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五卷——中华先祖



北京猿人

人，是万物之灵，可是，这万物之灵又是从哪里来的？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时代，基督教的《圣经》中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模样”用泥土捏成一个男人，叫作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叫作夏娃。这两个人就是人类的始祖。中国则广泛流传着女娲造人的神奇传说。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提出物种是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进化的理论后，对人类起源的探索才开始踏上科学研究的康庄大道。

如今，上帝造人的观点早已过时。不过，人类究竟是怎样起源的？科学界迄今仍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的激烈争论。前者认为非洲是人类的唯一起源地，后者主张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南部也是人类的摇篮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根据分子生物学的最新研究，又有人提出世界上所有的现代人皆来源于二十万年前的一位非洲妇女！她的后代大约十三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并陆续迁徙到了欧洲、亚洲，取代了当地的古人类。这一理论假说被学术界戏称为“夏娃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当今中国人的直系祖先不是数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而是非洲人！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中国人的祖先究竟是谁？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呢？

周口店遗址。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西南四十八公里的龙骨山上。在远古时代，这里背山面水，森林密布，居住在此，既可采集林中的植物果实和根茎充饥，也可上山打猎，是适宜人类居住的风水宝地。

周口店遗址

1921年8月的一天，被中国政府聘为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等人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来到龙骨山下。安特生站在龙骨山一堵峭壁前，看到眼前的一条裂隙里填满了石灰岩块、沙土、动物化石和显然是因某种原因搬运而来的石英，激动地敲着岩壁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找到它。”

从1927年3月开始，考古学家在周口店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初战告捷，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人牙化石，解剖学家将其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不过更重要的发现还在后面。1929年12月2日下午4时许，龙骨山考古工地上寒冷的北风似乎吹得更加猛烈了，在十二米深的洞穴里劳动了一天的考古工作者正准备收工。这时，在洞底秉烛发掘的工地负责人裴文中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驰名中外的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就这样被发现了！年仅二十五岁的裴文中日后则成长为蜚声中外的史前考古学家。

周口店龙骨山共有五个有人类活动的洞穴，其中，以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头盖骨的第一地点最为壮观。该洞在距今一百万年前已具雏形，它东西长一百四十米，中部宽达二十米，已发掘深五十米不到底，含文化遗物的堆积厚度为三十至四十米，分为十三层，历时数十万年。

北京猿人时期，龙骨山附近的地理环境与现在差别不大。北面是重叠的高山，西南面为低山，东南方是宽阔的草原，东边有河流。北京人靠采集和狩猎生存。采集对象是植物的果实和根茎，如被烧过的朴树籽；狩猎对象主要是鹿类，也捕鱼，可能也吃大型食肉动物留下的残肉。

周口店遗址动物群里既有喜冷的动物，如狼獾、洞熊、披毛犀、安氏鸵鸟等；也有喜热的动物，如竹鼠、水牛、水獭等。可见，在北京人存在的数十万年间，气候和自然环境曾经发生了多次冷暖干湿的变化。

北京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把中国人的历史向前推进到距今七十万至二十万年之间，以事实回击了中国没有石器时代的假说。周口店遗址先后共发现了四十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为研究直立人的体质特征提供了珍贵资料。北京猿人的牙齿粗大，呈铲形，这是蒙古人种的一大特点。头骨粗硕厚重，眉脊突出，平均脑量为一千零八十八毫升。鼻梁较塌，前吻突出，下颌后收，肢骨比现代人粗壮。身高男性为一百五十六厘米，女性为一百四十四厘米。上、下肢骨已经十分接近现代人，但其头骨则带有很多原始特征。这种情况说明，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首先确立了直立行走的特征，手从原来的支撑作用中解放出来，因而可以制作和使用工具进行劳动。而人脑则是在直立行走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逐渐发展的，这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人类的理论。

北京猿人已经学会在石核上打击石片，打击方法至少有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再把石片修整成较精致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砍斫器和石球等。此外，考古学家还在一些鹿角上发现了砍砸、切凿的痕迹，这表明北京人也会制作骨器。

北京周口店遗址多处发现了人类用火的痕迹，洞穴堆积中发现了大量被火烧过的灰烬层，最厚处达一米而且集中分布，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火和管理火，从而把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数十万年。

周口店猿人遗址的发现，使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坡变成了驰名中外的古人类研究圣地。

令人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北京猿人遗址考古工作因1937年卢沟桥事变而被迫中止，1927—1937年十年间发掘出的大量珍贵材料，也在1941年12月爆发的太平洋战争中下落不明，给古人类学研究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蓝田人与元谋人。在北京人被发现之后三十年的时间里，北京人和早前发现的印尼爪哇人一直被当作世界上年代最久远的古人类代表。不过，中国的考古学家对此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贾兰坡就是其中的代表。

贾兰坡，自学成才的考古学家，他一生著作等身，荣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在周口店遗址发掘初期，他只是考古工地雇用的一名记账员，记账之余，这位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常常把古动物骨块揣在衣兜里反复熟记其特征并背诵其英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名字，刻苦自学古人类学知识。1935—1937年，因裴文中赴法深造，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1936年11月，在他的主持下，周口店遗址又新发现了三个北京猿人头盖骨和其他丰富的人类、哺乳动物化石，以及人工石制品和用火遗物、遗迹，周口店再次轰动了全世界。这位考古工地的记账员，因在周口店遗址的重大发现而在国际古人类学界崭露头角。

然而，贾兰坡并不认为给自己带来声誉的北京猿人就是世界上最早的人类。他于1957年发表《泥河湾期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脚踏地》一文，指出肯定有比北京猿人更原始的人及其文化存在。

蓝田人

元谋人牙齿

元谋人使用的简单工具

就在贾兰坡发表那篇文章的同一年，在山西芮城县风陵渡镇匼河村发现了几处旧石器地点，其中，经1961—1962年发掘的西侯度遗址出土的工具比北京猿人还要原始，其打制技术比较古拙。石制品类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尖状器等，与打制石器共出的有二十二种哺乳动物，其中，灭绝种占100%。文化层中还发现了一些烧骨，有可能是人类用火的证据，也不排除是森林野火所致。西侯度遗址的年代为距今一百八十多万年，远远早于北京猿人。

1965年，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遗址发掘出一件直立人头骨化石，即蓝田人，其年代距今一百一十五万年左右，要早于北京猿人。公王岭人的头骨骨壁极厚，脑量小，仅七百八十毫升，左右眉嵴相连，牙齿硕大，这些特征均比北京猿人更加原始。

同年，在云南元谋县东南约五公里的上那蚌村附近发现了两颗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直立人牙齿，该化石人类被命名为元谋人。

1973年冬，考古学家在元谋人化石出土地点及其附近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了打制石器、哺乳动物化石和炭屑。

元谋人使用工具复原图

元谋人的两颗牙齿粗大，呈铲形，带有明显的原始特征。出土的石制品只有三件，均为刮削器，采用锤击法打制石片，形体不大。哺乳动物化石既有第三纪的残余，也有早更新世的代表和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成员，反映的生态环境是较为温暖的森林—草原类型。元谋人的年代，经古地磁测定，为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左右，也有人认为是七十万至五十万年左右。

据古人类学家研究，人类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几个前后相继的阶段。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发现南方古猿和能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已经发现的北京人、元谋人、巫山人等均属于直立人阶段。

早期智人。中国比直立人要晚的早期智人的年代大约距今二十万至十万年之间，大致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那么，这些比直立人要晚的早期智人在哪里呢？这些早期智人与直立人相比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中国发现的第一批早期智人化石是“丁村人”。丁村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南五公里的汾河岸边，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

丁村尖状石器

丁村遗址发现于1953年，1954年组成了由贾兰坡任队长的发掘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丁村遗址出土的石制品比北京人先进、丰富得多。石器种类分为石核、大石片、砍砸器、似“手斧”石器、石球、单边形器、多边形器、鹤嘴形尖状器、小尖状器和刮削器，石器中以三棱尖状器为代表，称为“丁村尖状器”。这种大型石器后来被概括成中国华北两大旧石器系统之一的典型代表。

丁村人牙齿化石

丁村遗址发现了三颗人类牙齿化石，都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门齿成铲形，咀嚼面上的花纹比北京人简单，比现代人复杂，两颗门齿都远比北京人细小，比现代人略短，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相当。

丁村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种类有河狸、鼠、熊、野驴、野马、水牛、羚羊等，反映出丁村人生活的时代，他们周围是一种以草原为主的，从温暖转向干凉的自然环境。

除了丁村人外，同属于早期智人的还有许家窑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长阳人、马坝人等。

与直立人相比，早期智人有以下特点：

在体质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其体质形态与现代人接近，脑量也已达到现代人的水平，平均脑量已接近一千四百毫升，结构也更加复杂。头骨壁变薄了，但是，仍保留着一些原始特征，处于从直立人向晚期智人的进化链上。

石器类型增多了，不同种类的石器其功能划分越来越细，用石球制作的“飞石索”成为一种重要的狩猎工具。

对火的控制能力提高了，不仅知道使用火和管理火，而且已经懂得人工取火。

人口也在显著增加，在不到十公里的汾河两岸，发现了近二十处丁村文化遗址，说明当时的人口比较稠密。

总的来看，进入早期智人阶段的人们，在体质发育、技术水平、人口发展等方面都超过了直立人，正在朝下一个阶段——晚期智人阶段迈进。

山顶洞——晚期智人。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漫步北京街头，你随时有可能遇见高鼻深目蓝眼睛的白种人，性格活泼、皮肤黝黑的黑种人和头发自来卷的棕色人。每当此时，你或许会心生疑窦：不同的人种是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呢？

继早期智人之后的晚期智人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大约距今四万年前，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阶段，因受各地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人种。

我国晚期智人的发现要追溯到1930年，亦即发现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第二年。当时，裴文中为了查明北京猿人遗址的南部边界，在清理山顶的浮土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被浮土掩盖着的小洞口，取名山顶洞，1933年、1934年进行了系统发掘。山顶洞洞穴分洞口、上室、下室和下窖四部分，出土了包括三个完整头骨在内的至少八个个体的人骨、大批异常完整的哺乳动物化石及文化遗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带有钻孔的砾石、介壳以及动物的头骨和牙齿。

山顶洞发现的人类骨骼，至少有八个男女老幼不同个体，其中三个完整的头骨是在下室发现的。其共同特征是头骨都比较长，也都比较高，脑量增大，已达一千三百至一千五百毫升；脑壳变薄，牙齿细小，眼眶都不高，看起来比较扁。根据这一特征可以推断，这三个头骨的主人应该属于同一个种族，他们与现在生活在华北的黄种人有着基本的共同点，可把他们视为早期的黄种人。

山顶洞人的寿命比北京人长，死亡率比北京人低，也较早期智人低，山顶洞人死于六十岁的占14%，而北京人死于五十至六十岁的仅占2.6%，这说明人类的寿命延长了。

根据大腿骨长度推算，山顶洞人男性的身高接近一百七十四厘米，女性的身高约为一百五十九厘米，与中国现代北方人相仿，比北京人高。

山顶洞人的文化遗物有石器、骨角器和各种装饰品。石器只有二十五件，石料选自附近的河滩，打制石片采用锤击法和砸击法，石器只有刮削器和砍斫器两种，引人注目的是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穿孔小砾石和穿孔石珠。

比石器更能代表山顶洞人技术水平的是骨角器与装饰品，骨角器如骨针、赤鹿角；装饰品很多，有钻孔的小砾石、石珠，穿孔的海甘壳、兽牙、鱼骨，以及刻道的骨管等一百多件。

山顶洞人装饰品

与早期智人相比，山顶洞人的技术水平显著提高，显然已经掌握了钻孔的技术，包括单面直钻和对钻，刮挖技术也很发达。

现代人起源——“单一地区起源说”与“多地区起源说”。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重大课题。其中，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流行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一种叫“单一地区起源说”。这种理论认为现代人是某一地区的早期智人“侵入”世界各地而形成的，这个地区过去认为是亚洲西部，近年来则改为非洲南部。持此观点的学者相信现代的各色人种拥有一个近期（大约十万至五万年前）的共同祖先。后来向四面八方迁徙，替代了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形成今天的各色人种。另一种叫“多地区起源说”。该理论认为，现代类型的智人都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乃至直立人演化而来的，他们各自平行发展，当然彼此之间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某些基因方面的交流，最后演化成现代的各色人种。

这两种理论长期争论不休，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介入人类起源研究，提出所谓“现代人起源说”，也称“夏娃说”，再次引起双方交锋。

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几位学者，发表《线粒体DNA与人类进化》一文，他们根据对来自世界各地一百四十七位妇女胎盘细胞中线粒体DNA的分析，提出所有现代人种都可以最终追溯到距今大约二十万年、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位非洲的“夏娃”应是现在世界上所有人的共同“祖母”，因而被戏称为全人类的“夏娃”。此后，又有学者对细胞核DNA和Y染色体进行了研究，结论都支持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

1998年，十多位中国的生物学家和医学工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对来自中国不同民族和语系以及东亚的日本、朝鲜，美洲土著，新几内亚，高加索和非洲个体样本分析，得出的结论明显支持“现代人非洲起源说”。

中国某知名考古学家也指出，中国晚期智人并非源自北京猿人，而是来自非洲。因此，中国史前史应该从晚期智人开始写起。此前的旧石器早、中期也就自然消失，剩下的旧石器时代可以与新石器时代合并。

如此说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原本似乎明白无疑的问题，一时间，再次变得扑朔迷离，疑窦丛生。北京猿人难道不是中国人的祖先？如果说中国大地下面深埋着的旧石器中期以前的古人类竟不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先，那么，我们的祖先来自哪里？后来又到哪里去了呢？

面对巨大的挑战，中国大多数古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从容应战。他们指出，夏娃理论只是推算出来的假设，这一假设须经过考古材料的检验，而中国境内的化石证据支持“多地区起源论”。

马圈沟第一文化层。马圈沟遗址位于河北省阳原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

迄今为止，中国虽然暂时尚未见到类似于非洲南方古猿的化石，但是在继南方古猿阶段之后的直立人、智人阶段的化石材料比非洲更丰富，提供了环环相扣的演化链条。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境内不断发现一些年代突破一百万年，甚至接近或超过二百万年的古人类文化遗址，其年代之早直逼非洲南方古猿。

在华北地区，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发现了估计年代距今大约一百万年前的石器，小长梁遗址和马圈沟遗址更发现了可能超过二百万年前的石制品。

在长江流域，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遗址，发现了一块人类左侧下颌骨、一枚人牙和三件石制品，经古地磁和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证实，其年代为距今二百万年前后。

在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发掘出的人工制品及共出的哺乳动物群，比巫山的更古老，原研究者估计其年代可能距今二百四十万至二百万年。

迄今为止，在中国的长江、淮河和华北地区，多地发现了距今二百万年前后的直立人人骨化石或文化，这部分遗址与非洲二百万年前的南方古猿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年代已经部分拉平。

直立人中有距今二百万年前的巫山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还有一百一十五万年前的陕西蓝田人、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和湖北郧县人、三十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与南京汤山人。

距今二十万至十万年间的早期智人代表有辽宁金牛山人、陕西大荔人、安徽银山人、山西许家窑人和丁村人、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等。

过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缺乏距今十万至五万年间的人类化石，这也正是“夏娃”理论的立论依据。按照“夏娃”理论的解释，由于某种原因，那时的中国是一片无人区，因此，没有人类存在。这种状况因新近发现的许昌人得以改变。2007年12月17日，在河南省许昌市灵井发现的头盖骨化石的年代约为十万至八万年前。

河套人头盖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萨拉乌苏出土。

距今四万至一万年间的晚期智人代表有广西柳江人和来宾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云南丽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陕西黄洞人等。

如果把从直立人到晚期智人的化石材料摆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演化系列，并能够观察到一系列共同的形态特征。例如，呈长方形的眼眶、铲形门齿、扁平的脸面、扁塌的鼻梁等，在许多方面与现在的黄种人比较相像，这些共同特征的延续是古人类在中国连续发展的结果。这表明至少一百七十万年以来，中国人的进化过程是连续不断的。如在中国发现了很多门齿化石，其中，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的门齿化石背面都是铲形的。而在非洲，这种情况只有百分之十几，在欧洲还不到百分之十。

当然，中国还有个别人骨化石头骨具有本地区不常见而其他地区常见的特征，比如，广东马坝头骨的眼眶呈圆形，南京人一号头骨的鼻梁高翘，山顶洞一百零二号头骨不很扁等，这些特征在欧洲却很普遍，这很可能说明，中国的古人类与欧洲有少量的基因交流，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中国的古人类演化以连续进化为主的事实，只是附带杂交的演化轨迹。

如果我们的祖先曾经一脉相承地生活、繁衍在这块名叫中国的土地上，那么，他们创造的文化也将呈现前后延续的传统而不会突然中断，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中国最早的旧石器文化距今约二百万年前后，以华南、蓝田和泥河湾的发现最具代表性。其中，华南与蓝田地区，石器多用形体较大的砾石直接加工而成，如尖状器、砍砸器等。而在泥河湾盆地，使用的石器大多来自附近山坡上的岩块，主要用石片加工出各类小型工具，其中，刮削器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依技术而言，均属于石核—砍砸器系统，与东非奥都威和西亚地区的石器工具很类似。

距今一百五十万年或更早，东亚地区主要流行的仍是石核—砍砸器技术。而率先出现在东非的手斧技术（阿舍利技术），不久在欧洲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旧石器时代中期，华北地区继续流行以石片石器为主体的旧石器文化，以锤击技术为主体，直接剥片，石器有小型化的趋势。华南仍属于砾石石器工业系统。而在旧大陆西方，是莫斯特技术盛行的阶段，石叶、细石器技术十分发达。

旧石器时代龟背形刮削器

旧石器晚期，在华北则可以看到典型的石叶与细石器技术，最典型的是宁夏水洞沟遗址，有人将其视为与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的细石器文化发展阶段表现得更加明显。不过，即使在华北，绝大多数石器仍然是当地固有的石片石器，而不是那些具有西方传统因素的石器。在华南砾石石器技术与不典型的石片石器技术仍然是主流，没有发现来自西方的莫斯特技术、石叶技术和细石器技术。

水洞沟遗址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表明，中国自始至终都与西方有明显的区别。当然，中国的远古祖先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在连续演化的过程中，辅以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走出了一条以独立演变为主、文化交流为辅的发展道路，这一认识与从人骨化石中得到的结论，岂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中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促使人们相信中国也是人类起源地的根据之一：中国境内发现了比非洲南方古猿年代更久远的各种人类的近亲——古猿的化石材料。理由很简单：既然那时存在过人类的近亲，同样的生存环境，为什么不可以存在人类近亲的伙伴——古人类呢？

按照现代人类起源理论，古猿最初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后来由于地壳变动，自然环境和气候发生突变，导致森林减少，迫使古猿下地生活。按照目前研究的结果，最古老的灵长类，是人类和现代所有猿猴的共同祖先，大约在五千万年前，猴类和高等灵长类由共同的祖先分化开来，然后沿着各自的进化方向发展下去。

非洲已经发现了距今三千五百万年前的早期高等灵长类，不过，它们只是高等灵长类进化阶梯上的某一段，而并非始祖。在距今五千万至三千五百万年这段时间间隔中，地球上肯定存在过一些更加原始的高等灵长类，甚至其始祖。

到哪里去寻找它们的踪迹呢？回答是令人兴奋的，它们就在中国！考古学者在江苏溧阳上黄地区发现了至少四种高等灵长类，年代为距今四千五百万年前，比北非的高等灵长类早了将近一千万年。其中一种被命名为中华曙猿。贾兰坡评价说，中华曙猿是20世纪古生物学上又一次极为重要的发现，其意义可以与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相媲美。

在中国，各种古猿化石材料层出不穷。

在云南开远小龙潭的煤层中发现了距今两千万至一千四百万年的森林古猿。

在云南禄丰发现了距今约八百万年的拉玛古猿头盖骨化石，比非洲的古猿更靠近真正的人类。

在云南元谋，发现了大约距今四百万年前后的元谋古猿，其年代已经闯入非洲最近发现的南方古猿的年代范围。

云南禄丰古猿腊玛下颌骨

此外，在广西的大新黑洞、柳城巨猿洞、武鸣巨猿洞和湖北建始的龙骨洞等地，人们还发现了巨猿化石，它们也是人类的近亲，在早更新世早期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广西、广东和湖北一带，可惜，它们没有我们人类幸运，可能延续到中更新世就灭绝了。

综上所述，中国拥有广大的新生代地层，已发现了距今四千万年前后的高等灵长类化石和多种古猿化石，年代可能超越二百万年的古人类遗骸及文化，至于一百万年以来的古文化和古人类材料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使人们相信，中国也有可能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我们的远古先祖，在成功地走出森林、完成从猿到人的转变之后，背起行囊继续上路了。在漫漫征途中，他们的腰杆越来越直，双手越来越巧，心智越来越开化，他们用集体的智慧和辛勤的汗水，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最终迎来了新石器革命的到来和中华文明的曙光。

正所谓：风雨如磐，光明在前。历史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