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农业起源



小麦与大豆。出自许宏《最早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人口数量大约占全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可是我们的耕地面积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我们靠占世界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这是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农业，并且选择了一条精耕细作的农业之路。否则，我们如此众多的人口吃什么？我们的民族怎么繁衍？社会怎么发展？

那么，中国农业是怎么起源的？五谷杂粮果真是传说中的神农或炎帝发现的吗？

中国北方旱地农业的起源。在世界范围内，农业起源中心主要有三个：西亚、东亚和中南美洲。

西亚是小麦、大麦的发源地，畜牧业以饲养山羊和绵羊为主；东亚，以中国为代表，是大米、小米的发源地，畜牧业主要是养猪业，另有鸡、狗养殖等；中南美洲是玉米的发源地，农业以玉米为主，伴有南瓜和豆类，这三者在印第安人的传说里被叫作“农业三姐妹”。这三大农业起源中心，产生了世界上六个原生形态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中美洲、南美安第斯文明。其中，中南美洲文明年代较晚，而且局限在不大的范围内，真正对世界文明产生巨大作用的，一个是西亚文明，后来发展成为西方文明；另一个便是以中国古代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

那么，中国的农业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

在科学尚未发达的古代，中国广泛流传着各种有关农业起源的神奇传说，有的说神农氏发明了农业，“斩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也有人说，炎帝的后裔为烈山氏，其子名柱，会种植谷物，被后人奉为稷神——谷物神。还有人传说，黄帝派人按照四季的变化来种植百谷草木。

当然，这些都是远古时代的模糊记忆而已，不能作为科学的凭据。

某些西方学者推测，农业出现的时间距今大约一万两千至一万年之间，地点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后传向中国。

科学昌明之后，先是由农学家根据栽培种与野生祖本的关系，判定农业起源地。有不少农学家认为印度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后来，有日本学者提出山地起源说，认为包括中国的云南、印度的东北部在内的东南亚北部山地，是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华裔学者何炳棣在其著作《东方的摇篮》中指出，中国农业的起源具有自己的区域特征和独立性，并不是从两河流域传入的。他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国农业起源地。

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已经在那里的窖穴和陶罐里发现了只剩下皮壳的粟（小米）。若换算成新鲜的小米，其中一个窖穴里发现的粟就有成百斤。后来在仰韶文化的好多遗址中都发现了两种小米，一种是粟，另一种是黍。可见，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确实是种小米的。

在农业起源研究中，农学家擅长排比稻谷的形态，但是仅靠农学家的研究，不能弄清楚这些农作物是怎样演变的。考古学以实物发现为基础，能够搞清楚古代遗物的年代。何炳棣的观点因为有了考古学实物的支持，更显得确凿可信。

不过，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只是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吗？没有比仰韶文化更早的农业遗存了吗？

仰韶文化的年代大体上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3000年，这时候的农业好像已经比较发达了，除了上面提及的粮食实物外，还经常在仰韶文化遗址里发现成套的农业工具，如石斧、石刀、石铲、石锄等，可见当时的农业发展早已脱离了起源阶段，中国农业的起源肯定要比仰韶文化时期更早。这一大胆的推测，在十多年之后，终于被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证实了。

1976年，在河北磁县一个叫磁山遗址的地方，发现了上百个粮食窖穴。粮食在这些窖穴里装好后，上面封一层土，这样，窖穴里的环境就能保持比较干燥的状态。这些粮食窖穴中有八十个还保存有粮食，当然都已经成为皮壳了。当时做了一种叫作“灰像法”的研究，认为这些粮食是粟。最近的研究证明里面还有黍和其他一些作物，但是以粟和黍为主。如果把这些窖穴里储藏的粮食换算成新鲜的小米，有十几万斤。这里发现的粟比过去所有遗址曾经发现的加起来都多，而它的年代是公元前6000年前，这一下把农业的起源提早了一千多年。同时，这里还出土了三种制作得非常好的农具：一种是石铲，翻地用的，证明那时人们已经知道翻地了；另一种是石镰，就是石头做的镰刀状农具；还有一种就是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用的。

与磁山几乎同时发现的河南新郑的裴李岗遗址，发掘出的农具几乎跟磁山的一样，只是石铲、镰刀都带锯齿，比磁山的更先进了。

差不多同时，人们在甘肃大地湾窖穴里面发现了粟，而且还是完整的一把，捆在一起，还有穗子。

这样一来，整个黄河流域，甚至再往北一点的内蒙古、辽宁这些地方都发现了这两种作物，年代都是公元前6000年以前，最早的差不多接近公元前7000年。与此同时，人们生活的范围扩大了，人口明显增加了，这说明至迟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前后，北方地区的旱地农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已经不是农业起源阶段了。

新石器时代鹿纹灰陶罐，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赵宝沟文化遗址出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们发现了比裴李岗文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其中，位于华北平原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距今一万年前后，这是一处平原上的具有定居性质的遗址，该遗址出土的狗和猪可能已是家畜，加工谷物的石磨盘，或许就是为了加工粮食用的。种种迹象表明，南庄头时期人类的经济活动虽然是以渔猎和采集为主，但是或许已经出现了家畜的饲养和原始农业。

如果说在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农业证据尚不充足，那么，在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不乏与农业遗存有关的重要发现。如辽西地区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兴隆沟遗址、中原地区的磁山与裴李岗遗址、西北地区的大地湾遗址等，都发现有炭化的小米，在贾湖遗址还出土了可能被种植的大豆遗存，种种迹象表明，裴李岗文化阶段已经脱离了农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前不久，在北京西郊东胡林遗址发现了实物证据——炭化小米。这个遗址的年代距今一万多年，是最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发现的。因此，人们普遍相信华北地区农业的起源，即黄河流域粟类作物（俗名谷子的粟和黍）的栽培也应该在距今一万年前后。

兴隆洼文化提斗形尖底石杯，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出土。

裴李岗文化石镰、石铲

我们从后往前推，实际就推出了黄河流域及北方地区农业发展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距今一万年前后，以东胡林遗址为代表，可能是农业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人们的主要食物恐怕还是靠野生采集、捕猎获得，少量栽种一点谷类作物，除了石磨盘、石磨棒外，没有发现翻地的工具。

第二个阶段，即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这个阶段，也就是相当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作确立期。这时，农业在人类生活中已经确立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农业产品已经成为食物的重要构成部分。我们看到磁山有那么多的谷物遗存，说明农作物应该是食物的重要来源。而这个时候，人们除了种植谷类作物——小米以外，还养猪。2002年、2003年，在内蒙古兴隆沟遗址浮选出粟和黍，有学者认为这比磁山文化早五百至一千年，说明此时西辽河上游也已种植粟和黍了。

所以，这个阶段的农业，已经跟后代的农业有非常明确的联系了。在这个时期，中国整个北方都种植这两种谷类作物，工具有了进一步发展，更能看出来的是：聚落——人生活的村落扩大，人口明显增加。这种变化肯定会以粮食生产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候旱地农业有了比较大的发展。

兴隆沟遗址炭化糜子

陕西西安鱼化寨炭化谷子

龙山遗址炭化小麦

第三个阶段，年代大概相当于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一千年是农业的扩展期。农业技术不仅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向外传播。一是往东传到朝鲜半岛，传到现在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还有一部分到了日本的九州半岛，这是旱地农业；一是向西传到甘肃、新疆；还有向南，在长江流域一些水利条件不好的地方，也开始学种粟类。

中国南方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南方地区的稻作农业的发现过程，与黄河流域旱作农业相似。考古学者最早注意到的稻作农业是湖北京山县的屈家岭和天门县的石家河遗址，这两个遗址均属于屈家岭文化，年代为公元前3400—公元前2500年之间。遗址的地层中间发现了稻谷遗存。当时的人们把稻谷壳掺在泥里，盖房子时抹在墙上，房子失火，墙上的土被烧成红色，在考古上，这种土叫红烧土，而土里的稻谷壳则保留下来了。在这两个遗址中，人们发现了红烧土里的稻谷壳。鉴定结果显示，稻子是栽培稻，而且是粳稻。经过测年，是公元前两千多年的遗存，也就是说离现在有四千多年了。中国四千多年前就种稻子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但是后来类似的发现非常多，长江流域比它早的遗址不胜枚举。

河姆渡遗址

1976年，有了更大的发现，那就是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年代是公元前5000—公元前4500年，也就是距现在七千至六千五百年的时候。在河姆渡遗址，考古学者发现了大量的所谓干栏式房子——地上埋木桩，上面铺地板，再在上面盖房子。当时的人们在加工谷物时，将一些皮壳掉在地板下面，大量的稻谷壳、稻叶堆积起来，足有上百平方米，经估算有数万斤。那里还发现了翻地用的骨耜（南方叫泥铲，是专门挖泥用的），是用牛的肩胛骨做的，第一次发掘就发现了七十多个。遗址中有些陶器上还画了画，有的画的是成熟下垂的稻子，一束一束的。这么早，中国的稻作农业就已经这么发达了，真是令人不可思议。更令人惊讶的是，遗址中一个陶釜的底上竟然发现了一块锅巴，这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具备了为稻谷去壳的技术。

河姆渡的稻作农业这么发达，当然不是起源阶段，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更早。

20世纪80年代，在湖南洞庭湖西边的澧县，发现了一个遗址叫作彭头山。彭头山文化中发现了丰富的稻谷遗存。当时人们常把稻糠当作羼和料，拌在黏土中制作陶器和涂抹墙皮。1993—1997年发掘的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聚落壕沟及沟内侧堆筑的土垄，出土小粒型原始古栽培稻种的稻谷、大米达两万多粒，还有木耒、木铲、骨铲等农具以及一百五十余种植物籽实，集中展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稻作农耕文化较高的发展成就。

2001年发掘的跨湖桥遗址，距今八千至七千年，是早于河姆渡文化的遗址遗存，那里出土了用大型哺乳动物的肩胛骨制作的骨耜和稻谷颗粒，说明耜耕农业已经诞生。

再晚些时候，距今七千至六千五百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稻谷、稻草的堆积，若折算成稻谷，可达一百二十吨以上，足见产量惊人！

这个时期，南方稻作农业的农具与黄河流域不同，多为木质、骨质，如翻土用的骨耜，就是用牛的肩胛骨修整而成的，另有木铲、收割用的骨镰以及木杵、石磨盘等加工工具。

1993年，在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和旁边的吊桶环遗址这两个公元前一万多年以前的洞穴遗址内，虽然最终没能找到稻谷的遗存，却找到了稻谷的植物硅酸体，俗称植硅石。

什么是植物硅酸体呢？稻叶上有一种特殊形态的物质，这种物质不会烂，它被埋在土壤里时，一定要在高倍显微镜下才能分辨出来。根据这种特殊形态，能够把稻子跟别的植物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尽管考古学家没有找到稻子，但是他们找到了稻子腐烂后的物质。

与此同时，湖南省南部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两粒稻谷，同时也有硅酸体。稻谷为普通野生稻，但具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1995年又出土了一粒稻谷，为栽培稻，但兼备野、籼、粳的特征，是一种由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了一万年前。接着，又发现了一粒公元前10000年以前的稻谷，这粒稻谷既像野生稻，又像栽培稻，正好符合稻作农业刚刚起源时的稻谷的特征。

上山遗址炭化稻米

此外，2001年在浙江浦江上山遗址也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后的带有野生特点的稻谷遗存，再次证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就可以把我国稻作农业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即萌芽期，类似玉蟾岩和仙人洞的稻作农业阶段。这时，稻子刚刚开始栽培，在人们的食物构成里不占重要地位。

第二个阶段是确立期，公元前7000—公元前5000年，大概是彭头山文化那个时期。那时已经有大量的谷物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发展期，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阶段，也包括河姆渡遗址阶段。在这个阶段的遗址中已经发现稻田了。稻田的出现，是稻作农业技术的一大进步。因为稻田里要蓄水，水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所以田地周围要有田埂，水多了排掉，水少了浇灌，这是稻作农业比旱作农业麻烦的地方。在彭头山遗址就发现了田块的萌芽。最近，河姆渡遗址旁又发现了一个叫作田螺山的遗址，在它周围探测到了大概八九十亩的稻田区。

第四个阶段是扩展期。主要是向东扩展：先从长江流域到华北，到山东半岛，再到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到日本的九州、本州，这条路线非常清楚，可称为接力棒式的传播路线。

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的形成。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何单单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农业起源地呢？

这是因为，史前华南一带处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四季常青，野果不断，采集经济发达，即使冬季，人们也不会为吃喝发愁，不存在冬季储粮的问题，因而，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缺乏产生农业的动力，不会成为农业的起源地。

北方地区，如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和西北地区等，不仅有漫长的寒冬，找不到吃的，而且环境恶劣，很难开发农业，也不会成为农业的起源地。

贾湖遗址“野大豆”遗存

只有地理位置适中、野生植物丰富，又亟待解决冬季储粮问题的长江、黄河流域才可能成为稻作农业区和旱作农业区，这一双子农业区后来成为孕育中国文明的主体和温床。

事实上，到公元前四五千年的时候，中国南北两个农业体系就已经形成了。在北方，形成了以种植两种小米为主的农业体系。这一农业体系中还有别的农作物，比如桑、麻；还有一些经济作物，比如豆子；有些地方也种稻子，后来又从西方引进了小麦、大麦。在这样的农业体系中，家畜以猪为主，同时还产生了对应的耕作制度和农业工具，总体构成了一个农业体系。也就是说，在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粟和黍为主要农作物的旱地农业体系。

在长江流域，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在这个农业体系里，家畜也是以猪为主，但同时养殖水牛。

这两个农业体系所处地域不同，但二者是紧挨着的。北方旱地农业歉收了，南方的水地农业可以补充；南方水地农业歉收了，北方旱地农业可以补充。而且，这两个农业体系涵盖的地域非常广阔。当时，中国周围的地区还处于采集狩猎经济时代，没有强势文化。西方有的地区发展程度很高，但比较脆弱，遇到野蛮民族入侵，就会被消灭，所以像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国文明没有中断过，这是我们的一大特点。中国文明的特色，就是以这两个农业体系为基础的，这两个农业体系就像双子星座，交相辉映。

世界上有四大农业起源地，其中，中国不仅是独立起源的，而且是面积最大的农业起源地，这里培育的稻米迄今仍然是当今世界人民的主要粮食之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广大，又有两个农业体系紧密联系，优势互补，即使局部遭受自然灾害，也不大可能波及整个地区。遇到局部歉收的年景，可以南粮北调，也可以北粮南调，从此，饥饿不再是直接威胁人们生命的根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 赵志军

农业起源，是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农业起源标志着人类由被动适应自然向主动改造自然的转变。这个转变确实是意义非常重大，在农业出现之前，也就是在采集狩猎生产阶段，我们人类对自然而言是被动适应，自然给我们提供什么，我们就获取什么。但是农业出现之后，人类就拥有了主动地改造与改良自然的能力，从而能够从自然中获取到更多的基本生活所需。

农业发展与聚落的产生。农业的初步发展给定居村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到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在东北、黄河和长江流域都出现了定居聚落。

这一时期的聚落以东北地区的兴隆洼遗址、中原地区的唐户遗址和水泉墓地、长江中游的八十垱遗址和长江下游地区的跨湖桥遗址为代表。

兴隆洼文化亚腰石铲

兴隆洼文化遗址

兴隆洼聚落平面呈不规则的椭圆形，长短径分别为一百八十三米和一百六十六米，周围有一道壕沟，宽1.5—2米。壕沟以内的居住区布满房屋，大约有十一二排，每排将近十座，总数约一百余座。这些房屋相互间没有打破关系，显然是一次性布局。房屋本身为半地穴式，多为三十平方米，最大的近六十平方米，最小的则不足二十平方米，室内结构和布局没有什么差别，说明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化，结合房屋内出土的生产工具，如石锄、石铲、骨锥、骨鱼镖等，和陶钵、陶罐等生活用具来看，这些房屋都是供居住用的，生活在其中的人应为一个对偶家庭。由几个这样的家庭构成的房屋排列在一起，每一排可能是一个家族，而整个村落便有可能是一个氏族公社，居民总数在三百人左右。

跨湖桥遗址

兴隆洼文化玉玦

中原地区的唐户遗址位于河南省新郑唐户村西，是裴李岗文化保留房址数目最多的遗址，房屋多为半地穴式，面积不大，可以划分为四或五个群，每群有房屋数座到一二十座不等。和兴隆洼一样，这里可能也是一个由对偶家庭—家族—氏族三级组织构成的氏族公社，人口较少。从房屋质量、大小及丢弃的遗物观察，看不出什么区别，应是一个平等社会。

中国南方的聚落与北方显著不同，这里湿热多雨，如何防潮成为居住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所以这里一般没有北方地区那样的半地穴式建筑，反而流行干栏式建筑，即把房屋架在木桩之上，下面养牲畜，上面住人，这种建筑在20世纪前半期的海南岛黎族地区还一直保存着。考古学家在距今约七八千年的浙江跨湖桥遗址发现了这种桩上长屋，并在稍后的河姆渡遗址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裴李岗文化三足陶壶与三足陶钵

东北地区的排房、中原地区的房屋群、南方地区的长屋，这几种房屋形态都代表着比家庭高一级、比氏族低一级的社会组织——家族组织，可见，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家族势力已经抬头，不过，尚未挣破氏族的羁绊而已。虽然整个聚落内部的人口开始增多，但是并没有发展出不平等的社会现象。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与粮食储备，为聚落生活的安定提供了保障。而稳定的聚落生活，则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多方面发展提供了保障。于是，各种各样的与精神生活相关的现象生机勃勃地出现了。

在河南舞阳贾湖人的农耕聚落生活中，人们在劳动之余，还用丹顶鹤的腿骨制作出二十五只骨笛，笛孔五至八个不等，能够吹奏出完备的多声音阶，是中国音乐史上了不起的发明。

贾湖遗址出土的刻在龟甲上的“日”字刻符，与甲骨文的“日”字甚为相似，虽然年代相隔遥远，却似能窥见中国汉字的某些渊源。

裴李岗文化出土的雕塑陶猪，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只陶罐上，原始艺术家刻画了猪肥稻香的生活场面，这是对生活的赞歌。

跨湖桥和白家村遗址出土的彩陶，虽然尚显稚嫩，却开启了彩陶艺术的先河，是彩陶文化的先声。

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玦，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器，迈出了玉器时代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