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邦国时代



陶寺遗址出土的土鼓，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鼓的实物。

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是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也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此时，在晋南、山东、湖北，甚至在距离中原地区遥远的成都平原和甘青地区，到处都留下了邦国的印迹，整个中华大地进入了万邦林立、城堡四起、争奇斗艳的邦国时代。整个社会处于从多元发展向以中原为核心多元一体的进程之中，以中原地区陶寺城址为代表的史前文明社会的到来，终于促成从邦国林立到以中原为核心的历史性转变。

这一时代大致相当于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程——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正在逐步揭开这一时代的神秘面纱，无言地向人们诉说着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往事……

龙山时代。文献中，夏代之前的尧舜禹时期已有“万邦”。如《尚书·尧典》说帝尧能“协和万邦”，《汉书·地理志》说尧舜时期“协和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里的“万邦”“万国”之“万”字，只是极言其多，不必指实，其中既有属于国家的政治实体，也有许多还属于非国家的政治实体，但“万邦”这一概念充分表现出当时众多部族分立各地、小邦小国林立的状态，而这些恰恰同考古学上龙山时代城邑纷纷崛起、散处各地、互不统属的文化分布格局相吻合。

龙山文化白陶鬶

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属于龙山文化，因而这个时期也被考古学家称为龙山时代，大约相当于古史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后半段，即颛顼、帝喾、尧、舜、禹时期。

龙山时代的一个突出的人文景观是涌现了大批城邑。迄今为止，已发现龙山时代城址七十座以上，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黄河河套地区。这些史前城邑大小不一，大者面积达百万乃至数百万平方米，小者只有数万平方米，其功能亦不尽相同，除了具有防御功能外，那些面积在百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城邑往往具有强制性权力机构。这种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正是古代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龙山时代出现大批城邑的背景是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据考古学研究，进入龙山时代以来，随着中原地区在调整重组后再度崛起以及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加快，以中原为核心、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最终形成。其标志是，在多元文化格局的内重花瓣的中央，形成了一个核心文化区——中原文化区。

具体表现是，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记录中出现了大量来自周边的文化因素，这是因为随着中原地区的逐渐强大，邻近的文化越来越感受到中原文化的压力。各地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不再仅仅是文化风格的传播，而是在制度、思想等更深层次上开展了全面交流。如中原地区发现的与良渚文化颇为相似的玉璧、玉琮之类，以随葬高端手工业制品等来显示墓主的身份地位，均是对东南地区社会风俗的接受，以及对后者等级制度的借鉴和吸收。

《尚书·禹贡》对九州的风土人情、地理特产都有记载，这表明，此时的中原人已经对其他民族有了颇为全面和比较深入的了解；反之，中原社会也以各种方式，甚至以战争手段，向其他民族输出中原制度或社会理念。这样，以中原为中心的全方位交流，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了民族间的理解和认同，推进了多元文化朝多元一体有核心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接下来的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兴起打下基础，最终导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有着广泛文化、心理认同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陶寺文化遗址。在多元文化当中，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陶寺文化尤为引人注目。陶寺文化因陶寺遗址而得名，该遗址位于今山西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约二百八十万平方米，有数个自然村那么大。

陶寺遗址

根据古史传说，包括陶寺在内的临汾盆地是帝尧陶唐氏的居地。陶寺遗址的年代大约为距今四千三百至四千年，其中作为都邑而存在的时间约为距今四千三百至四千一百年，这一年代范围在夏代之前，属于尧舜时期。

在陶寺城内，有宫殿建筑、贵族居住区、仓储区。这里还发现了一处“特殊”遗迹，被发掘者称为观象台，如果确实如此，便可与唐尧时的天文历法成就相联系，从而说明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帝尧陶唐氏的都城。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中，很多陶器都施以各种彩绘。比如有一件出自大墓的彩绘龙纹陶盘，可能是当时“王室”使用的一种礼器。正是从这个陶盘上的龙纹开始，中国的龙形象得以基本定型，延续至今。

彩绘龙纹陶盘，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

文字扁壶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扁壶的腹部上方，有两个朱砂写就的字符，一个是“文”字，另一个尚无定论，学界有命、易、尧、邑等几种解释，但都认为是与唐尧或夏禹有关的文字。这两个文字的字形和结构，比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文字有了进一步发展，再次说明龙山时代已有文字。

陶寺遗址出土的一件玉兽面，玉质晶莹剔透，造型优雅别致，与湖北境内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同类玉器造型极其相近，反映出中原上层与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密切关系。

陶寺的大型墓葬中出土了各种质地、各种种类的礼器，由此可以推想当时已经形成了礼制，这就是所谓的“器以载礼”，贵族身份和尊卑等级都可在礼器的使用中得到体现。

2002年发掘的IIM22墓规模宏大，尤其出土了龙盘、鼍鼓、陶鼓、石磬、彩绘陶簋、彩绘大陶盆、玉兽面、大厨刀以及玉圭、玉琮、玉璧和彩绘陶壶等王者之器，再次说明陶寺墓地存在国王级别的高级墓葬，不妨称之为“王墓”。

陶寺遗址大墓中出土的石磬

陶寺遗址墓葬资料呈现出鲜明的阶级阶层分化。发现的一千多座墓葬，可划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大类。处于最高层的是甲种大墓的墓主，这类大型墓使用木棺，棺内撒朱砂，随葬品数量多而精美，可达一二百件。处于最下层的是小型墓，这类墓的数量最多，占总墓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小墓墓主有的只有骨笄之类的小件随葬品一至三件，更多的则是一无所有。小墓中个别的尸骨缺失手、足，或头骨被砍伤。究其原因，若非战争中受伤，便可能是受刑所致。可以说，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陶寺社会已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阶级关系。

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范围应包括山东全境及江苏、安徽北部、河南东部的部分地区。发现各类遗址一千多处，经过发掘的遗址近七十处。其相对年代晚于大汶口文化而早于岳石文化，绝对年代大致界定在距今四千六百至四千年之间，其年代跨度大约为六百年。

龙山文化发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城址，大的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小的仅有三万至五万平方米，分布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涵盖了龙山文化的所有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标志。

龙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和技术之高，可谓空前绝后。其中，蛋壳黑陶和一批精美的磨光黑陶代表了龙山文化陶器制作艺术的最高水平，特别是蛋壳黑陶杯，薄如蛋壳，漆黑光亮，重仅几十克，已非实用器，此类器物的拥有者，一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权限。

制玉技术的繁荣和提高是龙山文化手工业的又一突出成就。山东临朐西朱封墓地出土了一件冠状玉饰，分别由冠首和柄两部分组成，冠首呈乳白色，整体雕刻成兽面状，表面抛磨光润，镂孔形状各异且左右对称，冠饰左右两边，各镶嵌一枚圆润的绿色玉珠，实为艺术精品。与玉冠饰同出的还有二件玉钺、一件四孔玉刀、一件浮雕人面玉簪等，均为上层人物乃至王室使用的高级礼器。

蛋壳黑陶高柄杯

礼器的出现和礼制兴盛是密不可分的，山东龙山文化发现的礼器种类繁多，并出现专业化倾向。礼器种类有玉钺、玉版、玉冠饰、蛋壳黑陶高柄杯、磨光黑陶垒等，这些器物均非实用器，但制作精良，是人们区分社会等级和身份的象征及标志。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山东龙山文化已经发现了真正的文字。山东邹平丁公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文发现于一个大平底盆底部，年代为龙山文化晚期，绝对年代约在距今四千二百至四千一百年间。该陶片上现存五行十一个字，右起第一行为三字，其余四行均为二字。这十一个字，其笔画线条流畅，排列规律，字体规范，显然是一种成熟的文字。

对于这片陶片上的文字，多数学者表示认同，有学者认为这批文字以连笔为主，与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有很大区别，不应是汉字的祖先，可能是古彝文。

纵观龙山文化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出现了一批大型遗址和城址，发明和使用了文字，而且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规模和等级的墓葬和高规格礼器，很多方面具备了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

令人不解的是，继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突然呈现文化衰落之势，反倒不如先前的龙山文化发达。与中原文化长期东西对峙的东方文化似乎在龙山文化末期遭遇了重大挫折，海岱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似乎改变了原有的轨迹。

良渚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命运相似的还有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在今浙江省北部和江苏省南部的太湖周围地区。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年之间，良渚文化的陶器，普遍使用先进的快轮制造，有些非常精致，带有刻划纹和镂空纹饰。石器磨制精良，有耜、犁、耨、镰等成套的农具，有多种多样的竹编器和已知最早的丝绸。良渚文化墓葬表现的玉器种类繁复，造型优美，雕琢精细，大多经过极细心的打磨抛光，呈现玻璃样的光泽。浮雕的纹饰纤细如发，其中，饕餮纹开启了商周青铜器饕餮纹的先河，令人叹为观止。

良渚文化的中心性遗址有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江苏昆山赵陵山、吴县草鞋山、张陵山，武进寺墩，上海青浦福泉山等。

2006—2007年，通过大规模的钻探和试掘，发现了良渚文化古城，其平面大致呈正南北方向，大体围绕莫角山和反山分布，总面积约二百九十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色黏土堆筑而成，内外两侧都有壕沟。

城内的反山遗址为一东西长九十米、南北宽三十米的人工堆筑土墩，总面积约两千七百平方米。1986年在土墩西部进行发掘，清理出良渚墓葬十一座，墓中发现棺床和朱漆木棺痕迹，出土精美玉器一千一百余件（组）。其中包括被称为“玉琮王”的玉琮、被称为“玉钺王”的玉钺以及玉冠状饰等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

神人兽面纹玉钺，浙江余杭反山出土。

瑶山祭坛

莫角山遗址为一人工堆筑的长方形土台，基本为正南北方向，上有三个高土墩，分别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目前在大莫角山西南、乌龟山东侧和小莫角山南侧都发现有夯土基址，其总面积不少于三万平方米。有些夯基上有成排的柱洞，并发现了大量土坯和大型的方木料。有的地方夯基厚近一米，可能是大型建筑的基址。

良渚文化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中国同时代最大的城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它的出现标志着良渚文化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

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地兼祭坛是良渚文化的特色之一。其中，良渚遗址群东北端的瑶山祭坛最为典型。这处祭坛整体规模宏大，其中心部位为一红土台，外围一圈灰色土，灰土外围再筑一周铺有砾石的黄土台，台西、北两侧保留有石坎。祭坛上发现南北两列排列整齐的十二座墓葬，墓葬中出土各类器物两千六百多件，其中仅玉器即多达两千五百多件。

良渚文化的墓葬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大致可以分为四级。第一级包括反山、瑶山墓地中的大墓。这些大墓均建在祭坛与墓地合一的人工土台上，墓圹长3米以上，宽1.5米以上，随葬品以玉礼器为主，数量多，琮、璧、冠形器、三叉形器、锥形器、璜、牌形饰均有，品种齐全，多真玉，刻画的人兽纹最为写实，形态变化多端，显示出这些墓的特殊地位。第二级以寺墩、福泉山、草鞋山、赵陵山、张陵山等墓地的大墓为代表。也多建在祭坛与墓地合一的人工土台上，随葬品以玉礼器为主，数量较多，但除均有琮、璧外，其他种类或有或无，精美程度差，假玉比例大。第三级分布较广，高台式和平地式墓地中都有，有少量琮、璧等玉礼器随葬。第四级墓数量最多，高台式和平地式墓地中都有发现，多随葬日常生活用的陶器和工具等，无玉礼器。此外，赵陵山遗址人工土台外的墓葬，被有些学者认定为殉葬墓。

高等级墓葬的存在，表明良渚社会上层集团的形成。这些墓葬多占据规模大、形制完备的祭坛，随葬最精美的玉礼器，说明上层集团拥有崇高的宗教权威，集团的首领很可能也是宗教领袖，对一定地区有宗教上的控制权。高等级墓中出土的大量玉钺、石钺显示，这些高级宗教人员同时具备世俗权威，可以推测，他们很可能也控制着其宗教势力范围内的军事、行政权力。

良渚文化玉钺

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玉器上面，发现有不少形体复杂的刻画符号，个别陶器上还有成串的符号。据研究，不少符号与大汶口文化的符号相同，很可能是原始的文字。在一件良渚文化陶壶腹部，有几个连续的符号，专家们普遍认为，它们不再是刻画符号而是真正的记录语言用的文字。

奇怪的是，良渚文化这样一个等级分明、分工精细、组织严密、在文明化道路上前进颇快的社会，到了大约公元前2500年，突然崩溃了。继之而来的马桥文化全无昔日良渚文化的风采，此后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呈现出衰落之势，这一现象，史书上没有留下片言只语，从而成了千古之谜。有学者认为，良渚文化过度开发资源，把社会的宝贵财富过度用在毫无实用价值的玉器生产上，最终导致社会崩溃；也有学者认为，是突然爆发的洪水或海啸淹没了整个良渚文化。直到最近几年，来自上海广富林遗址的新发现，打开了另外一条思路。在所谓广富林文化遗存中，存在大量与中原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相似的文化因素，莫非它们是中原人大举南下的遗留？或许正是中原势力的渗透，加速了良渚文化的覆灭。

石家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在传说中是所谓苗蛮集团的地盘，龙山时代属石家河文化，它因湖北天门市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以江汉平原中部为中心的地区，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目前发现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估计近千处，尤其是天门市石家河镇北最为密集，在约三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四十余处遗址，在此形成了一个密集的石家河遗址群。

石家河文化遗址

截至目前，石家河文化已经发现的城址有十八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石家河城，面积约一百二十万平方米。学者一般都认为，石家河城址的主要使用年代和繁盛期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从石家河城附近的罗家柏岭和肖家屋脊等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大型建筑遗迹、成批的玉器、残铜片和炼铜原料（孔雀石）及铜渣等遗物来看，这一时期的石家河城确实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石家河文化玉面人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富有特色，目前已发现数百件，多出自瓮棺葬中。其中，在石家河的罗家柏岭遗址和肖家屋脊遗址以及澧县孙家岗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玉人头像牌饰和坠饰、蝉形饰、龙形饰、凤形饰、璧、管、环等装饰品。这些玉器颜色艳丽、形象生动。特别是玉雕人头像，头戴人字形冠，两耳上有弯角形装饰，口吐獠牙，可能是当时的神人或巫师的形象反映。玉器制作已采用了切割、雕琢、钻孔和抛光等工艺，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石家河文化中很可能已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工业。

烧制的陶塑艺术品之多也是石家河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仅1978—1987年在邓家湾遗址的三次发掘中就出土了数千件陶塑艺术品，其种类除人像外，以动物和家禽、家畜形象最多，包括鸟、象、猴、龟、鱼和鸡、鸭、狗、猪、羊、牛等。

在肖家屋脊还发现有石家河文化早期的刻画符号四十一个，多数是陶器烧前刻画上的，少数为陶器烧后刻画的，符号有牛角形、山字形、圆圈、菱形、高圈足杯形等九种。

石家河文化陶塑动物

冶炼金属器是文明社会的特征之一，石家河文化已使用了铜器。在邓家湾和肖家屋脊遗址都发现过绿松石（孔雀石）铜矿石块，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出土了五件残铜片，为研究这一文化铜的冶炼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石家河文化社会的宏观结构与良渚文化社会有相似之处。墓葬有显著的分化现象，小墓一贫如洗，大墓富丽堂皇。如肖家屋脊的M7为一座大型土坑墓，墓口长3.2米、头端宽1.8米、足端宽2.4米、深约1米，男性单人二次葬，无葬具，有二层台。随葬陶、石器一百零三件，包括大量的水器、食器和酒器，还有象征身份和地位的石钺一件。

到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长江中游地区的城址包括石家河那样的大城，几乎全部废掉了。存续下来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融进了大量来自中原地区的影响。再以后，竟连人的踪迹也难以见到了，这种萧条一直持续到商周时期，当地的社会才再度复兴，不过，石家河文明的衰落比良渚文化要晚二三百年的光景。关于衰落的原因，有人认为与水患有关，但是，应该看到，石家河文化的前身——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文化大举进攻中原，以致河南西南部一些原为仰韶文化的地盘，被屈家岭文化所抢占。这个势头一直持续到石家河文化中期，但是，此后，一度被屈家岭文化扩张占据的地盘，又重新被中原文化覆盖。这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如此相符，看来，长江中游文化的衰落也与中原文化的南下有关。

中原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一波三折。这里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重组，其中，豫西晋南地区的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仰韶文化最早过渡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扩散开来，几乎覆盖了原来整个仰韶文化的范围。到公元前2500年前后，形成了几支既有联系又有特色的地方文化，如客省庄二期文化、豫西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以及局限在晋南襄汾盆地的陶寺文化，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

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伴随文化的重组、人群流动，以及周边文化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显得动荡不安。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中原城址如王城岗、古城寨、孟庄、后冈、平粮台等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中原大地进入了邦国林立的时代。其中，陶寺城址是整个晋南盆地邦国的中心。而豫西晋南地区的龙山文化，又名王湾三期文化，其遗址分布密集，大型聚落星罗棋布，如王湾、瓦店、登封王城岗、新密古城寨与新砦、洛宁西王村、武陟大司马、济源庙街等。各邦国割据一方，群雄并起，有的还修筑了城堡。在彼此格外激烈的冲突中，逐渐酝酿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其标志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这一地区产生了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而偃师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王朝的中心都邑。

根据历史记载，夏禹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以世袭制代替了部落社会的禅让制，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时代的开始。此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以中原地区为舞台核心展开了。这个基础最晚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奠定好了。

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传统看法认为远离中原地区的成都平原相继发现了九座龙山文化城址。其中，宝墩城址达二百多万平方米，设有内外三重围壕，可与中原陶寺文化的陶寺城址、良渚文化的良渚文化古城相匹敌，表明那里也于公元前2500年前后，开始了文明化进程。

无独有偶，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年代稍晚于中原龙山文化，虽然没有发现城址，但却出土了冶铜制品，还发掘出体现男尊女卑理念的合葬墓，反映出当时的齐家文化已经不是一个平等的氏族社会，已经开始向文明社会迈进了。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许多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加快了文明化进程的步伐，有的甚至已经跨入了初级文明社会的门槛，可是，这些文明在经历了辉煌之后，大都难逃衰亡的命运，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化的过程不曾中断，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经新砦期文化发展成为二里头文化，一波三折地逐渐演变为中国文明的核心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许宏

回眸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历程，人们会看到：是龙山文化的发现，以“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东西二元对立说”颠覆了“仰韶文化西来说”；又是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邦国文明遍地开花，以“满天星斗说”取代了“中原唯一起源说”。然而经过“百川归海”“多元一体”而形成的中华文明，无疑仍是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从地理上讲，这里拥有丰富的环境资源，不至于像红山文化那样日益因自然环境的突变而导致文化衰落，但也不像长江流域那样优越，社会分化不大容易充分展开。在日益频繁的军事活动和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军事领袖，带有更多的务实和军事色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中原社会的军事贵族们开始设法建立一套新的社会秩序，经验来自周围的地方文明。于是，在中原龙山文化中出现了主要是来自长江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的众多文化因素，并且，这里是居天下之中，为八方辐辏之地，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经验交汇融合，是其他各地区所不能比拟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够成核心，还有一个环境的原因，就是气候的突变给夏王朝的诞生提供了外部条件。据研究，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范围的气候事件，这也成为中原文明诞生的催化剂。传说中的大禹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领袖的威望，加强了权力，以至于对诸侯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夏王朝诞生了，从而揭开了夏商周三代青铜文明的帷幕，中国文明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