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历史——夏礼和中华传统礼仪

夏礼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诸多历史文献都有相关记载，尤其是以“好古”著称的孔子，在《论语》一书中反复提到了夏礼，并毫无保留地加以褒扬。他的“栖栖一代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弄清夏礼的内涵和脉络，为他一贯倡导的礼治寻找思想源头。孔子曾经说过：“夏礼吾能言之。”孔子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他了解夏礼，而且“能言之”，可惜他没有用文字的方式将夏礼明确无误地表述出来。

关于夏礼的地位问题，孔子是这样表述的：“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是关于礼仪传承的最具经典意义的一段表述。这里讲述了与“礼”相关的四个时间段：一是夏代之礼，就是在夏代四百七十一年间形成发展起来的最古典的礼仪制度。二是殷代之礼，吸收夏礼的精华并根据殷商的社会实际加以“损益”形成发展起来的礼仪制度。三是周代之礼，吸收夏、殷之礼的精华并根据周的社会实际加以“损益”形成的礼仪制度。四是周以后直至百世以后之礼。孔子在这里讲述了自夏起到孔子之后三千年（“百世”，中国传统以三十年为一世，百世即三千年）间礼仪的传承问题。商礼“因于”夏礼，周礼“因于”商礼，以后的百世又“继于”夏、商、周之礼，这样看来，夏代不就是中国礼仪文化的思想源头么？简言之，是夏礼为中国这个礼仪之邦奠下了基础。

在此可以探讨一下夏礼的特点。

其一，夏礼“朴”。

礼仪是社会生活的人文，与社会风尚息息相关。夏禹是一个朴素的人，作为原始社会的最后一个部落联盟首领，他身上多多少少还留存有即将逝去的那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朴素印记。他带领治水大军十三年如一日地辗转在河川、山岭，没有那种朴素而实在的精神气质怎么行呢？夏礼是大禹首创的，它当然体现了大禹本人及部落群体的人格和风格。

钺与戚（被认为用于宫廷礼仪之器）

就拿祭祀文化来说吧，夏礼中的祭品就以“朴”为特征。朴者，本原本质之谓也。《论衡·量知》有言：“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张衡《东京赋》亦注：朴，质也。“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礼记·郊特牲》）“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夏在祭祀时敬献给天、地、祖宗的是“玄酒”和“明水”。何谓“玄酒”？就是从洁净的河里取来的纯水，色深黑，故称为“玄酒”，其实它根本不是酒，这里以“酒”名之，只是表示对神灵的敬重而已。何谓“明水”？就是用铜鉴从草叶上取下的晶莹的露珠。河中的清水，草叶上的露水，那是最自然、最本质的东西，用来祭祀天地祖宗，岂不朴哉！而商、周就不同，他们用的“醴”、“酒”都要比夏用的“水”高贵得多，不过那样一来，“朴”的本色也就完全失去了。

大禹的不用酒祭祀，自有他的道理。《战国策》中有一段记载说，有一位名叫仪狄的人发明了酒，就拿来进献给大禹。大禹饮了几口，觉得甘美异常，但饮后晕晕乎乎的，于是认为那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下令杜绝制酒，并疏远仪狄其人。在禹之时，及夏代兴盛之时，祭祀之礼尚且如此，朋友聚会也该是清茶一杯吧，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夏人除以水祭祀和以水待客外，还以水生野菜作为祭祀品。夏人有一句名言：“居山以鱼鳖为礼，居泽以鹿豕为礼，君子谓之不知礼。”山中本不出鱼类，如果你硬是用珍稀的鱼类去祭祀，说这种人“不知礼”是理所当然的。河泽边居住的人不会去饲养猪之类的动物，谁要是偏要拿猪去祭祀，说这种人“不知礼”也是理所当然的。夏人居于水边，水边有的是水草和水菜，他们就用现采的最新鲜、最上乘的水菜祭祀，表现了他们的诚心。这是在他们的历书《夏小正》中被正式记录的。

其二，夏礼“俭”。

“俭”，就是简朴、俭省。系“朴”的延伸。礼仪本身就是生活的写照。夏人生活中爱惜财力物力，礼仪当然就一切从简了。

孔子的学生林放问老师，礼的根本是什么。孔子回答说：“这在现在是个大问题，在我看来，礼与其铺陈奢华，不如简朴些好；丧事，与其仪式搞得那样隆重，倒不如真正悲伤点好。”这里，孔子批评的是铺陈奢华的礼仪，表彰的当然是简朴的夏礼了。

礼之“俭”者，“简”也。“简”在哪里呢？从《史记》等文献中我们还是可以爬梳出简朴夏礼的某些痕迹来的。

商周以后，被称为“礼之本也”的婚娶之礼是最繁复的。按照《礼记》和《仪礼》的记载，在确立婚姻前，先要行“纳采”礼，就是男方向女方送一只雁，告诉女方已被选择为男方的对象；第二步是“问名”，表面上是问姓名，实际上是问对方生辰八字，供男方选用；第三步是“纳吉”，就是男方根据女方供给的生辰八字，进行仪式繁杂的占卜，如占卜得到的是不吉祥的兆头，就不告知女方了，卜得吉兆，就告知女方；第四步是“纳征”，即纳聘礼以为婚姻之征；第五步就是“请期”，男方请求女方同意婚期。这五步中还有许多具体细微的事情要做。然而，这五步还只是确立婚姻关系的开始，从确立婚姻关系到举办成婚大典还有若干步骤。可是，夏代的婚礼就绝不会如此繁琐，它多少还有着原始社会的遗风，大禹与涂山女的婚配就是一个明证。三十未娶的大禹带领治水大军来到涂山地区，见到了年轻美貌的涂山女娇，不久就喜结连理。婚后第四天禹带着治水大军走了，女娇十个月后生下了启。他们的婚姻自主、美好、简约，天长地久。

与婚礼相对应的所谓“世之大礼”是丧礼。在《墨子》一书中记述了大禹死后的丧礼，这也可以作为夏礼“简”的一个有力佐证。据说，禹治水成功后，开始巡行天下，结果劳累过度，病死在会稽山。临终，他对身边的人说，丧事要尽量办得简朴些，死后就穿平时穿的衣服，里外三套衣衫就够了。前文有述，大禹交待有一口三寸厚的薄皮棺材就可以了，外头再不用打棺椁，免得浪费钱财。棺材掩埋要有一定深度，免得上头的人会闻到臭味；但也不要太深，太深了地下的黄泉水就会淹进棺内；最重要的是，“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把土壤再厚厚地覆盖在棺材上面，好在上面种上庄稼。由此可见，大禹俭朴的丧葬之礼是那样的实用，这礼那礼，最终考虑的还是民生。

其三，夏礼“圆通”。

“圆通”者，处事灵活也。在夏人看来，礼为生活所用。生活本身是最权威的，夏礼因生活而圆通。历来有所谓的“夏夷之辨”，夏与夷之间民风民俗也有不小差异。可是，夏人走出去，与各方夷人能打成一片，做到入乡随俗。“禹袒裸国”，就充分说明夏礼的圆通性。而夷人到夏地来，也很少有隔阂，更没有受歧视的现象。夏王朝建立以后，成为夏官的，不少就是夷人。这可以说是夏礼宽松的一个明证。在考古发掘中，南方的吴越文化，西部的川蜀文化，与中原的二里头夏文化十分相似，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这样的礼仪之邦里，没有宽松的礼文化，不同地域之间的交往是不可能如此之好的。

夏人在对夏礼解释和应用时，往往力求圆通，并不死扣条文。众所周知，“三年之丧”是夏丧礼的主干部分之一。按照这一礼仪规范，父母亡故了，做子女的要为父母守丧三年，就是当官的，也要回到家中为父母守丧，不然就是“不肖子孙”。可是，如果遇到特殊的情况，也可以松动，也可以灵活变通。此说有文献依据。一个国家的公职人员，三年居丧期间，如果恰逢国有大事，那么，“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礼记·曾子问》）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办完逝去父母的出殡（即所谓“既殡”），当子女的就可以为国“致事”了。还有一种情况，刚巧“家丧”与“国丧”（丧父母与丧国君）碰在一起了，那“三年之丧”怎么体现呢？夏代在这方面又作了变通：平时，三年间你得守在家中为父母尽孝，可是，国君出殡的那几天你一定得去。这样一来，家与国两头也都顾及了。

夏礼的圆通表现了礼的高度生活化，以及礼的高度人文化。

其四，夏礼的“尽善”和“尽美”。

礼以乐成。在夏代，礼的进行过程中，往往有乐的陪伴。礼和乐是同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在孔子看来，韶乐是既尽善又尽美的。韶乐一般指的是舜乐，是虞舜时代的音乐。但是，因为舜代与禹代是交错和连接着的，因此韶乐又往往是与禹的政治生命连接在一起的，舜决定禅让帝位给禹时开了一次“四岳大会”，大会上奏的就是韶乐，而最后审定和指挥韶乐演奏的正是禹。夏王朝建立后，在众多礼仪场合奏的也是韶乐。夏代具有朴、俭、圆通特质的礼仪，再配上“尽美矣，又尽善也”的韶乐，使夏代的礼仪大为增色。同时，夏人结合夏的特点，在韶乐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为所谓的“禹乐”或“夏乐”，被夏人和后代人普遍接受，这样，在文化领域“韶夏”就成了优雅古乐的代名词，夏礼也更趋完美了。

夏礼在践行过程中，往往以歌舞助兴，用来渲染气氛，激荡情绪，引导程序，张大仪式。夏代的礼、乐、舞自成特色。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积劳成疾，“手不抓，胫不毛，生偏枯之疾，步不相过，人称禹步”（《尸子·君治》）。后来，不少巫师、道士将“禹步”神圣化、程式化为“三步式”的巫术禹步，再后来有不少民众又让巫术禹步回归世俗，形成“巫俗多效禹步”的局面，这样，禹步成为了夏代世俗社会的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人们在举办婚礼、成年礼、祭祀礼时，一面是夏礼格局，“韶乐”和“夏乐”交替伴奏，一面是人们情不自禁地翩翩起舞，跳起“禹步舞”来。此情此景，我们完全可以像孔子般地赞上一句：“尽美矣，又尽善也。”

行文至此，可以作如是之归结：夏礼不仅为商、周二代的礼乐文化奠基，实际上也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礼仪文化奠基。这种礼仪文化是原始公社制社会向私有制社会转化那个大时代的产物，它既留存了原始公社制社会的若干精彩内涵，又追加了新进社会特有的某些要素，因此它的生命力是强盛的。而具有原始社会最后一人和私有制社会第一人的特殊身份的大禹，成为人们心目中永不殒落的偶像，给予我们这个民族无穷的精神力量。