辽阔的版图上，如果以适宜农业发生的条件来观察的话，黄河和长江所在的华北地区和华中地区无疑最具有孕育农业的优越条件。

华北地区属于中纬度暖温带季风气候，春季干旱多风沙，夏季炎热多雨，水热同步，秋季干凉，冬季寒冷，年降雨量约四百至八百毫米，基本上是半湿润半干旱地区，属大陆性气候。本地区最主要的地貌类型是广泛分布的黄土，厚厚的黄土为培育农作物提供了巨大的天然温床。黄河贯穿全境，千万年来，她像一条巨龙来回摆动，造成了约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地带，河谷和平原淤积的黄土土壤更构成了发展旱作农业的温床。

华中地区位于北纬二十五至三十四度之间，因高高的青藏高原的阻隔，这里呈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温夏热，四季分明，年降水量约为一千至一千六百毫米。这一地区河网密布，中国第一大河——长江，大部分流经本区，其流量是黄河的二十倍，它孕育了肥沃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这里水热条件俱佳，湖泊星罗棋布，适宜种植水稻等农作物。

与华北和华中两大区相比，中国的东北地区因天气寒冷而适于狩猎，华南和西南地区因河流众多，山高水险，平地不多，也不利于发展早期农业。因此，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只有华北和华中两地区最适合农业生产，把它们比喻为农业发生与发展的两大温床一点也不为过。

考古学证明，在中国大约一万多年前已经出现了农业，中国的长江和黄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农业的地区之一。

过去，我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大量的考古学实证告诉我们，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同样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长江、黄河这两大河流域共同孕育了以大米、小米为农业特色的东方文明。

考古界迄今见到的最早的农业遗址是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考古学家在玉蟾岩发现了几粒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稻谷，在仙人洞则发现了具有栽培稻形态的植硅石，在更靠下面的旧石器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野生稻。C14（碳十四）测年表明，人们开始栽培水稻始于距今一万两千年以前，这是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稻作农业证据。

考古学家在距今八九千年、重点分布在今天洞庭湖一带的彭头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更加丰富的稻作遗存。再晚一些时候，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了一层稻谷遗存，层厚二十至五十厘米，最厚处超过一米，折合稻谷多达一百二十吨以上，足以证明此时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稻作农业。除了稻谷遗骸之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南方稻作农具，多为木、骨质器具，如河姆渡遗址就发现了一种翻地用的骨耜，另外还有木铲、收割用的骨镰以及木杵、石磨盘等粮食加工工具，表明这是一种耜耕农业。

和南方相比，黄河流域更适合发展旱作农业，而不利于种植水稻，当地居民经过长期选择，最终培育出粟和黍这两种旱作农作物。目前，还不清楚这两种农作物最初发生的情景，不过到了距今八九千年的河北磁山遗址已经可以看到，在两千五百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大量储存粮食的窖穴，其中，存有粟的朽灰的至少有七十座，如换算成新鲜粮食，竟达十万斤！足见当时粟的产量很高。翻土工具多为石锄、石铲，收割工具有石镰，加工工具则有石磨盘、石磨棒等。可见，这一时期的农业早已告别了粟作农业的初级阶段。

在公元前7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南北两个农业文化区，即南方的稻作文化区和北方的旱作农业区。这两大农业区正是后来数千年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区，可以说主要吃大米的南方人和主要吃小米的北方人，在农业发明之后的数千年里共同缔造了辉煌的中华古文明。

多元一体有核心的中国文明。公元前10000年之后，亦即农业起源之后，中国史前文明加速向前推进，总的态势呈现以长江、黄河为主导、整体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势头。

中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复杂，各地原始居民的经济方式、居住模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等各有特点，同时与邻近集团保持交流，这样一来，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遗存，黄河和长江共同培育了中华远古文化，这不仅在旧石器时代的华北小石器工业和南方的砾石工业已显露端倪，到了新石器时代更是如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明是多元的。目前，已经可以确定的文化区有中原区及环绕其周边的海岱区、江浙区、长江中游区、长江上游区、甘青区、雁北区和燕辽区。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将其称为重花瓣结构，中原为花心，四邻为花瓣。这样，整个中国史前文化呈现多元一体，以中原为核心的结构。

中原文化区，古称华夏。新石器时代中期，出现了三支考古学文化，即河南中西部的裴李岗文化、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和河北南部的磁山文化，这三支文化与后续的仰韶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有人称之为前仰韶文化。在裴李岗文化阶段，各聚落体现出氏族平等的社会风貌，已经发掘的裴李岗文化的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密县莪沟北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都显示出平等的色彩。大约公元前5000年，这三支考古学文化融合成仰韶文化，后来大致经过四个考古学分期过渡到龙山时代。诸支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可概括为：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原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这一地区在所有区域文化中，不仅位置居中，而且从文化面貌上看，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总体态势是虽然有曲折，但向文明社会演进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约公元前2000年，这里率先走进夏王朝文明社会。

仰韶文化早期红陶老人头像

海岱文化区位于中原文化区的东边，以泰山为中心，东临大海，西接豫东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泰山北麓已经出现了后李文化，后续为北辛文化，接着先后经历了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至商代，融入华夏文化系统。海岱文化区以大汶口文化的原始文字、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闻名于世，近年来发现的丁公文字和一大批龙山文化城址，是其文明化过程中的亮点。

赤峰市宁城县小黑石沟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

燕辽文化区指今天的辽西平原至燕山南麓一带，这里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距今约八千年的兴隆洼文化。此后经赵宝沟文化，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演变为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这里出土了一种用作日常陶器的筒形罐，因而也有人称其为筒形罐文化区。这一文化区与东西伯利亚、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这里引人注目的是兴隆洼文化的玉器和红山文化的坛庙冢，特别是红山文化的彩陶纹样与中原地区的彩陶有相似的母体，彰显出与中原文化的交流。

甘青文化区可以看作是中原文化区向黄河上游的拓展，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大地湾文化，以后经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发展为马家窑文化，再经常山下层文化过渡到齐家文化。甘青文化区除受到来自东边的中原系统的文化影响外，至少在龙山时代又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来自域外的草原青铜文化的交流，呈现出草原狩猎、采集经济的面貌，这一过程大概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环境发生突变因而生产方式由农业转变为畜牧业有关。

新石器时代磨光红陶壶，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大南沟出土。

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双耳盖罐，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大甸子营出土。

巴蜀文化区最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在成都平原发现了一批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为闻名于世的三星堆文明找到了直接源头，这里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

长江下游地区，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了上山遗址那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接着出现了跨湖桥文化和小黄山文化；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钱塘江南北两侧出现了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稍晚在皖西地区出现了薛家岗文化、巢湖地区的凌家滩文化、环太湖的崧泽文化和江苏中部的青莲岗文化。到了大约公元前3300年，当地进入了良渚文化阶段，不过，像石家河文化一样，良渚文化不久就走向了衰落。

河姆渡文化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器

在上述各文化区当中，中原扮演了中华文明大熔炉的角色，这里不仅占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而且经过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对外扩张、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化、龙山时代的再度崛起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过程，最终具有了海纳百川般的胸襟，也较早形成了一整套与神权有别的所谓“礼制”的统治理念。这种朴素的、注重现实社会的思维模式，最终把中原地区推向文明社会，并为后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从考古记录看，史前社会的文明化是分三个阶段完成的。

第一阶段，公元前4000年前后至公元前3300年前后，大致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

在长江流域，原始城址——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率先在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被发现。城内有较大的制陶作坊和椭圆形祭坛等遗迹，说明那里是一个陶业中心和宗教中心。

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不仅出现了像陕西华阴西关堡、河南灵宝西坡、北阳平那种面积达数十万、上百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而且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出现了面积达二百多平方米的大型房屋和大墓，表明社会已经存在阶层分化的现象了。

仰韶文化陶塑人面像

仰韶文化陶鹰鼎

仰韶文化网纹彩陶船形壶

在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了大型的祭坛与贵族坟山，内出玉人、玉龟和刻有方位的玉牌等众多精美玉器。凡此种种，可以看出，一些文化中心已经迈出了走向文明的步伐。

第二阶段，约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5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溪文化晚期。

中原地区，河南孟津妯娌遗址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聚落，公共墓地出现了等级差别。大中型墓葬随葬象牙箍等高规格遗物，普通小墓则一无所有。

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墓地，少数大墓设置木棺，有的在棺外还建一层椁，随葬品可多达一百多件，含有大量制作精良的玉器和陶器。而绝大多数小墓则为仅能容身的小型土坑墓，无随葬品或仅有十分简单的随葬品。这里和大汶口墓地的埋葬状况，说明同一聚落当中的贫富分化现象更加严重了。

贫富分化导致社会阶层间矛盾的激化，对财富的觊觎和掠夺比先前更激烈了。这一切最终导致各地城址迅猛发展，城址数量激增，战争更为频繁，不同聚落不得不到处建城设防，抵御外敌入侵。

无独有偶，在长江流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古国。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城址群，城址有大有小，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一百二十万平方米。这说明当时的古国规模大小不一。而且，当时社会分层明显，已普遍进入“古国”时代。

东北地区，在红山文化后期出现了大型的祭祀中心和高规格的贵族墓群，其中，包括女神庙、方形祭坛和积石冢等大建筑群。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普遍分化，只有极少数贵族死后才能归葬于牛河梁这块圣地。

第三阶段，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时代。龙山时代出现了大批城址，大体分为中原地区城址群、海岱地区城址群、长江中游城址群、成都平原城址群、北方地区石城城址群五大城址群，加上长江下游新发现的特大型城址——良渚城址，可谓城堡林立。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宁远

在良渚古城确认之前，当时的说法是良渚代表了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实际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众多城址，特别是一些面积逾百万平方米的城址的出现，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些能够控制更大范围的社会成员的机构，这与史载国家机器的进一步完善相符合。史载，尧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断地征伐四方，如“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迁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尧、舜时期，国家机构更加完善。按照《舜典》记载，当时的官职有四岳、十二牧及司徒、司空、后稷等，再往下还有士、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更低一级的官员。尧、舜时已经有成套的刑法，可见国家机构比黄帝时已有较大的发展。

尧、舜、禹时，遴选国家首脑的继承人，采用的是所谓的“禅让制”。国家首脑不把权力传给儿子，而是传给贤明之人。有学者指出，禅让制的实质在于，氏族社会的民主选举制还以残余的形式存在，而家族的世袭制又还没有确立，最初的政权组织大概就是在这种矛盾的过程中产生的。禅让制反映了氏族制度的民主本质，尧、舜等人只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酋长，根本不是什么天子或帝；他们手下的官员也都是部落或氏族的酋长，都有明确的分工，管理公共事务。所以，尧领导的应该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联盟会议。

庙底沟文化红陶碗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玉钺

从史前文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在上述第一个阶段，中原地区的庙底沟文化向四周同时期的文化施加影响，其时代特点是中原向周邻文化的辐射。其中，特别明显可见的是庙底沟文化的彩陶花瓣纹图案的传播，东到大汶口文化，西至马家窑文化，东北至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南到大溪文化，到处可见。

马家窑文化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

大汶口文化白陶盉

可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四邻的文化一反被动态势，积极向中原地区拓展领域。其中，最明显的是来自东方和南方的集团向中原地区的反攻。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向中原腹地进军，已经在伊洛地区出现了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墓葬。南方的屈家岭文化也趁机把势力范围推进到洛河上游的卢氏县境内。

中原地区在经过了长达数百年的文化低潮之后，到了龙山时代重新彰显天下中心的优势，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的短暂调整，到距今约四千年时，在广阔的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以中原龙山文化为中心，在它的周边分布着呈重花瓣结构的龙山时代史前文化分布格局。

中原龙山文化占据着黄河中游地区，它的东边是山东龙山文化，它的南边是石家河文化，它的北边是雪山二期文化和老虎山文化，它的西边是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在这一巨大文化圈的外围，南边分布着岭南地区的昙石山文化，东北为小河沿文化，西边为新疆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西南有青藏高原上的卡诺文化等，整个中国大地出现了气势磅礴的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分布格局，这一格局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青铜文化分布格局，甚至奠定了中国版图最初的基础。这种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连接四面八方文化区系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中国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文化基础，给中国历史的走向以深远的影响，以至于千百年来流传着“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小河沿文化人形蚌饰

龙山时代，是一个战火连天的时代，也是锻造中华民族性格的时代，是最初意义上中国的孕育期。正是在战火的洗涤中，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熔炉。正是在无数次战争当中，同时也是在率领各地人民长期的治水活动当中，中原地区的首领——大禹，渐渐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最终夏邦联合其他邦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它标志着中国文明社会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